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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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现行反腐理论存在偏差，将腐败的根源归结为剥削阶段的影响和残留，不能解释当下党处于鼎盛时期腐败反而滋生蔓延的事实。应当摒弃阶段分析的宣传而追究到基本的人性。笔者以为，以往我们在制度建设中，对人性的预设过高，应当在教育、养廉和防范方面有所分别。

关键词：腐败根源人性预设

同志指出“党风是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如果任凭腐败现象发展下去，党就会走向自我毁灭。”①他在多处讲话中，都表明了中央根治腐败的坚强决心。

要根除腐败，首先必须对腐败的根源有科学的认识。以往我们解释腐败的原因，都归结为两方面，一是剥削阶级的影响，二是制度尚未完善。笔者以为这二者都与我们在理论上的人性预设有关。

一、腐败的根源在人性

关于腐败的根源，笔者以为有必要重新评价现有的理论。

（一）腐败是剥削阶级的专利？

目前，我们是这样表述的：

“所有腐败现象都是剥削阶级思想、观念作用的结果，是剥削阶级价值观的表现，是剥削制度的产物。”②

对执政多年后腐败愈演愈烈的现况，作如下解释：

“一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被消灭了，但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特别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仍然会长期存在。”③

“三是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我们的对外交往面越来越大，在学习和借鉴外国先进管理经验的同时，外国特别是资本主义国家某些腐朽没落的东西也会随之侵入，成为诱发一些人发生腐败行为的客观因素。”④

将罪责推到敌对阶级身上，这种策略在政治上倒是一种省事的法子。然而，不符事实，更于事无补。

首先，这种说法解释不了下列事实：

1、“剥削阶级的意识残留和影响”

——我们已经建国五十余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也有四十多年，剥削阶级的影响没有消灭，反而越来越强，这可能吗？

2、“剥削阶级的影响”

——在建国前，剥削阶级力量强大时，没有对我党产生影响；倒过来，共产党掌握政权，剥削阶级基本被消灭，反而影响了共产党，这说得过去吗？

3、既然剥削阶级有那么坏的影响，这二十多年来，我们天天引进“外资”，使自己面临“生死存亡”的问题，那不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吗？

4、在古今中外各个阶级建立的政权中，都出现过腐败，而且，古今中外各个阶级的政权都曾严厉惩治过腐败。例如明朝，代表中小地主阶级的朱元璋曾经用“剥皮萱草”的残酷刑法惩治贪官，比今天我们反腐的力度还要大得多。

5、我们无法否认“资产阶级主政”的西方发达国家，在遏制腐败方面，比我们当下成功得多。

其次，这种理论，没有真正地抓住腐败的根源，除了文过饰非以外，于遏制腐败丝毫无补，反而有将反腐败引入歧途之嫌。

这种理论假定我们自己是清白的，目前的腐败只是受了别人的影响。照这种逻辑，我们只要清除剥削阶级就可以万事大吉、高枕无忧了，但事实是，我们一度在中国大陆清除了剥削阶级，然而，腐败照样发生并且蓬勃发展。

如果仍然要坚持自己清白，把罪责推给腐蚀我们躯体的异己阶级，那么，我们会受到外来的影响，自己就没有责任吗？石头孵不出小鸡！最后的变化仍然是内因决定的，这是辩证唯物主义最重要的原理之一。

如果我们真要将腐败归为某一阶级的专利的话，那么只能有一种结论：腐败与阶级无关，而与阶层有关，它专属于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精英——用通俗的话来说，它专属于当官阶层，特别是大官。

（二）回到人性论

腐败是这样一种现象：掌握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官员滥用权力谋取私利，将公共资源据为己有或肆意挥霍！这种行为直接伤害了社会公平和正义，使精英所在的集团慢慢地失去民众的支持并有可能走向对立面，最后导致政权灭亡。腐败产生的条件有二：一是掌握公共权力；二是权力失去制约。

诚然，中国共产党曾经以廉洁的形象得到了人民的拥护，最后夺取了政权，赢得全国的胜利，但这一点丝毫不能作为共产党自身不滋生腐败的例证。事实真相是：当时国民党有腐败的条件，而在野的共产党正处于缺衣少食的困难境地，还没有条件腐败。今天一旦有条件，一些人即腐败如斯。

从集团来说如此，从个人来说更如此。腐败作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最终都是由一个个人的具体行为来表现的。当今世界握有公共权力和公共资源的精英群体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其成员也经常性地更替，因而，还原到个人的行为来进行分析，更为合理。

笔者认为：应当将反腐从政治领域转移到司法领域，反腐败的理论基础应当摒弃阶级分析的政治宣传，而代之以科学的理性分析，将腐败看作一种普遍存在的恶行，回到基本的人性理论，回到犯罪学，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社会人类学的人性理论要点如下：人有动物性，也有社会性，二者相辅相成。人类学的鼻祖赫胥黎在《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一书中对这二者有非常精彩的论述。他说人的动物性表现出为了自己不顾一切的行为趋向，而人的社会性则对前述趋向进行制约。他认为，如果人没有那种动物本能，就会受到来自社会外部的毁灭，而不对它进行遏制，则人类社会将在内部遭到毁灭。

如果我们肯定人有动物性的一面，腐败则是这种本能的表现，而人的社会性则可以表述为对前述倾向的遏制，反腐败正是其体现，它的作用是遏制动物性过度的个人行为。

我们应当承认每一个人在条件具备时都可能腐败，唯其如此，反腐败才有一个真实而非虚幻的出发点。又因此，我们可以将命题回归到传统儒学“天理——人欲”的基本课题；同时弗洛依德的学说也可以提供深层心理分析的工具。这样，我们的反腐理论在传统和现代、儒学和西学的结合点上就有了坚实的基础。

承认腐败是一种由人欲膨胀导致的普遍存在的恶性，才能真正理解同志的讲话，反腐败“是世界各国人民在追求稳定和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⑤

二、制度建设的人性预设

我们分析腐败的另一个原因制度不完善，确实有建国时间短，制度转换等客观因素。然而，与我们在制度建设上对人性的预设失当关系可能更大。

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出现，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希望自己保持先进性，要求投身这一事业的党员都是志行高洁的志士仁人。这一点，在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那些艰苦岁月中，共产党人确实当之无愧！有着时刻为劳苦大众、为民族利益贡献生命这样伟大情操的志士，有谁会斤斤计较个人的得失，会苟苟于私欲的满足？在那种时候，提出反腐败是非常可笑的！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我们仍然希望保持光荣传统，相信我们的党员和领导干部能够保持高洁的情操和品行，我们的宣传机器、教育机构都统一认识，统一口径，我们的制度设置也建立在这种基础上。

然而，事实却不然。改革开放二十余年间，当物质资料慢慢丰富起来，当手中掌握的资源渐渐增加起来，当新权威主义抬头而民主进程相对滞后，腐败条件具备时，大面积的腐败就出现在党的躯体上，出现在党员领导干部这些本来被认为“先进中的先进”之中，出现在这些本来被认为根本没有必要防范的人群之中。

问题出在那里？出在我们对人性的基本预设过高。我们把理想当成了真实，把希望的、宣传的和努力实现中的东西当成了现实！把我们的党员当作“特殊材料制成的”君子，都有高尚的情操和品行，都有无私的奉献精神，都能自觉地践行入党的誓言，因而在精神境界、物质享受和制度防范上都是以非常高尚的人格作为标准的。于是，问题就出现了。

对此，笔者以为，我们在教育、养廉和防范三方面的人性预设应当有所不同：

（一）教育以君子为“的”

传统儒学认为君子是良好教育的产物，在各种环境下都能坚持正道。

我们的干部教育目标，应当有较高的人性预设。通过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确立，使公务人员成为高尚、正直、廉洁的公仆。在这方面以往我们所走的路子，大致是适宜的。

当前有一个关键的内容需要突出，那就是十六大政治报告设定的新的长远奋斗目标：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这个目标，自1840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一代代中华儿女为之努力奋斗，已经成为我们的传统。今天，我们重申这个远大的目标来作为我们社会动员和凝聚新的力量的符号和旗帜，以之引领我们的党员努力维护、实现和发展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投身为亿万人民共同创造幸福生活的伟大事业，使中华民族走向新的辉煌。

一个人有远大、高尚的目标，有投身民族复兴的志向，就会有正确的行动选择，就会有克制欲望的能力，就会有抵制侵蚀的机能。有一群人，以至一大群人有这样的共同目标和志向时，就会有伟大的力量，就能创造辉煌的业绩，这就是信仰的力量。

（二）养廉以中人为“基”

传统所谓中人多受环境左右，境好人好，境坏人坏。制度的建立应当以这种数量最多的人为标准，安排较好的环境，使多数人能够遵行正道。

在以往很长的时间里，我们要求干部都成为甘于奉献的君子，实行低薪制，巴黎公社的经验被当作定律，过于微薄的俸给使不少人抵制不了物质的诱惑。改革开放后，才慢慢地意识到高薪养廉的必要。二十多年来，中国公务人员的工薪收入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在东南沿海地区，不少人已进入中等收入阶层。然而，从整体而言，不少地方公务人员的收入仍然不足以养廉。一方面是庞大的公务员队伍产生了高昂的行政成本，另一方面是人均的相应不足，需要以“其他方式”补足。一些地方公务员的生活水平与实际收入严重不符，“工资收入比烟钱少”的怪象已不是个别，其中的猫腻可想而知。应当利用加入世贸，大量削减行政审批权的机遇，大力削减机构和公务人员的数目，将省下来的钱提高公务员的收入。使他们不必依靠“灰色收入”也能维持较为舒适的生活水平，如有以身试法，将面临较高机率损失成本，从而使其不愿轻身犯险。

（三）防范以小人为“目”

传统所谓小人，是不随环境变好的人。与君子一样都是很少数。这种人“智过君子”，危害甚大。反腐保廉的制度网目必须以防范小人为基准，除了将资源与权力尽量剥离以外，各种措施都应尽量细密；程序规定尽量明确，操作尽量公开，并安排必要的制约力量，务求不留人为操纵的漏洞。以小人的“性恶”作为基准的防范制度，才能真正发挥效用。这一点是我们以往制度建设人性预设的一大缺陷，应当予以正视

三、余言

腐败的主体是人，反腐败也靠人，当下遏制腐败的关键是两种人：高官和人民。

高官，对官员和社会影响巨大，其楷模作用十分显著。如果我们的高官以身作则，严于身教，能够像古代士大夫“刑不上大夫”，犯罪后闻命自杀那样坚守气节和廉耻的话，于党风的好转肯定有很大作用。

人民，是遏制腐败的决定力量，腐败本身直接损害人民的利益，它之所以发生，是人民缺少制约腐败的权力。只有真正实现民主政治，依靠人民，才能根治腐败。而目下的反腐败正是推进政治文明建设的最好契机。作为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根本利益代表的共产党人应当在这方面有所作为。

参考文章：

①《论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第16页，中国方正出版社2003年9月第1版。

⑤同上，第2页。

②③④《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第24、25页，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