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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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苏联解体，全球意识形态的对立消除，建立在不同政治理念上的冷战结束，世界正在形成新的国际秩序与政治格局，各国关心人类命运的有识之士无不为之欢欣鼓舞：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已来临。然而，我们不能因冷战的结束冲昏头脑，丧失理性的评判能力。实际上，只要我们冷静地分析一下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状况，我们就会发现：冷战虽然结束，但冷战遗留的诸多问题依然存在，这些问题严重地困挠着新的世界秩序的建立。就亚洲而言，冷战结束遗留的最大问题是东亚政治理念与体制一一具有独特传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一一的回归与重建间题。此一问题不解决，东亚的政治得不到应有的定位，因而世界政治的新秩序也不可能确立。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就是贞定东亚政治的性质问题，即厘清何为东亚政治的理念与体制，从而使其回归与重建的问题。此一问题关系到东亚政治能否具有其规定性与独特性，能否保存其文明的自性而促进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以及能否以独特而崭新的身份挺立于世界政治文明之林。故此一问题涉及面甚广，本文只能作一提纲性的阐述，详论则俟诸来日。

(一)东亚概念及其政治传统的界定

“东亚”，首先是一个地域概念，是指亚洲东部的国家和地区，即指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其次，“东亚”又是一个语言概念，是指历史上曾受汉文字影响现在仍受其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构成了法国东方学家汪德迈（LeonVandermeersch）所说的“汉字文化圈”。此一语言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亦包括日本、北朝鲜、南韩及历史上的越南。再次，“东亚”又是一文化概念，是指传统上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国家和地区，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在传统上曾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同中国、台湾、香港一道形成了区别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儒文化传统，即形成了日本儒家学者加地伸行所说的“儒教文化圈”，故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概念除包括中国、台湾、香港外还包括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可见，不管从地域上、语言上，还是从文化传统上，中国、越南、日本、北朝鲜、南韩、台湾、香港都可以统一在“东亚”这一概念之下，构成一具有独特地域特征、语言特征与文化特征的亚洲地区。根据上述“东亚”概念的内涵，我们发现东亚既区别于以伊斯兰教为中心的西亚，又区别予以印度教为中心的南亚和以佛教中心的东南亚，其区别的核心则在儒教文化。此外，有两点需要说明：越南虽在1918年法国殖民统治者的奴役政策下放弃了体现民族独立精神的汉文字，改用了具有奴化意识的拉丁化文字，但越南在其历史上曾用“汉字文化圈”，深受儒家文化长达两千年的影响，其放弃汉文字而改用拉丁文字并未消除汉文字与儒文化在越南民间社会及知识分子中的深刻影响，故越南在广义上应属“东亚”的范围；此外，新加坡虽大部分为华人，并认同儒家文化，但在历史上不属“汉字文化圈”，现在通用的是英文，且地域又非亚洲之东，故为“东亚”概念的精确性考虑，“东亚”概念不宜包括新加坡在内，新加坡应属广义的儒文化圈。

众所周知，在政治上，东亚最大的特色是受儒家文化深刻而持久的影响，儒家的政治理念以及依此政治理念建立的政治制度在东亚各国扎根生长，形成了东亚悠久的政治传统。中国且不论，儒家文化于公元前一世纪传入朝鲜，公元三世纪传入日本，公元前二世纪传入越南，历时一两千年之久，随着各国政治的不断变化而发展、完善，最后定型，形成了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东亚政治传统。我们可以说，凡谈到东亚政治传统时，即是在谈儒家的文化传统。若东亚离开儒家的文化传统，即无政治传统可言。故具有儒文化特色的政治传统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政治传统，同时也是东亚各国千余年来一脉相承的其固有的政治传统。东亚在此政治传统中生存发展了两千年，使其政治的性质在儒家文化中得到了奠定。当我们论及东亚政治的特色时，我们自然会以儒家的政治理念和制度为标准来对其进行定位。东亚各国在其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派遣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儒家思想，带回《五经》、《四书》、《史记》、《汉书》等儒家典籍，并及时吸收中国流行的各种儒家学派，如朱子学、阳明学，便其在国内发扬光大，形成了适应其民族需要的儒学传统，如朝鲜的新罗国学、高丽言学、退溪理学，日本的京都朱学、德川古学、中江藤树开创之阳明学以及越南朱安之儒学、吴士连之儒学等，均是东亚各国长期形成的儒学传统。此外，东亚各国还从中国引进儒家设计的各种政治礼法制度和文物典章制度，根据本国的实际需要加以改造发展，形成了东亚各国所特有的儒家化的礼乐刑政制度，如朝鲜高句丽太学制度、李朝培养官吏的成均馆科举制度，日本大化改新确立的体现“周孔之教”的政治制度、以《养老律令》和《贞永式目》为代表的体现。以礼入法。精神的伦理法律制度，以及越南李朝祀孔、科考等制度，都是东亚各国根据自身需要所建立的儒家化的政治法律制度。由此可见，儒家的政治理念与政冶制度已成了东亚各国自身的传统，形成了一种区别于西方与亚洲其他地区的独特而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东亚各国人民千百年来均在此东亚政治文明中安身立命，生息繁衍，过着儒家式和协而稳定的政治生活。

(二)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

东亚百余年来曾两次被迫改变自己政治文明的性质，这两次改变都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有关：一次是帝国主义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一是冷战时代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在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帝国主义者通过坚船利炮打开东亚各国的门户，迫使东亚各国效法西方的政治法律制度，改变自己的文化传统与政治文明的特性。于是，中国有辛亥革命，日本有明治维新，朝鲜有李朝灭于日本后效法日本的新政，越南则沦为法国殖民地而被强令接受西方的语言、思想与制度。在这种情况下，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遭到了破坏，各国渴望在东亚建立起西方式的政治制度与西方抗衡，政治家们开始放弃传统的儒家政治理念与制度而向民主自由靠拢，一个独立一统的东亚政治文明已不复存在。但是，由于帝国主义时代东亚与西方的冲突主要是国家实力的冲突，不涉及到政治意识形态问题，故东亚各国在思想上对其固有的儒家政治文化并未作彻底的绝裂，在西化的同时尚能尊重儒家传统，在新建立的制度中亦能保留一些儒家政治文化的特色，如孙中山《五权宪法》中监察考试二权的确立与权能分属的政治理论，日本糅合民权与儒家思想的《明治宪法》和《教育敕语》。但是，在冷战时代就不同了。冷战正如享廷顿(SamuelP．Huntington)所言，其冲突的实质是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其冲突的焦点是源于西方传统的政治意识形态，东亚各国由于西方政治势力的涉入而被强迫卷入这场人类最荒唐的西方文明自身的对立中。我们知道，冷战起于苏美两大阵营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即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对立，而这两大意识形态都产生于西方文明内部，是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这种西方文明自身的冲突本可与东亚文明无关，但由于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两大国各自按照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来重新划分世界势力范围，东亚就被卷入到他们内部政治理念的冲突中。也就是说，二战后苏美两国完全出于扩张其政治文化的动机和谋求其政治争霸的需要涉足东亚事务，苏联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美国亦按照其政治意识形态在东亚划分其势力范围，冷战遂在东亚各国和地区中展开，东亚亦因此成了西方两大政治集团争夺其世界意识形态霸权的工具。从冷战时代东亚的状况来看，中国、北朝鲜、北越被划入苏联意识形态的范围，日本、台湾、南韩、南越被割入美国意识形态的范围；东亚各国和地区都追随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接纳之、捍卫之，都针对某一种西方的意识形态而排斥之、攻击之，东亚遂在冷战中剑拔弩张，分裂对立。

在冷战中，东亚不仅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即接受了由俄国移植来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美团舶运来的自由民主思想，并且还努力使这种思想在本土发为政治实践，建立西方式（俄式和美式）的政治制度。通过冷战四十多年的持久影响，东亚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已成为西方的，在政治制度上也已成为西方的。试看中国与日本的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在其主要方面不外是苏美思想与体制的翻版。中日尚如此，其它东亚地区亦可准此而知。冷战已使东亚在政治上不复旧观，完全沦为西方政治文化的殖民地!使人不可思议的是，在漫长的冷战冲突中，东亚各国的政治家们似乎完全忘记了东亚政治文明有其千百年来一脉相承的独特传统，有其不可改变的文化自性，而是心安理得地在东亚移植西方的政治理念并营建西方的政治制度，以丧失自身文化自性为代价来追求政治的现代化与国家的独立。在这种情况下，传统的儒家政治文明只成少数学者研究凭吊的古物陈迹，对现实的政治不再发挥决定性的指导作用和影响，似乎东亚政治文明已在当代人类文明中死去。

然而，历史的发展往往有物极必返、衰极复盛之势，西方文明经过三百年向工具理性一偏迅猛发展已到了极限，在政治、经济、道德、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带来了诸多弊病，其中在政治上带来的最大弊病就是通过冷战把西方文明内部的意识形态之争强加到东亚，使东亚丧失其政治文明的自性而沦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从而破坏了人类文明的多元性与丰富性。但正因为如此，东亚各国人民才通过冷战意识到丧生自身文化传统和文明自性的严重性，认识到东亚如果还是东亚而不是西方就必须回到自已的文化传统来重建其政治文明。这种复兴东亚文明的呼声正是冷战无视东方文明自性的必然结果。我们可以说，冷战的结束即意味着西方文明在东亚霸权的终结，后冷战时代预示了东亚文明向自身传统复归的契机。

但是，契机只是一种可能性而非现实。从当今东亚的现实来看，冷战遗留的政治问题非但未获解决，甚至尚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试看东亚的政治格局，社会主义中国与资本主义台湾之分裂对立，社会主义朝鲜与资本主义南韩之分裂对立，以及美式资本主义日本与苏式社会主义越南之存在，都是冷战时代的直接产物，而如今并末因冷战的结束有任何本质性的改变。虽然东亚的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在经济改革上早已冲破了意识形态的藩篱，打破了冷战时代经济发展姓资姓社的束缚，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模式，但在政治上仍然恪守社会主义的政治体制，不能越雷池一步。其它东亚社会主义国家亦然。反之，东亚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和地区在政治上仍墨守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制，亦不能越雷池一步。也就是说，冷战时代“社”“资”冲突的政治格局在冷战后仍然以一种隐蔽而顽固的方式在东亚存留下来，未如东欧苏联“资”“社”的冲突随冷战的结束而消失。因此，东亚仍处在一种没有冷战的冷战时代，后冷战时代东亚在政治上遗留的问题仍然是西方文明内部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东亚仍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一冷战的冲突模式中（即西方文明自身的观念对立中)来选择与定位自己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仍然依附在西方文明的内部来决定自己的政治发展和政治前途，而完全忘记了其自身政治文明所固有的政治理念与政治体制才是真正定位东亚政治性质的根本要素。因此，后冷战时代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仍是冷战中西方文明内部政治理念与政治体例的冲突问题，解决此一问题的关键不是在冷战遗留的冲突中去选择或坚守哪一种产生于西方文明的政治理念和体制，而是超越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直接回到东亚政治文明的自性中来定位东亚政治的特性与解决东亚政治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东亚不仅要在经济发展中超越冷战姓资姓杜的意识形态藩篱，更要在政治发展中超越姓资姓社的意识形态藩篱，真正回到自己文明的，传统与自性中来贞定自己政治的性质、确立自己政治的理念、建构自己政治的形态、追求自己政治的理想。

（三）东亚政治文明的基本特征

以上已言冷战在东亚遗留的政治问题是东亚仍在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中来定位自己政治的性质、确立自已政治的理念、营建自己政治的体制，使东亚变为西方政治文明的附庸与文化殖民地，故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是依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贞定自己的政治性质、回归自已的政治理念、重建自己的政治体制。一句话，东亚政治的当务之急即是复兴以传统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东亚政治文明，使东亚在冷战后获得政治理念与制度上的第二次解放与独立。那么，东亚政治文明有哪些基本特征呢？此一问题涉及甚广，本文不可详论，概略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王道理想

东亚政治文明追求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王道理想。所谓王道理想，是指参通天地人天下归往的政治理想。董仲舒《王道通三》曰：“古之造文字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才而参之，非王者孰能当是了故王者必法天以天仁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又养而成之。”《说文》载孔子言“一贯三为王”，“一贯三为王”是指政治必须打通天道、地道和人道，在治世中贯通三才达到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又《说文》引今文家言“王者天下所归往也”，《尚书·洪范》言“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孟子言“以德行仁者王”，均是指政治必须体现天地生化养育万物的大仁大公精神，从而得到人心普遍的归向与认同。从以上所引可见，东亚政治的王道理想是从宇宙构成的高度与生命道德的深度来理解政治，从纵向(以一贯三)与横向(天下归往)的角度把政治理解为生命与宇宙合一的形态。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与西方政治文明中的民主理念相比，确实有很大不同，其不同在于民主只是一种注重人类某一群体利益的、平面的、横向的、蔽于人而不知天的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何以见得呢？我们知道，民主政治的核心是主权在民思想与人民同意学说，该思想学说完全以“人”为中心来确立政治理念与政治制度的根本，而此处所谓的“人”并非指能参通天地人的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而是指抽象的人类群体——人民。对作为群体的人民而言，只有感言当下的利益追求而无生命存在的道德意识，故“人民”只是一种非道德性的存在，不能确立政治的道德属性，因而民主不能建成道德的政治。复次，民主的本义是多数人的统治，此构成了民主运作的基本原则——多数决定原则，但多数的决定只能表达某群人利益欲求的共同性，并不能保证多数人的意见即符合道德，故民主政治只是建立在简单多数上的一人一票相加的量的制度，此制度缺乏道德生命的深度，所以说民主政治是一种平面化的政治。再次，民主政治的理论基础是社会契约论，社会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相互立约，人们彼此约定各自的权利义务，而不从纵向上考虑人与天的关系，故我们说民主政治是一种横向的政治。最后，民主政治中主权在民与人民同意的思想把某群人的意志上井为统治一切的最高权力，只要人民同意就可以创建国家、制定法律，而在政治生活中则排斥天意的指导，使人天相隔不能合一贯通，故我们说民主政治蔽于人而不知天。以上民主政治的四个方面使得民主政治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下不能体现道德生命的深度，上不能贯通宇宙生命的精神，而是依某群人的意志与利益运用权力(某群人的意志与利益相对于天意与人类公益来说只是私意与私利)，给人类带来了诸多灾难，如民主政治下丧失生命意义的单子式个人蜕变为极权政治的基础，非道德之意欲可以因议会大多数人的同意上升为指导图象政治生活的法律，在政治决策中不考虑天人和谐的宇宙构成而勘天役物造成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以及在使用权力时只对某群人负责而不对天地人综合负责。虽然当今世界之意义丧失、人性异化、技术统治、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贫富不均不全是政治所致，但作为当今人类主要政治组织形式的民主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民主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的主要形式，不仅在意识形态上有所谓资本主义民主与社会主义民主，在民族文化上亦有所谓基督教民主与伊斯兰民主。虽然意识形态与宗教信仰可以千差万别，水火不容，但对民主则可以共同推许，一致认同。)

而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则不然。王道理想不仅考虑到政治生活中人的意愿与利益(天下归往)，还考虑到政治生活必须上通天道，符合宇宙运行的谐律（参通天地人），如此才能在政治生活中使人道不远背天道（民主政治则是以人道违背天道），实现宇宙生命的大和谐。此外，王道理想的根本是仁，仁是一种效法天地生养万物的大公博爱精神，亦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存在本性，以仁为政治的根本可以化解政治权力的残暴，克服民意的非道德性，实现道德的政治。王道理想还将政治责任落实到有道德意识与良知自觉的个人身上，以活生生的个体生命存在为政治的主体，而不以抽象的群体（人民）为政治的主体，从而能克服群体意识（民意公意）的非道德性与狂悖暴虐。复次，王道理想不将主权（最高政治权力）归属于某一人类群体，而是把政治权力放到人类与宇宙的和谐关系中来理解，从而化解了主权概念，即不承认宇宙结构中的某一组成部分具有排他的绝对权力（主权在民即是认为人民拥有绝对排他的政治权力），而是认为政治权力应由人与宇宙的关系来决定。最后，王道理想既考虑到人际之间的横向关系，又考虑到人天之间的纵向关系，是一种人天不遗的周全的政治理念。由此可见，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王道理想具有非常深刻的政治智慧与深厚的思想资源，正可对治西方政治文明中民主政治非道德性、平面性、横向性与蔽于人而不知天的弊端。当然，本文并非全盘否定民主政治，而是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不足而用东方政治的理念超越之、成全之、证成之。民主政治与王道理想相比，民主政治只相当于王道政治中的人道，只符合“天下归往”的含义，而不能上通天道实现人与宇宙的和谐，故民主政治只处于王道政治的低级阶段，王道政治在理念上高于民主政治。

2.道德政治

在东亚政治文明中，政治和道德是不分的；非但不分，还认为道德高于政治，必须用道德来指导政治、规范政治，形成所谓道德的政治。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德政”“仁政”思想。在东亚各国，由于长期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一直用道德来指导政治，形成了自己道德政治的文化传统和特色。这是因为在东亚政治中，受儒家影响的政治思想对人性的负面价值有非常深刻的认识，认为人心唯危，人欲可畏，人类的权力欲如不受道德的限制就会肆意为恶，故必须在政治中用道德限制权力，使人类卑下的政治活动符合道德的目的。这即是儒家格致诚正修齐治平的治世思想，这种思想落实到实际政治中就是为政以德的圣贤政治。这种政治一直是东亚独特的文化传统。反观西方，自马基雅弗利(Machiavelli)使政治脱离道德以来，一直都奉行道德与政治分离的传统。此传统虽美其名曰追求政治的独立，划定政治的领域免遭道德侵犯，但实则使政治不受道德规范的约束，堕落为权力意志与私意人欲的工具。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这一政德分离的传统必然导致非道德的政治，使政治成为少数政客玩弄权力满足其支配欲望的手段，变质为寡头帝国追逐霸权实现其统治野心的争斗场所，得不到天道性理的提升指引而沦为魔域鬼窟!故此，虽曰政德分离，实则将道德永途逐出政治领域，使道德的政治——即善的政治——不再可能。近代法国大革命、苏俄革命与中国暴露出的前所未有政治罪恶就是政德分离的必然结果。因此，现代政治的当务之总就是回归人类道德政治的传统（西方柏拉团、西塞罗和奥古斯丁开出的亦是某种道德政治的传统），重新用道德来指导政治，规范政治，约束政治，因为植根于人性负面价值的权力欲永速需要道德来限制转化才不会肆虐作恶。

3.礼治精神

东亚政治在国家管理中体现的是礼治精神，而非法治精神。所谓礼治精神，是指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既考虑到人类行为规范的普遍性，又考虑到人情厚薄亲疏的特殊性；既不排除典章制度具有某种外在的强制作用，更强调典章制度的本质在于内在的人性基础。因此，礼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是综合了理与情、内与外、事与人、总与别的伟大创造。用东亚政治传统的术语来说，礼就是文质彬彬的艺术杰作，体现了最高的道德——中和——的精神。具体说来，礼的精神实质是仁，礼的表现形式是义，礼的社会功能是和，礼的存在意义是个体生命的安身立命。也就是说，礼的价值不只在治理社会使其稳定和谐，更在使不同社会地位与角色的人在相对于其地位与角色的礼中获得其相应的生命意义与价值。职是之故，我们可以说礼是一种东亚文明所特的贯通政治与生命、治世典安身的既高明又道中庸的精湛艺术。西方则不然。西方政治文明在国家管理中体现的是法治精神。所谓法治精神，是一种只重形式之普遍性而排斥人情特殊性的机械划一的精神。法治强调的是外在制度的强制性而非制度内含的人性基础，法治追求的是抽象的齐一平等而忽略了人的现实性差异。因此，法治包含着理与情、内与外、事与人、总与别的对立，体现了西方文明所特有的“偏至”的精神。法治只能机械地来治理社会，强制性地来划一人的行为，而不能使人在制度中涵化提升自己的生命成德成圣，达至艺术与宗教道德合一的安身立命之域。充其量，法治只能建成一个形式上平等外表上有秩的社会，而不能建成一个形式和内容统一的中和的社会。由于法治不能在制度上解决不同社合地位与角色的人的安身立命问题，在法治国家中社会内部隐含的冲突与不稳定因素并未得到根本的解决，法治社会实质上仍是一个充满对立冲突的社会。职是之故，法治与礼治相比，礼治更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的冲突问题，更能达至社会的和谐，故东亚政治文明中的礼治精神更符合治理社会的需要与实现人性的要求，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仍有其现实意义。

4.无为之治

东亚各国的政治理念根源于儒家的政治理想，而不象西方的政治理念根源于希腊的城邦思想。儒家的政治理想之一就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而治，是不把政治看作实现人类群体幸福和最高社会德行的手段，只把政治看作迫不得已解决杜会问题的方式。因为儒家认为解决社会问题的根本方法在道德不在政治，政治只是实现道德目的的工具而已。因此，在现实的政治中，儒家通过贬抑权力的性质、淡化政治的作用、强调礼乐的精神以及提升统治者的心灵境界来实现无为之治。

《论语》中尧舜有天下而不与的洒脱心怀与恭己正南面的治世方法即是无为而治的生动写照。在儒家无为而治传统的影响下，千百年来东亚的政治家们都不把参与政治看作实现自己生命价值的手段，更不把获取权力看作自己人生意义的追求，而是在救世济民的仁心悲哀驱使下进入政治作现世的承担，把从事政治看作此生无可逃于天地间的存在责任。因此，在东亚的传统中政治的地位并不高，只有消极的意义而无积极的价值。无为而治实质上就是取消政治之治，在道德教化与礼乐熏陶中达到社会的和谐。

西方则不然。西方的政治传统源于希腊，从古代的柏拉图、亚里土多德到后来的卢梭、黑格尔，都把政治的本质理解为至善，认为通过政治可以达到最高的德行，从而可以实现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西方的政治传统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权力，把参与政治看作获取人生意义的渠道，从而把权力欲看作值得肯定生命欲望。在西方政治发展的过程中，政冶被视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法宝，被提升到无以复加的神圣地步，近代源自西方的各种政治运动之多，并且企图以政治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即是明证。因此，依照西方的政治传统，政治是有为之治、积极之治、权力至上之治，不断翻新之治。这种政治的核心是排斥道德教化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主导作用，无视权力欲对人心与社会的消极影响，把政治当作宗教来崇拜而追成人性的自我异化。依照东亚无为而治的政治传统，西方至高热上普遍参与的政治是不可思议之事。这种政治只是人心依于私欲习见之燥动浮荡与人为造作，无补于从根本上解决社会问题。

以上已言东亚政冶文明四个方面的特征，此外，东亚政治文明的特征还包括群体主义与功能主义（依汪德迈言）。群体主义是指宇宙是一关联性的存在，人因而亦是此关联性中的社会性存在。人只有在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中才能获得其个体生命的存在意义与价值，因而人的社会性构成了政治的基础，政治只有在实现此社会性的前提下才有合理存在的价值。具体说来，“五伦”的社会关系构成了东亚政治的基础，东亚政治必须以维系“五伦”所代表的社会伦常关系为自己的首要任务。这种东亚政治中的群体主义与西方政治的基础——个人主义——相比，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此外，所谓功能主义，是指不重视权力的性质问题和来源问题，只重视如何运用权力来有效达至道德的统治目的问题，因而东亚政治中不存在主权概念和权力分离概念，只存在天下观念与分职管理观念。因为儒家的大一统思想将政治社会统于天道贯于王道，而不是统于政治权力与国家主权。这种东亚政治中的功能主义与西方传统政治中的主权论、契约论相比，确实亦有很大的不同。从当今世界来看，政治生活中的个人主义已发展到极端，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生活的和谐，更使个体生命不能上游天道而流于萎琐卑小，如是，政治生活变为只以个人权利为中心，人际关系异化为冷冰冰的法律关系与金钱关系，政治沦为实现私欲私意的场所。另外，在国家生活中，主权绝对至上的思想严重妨碍国际间的真诚合作，阻碍人们去协力解决全球性的问题，如生态环境问题、世界发展不平衡问题、占有人类资源不公正问题等，同时主权观念还常常成为后冷战时代局部战争的导火线，发动战争者往往会借口维护主权而行扩张侵略之实。因此，我们可以说主权观念就是国家生活中放大了的政治个人主义，是人类膨胀了的私欲在政治生活中的所谓文明的表现。由此可见，东亚政治文明中强调社会伦常的群体主义和超越主权观念的功能主义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生活中正可从一个侧面去对治时代的痼疾，其丰富的资源有待现代人去发掘与阐扬。

（四）、结语：东亚政治文明的回归与“政治东亚”的重建

综上所述，东亚存在着自己的政治文明，存在着自己的政治理想与政治制度。千百年来，东亚各国都在自己的政治文明中追求自己的政治理想，创建自己的政治制度，使自己的政治文明区别于西方的政治文明，在自己一脉相承的儒家文化中来定位自己的政治特性，来安顿东亚社会的群体生活。这种区别于西方政治文明东东亚政治文明具有自己的特征，构成了东亚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这一传统是贞定东亚政治的基准，是东亚政治文明所以能立于世界文明之林的根本。也就是说，只要东亚还是东亚，东亚就不能丧失其传统，就必须在其传统的政治文明中来定位自身。遗憾的是，在冷战中东亚各国都放弃了自身的政治传统，在西方政治文明内部的冲突中来选择自己的政治模式，来定位自己的政治属性——即不是选择接受了资本主义就是选择接受了社会主义。在冷战中，具有自身特色的东亚政治文明已经不存在了!然而，值得庆幸的是，冷战结束了，东亚从冷战的魔障中觉醒过来，开始意识到自身文明的特性不能丧失，必须超越西方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政治模式回归自己的文化本源，在自己传统的政治文明基础上来建构新的政治大厦。因此，冷战的结束即意味着西方文明内部的冲突在东亚结束，从而意味着西方的政治模式亦将在东亚结束。此即是说，后冷战时代的来临为东亚政治文明在东亚的回归打开了契机，意识形态冲突的消失使东亚政治重返自己的传统本源成为可能。我们可以预言，后冷战时代是东亚政治摆脱西方文明的支配影响独立发展的时代，亦是东亚政治复归其本源再创新东亚文明的时代。放眼前瞻，一个具有独特政治文明的新东亚将在世界的东方兴起，此一返本开新的政治文明之出现将是对繁荣人类多元文化的伟大贡献。

近二十多年来，由于东亚经济的腾飞，出现了所谓。新兴工业化国家。，西方各国的社会家和经济学家对这一只出现在东亚的“经济奇迹”非常震惊，纷纷从不同角度对其进行研究，出现了“工业东亚”一词。在他们看来，“工业东亚”，是当今世界最突出的现象，使东亚区别于世界其它地区。也就是说，在他们眼中东亚的特色是“工业的”或者说“经济的”，除此之外东亚无其它特色。这一看法显然是冷战的产物，因为冷战时代东亚被强行卷入西方意识形态的冲突而成在西方政治文化对立中的一方，自然在政治方面无其固有文化的特色。然而，东亚果真只是“工业东亚”而非“政治东亚”吗？回答是否定的。东亚不仅是“工业的”东亚，同时也是“政治的”东亚。我们不能用冷战时代西方文化支配一切的有色眼镜来看东亚，而应该站在东亚千百年来自身文化传统的自性与特色上来看东亚。“工业的”东亚只是东亚近几十年来的奋力新创，而“政治的”东亚则是东亚数千年来的固有传统。因此，西方的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不应只把东亚看作“经济的”、“工业的”东亚，应该按东亚的本来面目把东亚还原为“政治的”东亚。冷战已经结束，建立在冷战之上的观念理应抛弃或修正，“工业东亚”这一概念当属此列。前面已言后冷战时代是东亚政治文明回归与复兴的时代，同理，后冷战时代亦将是“政治东亚”重建与振兴的时代。东亚在其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曾是一区别于其它地区的具有其独特政治文明的东亚，冷战结来后的将来东亚亦定会建成具有其文化特色的新的“政治的东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