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法和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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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抽象思维方法能否准确运用，是判定理论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准；由于事物的复杂性，单一的抽象思维方法已不能满足人们认识客观世界的需要；政治经济学有必要借鉴自然科学的非线性思维方法。
我始终认为，论文论著在方法论方面经不起推敲，所谓的看法、观点等甚至都不能称为理论。的确，重大理论的突破在很多情况下往往是方法论方面的突破，如辩证法、相对论、非线性科学等。本文着重谈三个问题：一是我们通常惯用的抽象思维方法有一个准确性的问题；二是抽象思维方法也只是我们认识客观世界的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方法，我们要探索多变量共变的方法；三是政治经济学作为社科领域内典型的抽象思维的结晶，有没有在方法论上有所突破的可能？需求交替理论是一种尝试。
一，抽象思维方法
面对混混沌沌、变幻莫测的现实世界，人类最早自发产生的是一种完全具象的思维方式。它没有把事物——思维考察的对象——如同我们现在习惯的那样按一定标准分解成若干具有独立特征和人脑较易把握的部分，而是直接对事物的整体运用某种略具神密色彩的不完全归纳或某种粗略的整体比较方法，试图对事物的变化做出描述和预测。这就是占卜、历史、文学产生较早的主要原因。一般来说，使用象形文字的民族，其思维发展的一定时期这种完全具象的思维方式的成分要多一些。
另一种思维方法就是只在近代才取得突飞猛进发展的抽象思维方法。一般来讲，使用拼音文字的民族较早地尝试这种思维方法。现实事物的变化总是千万个因素共同作用的过程和结果，其复杂的程度似乎已远远超出人脑所能认知的范围。这时人类发明了一种取巧的思维方法，先舍掉众多因素不考虑，最终一次只考虑两个变量的因果关系，如果留下的这两个变量刚好是主要因素，人们就粗略地认为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本质”了。这就产生了至今仍是法宝的抽象思维方法。很明显，这种思维的过程肯定不是事物本身的发展变化过程，如果这种方法运用得好的话，其发现的所谓规律，也顶多只是在近似的意义上接近现实事物的发展变化，很多细微之处都被人们有意地忽略了。所以说抽象思维方法只是人们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但是，它还是标志着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有了重大突破，有了这种方法，面对混沌的世界我们就不会完全手足无措，毕竟可以开始撩开事物的神秘面纱，探究其原来只属于上帝的内在规律了。
完整的抽象思维包含两个过程。第一个过程称为舍象的过程。现实中，事物的因果联系总是千头万绪，混乱不堪。我们通常可以假定许多因素暂时不存在或不起作用，也就是把许多作用因素舍象掉，直到最终只剩下两个因素或两个变量。显然，这个舍象过程有两层含义：
一是凡被我们判断为非本质的或无关紧要的因素，都被我们假定为不起作用或其作用可以被忽略，这使我们研究的问题得到初步简化。需引起警觉的是，有些被假定为不起作用的因素不是因为其缺乏现实的重要性，而是因为它们与其它保留下来的因素之间缺乏某种共性，没有这种共性，它们就无法和保留因素一起在更高的层次上被抽象。舍象的作用就是舍掉不同找出共同，经过多层次这样的反复，直到找到最终的共同根源。
二是对保留下的这些本质要素，我们再进一步假定一次只有两个要素同时相互发挥作用，其它要素则暂时被想象为不起作用，这使我们研究的问题更加简化，因为两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的情形刚好是人类的悟性较容易把握的。同样需引起警觉的是，这种做法并不是天然的公理，它只是从为人类有局限性的思维提供一种便利性出发的。这种便利性有没有可能导致非科学化，后面将会论及。
舍象进行到只剩两个变量时，这两个变量相互作用的复杂程度还是超出了人类的观察和思维能力。这时我们又假设一个是自变量，另一个是因变量，自变量自主、自发地变动，因变量则只随着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经过一系列地简单化以后，人类终于可以比较从容地观察和思考这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了。我们会较容易看到，一个因素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时，另一个因素也相应地有了一定程度的变化，观察了许多次这种成对的变化情形，我们就可以用不完全归纳的方法总结出这两个因素的变化规律了，并可以用话语将其描述出来。我们依照同样的方法把我们认为必要的其它多种两个因素的变化规律归纳并描述出来。人类就用这种方法总结出了无数个所谓规律，产生了许多门所谓科学。
当辩证法产生以后，人们也粗略地描述因变量对自变量的反作用，但二变量具体的相互作用的情形和变化的轨迹，形而上学也好，辩证法也好，都显得无能为力。
仅仅从这个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的舍象过程我们就不难理解人们在决定舍掉什么和留下什么时是多么容易犯错误。有时甚至在决定将整体分解成哪些因素时就已经走入歧途。
抽象思维到此只走完了一半的路程。我们很清楚在舍象过程中被我们假定为暂时不起作用的因素在现实中并不是不存在或不起作用。舍掉它们只是我们还不够充分发达的大脑的权宜之计。要想让抽象思维得出的“规律”能现实地发挥作用，而不至沦为仅供把玩的精神玩具，我们就必须把先前因便利性而舍掉的因素重新加进来，进行再思维。这就是抽象思维的必不可少的第二个过程，我们称之为具象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就不是完整的抽象思维过程，其理论就没有形成一个科学的体系，也就不成其为理论。在很多情况下，理论没有第二个过程的描述往往是因为其第一个过程——舍象过程——就漏洞百出，经不起推敲。
的确，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学说史，特别是社会科学学说史，很多抽象思维在舍象过程完成后就干脆放弃或回避一般规律意义上的具象思维，只在每个个案中凭经验具体处理和描述，不再试图总结通例，不再试图构建具象过程的体系。这主要是因为抽象思维的难度在这里突然加大了！我们以前最讨厌的多个因素多个变量同时交织在一起的情况又出现了！
到目前为止，尤其是社会科学还是在一个较低的水平和较笼统的意义上来处理这个难题。我们假定以前经舍象总结出来的多个二因素变化规律都是可迭加的，用数学术语讲都是同比例的线性关系，用直觉知识理解就是：多因素同时作用时的某两个因素的关系完全等同于假设所有其它因素不起作用时的这两个因素的关系。有了这个假定，我们就可以简单化地来处理众多变量或因素的相互关系了，我们就可以把这些变量或因素归为两类，一类是起正方向作用的，另一类是起相反方向作用的。而不再顾及这些因素或变量的作用方向有可能是四面八方的。联想一下社会科学的许多成对的用语，就不难理解我们通常的具象思维都是以这个可迭加或线性的假定作为大前提的：象“进步”和“反动”，“前进”和“倒退”，“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等等，都是把众多因素归结到一条直线的正反两个方向上来进行迭加并找出最后的合力的方向，来描述事物实际的、现实的、最终的发展和变化。
这些变量或因素的作用力方向被归到一条直线上，作用力的大小有的学科可进行较准确的度量和计算，有的学科（象大部分社会科学）对作用力的大小也只能粗略地比较一下强弱，最后再粗略地判断一下合力的大小，据此粗略地判断一下事物发展的速度和方向。
社会科学还有这样两个描述具象过程的语言习惯：一是如果我们在舍象过程中刚好把这些众多二因素变化规律按重要程度做了主次之分，那么在具象时，我们就习惯说主要规律在走向现实时被一些次要规律修正了；二是我们往往把舍象过程的终点做为描述具象过程的起点。
以上就是我们的具象思维过程。它是粗略地假定这种近似地迭加就等同于具象，就使抽象离现实近了一步。不难看出，抽象思维的第二个过程又使抽象思维的难度大大提高了。
就抽象思维而言，如果我们把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时代对形式逻辑的锤炼算做开始打基础，把近代工业文明和科学繁荣算做开花结果，这中间整整经历了几千年的时间。很明显在抽象思维方面，西文社会起步就早于东方。但在工业文明产生之前的几千年里，比起虽然乱无头绪但很具体实在的原始具象思维，抽象思维一点也没有显出优势。
现在我们毫不怀疑，由于抽象思维的复杂性，任何一本企图称为科学理论的论著，如果作者不愿意系统地检讨一下方法论，读者甚至作者本人都有被非理性的思维所迷惑而误入歧途的危险。把进入科学殿堂比做进入地狱之门毫不为过。迄今为止，最讲究抽象思维方法的呕心沥血之作当首推马克思的《资本论》。有些著述从局部看处处呈现光彩，但从方法的系统性和逻辑的严谨性方面则又经不起推敲。就如同精美建材的杂乱堆砌，毫无结构美可言。
即使我们已用较准确的概念和范畴完成了对事物的剖析和分类，从开始进行舍象起，我们就也必须象进入雷区一样小心翼翼，慎而又慎，才不致于真正的抽象思维工作还没开始，就犯下下面的错误：
①舍象不科学、不准确。不该舍象的因素被舍象，不该假定不变的地方做了假定。这往往在不经意间遗漏了本该发生作用的因素，接下来的以偏概全，以点代面，以个别代一般等就不足为奇了。更可怕的是人们犯这种错误时脑子里甚至都没有舍象或假定的概念，就自发地、天然地和不知不觉地在舍象和假定的条件下展开了推理和论证，把只在舍象掉一些因素和假定一些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才成立的东西当做无条件的普遍性规律，也就是在暗舍的假定条件下进行思考和推理。
例如，我们说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资本的利润率呈下降趋势。这里就把剩余价值率的变化这一因素舍象掉了，也就是说这个规律隐含着一个假设条件，即剩余价值率不能持续不断地提高。如果没有了这个暗含的假设，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不会在任何情况下都必然地带来利润率的下降。这可以很明了地从我们推导出的公式P＝S''''（1－q）中看出，其中P为利润率，S''''为剩余价值率，q为资本有机构成。
这个规律还隐含着另一个更大的假设：即资本有机构成会持续不断地提高。但是当C／（C＋V）所表示的是一种价值的而不是实物的比例关系时，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规律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
②该舍象的因素未做舍象，该假定的地方未做假定。这往往造成主次因素不分，推理混乱无序。犯这种错误有两种情况。一是有意识地试图同时说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但是在现有的抽象思维模式和思维条件下，这除了告诉人们起作用的是多种因素外，不会得出任何有意义的更进一步的结论（后面关于科学具象思维的探讨会再次涉及这个问题）。从抽象思维的角度看，最好不要把舍象过程和以后的具象过程混在一起，人们只有把事物剥离得一次只剩两个因素时，思维和描述才显得游刃有余。另一种情况是不知不觉中在暗含的非假定条件下思考。表面上已经舍象，实际上却没有舍象。
③这个错误往往发生在前两个错误之前。我们曾假设进行舍象前对事物的剖析和分类准确无误，实际上这里是犯错误最多的地方。
我们进行舍象的目的就是透过繁杂的表面现象把一些较本质的或最本质的作用因素与非本质的因素分列开来，进而观察和描述这些本质因素之间的作用关系或规律。显然挑出这些“本质”因素，并把它们按照“本质”的程度分层次排列出来，是我们进行抽象思维的第一步。我们是不是剔除了问题的非本质要素？我们是不是保留着问题的本质要素？方法论提出了这个问题，但不幸它不能提供现成的答案，一切判断都要看它有没有照顾到我们所研究的问题，都要看它同经验材料相核对时的偏差程度。
但无论如何，我们随时都要用逻辑树的概念去映照前进的每一步：主干是什么？主干之上的支干有几个？有没有遗漏的支干？有没有多出的支干？每一个支干上有多少枝条？有没有遗漏的枝条？有没有把其它支干上的枝条误算进来？有没有把枝条误算成支干？有没有把支干误算成枝条？我们要了解一个特定的科学家的成就，就必须试着鉴定他的这一过程。
④随着事物的发展，随着条件的变化，决定事物分类和是否舍象的标准也在变化。以前的非本质要素现在可能成了本质要素，以前该舍象的现在可能不该舍象；以前的本质要素现在可能成了非本质要素，以前不该舍象的现在可能应该舍象。
例如前面提过的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当时假定剩余价值率S’不持续提高，在资本主义早期必较合乎经验材料，由于榨取绝对剩余价值是主要手段，由于工时有限，由于工会斗争等，我们看不出绝对剩余价值率的持续提高会是一个稳定的和根本性的趋势。舍象掉这个因素，并且再接着舍象掉资本有机构成下降或不变的情况（资本有机构成在一定值域内，上升是主要趋势），进而推出资本主义利润率下隐趋势的规律无可厚非。
但在现代科技条件下，相对剩余价值率在理论上有不断上升的可能（由此产生的比例和实现问题在理论上也并非毫无出路，我会在随后的论文中，结合对杜冈假说的评判，再次论及这个问题），也有呈上下波动状态的可能（在《资本主义与混合社会》一文中将论及）。就我们所研究的问题而言，将剩余价值率的变化舍象掉，将资本有机构成变化的复杂性舍象掉，固然使问题简化了，但逻辑的漏洞就产生了。有了这个逻辑漏洞，就很容易接着滑进另一个逻辑漏洞：把外在因素的作用所导致的现象，误看成内在要素的必然结果。
即使我们非常小心地避免了上述四种错误，较高水平地完成了舍象过程，比较准确地抓住了深藏在事物内部的“本质”规律，但由于舍象过程已使我们进入了虚拟世界，已使我们远离了现实和真实，要想让我们好不容易抓住的本质规律在具体的、活生生的现实世界中较准确和科学地发挥指导作用，就必须让那些被我们假定为暂时不起作用的各要素再一个一个地重新作用起来，就必须认真地继续完成抽象思维方法的第二个过程——具象化过程。这是“现论家们称之为‘连续渐进’的方法，这个方法的含义是，由比较抽象的东西，一步步地推向比较具体的东西，即在研究的连续阶段上，逐步舍弃简单化的假定，从而使理论有可能对越来越大的现实领域加以考虑和作出解释”［1］。抽象思维的具象化过程同样有几个人们常犯的错误：
①刚作完舍象过程，总结出一些要素的内在作用规律，就象懦夫一样半途而废，根本就不愿向具象的现实世界再迈进一步，而是自我陶醉在虑拟的抽象世界里。更糟的是有人忘记了自己的“规律”是在一个高度的抽象水平上推导出来的，它决不能成为对未来的具体预测，他们的抽象的“成果”一旦涉及现实的指导意义，就必须考虑到现实的更多方面。它的现实正确性不但同它是在什么抽象水平上被推导出来的有关，而且同分析进行到更具体水平时所必须经受的一系列修正程度有关。在社会科学领域和社会实践中，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它们给人类社会带来了数不清的灾难，以致产生了另一种极端的哀叹：理论无用！
②具象不是再一次把每一个二因素的作用关系或因果联系分别罗列出来，这是舍象过程应完成的工作。具象应该描述这些同一层次的因素共同发生作用时的情形。在社会科学领域，面对这项工作的难度，只有极少的理论家知难而进，多数都止于再一次把每一个二因素的作用关系或因果联系分别罗列出来。前面已提到，受人类思维水平所限，我们把所有的二因素因果关系都近似地假设为可迭加的或线性的，即两两之间都按同一个比例成正比变化，接下来要做的是判断出每个因素的作用方向，要么是正方向，要么刚好是反方向；再接下来就是判断比较每个因素的作用强度，社会科学一般不能很精确，但强弱的比较还是必须的。最后根据合力的方向和强弱粗略地判断事物的发展方向和速度。
③应从逻辑树的主干出发，分层次地进行具象。在每一个具象层次，既不要遣漏每一个相关支干因素或枝条因素，也不能随意加进不相关因素或其它层次的因素。如此高的逻辑要求对社会科学是一个考验，但这的确是衡量理论水平高低的重要因素之一。
二，多变量共变的思维方法——非线性思维
人类沿用了几千年并且至今仍是主要工具的抽象思维方法，必须在可迭加或线性的假设条件下才有实际意义，这时部分之和等于整体，各个方程的不同解加起来仍然是解。但线性只是现实世界普遍存在的非线性状况的偶然和近似，就大部分情况而言，变量与变量之间并非按成比例的关系变化，更不是按某种统一的比例变化。部分之和通常并不等于整体，无论在自然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从精确的意义上迭加原理并不有效，各种因素错综复杂的非线性关系是现实世界的本来面目。特别是社会科学，由于其研究客体具有能动性，多因素同时作用时的某两个因素的关系与假设所有其它因素不起作用时的这两个因素的关系有很大差别，社会现实非线性的程度比自然界更高。另外，变量之间的区别和异质性越大，它们的关系的非线性程度就越高。变量关系的非线性程度越高，抽象思维方法的有效性就越差。然而对于非线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往往束手无策，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无统一方法可循。
由于无法迭加，我们能否不再将这些要素割裂开来，而是直接地观察和描述多个变量同时产生作用（这更接近现实的状况）的情形，找出具有共性的规律？如果这个目的能达到，那么总结出的规律就是事物的实际的运动规律，而不再需要经过抽象思维方法的那种具象过程来加以修正。这将是人类思维方法的最大的一次革命，人们就可以直接从事物总体联系的角度去探索和把握世界的复杂运动形式。
自然科学在这方面率先迈出了一步。20世纪60年代以来，“几乎同时从非线性系统的两个极端方向取得了突破。一方面从可积系统的一端，即研究无穷多自由度的非线性偏微分方程的一端，在浅水波方程中发现了孤子，并发展起一套系统的数学方法，对一些类型的非线性方程给出了解法；另一方面，从不可积系统的极端，在天文学、气象学、生态学等领域对一些看起来相对简单的不可积系统的研究中，都发现了确定性系统中存在着对初值极为敏感的复杂运动形式——混沌运动。促成这种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计算机的广泛应用和由计算机的应用而诞生的计算物理和实验数学这两个新研究领域的出现。
计算机作为科学工作者的研究手段，使得他们可以进攻以往用解析手段不可能处理的问题，从中得出规律性的认识［2］。目前，这种直接从多变量共变角度出发揭示非线性系统运动共性的方法是将抽象解析、大规模计算和实验三种手段并用。我们还不能设想完全抛弃抽象思维的解决办法。但是随着计算规模和速度的不断提高，描述非线性系统对高度抽象思维的依赖性在逐渐减弱。并且抽象解析的努力方向也会逐步转向如何与大规模计算接轨。非线性科学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和正在取得重大进展。其实它更大的贡献在于史无前例地扩大了人类在方法论方面的视野。过去面对无时没有无处不在的各种动动和变化，包括细微的运动和变化，我们往往是（也只能是）忽略其中的一些运动和变化，用诸如“主要”和“次要”等等一些分类标准来抹杀表面看来不那么重要的运动、变化、发展以及它们的作用。从而抽象解析出“主要的”、“内在的”所谓规律。而现在则有可能把任何变化、运动，那怕是微小的变化和运动，不分主次，有多大作用就计入多大作用，有多大变化就算多大变化，全部纳入对事物整体变化的影响和作用中去。这是一种显然不同于抽象解析的、全新的思想方法，大规模计算使这种方法有了现实可能性。
这种思维方法和辩证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辩证法的核心是变化地和发展地看待事物。马克思“认为重要的，不仅是在各种现象具有一个完成形态，并保持一种可以在一定期间看到的联系的限度内支配着这各种现象的法则。对于他更重要的，是现象之变化的法则，由一形态到他一形态，由一种联系的次序，到另一种联系的次序的推移的法则”。［3］
由于更关注事物的变化，辩证法所考察的各要素的关系是复杂的、较贴近现实的、运动中的关系，更远离了线性的和可直接迭加的关系；舍象以后的具象过程就更失去了迭加的具象方法的基础。所以抽象思维方法实际上已不太适合描述辩证的思想。而非线性思维方法直接观察和描述选定的多个变量在复杂的相互影响中同时发生的变化（当然，观察的细微程度和这种方法的进化有关），它不用先假定其它因素不变而先观察两个变量的变化规律，它也不用笼统地用“主要”和“次要”来描述这两个因素的相互影响的程度，而是细致地考察所有变量实际的变化程度。
我们可以肯定：抽象思维模式下的辩证法比抽象思维模式下的形而上学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非线性思维方法又比抽象思维模式下的辩证法更接近事物的本来面目。非线性思维方法更具辩证性，这一方面体现在以前被忽略的细小变化也被考虑了，另一方面体现在多个变量都被同时考察，并且哪些变量将被考察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
社会科学由于主客体的特殊关系，由于个人心理和集体心理因素把握的困难，由于度量的困难等等，非线性思维的应用似乎还遥不可及，但实际上（尽管还没有从方法论上意识到），一些抽象层次较浅，应用性较强的社会学科也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尝试，如可计算一般均衡经济学（ComputableGeneralEquilibrium，简称CGE）、搏弈行为研究等。
三，治经济学的方法
人们通常从思维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客体的可度量性、实验的便利性、数学解析方法的可应用程度等标准出发，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但是一些学科的交叉性又往往模糊了这种划分。在这里，我们做一些跳跃，不试图先做归类描述，而是真接探讨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思维的一些特征性的东西，以及这门学科在思想方法上有没有突破的可能性。
①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
研究对象是老话题，这里再次提及是为了把我对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关系的看法明确表述出来。
我倾向于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在一个较高的抽象水平上研究人类社会整体运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它需要至少对经济系统、政治系统、文化系统做进一步的抽象，描述经济、政治、文化的相互作用所决定的社会整体运动的轨迹，它是一门时空跨度较大、比较不精确的社会科学，它提供人类社会发展的多种可能的理论模型。它的发展经历了重商主义、古典自由主义、空想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唯物辩证法使政治经济学有了重大突破，在这以后除了局部的修正，政治经济学几乎处于停滞状态，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的界限又再度模糊起来。
与政治经济学相比，经济学是在一个较低的抽象水平上从宏观或微观两种角度研究人类经济行为和经济系统的运动规律的社会科学。它直接指导人类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决策。它与政治经济学是研究范围和抽象层次的区别，它可以是政治经济学的某种可能的理论模型的具体的规范或实证研究。它的发展经历了古典主义、边际主义、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等。
②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思维方法
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是社会领域高度运用抽角思维方法的典范，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这种思维方法的经典之著。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是和以前的李嘉图古典学派及以后的各学派极为相似，都是抽象演绎法的有力拥护者。如他在《资本论》序言中所写：“在经济形态的分析上，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4］
按抽象思维方法的要求，象政治经济学这种研究社会整体运动规律的科学，其舍象过程必然是极端复杂的，面对范围广泛和无比丰富的社会现象的经验材料，要想最终找出和现实材料具有基本共性从而有可能线性迭加的并且又能概括如此之多的社会现象材料的二因素变量，研究和舍象过程的多层次和每个层次的庞杂是难以想象的。马克思把这个舍象过程的终点做到了商品和它的二重性上，并从此出发展开了史无前例的、严密的具象过程。迄今为止，政治经济学还没有出现抽象程度比商品概念更高同时又有完整具象体系的理论，就抽象思维方式而言，称《资本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典范毫不为过。“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5］。
但是和一切抽象思维一样，舍象和假设也是《资本论》的必用工具，它的最基本、最大的假设是把人与人之间的具体的、多面的、现实的关系假定为只是“商品关系”，被考察的一切人也只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6］。这个假定就决定了《资本论》不管以后能具象到什么程度，它也只是描述现代社会运动规律的一种抽象理论模型，它不等于实际的、现实的社会运动，它和实际还有距离，因为现实社会的人不仅仅是“经济范畴的人格化”。这个假定（对全面的人的舍象）在某个历史阶段可能还真的比较接近现实的状况，而在另一些历史阶段则可能与现实比起来明显带有舍象的刀斧痕迹；被舍象掉的部分在有些历史阶段可能只处于不重要的萌芽状态，而在另一些历史阶段则可能已发展为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
更重要的是，“经济人”的假设是抽象思维方法的必然途径。被舍掉的部分极有可能很难找到与保留下来的部分的共性，而没有共性就不能进一步做更高层次的抽象，因为这两部分即使在近似的意义上也不能迭加不能具象了。不把没有共性的东西舍掉，抽象思维方法就一步也不能前进。抽象思维方法不能同时描述两棵大树（它只善于描述一个树干和这个树干上的多个支干、多个枝条），但在现实中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其中一棵树砍倒。社会现实是非线性的，我们应该拥有非线性的思维方法。
③政治经济学的非线性方法——科学具象思维方法
由于前面提及的主客体关系、客体的可度量性和可实验性等方面的区别，政治经济学有没有可能借鉴在自然科学领域已取得进展的非线性思维方法？如果可能，是否有一些明显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特征？
如人们所知，社会科学在线性方法上远不如自然科学发达和体系完整。自然科学广泛采用的数学语言的确能避免许多社会科学进行抽象思维所容易犯的错误，精确性也更高。社会科学研究的客体所特有的能动性又使其朝着精确的线性方法的方向的努力难上加难。政治经济学尤其如此。但这决不等于说，社会科学只有在线性方法的准确性和科学性达到自然科学的水准后才有条件进行非线性的理论创新。就政治经济学而言，客体的能动性、研究范围的广泛性等使能达到建模水准的精确度量几乎成为不可能。但自然科学的客体所不具备的那种人类客体独有的内省性和能用话语表达意愿使我们把握客体的运动规律有了自然科学无以伦比的优势，如果我们对社会整体运动的研究是建立在对全部社会个体的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地超越个体，那么全部个体会依照某种科学程序自己告诉我们社会整体价值取向和社会选择的某种排序。序数的可度量性有可能是政治经济学客体度量性的新的方向，尽管它不如基数度量那么精确。从政治经济学的任务看，它不应是为人们指出社会发展的现实的唯一出路，而是为人们提供若干种可能的社会制度结构和发展的理论模型。基数意义上的精确不一定是必须的，客体的（不是理论家个人的）内省和价值判断可以始终在这个任务中发挥序数度量作用。阿罗的不可能定理在加入一定的对无效个人意愿排序的假设后也是可以逾越的。
我们设想，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为人类社会构建制度性规范提供依据的社会科学，其非线性思维方法应是：一定程度的抽象＋价值（伦理）判断＋大规模序数计算＋实验。
抽象是减小计算规模从而使计算成为可能所必须的，随着计算能力的不断增加，抽象程度有可能降低；抽象提供可计算的指标体系，严密的抽象思维提供的指标体系有助于减少矛盾的和无效的个人排序，有了这个指标体系，个人和社会就有了选择排序的对象，小范围社会实验也有了可能；我们不认为现实地存在以效用最大化为基础的个人偏好或社会偏好的完全排序，价值（伦理）判断将在部分排序中起作用。在政治经济学中全部社会个体将第一次以“全面的人”而非“异化的人”和“舍象的人”的身份在社会制度结构的决定中和社会整体运动中发挥作用，决定生产、生活的方式和社会发展的方向、速度。社会意愿不再是完全超越个人意愿的由理论家观察出的铁则，而是直接以个人意愿为基础；社会运动规律的理论不再是理论家内省出来的理论，而是每个社会个体直接共同形成的理论。为了和自然科学相区别，也为了和传统的、原始的具象思维相区别，我把政治经济学的这种非线性思维叫做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显然，不断进行的规模不等的民意测验是政治经济学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生命力所在。
作为理论模型，近现代的政治经济学的抽象思维成就依然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重要基础之一。从抽象的“经济人”演绎推导出的资本主义理论模型描述了人类多方面追求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从抽象的“平等人”演绎推导出的社会主义理论模型描述了人类多方面追求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从抽象的“科技人”演绎推导出的科技主义理论模型描述了人类多方面追求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按照科学具象思维方法，我们不再试图用寻找这些抽象范畴的共性做更高层次抽象的传统方法来研究描述这些范畴的关系，而是认为这些范畴、这些要素在现实社会中互相影响、同时发挥作用，尽管在不同历史阶段这些范畴作用的强弱会明显不同，并且从更长的历史时期来看，起作用的是哪些要素甚至也各不相同。科学具象方法对所有考察范围内的影响因素，不管变化大小都予以考察，它没有了追求重要因素或根源因素的倾向，历史唯物论失去了根基，成了进一步科学思维的桎梏。
从人类基本需求抽象出的需求交替理论是科学具象思维方法下的政治经济学的出发点。
人的基本需求是作为自然人的需求和人作为社会人的需求的统一。人类有五种基本需求：人作为自然人即生物体有器官上对物质的需求（也包括情欲）；人作为自然人有满足好奇心的需求，这种需求的延伸是探索和创新；人作为社会人，作为相互发生关系和联系的群体，有相互依附的需求，表现为对他人依赖和服从的需求以及被他人依赖和服从的需求；人作为社会人有自由的需求，这是和依附需求相反并减弱人与人之间依附关系的需求；人作为社会人有要和他人平等的需求，平等关系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依附关系。自然需求可以概括为物质需要和探索创新两个变量；社会需求可以概括为自由、平等、依附三个变量。
现实的人是自然人和社会人的统一，现实的人同时具有物质、探索创新、依附、自由、平等这五种基本需求。不同的人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不同，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这五种需求的强弱也各不相同。但总体上这五个变量是同时存在和互动的。互动的规律性极其复杂，单纯的抽象思维方法根本无法描述这种复杂的运动规律。对这五个变量的考察包含存量和增量两部分。物质需要的存量是物质财富的积累；自由、平等、依附的存量是三种人类关系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的制度化的程度，包括内在制度（习惯、风俗等）和外在制度（法律等）；探索创新的存量一方面表现为物质财富中的技术含量和水平，另一方面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系统化和人与人之间科技关系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制度化的程度。
这五个变量的不同的存量格局影响着增量的不同增长速度的格局，反之亦然。考察五个变量的互动关系，不能采用传统的先假设三个变量不变再考察剩下的两个变量的互动关系，而要考察五个变量共变时的互动格局。可以初步确定的是，这五个变量的相互的量的关系是有其自身变化规律的客观关系。这五种基本需求中某些需求强于和高出其他需求的情况是交替出现的，某些需求在某一时期高出其他需求实质上是向五种需求的客观均衡关系的归位和调整。不存在某种需求比它种需求高级的结论，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只是在需求交替的频率很慢时对需求变化的片段地、静态地描述。交替和不停地趋向于五种基本需求的某种均衡状态是事物的本来面目。
纯粹的封建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的经济、政治、文化的依附关系，多数人都无缘于自由和平等。
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自由的需求，它把人们的依附关系完全以经济价值形式来表现，除了价值的依附关系以外，人们在其他方面是自由的。
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系统强化了人们对平等的需求，也排斥自由和其他依附关系。
纯粹的科技主义制度系统也尽力使探索和创新向社会领域扩展和制度化，它起着强化探索和创新需求的作用。
纯粹的物质需求贯穿人类社会始终，源于自然人的物质需求只是现实的物质需求的一部分，现实的物质需求的相当一部分实际上是人类其他需求的物化形式或存量。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封建主义等等只是人们抽象思维的一种便利划分和概括，现实中不存在较纯粹的社会形态，经常的状况是一种混合社会形态。现实中的人们的追求或需要也大都是五个变量的不同量的特定组合。当然，在五个变量的互动中，某个变量可能在一定时期呈现出超出其它变量的情形，但这不能抹杀其它变量的存在和作用。
特别在当代中国和西方社会，五种变量混合的社会形态比较明显。五个变量同时作用、互相影响，共同决定了人类社会基本需求的大体格局，从而也决定着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制度的大体状况。一般而言，五个变量不是哪个比哪个高级的关系，每个变量长期高出其它变量后都会出现其它变量的高出，高出是交替出现的。现代条件下交替的频率要大大快于以往。也因为如此，政治经济学要充分发挥其研究客体具有能动性的优势，设计出尽可能完备的话语信息传递系统，顺畅地获得各个时点的单个客体的五种需求的偏好顺序，并且进一步通过引入不同假设获得各社会群体的五种需求的偏好顺序。
以前的理论家、政治家甚至企业家因为概念系统或思维系统的严重不完备，获得各社会群体偏好顺序的努力经常在两个方面受阻：一是没有对人类行为动机做出准确的符合逻辑的抽象，归纳的人类需求概念经常或重叠或交叉或遗漏，形不成完备的概念系统，当然也形不成确定社会群体偏好顺序的信息传递系统；二是严重忽略人类客体不同于自然客体的那种能动性，从而严重忽略人类客体传达信息的话语形式。研究主体（理论家等）完全高高在上，没有通过系统组织客体的话语形式来获得偏好信息，而主要通过观察客体行为这种自然科学的方法来判断社会偏好。由于人类客体因能动性而导致的高度复杂性，这种方法的准确性较差、成本较高，有时甚至是以社会群体几十年的灾难性动荡为代价。直接从民意测验等话语形式得出的个人意愿在社会意愿的形成中的作用要远远优于理论家对社会的观察。
最后需要引起警觉的是，政治经济学科学具象思维方法的一个重要障碍是人们较难把握抽象思维进展到什么程度进一步的思维就必须放弃抽象方法。只要还能找出不同范畴的有意义的共性，抽象思维就一直能进行下去。但当不同范畴的异质性已很大，变量的非线性关系已很明显时，进一步的抽象方法哪怕在粗略的意义上，也会将人们引入歧途。
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对资本主义范畴的较具典范意义的抽象，但列宁的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高级阶段的后续理论发展，就明显是企图对经验材料进一步按抽象方法进行概括的方法论错误。垄断资本主义实际上已是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某种混合，资本主义以外的因素已在发挥作用。这时如果没有非线性的科学具象思维的方法论，理论对现实的偏离就丝毫不足为怪。此外，象改良资本主义理论、霍尔瓦特的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中国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等等，都在试图最终用一个抽象概念来概括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混合的现象。他们的共同手法是将原本有确切意义的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粗鲁地加以改变。
科学具象思维面对现实的复杂性，力图把握的是确定的概念的复杂关系，而不是复杂的不确定的概念的简单关系。
参考文献
（1）保罗·斯威齐:《资本主义发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
（2）马锡冠等：《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3）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马克思《资本论》序言，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5）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版
（6）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序言，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7）马克思《资本论》第二版序，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