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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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欧洲各社会党、社会和工党(以下统称社会党)的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是欧洲地区最具影响力的一股政治思潮。长期以来，它作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以及东欧“现实社会主义”的对立物而存在，对战后欧洲政治产生过重大影响。

不过，苏东剧变以及“现实社会主义”在苏东地区消亡后，自视为正宗社会主义的欧洲各国社会党并没有因此而赢得预想的胜利，相反，在苏东剧变的冲击下，它们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异口同声地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包括民主社会主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随着欧洲政治和舆论天平的普遍右倾，欧洲各国社会党处境艰难，在选举中屡遭失败。随着1993年法国社会党的选举失败，英、法、德、意四大国均没有社会党在台上执政。这种状况是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极为罕见的。这是为什么？

欧洲各国社会党开始对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进行广泛的讨论，尤其是对长期以来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在不同意义上共同使用的“社会主义”、“国有化”、“公有制”等概念和信条进行理论反思，努力从自己的理论信条中剔除已被苏东“现实社会主义”的瓦解所证明为不合时宜的东西。在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各党采取现实主义的态度，积极进行政党理论的改进和创新，以适应全球化形势下国内外条件的变化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它们主要进行了三方面的变革：

(1)改进党的传统的基本价值与核心概念，赋予其与时代特征相一致的涵义；(2)重新审视传统的生产关系观念，注重发展生产力，制订鼓励竞争的经济政策；(3)强调党的开放性，力争使党成为跨阶级的政党，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论”

苏东剧变不仅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重大挫折，也对欧洲社会党奉行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和信念造成了严重冲击。这种冲击首先来自保守党人，他们有意把“民主社会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混为一谈，说二者中间存在着同一性，因而宣称一切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与模式都已失败。社会党阵营中一部分知识分子和理论家也持这种观点，认为，鉴于苏东社会主义模式的历史性破产已使社会主义概念的信誉遭到严重损害，社民党应该放弃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而改用“社会民主主义”，以示与苏东模式的区别。

与此相反，欧洲社会党另一派主张继续坚持使用“民主社会主义”这一概念。这一问题所引起的辩论长达两年之久，激烈程度前所未有，在德国社民党中尤其如此，党的领导层则对此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折中态度，认为概念可以改换，但无须在理论上进行说明和讨论。在近几年的实践中，社会党人实际上已经淡化甚至放弃了这一概念。1992年9月，社会党国际第19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文件也把用了40多年的“民主社会主义”改回到“社会民主主义”。

英国工党也对党的一系列传统价值进行了刷新。在布莱尔之前，工党主张的社会主义主要强调工人阶级的物质利益，也就是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一种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而布莱尔则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布莱尔经常反复强调的核心价值是社区、机会和责任。他已很少使用社会主义这个概念。1997年工党宣言中甚至没有出现“社会主义”一词。即使当布莱尔使用社会主义一词时，他用的是“社会—主义”(Social-ism)。他所说的“社会—主义”“不是阶级、工会或资本主义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而是一种人们为了把事情办好而工作在一起的理论”。他认为，整个社会应当为每个人的成功而携手共进，建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以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利益；社会主义不只是对人类本性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探索，它还是对一种能促使每个人充分发挥能力的社会结构的探索。

布莱尔对工党党章第4条的修改

欧洲社会党人理论反思的第二个突出表现，是根据新的情况重新审视以往长期坚持的两大原则：政府干预和大企业实行国有化。其结果是各党普遍放弃了国有化口号，进而强调发挥私有制的积极性，强调发展混合经济模式；重视市场机制对制定经济政策的作用；转变过去那种重分配、轻生产，重社会公正、轻经济效益的传统模式，强调两者兼顾，力求平衡，协调发展。在社会福利方面，不再强调社会福利的保障措施，也不再强调充分就业，而是改为减少失业，主张增加培训，提高工人素质。

在这方面，英国工党的步子迈得最大。1994年7月，工党领袖托尼·布莱尔上台后打出了“新工党，新英国”的口号。他要求党内抛弃关于公有和私有、国家与市场的争论，认为理想的经济模式应是“充满活力的私有经济，而辅之以高质量的公有服务业”，市场作用奏效的领域靠市场，市场作用失效的领域靠政府。在他对工党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项改革就是修改党章第4条。工党的章程产生于1917年，并在1918年的代表大会上获得通过。其中第4条集中体现了工党的宗旨，即以实现公有制社会为奋斗目标。由于这一条明确要求实现公有制，所以长期以来被视为党的社会主义象征，同时它也是工党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基础。

二战结束后不久，工党曾根据党章第4条大张旗鼓地推行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取得了显著成绩。然而，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工党连续几次在大选中失利，是否取消第4条问题逐渐成为党内斗争的焦点。布莱尔一上台便强调党必须适应英国新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现实，从根本上扭转工党游离于英国主流社会的态势。修改党章第4条，使工党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从一个目标比较狭窄的政党转变为能够有效地管理一个发达社会、促进自由市场经济制度的政党。1995年4月29日在工党代表大会上，布莱尔终于挫败了左翼的抵制，以压倒多数通过新党章。新党章取消公有制条款，提出要建立一个“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充满生机的经济体”，要建立一个“正义的”、“开放的民主的社会”。

法国社会党曾是民主社会主义政党中推行国有化最积极的政党。密特朗正是靠着建设“法国式社会主义”而赢得1981年大选的胜利，其经济纲领的核心是在保留私有制的同时，扩大国有化和计划化。然而，就在密特朗第2个任期中，法国社会党却逐渐放弃了国有化。他为此自我辩解说：“我并不把‘法国式的社会主义’奉为圣经。”密特朗的继任者在对待国有化的态度上更为消极。若斯潘在1995年的竞选演说中，把经济政策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就业、社会保险、工资和住房等问题上，国有化和计划经济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担任总理后，若斯潘一方面强调限制资本主义的消极因素，另一方面则悄悄地推行私有化政策。

意大利是西欧国家国有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1996年以普罗迪为首的中左联盟成立后，公开地挑战左派的“大政府”观念，缩小公共部门的作用，对价值750亿美元的国有工业实现私有化，大胆地推行财政紧缩政策，削减了长年的财政赤字，降低了居高不下的通货膨胀，使意大利顺利地成为欧元区的第一批成员国。意大利左民党总理达莱马也说，左派“对国有化或者国家干预经济不感兴趣。在一个全球化世界里，欧洲需要一个开放的、有活力的、有竞争力的经济。这是维持一个团结互助社会的前提。假如社会因过于花钱而阻碍经济的竞争和活力，那么它就会自行灭亡”。

德国社民党主席施罗德则把他的竞选纲领描述为“新中间纲领”，强调要通过改革和技术来振兴萧条的经济，纠正对经济增长重“质”(有益于生态环境和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不重“量”的方针，主张在保持“质”的前提下，尽可能促进“量”的增长；修正以需求调节和结构调节为基础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方法，既重视国际性协调对本国经济的调控作用，又重视供给学派旨在给企业发展提供更多活动余地的调控主张。针对一些批评家的指责，施罗德自我辩护说，他采用纯粹的实用主义政治，不管标榜什么，什么政策能产生最佳效果，就采用什么政策。

与此相适应，在实际政策中，各国社会党针对西欧经济普遍不景气的客观现实不得不自行削减或支持政府削减自己一贯维护的社会福利政策，提出“工作性福利”，强调对人员的培训，以增强个人在全球化竞争中的能力。

实现党的“现代化”，扩大党的群众基础

欧洲各国社会党曾经衰落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自身建设、阶级基础以及政治联盟等诸方面不适应形势发展的需求。随着欧洲经济和社会阶级结构的巨大变化，社会利益越来越多元化，各种力量相继出现，进而威胁着社会党的阶级基础、依靠力量和联盟对象。

随着各种“新社会运动”的出现，一些新政党随之出现，进而分散了左派的力量。这些新政党提出了许多选民关注的社会问题，吸引了相当部分选民。反观社会党，领导班子成员老化严重，思想僵化，缺乏生机和活力。再加上一些执政时间较长的领导人因腐败丑闻曝光而遭司法起诉，严重地影响了党的形象。在这种情况下，致力于改革图强的新一代领导人脱颖而出。他们大都思维敏捷，勇于创新，没有历史包袱，在各自党内展开了大刀阔斧的理论创新和政策调整。这些新人大都强调党的开放性，力争使党成为跨阶级的政党，进一步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同时，他们还注意改革领导体制，促使党的领导层年轻化，保持生机和活力。

英国工党从20世纪80年代末就开始着手探索走出困境、重新崛起的道路。1987年大选后，党的领袖尼尔·金诺克发起“政策反思运动”，对工党的传统政策进行反思，准备按照“新模式”重建工党。1992年，约翰·史密斯继任领袖后对党内的选举制度进行改革，在领袖选举上取消了工会在选举中的集体投票制，实现“一人一票制”。这些改革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使工党恢复活力，但毕竟有限，不可能使工党得到彻底的改造。1994年，新领袖布莱尔在建设“新工党”的旗号下，对党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造，使工党从理论到实践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是党章“第4条”的取消，使工党从一个重视意识形态的政党转变为以争取上台执政为奋斗目标的纯议会党，从一个自称为工人阶级的政党转变为所谓的“超越于左右”之间的中间阶层政党，成为“企业界和商业界的政党”。

法国社会党虽然是以执政党的身份进入90年代的，但由于社会环境的剧烈动荡，它几乎陷于内部分裂之中。1993年3月，法国社会党在议会选举中惨败，其后虽经过几任领导人，但均没有摆脱其日益衰败的局面。1995年2月，新生代领导人若斯潘脱颖而出，成为社会党竞选总统的候选人。选举中若斯潘虽然败北，但他的不俗成绩却给数度遭受重创的社会党带来新的希望。在随后的几年内，若斯潘潜心研究制定社会党的新政策，着重加强党的思想和组织整顿。在思想建设方面，若斯潘提出必须对世界和社会党自身进行新的思考，把欧洲问题、国有部门和社会民主等问题作为党纲的重点。在组织建设方面，若斯潘建议党的各级领导人今后不再由任命而由选举产生，让党员，特别是年轻党员更多地参与党的决策，增加妇女党员的比例，减少党费，放宽入党条件等。鉴于社会党执政时丑闻不断，他特别要求增加党内的财务管理透明度，以加强监督。

意大利左翼的前身是意大利共产党(简称意共)，它一度是西欧最大的共产党，但由于冷战的环境及其政党性质，它虽是意大利国内第二大党却始终被排斥在政府之外。东欧剧变后，党的领导人阿吉利·奥凯托建议解散意共，成立新党。奥凯托的建议在党内引起了长达14个月的激烈争论，最终近70%的代表同意将党改造为左翼。实际上，早在1989年之前，意共已经在组织和思想上演变成了一个具有社会党性质的政党。1989年3月，意共召开第18次代表大会，党的总书记奥凯托强调指出，形势已经变化，党应当“代表全体意大利的公民”。大会最终决定取消民主集中制。1991年，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决定将党改造为左翼，意共不复存在。从新党的名称来看，它已没有任何意识形态的迹象，它既看不出社会的传统又看不出社会党的传统，只采用了“民主”和“左翼”两词。新党强调自己是纲领性政党，以吸收独立左派人士入党；新党彻底改造了旧的组织结构，用职能性的松散组织代替过去的按地方和行业划分的党支部；新党强调克服性别差别(党的全国委员会女性比例规定在40%左右)，使党成为真正男女平等的党。

这些党内改革在现实中被证明是比较成功的。左民党成立后，力求创建一个广泛的政治联盟，促使多极化的政党格局向中左和中右两大阵营靠拢。经过4年的努力，左民党克服了重重困难和曲折，终于在1995年建立了名为“橄榄树联盟”的中左联盟。在1996年的大选中，“橄榄树联盟”获胜，成功地组成了以前天主教人普罗迪为总理的新政府。两年后，左民党书记达莱马接替普罗迪组阁，意大利历史上出现了冷战以来第一个由前共产党人担任总理的政府。

与此同时，欧洲其它社会党在党的建设和政治联盟方面都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需要。例如，德国社会党针对绿党在国内政坛上的异军突起，为扩大自己的政治联盟，主动与绿党联合，建立红绿联盟，以防止右派的崛起。荷兰、丹麦、芬兰等国社会党在各国大选后均与中派政党组成联合政府，以致在90年代末期的欧洲政坛出现了所谓的“粉红色”的局面，欧盟15国一度在13个国家内出现了中左或左派政府。

这种局面的出现固然有欧洲战后“政治钟摆”的惯性作用，但更主要的是这些国家社会党理论创新、政策调整的结果。这种调整后来被布莱尔等人冠之以“第三条道路”。正如笔者在《南风窗》2002年第1期《欧洲政党的与时俱进》中所提到的，“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欧洲社会党人在全球化的严峻挑战下对传统的思想方法和政策的反思。它表明，针对全球化的强大冲击，传统的思想和方法已经失效，任何政党和组织要求生存，求发展，就必须更新观念，勇于创新，探索出符合本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的路线。一个政党能否拥有执政的合法性，不主要是看它说了什么，它的“基本教义”是什么，而更主要的是看它能否勇于变革，顺应潮流，为民众提供有效、优质的服务。正如布莱尔所言：“不进行变革的政党必将死亡，工党应当是一个生机勃勃的运动而非一座历史纪念碑。”

需要指出的是，西欧各国社会党的调整和改革是各自国家内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发生巨大变化的现实使然，是各党根据本国国情探索的结果。其经验也许只适宜于当今的发达国家，且其许多理论和做法也存在种种漏洞，但它们勇于探索，变革图强的精神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