思想形成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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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学术界对思想形成问题争论的实质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看法不一。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思想形成问题的研究。本文阐述了判断思想的四个标准，并强调应综合考察这四个标准，不能只强调其中的某一个标准而忽视其他。
思想究竟形成于何时，思想形成的标准是什么，这些问题在思想发展史的研究中历来是有争议的。这些问题争论的实质，从某种程度上讲是对思想形成的标准所持看法不同。首先搞清楚判断思想形成的标准将有助于对以上这些有争议问题的研究。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标准判断思想是否形成。
一、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部分内容或基本内容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
在这一判断标准中，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认识有所不同，又有几个不同的意见。有的以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思想的提出为标准，有的以有关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理论的提出和初步阐述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为标准，有的以中国革命道路理论的形成和政策策略问题的解决为标准。尽管以上各种意见由于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发展程度的具体认识不同而使得对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具体标准产生了分歧，但在这些分歧之中却有它们共同的因素，那就是这些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标准都充分考虑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这一点是合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思想得以萌芽、形成、成熟和继续发展的实践基础，思想正是在这个实践基础上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反过来又指导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伟大的实践，使这个斗争实践一步一步地走向胜利。因此，判断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理所当然离不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这一实践标准。
二、以思想相对完整内容的形成为标准
思想是一种理论体系。思想发展史就是思想的内容由不完整到相对完整，由相对完整到愈来愈丰富的发展历史。思想的形成就应该是指这一理论体系具有了相对完整的内容，并构筑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形成不同于萌芽，也不同于成熟。思想在萌芽阶段时，内容尚不完备，还只是这一理论体系基本框架的一个部件。当思想成熟时，内容就非常丰富了，它不仅构筑起了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而且充实了这一框架。既然思想形成时只是具有相对完整的内容，那么形成时期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包含它进一步发展之后所具有的全部内容。比如，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民主革命阶段就无法提出来。但是，与民主革命实践直接关联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关于革命军队的建设和军事战略，关于党的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根据这一判断标准，都应该在思想形成时具有初步的内容。这是判断思想是否形成的第二个标准，即看思想是否具备了相对完整的内容来判断思想形成与否。
三、以思想的初步理论形态的形成为标准
所谓理论形态，主要有两个含义。一是，形成时的思想是对中国革命经验的总结，是对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概括，而不是具体经验和具体政策。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党中央和党的一些领导人积累了经验教训，并根据实际提出一些正确的具体政策，如果不抽象成关于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的认识，那么还不能成为理论。有的同志将党的一些领导人在土地革命、根据地政权、经济建设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具体政策，作为思想形成的标志之一。其实，这些具体政策尽管与中国革命特点和规律有联系，但并不直接是关于这些规律和特点的认识。它们为这些认识的产生提供了基础，却不能代替这些认识。二是，形成时的思想应该有其比较坚实的哲学基础。任何一种理论体系，缺乏哲学体系就难以建立起来。思想也是如此。但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与发展。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思想的哲学基础。没有这个基础，思想的理论体系也不可能形成和发展起来。
因此，判断思想的形成，还要考虑到思想活的灵魂的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的基本思想的发展程度。1930年，写了反对《本本主义》一文，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和“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命题，并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这实际上提出了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同我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思想活的灵魂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和发展。
四、以思想是否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为标准
稳定不是说一成不变，而是指思想在形成后，其基本结论不发生摇摆。一种科学理论体系里所包含的最基本的结论，是经过多次认识才得出来的，因而在其形成之后不应当再发生大的反复，后来的认识只是对它们的补充、丰富和发展，而不是对它们的否定。反之，如果基本结论提出来之后，又为以后的认识所改变，那就表明它们还有摇摆性，因而一种理论体系也就不能说已经形成。
比如，敌强我弱是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特点之一，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是中国革命理论的基本内容之一。30年代初，认为中国革命的主观力量虽然弱，但“反动统治阶级的一切组织(政权、武装、党派等)也是弱的”；他比较西欧各国和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认为前者的革命力量虽比中国强些，但前者的敌人比中国“更要强大许多倍”。六年之后，的结论却大不一样。他指出，中国革命面临“强大的敌人”，这个敌人“夺取了政权而且相对稳定了他的政权”，“它控制了全中国的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的枢纽或命脉”，“他得到了全世界主要反革命国家的援助”，它的军队“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常备军”。显然，后一结论是符合中国革命实际状况的，以后一直坚持并不断阐发了这一结论。可见，30年代初，有关中国革命基本特点的认识还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以上四条标准是一个有机整体。离开党对新民主主义革命基本理论的认识程度，对思想形成与否的判断就会失去它的实践基础。不对中国革命的经验和具体政策作理论上的升华和哲学上的总结，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的规律和特点就不会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就会发生理论上的摇摆。没有相对完整的内容，人们就难以对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的中国革命规律和特点进行宏观认识，理论的抽象和哲学的总结就会受到很大的局限。缺乏理论上的稳定性，在认识上总是发生摇摆，思想各个方面的内容就难以形成一个整体。因此，在研究思想形成问题时，应当从四个方面进行综合考察，不能只注意一个方面而忽视或者偏废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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