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权兴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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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写了一本轰动一时的著作《大国的兴衰》，认为美国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衰落了，他在书中写道：“当代社会所经历的困难是军费负担过于沉重，这些困难过去也曾困扰过菲力浦二世的西班牙，尼古拉二世的俄国和希特勒的德国”。[1]作为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的思维逻辑是历史类比。美国的衰落与历史上循环出现的兴衰模式一样，其中必有一种一脉相承的内因在起作用。著名的世界体系论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指出，帝国的过度扩张是一种有规律的现象。[2]一个崛起的强国扩充其军力以保卫日益广泛的经济利益，寻求扩大领土的控制权并扩展对国际经济的控制，最后，它所付出的成本超过了从其掌握的资源中的获利，进而削弱了它的实力，沦于衰落。另一些现实主义学者如吉尔平教授也认为美国的经济与军事力量已无力维护现存的领土分配、势力范围及世界经济规则了，美国已不具备像过去那样的“统治”世界体系的权力了，言外之意是美国的霸权的确已真实地衰落了。所不同的是，在吉尔平看来，美国人在“治理国家的艺术”方面意识到了这一点，进而运用了“传统技术”，试图在现存国际体系的成本与收益之间重建平衡。[3]还有一些学者如曼库尔·奥尔森断言，美国的衰落源于政治的因素，那就是美国的权势阶层和政治利益集团已形成气候，其政治影响往往是负值，它们一味追求财富的再分配，而不再关心增长。[4]这样就出现了吉尔平所担心的情形：在这些集团的影响下，国内消费大大超过了投资和生产；对外领导作用的负担特别是军费负担加大，技术创新的利益正转移到其他国家。[5]这种观点预言美国再次成为一般国家，战后那段春秋鼎盛时期已成为大国兴衰、经济荣枯这种永恒循环中的又一个插曲了。美国的确面临着历史上帝国最终都面临过的困境。它尚未完全接受这一点的事实，并不说明问题就不存在。历史上，大国往往在其经济无法承受其负担时，会作出许多影响历史进程的反应，具有创造意义的变革也会随之发生。这种“衰落的逻辑”会在多大程度上进一步损害美国，将取决于它将来的经济增长率和奉行何种政策，取决于它的物质制度和精神制度会不会继续有效。总之，将取决于它新的“治理国家的艺术”。对此，我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这种“衰落的逻辑”是否夸大了美国继续支撑霸权的代价？美国的经济政策优势能够增强它的力量吗？美国所掌握的市场机制资源是正在以不那么引人注目的方式和较低的成本发挥力量、聚敛财富吗？换一种方式问，就是美国的霸权今天并不需要它用20年或40年前那样的力量来维持，并不要求它继续作为全球超级强国来维持，而主要依靠其“民主教主”这种地位就可大功告成吗？曾在里根政府供职的亨利·R·诺认为：“美国未来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它的力量是否已经衰落，而是它在国际社会中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和它打算奉行何种经济政策”。[6]这一断言不仅旨在转变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悲观的思维方式”，更在于它提示了另一种霸权形式，因而更值得人们注意。西方学术界对“衰落的逻辑”的反对尚不止于此。1989年，苏联瓦解后，美国兰德公司学者弗朗西斯·福山就在《国家利益》杂志上撰文，提出了另一种轰动一时的“逻辑”即“历史终结论”。福山对苏联的崩溃额手称庆，断言西方的自由民主已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今后西方文化将要单独谱写历史篇章了，西方价值和制度的胜利标志着“历史的终结”。[7]这种黑格尔式的历史法则又颇有些尼采味道的论点虽然在气势上使充满没落气氛的西方社会感受到一点刺激，但仍不免流露出解释这种深刻历史剧变的浅薄。福山抱持黑格尔的历史演进的单一法则，认为再也看不到某种意识形态可以挑战西方的自由民主，却不知道西方的自由民主正经受自身的挑战。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认为，简单地断言美国力量的衰落是缺乏根据的，而使用历史类比法来论证这种衰落更是不足凭信。他指出：“早在公元前154年，即一般人认为罗马帝国灭亡前的6个世纪，人们就听说过有关罗马衰落的预言了。在罗马衰落的主要年份里，即从公元300年至450年，罗马经济一直是健康的”。[8]约瑟夫·奈是国际关系专家，他对历史学家视为法宝的历史类比法就不以为然。著名政治学家塞缪尔·享廷顿的观点较为持中，他认为美国现在是唯一可以被称为超级大国的国家，但其经济力量已相对下降，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论证美国是否已衰落，而在于美国应清楚地看到冷战后国际关系体系的变化、力量分布的变化及大国关系性质的变化，及时调整美国战略以应对更加危险四伏的世界。[9]
在世界政治中，衰落是个十分复杂的概念。它可能是绝对的，即是对自身的衡量结果；也可能是相对的，它是与外部力量比较的结果。一个国家的衰落，既可能是其外部力量不断强大导致的，也可能是其自身不断腐败造成的。中国的清王朝从盛极一时的帝国败落成倍受凌辱的弱国，更多的原因是自身的腐朽。按照历史学家霍勒斯·沃波尔的看法，英国“从一个强大的帝国衰弱成一个像丹麦或撒丁那样无足轻重的小国”，是因为外部力量特别是美国的崛起和殖民地民族主义兴起造成的。但是，不管怎么说，衰落总是相对于别国优势地位的丧失。“衰落现象”往往会造成国际秩序的变化，进而导致新秩序的产生。它一般而言是“无序—有序—无序”辩证循环的先决条件。然而，判断一个国家的“衰落”与认定一个国家的“崛起”一样是相当复杂的。除了衡量“衰落”、“崛起”的各种指标以外，这两个概念还包含着“相关的心理预期”，这种预期往往造成负面的结果。譬如西方人认为苏联“衰落”了，便顺理成章地判断俄罗斯的所有行为都不具有敌意了。相反，他们认为中国“崛起”了，就自然地判断中国有“扩张”的企图。导致“衰落”的因素不仅仅是实力的变化和所谓“霸权的转移”，“软力量”的作用同样是巨大的。所谓“软力量”就是思想和对利益得失具有重大影响的规则。海湾战争结束后，挟胜利之威风的美国总统布什“硬力量”可谓登峰造极，但在竞选连任时却仍未能免于“衰落”。耐人寻味的是，苏联在冷战中不敷为继而终致崩溃，而许多美国学者得出的结论却是美国的衰落势不可挡。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写道：美国占世界生产总值的比例自1945年以来一直很自然地下降着。但在过去的几年里，美国下降的速度超过了它所应该下降的速度”。戴维·卡利奥则认为：“由于经济的过度扩张和管理不善，相对衰落已开始变成绝对的衰落”。[10]二霸权的衰落：概念
假设还是经验事实在西方学术界，有几种流行理论正被用来解释这种历史现象。霸权周期理论：这一理论是乔治·莫德尔斯基提出的，认为历史上一场大的全球战争开始一个长周期即霸权周期。经过战争，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并利用战后的和平协议使其获得的优势合法化。[11]这里的“霸权优势”是指至少拥有能够维持全球秩序所需资源的一半。新产生的霸权国家提供安全和国防秩序，而当这个国家失去了权力优势的合法性的时候，就导致了另一场全球战争，战争中产生一个新霸权者，但不一定是那个旧霸权的挑战者，而可能是旧霸权者联盟中的一员。乔治·莫德尔斯基1978年在《社会与历史比较研究》杂志发表一篇重要文章《全球政治的长周期与民族国家》，提出这一理论。根据这一理论，霸权周期一般为一百年左右。1987年，莫德尔斯基在《世界政治的长周期》一书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理论。（见下表）在表中，我们看到，从16世纪开始，分别是葡萄牙、荷兰、英国、美国获得百年周期的霸权。根据这一解释，美国在20世纪的霸权在1973年就已结束了，接下来应该是一次全球战争中的一个新霸权者的出现。如果人们勉强把海湾战争视为那种战争，那么新霸权者是谁呢？苏联已经衰落了，难道是日本抑或德国吗？至少现实还无法证明这一点，丝毫也看不出日本会成为一个全球霸权者，而且霸权周期会持续一百年。莫德尔斯基强调衰落过程与全球经济的长周期有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经济波动与霸权转移有内在的联系。[12]稀缺资源价格上涨导致权力丧失，而价格下降、资源丰富和经济创新就会带来权力聚积。如果美国在1973年的衰落被解释成是战争导致的经济衰退的原因，那么它在80年代中期的经济复兴和90年代初海湾战争中的胜利就无法解释了。根据美国总统经济报告，1983年和1984年，美国的实际国民生产总值分别反弹3.6％和6.8％，通货膨胀率分别下降到3.2％和4.3％，失业率则由1982年的9.7％下降到1985年的7.2％。[13]对1982年后的经济复苏，凯恩斯主义认为是以巨额预算赤字为代价取得的，货币主义认为是进一步放宽货币带来的，供应学派则认为是自1981年实施减税后高投资收益形成的。[14]但无论怎样，这种经济复苏总是与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分不开的。事实上，这种霸权周期理论并不新鲜。早在本世纪初，麦金德爵士就明确指出，国家间不平等的增长导致了每一百年爆发一场世界霸权战争。[15]
霸权转移理论：这种理论认为，兴衰无常，循环不已，但霸权的转移会导致不稳定和危险。所以，这种理论真正关心的是霸权下的稳定。一些学者认为，经济力量是霸权控制的源泉，经济霸权就是在原材料、资本、市场、生产上占据优势。另一些学者认为，霸权就是一国有能力为全球经济建立规则的秩序安排。[16]罗伯特·吉尔平认为英国和美国因为创造并加强了自由经济秩序和规则，因此是自工业革命以来成功的霸权。[17]莫菲特甚至认为，世界经济的稳定要求有一个单一稳定创造者，这一稳定期则恰好与霸权期巧合，历史上：“英国统治下的和平”和“美国统治下的和平”就是这样的时期，即英国和美国分别在19世纪和20世纪强大到足以创造和加强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和规则。这一时期里只有一个霸权力量（英国从1815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从1945年到1973年），一旦这个霸权力量不存在了，冲突就变成了家常便饭。[18]这种理论暗示美国不要步当年英国衰落的后尘，应当吸取英国的教训，不稳定就要接踵而来了。古德斯坦明确地说：“美国正在走向‘脆弱的霸权’……这似乎增加了发生霸权战争的危险”。[19]
这种理论注重单一霸权的作用，维护的是赤裸裸的霸权利益。但这种理论没有证明战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到底是怎么建立的，是因为美国单一军事霸权的结果吗？还是美国单一的经济霸权力量的结果？反过来说，这种理论也没有说明军事——经济力量与霸权之间的因果关系。沃勒斯坦认为，一个国家取得霸权，就是它有能力最大限度地在经济、军事、外交甚至文化上把它的意愿和规则强加于他国。这种能力的基础存在于强大的农业—工业生产、商业和财政之中。[20]这样的霸权并不常见，只出现在农—工生产、商业和财政三个领域同时获得优势的暂短时期。这一霸权衰落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秩序如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平，1815年后的“欧洲和谐”以及1945年后的联合国—布雷顿森林体系。（见下表）在沃勒斯坦看来，美国从1967年开始就在走向衰落。但是，十分明显，沃勒斯坦把注意力都放在军事和经济上面，忽视了其他因素的作用。而沃勒斯坦注意到短暂的霸权期并指出农—工生产、商业和财政三种优势并不总是同时出现，还是颇有洞察力的。但是这一理论难以证明到底需要多大的实力才足以建立起一种自由的国际经济体系，而这种实力究竟衰落到何种程度就使自由秩序不能再支撑下去了。（见下页表）在这个表中，美国1928年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按罗斯托的统计是42.0％，在1953年按贝罗奇的统计是44.7％，两者差距并不大，这怎么说明美国在1948年而不是在1928年采取行动建立国际经济体系？按照罗斯托的统计，美国在世界工业生产中所占的份额1963年是32.0％，而1928年则达42.0％，就是说1963年比1928年还低，但1963年时的美国却处于霸权鼎盛时期。并不是说有了实力就可以建立国际经济体系。看来，单凭一些数据是不能最终说清楚问题的。霸权代价理论：这一理论的代表人物是罗伯特·吉尔平教授。他断言随着一国力量的增长，它开始追求更大的领土控制权，扩大对国际经济的控制。与此同时，由于资源增量，规模经济带来更大利润，这个国家的实力也会逐步增强。但是，这个国家从扩张过程中获得的收益不是越来越增加，而是逐步减小。这是由效益递减规律决定的。随着国家规模及其对国际体系控制范围的扩大，一方面它的收益递减，另一方面它维持这种控制的成本却越来越大。进一步扩张的边际成本也高于其边际收益。[21]在这种情形下，这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发现维持现状的成本要比维持现状所需的财政支持能力上升得更快，维持现状变得更加困难，发展的结果最终导致了这个占支配地位的国家的衰落。吉尔平运用新古典经济学和新经济史学派的概念和基本假设来阐述他的观点。新古典经济学主要研究在一定条件约束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行为；新经济史学派则研究无论在什么条件下，追求效益最大化的原因。[22]吉尔平从新古典经济学中引进了效益递减规律。保罗·塞缪尔森指出：“某些与其他固定投入相关的增加，在一定的技术状态下，将导致整个产出的增加。但到了一定程度后，由追加同量的额外投入而产生的额外产出很可能越来越少。这种额外利润递减规律是下列事实的结果，即对资源的变化万千、日新月异的使用，使可供使用的固定资源日益减少”。[23]因为资源的实际减少和人们对资源减少的预期，资源的价格呈上升趋势。在没有技术创新的条件下，效益一定是递减的。吉尔平因此指出：“从本质上说，增长率是趋于放慢的，而且经济活动的位置也不断地向四周新的增长中心扩散”，[24]吉尔平的意思是：占支配地位的国家就这样符合“效益递减规律”地衰落，美国也当然不能例外。战后世界经济中财富分配状况符合吉尔平的判断（见上页表），但吉尔平的理论显然对技术创新和市场增值的内在力量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到，一个居支配地位的大国并不是一定要采取自由经济政策，而美国在1947年之所以会选择一个较有效率的经济体制，主要是出自安全方面的考虑，因为这是在冷战初期能够利用西方资源来保护西方制度的最好办法。利益集团政治理论：社会力量分析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视角。一个社会利益集团政治一旦形成，就会出现对社会财富的分配和公共物品问题。公共物品是那些社会运转须臾不可或缺的物品如空气，公共交通，国家安全等。公共物品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的消费不能减损别人的消费，公共物品又是非排他性的，一个人的消费不能排斥他人的消费。美国经济学家曼库尔·奥尔森1965年发表《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揭示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性。奥尔森认为，由于公共物品的不排他性，不付成本也可以享用。[25]因此不付成本享用的现象就会增多，付出成本的人并不能保证别人也会付出成本。利益集团越来越倾向于不为公共物品付出成本，进而就越来越将注意力转向社会财富的分配上。奥尔森注意到外部强制力量和对社会成员的个别刺激能够促进公共物品的增加，但也会带来相应的负面效果。因为来自公共物品的收益不能私有化，仅有市场活动就不能生产出公共物品。这里蕴藏一个重要的矛盾现象：从私利的个人理性的角度看，个人不会有兴趣为公共物品出力，因为从中获得的收益都必须与别人分享，而且分享数量至少还必须相当于集团内参与者数量乘以每一个个人所付出的成本。因此，参与者数量越大，其个人平均所得就会越小。在西方社会，利益集团越来越扩散，每一个个人都有“免费搭车”的倾向。因为有的利益集团无法取得足够的私有收益来充销公共物品的成本，于是就自然地把关注点集中到现存公共物品的再分配上面。任何一个个人或集团在可以预期自己的所失将大于所得之前，他们都会倾向于减少整个体系的产出。他们感兴趣的就是资源重新分配而不是去创造资源。因此，在拥有大量成员的集团中，集体行动的逻辑不是鼓励创造公共物品，而是鼓励对现有公共物品的再分配。这样，在重新分配现有资源上就会出现各种联盟。[26]
西方社会要阻止这些分配联盟势力的增长是有极大困难的。政府要摆脱这种压力的办法要么是进行干预和征税，要么是提供有选择性的刺激如补贴。随着政府能力的下降，社会就会越来越陷入僵局和无效率状态。奥尔森在《国家的兴衰》中对西方社会利益集团瓜分公共物品进而导致社会僵化、国家衰落的现实和前景表示极大的忧虑。但是，毫无疑问，奥尔森在忽视许多“超理性动机”和“文明传统”对社会集团成员伦理、行为影响的同时，显然也没有太在意现代法律的某种独立性及其对社会利益集团的制约。此外，奥尔森从理性选择角度的分析过于偏重市场的“理论层面”，却忽视了市场的“实践层面”。从理论上说，较多的竞争，即大量的利益集团存在会带来较少的公共物品和社会福利。在市场实践中，往往是竞争带来较多的公共物品的效率。这个理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预先假定了公共物品。公共物品在奥尔森的理论中变成了固定的、想当然的东西。但是，在现代社会，有许多重要的有益于政治的公共物品却不是想当然的，是需要公众来定价的。比如我们能把空气预定为公共物品，但无法把“清洁的空气”预定为公共物品。哪些物品能够被进一步确定为公共物品，这往往是一个政治参与过程。有些物品是经过利益集团的交涉、冲突和讨价还价后才成为公共物品的。利益集团的这种在市场和政治中间的活动客观上会刺激效率的提高。以上几个近几年在西方学术界颇为流行的理论，虽然都有缺陷，但确实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美国衰落”的根源。进入70年代，美国的实力已大不如前了。世界变得更具有竞争性，也更复杂了。冷战终结以后，一方面世界相互依赖的程度在加深，另一方面民族宗教及文明的差异性也在加大。当年卡特政府一上台，就为美国的前景描绘了一个不那么令人乐观的局面：①一个正在兴起的全球性经济，它的管理有赖于加强体制上的合作，承认国内国外利益间传统界限的日益模糊，现实要求用分离和独立的方式来看待各种问题；②日益发展的有形的相互依赖，反映了世界资源、人口、地理（海洋、空间、太空）和社会（恐怖行为、核扩散等）的关联性；③美国的实力日益衰退；④重要行为者增多（包括跨国公司，跨政府的杰出人物等）；⑤军事力量的可利用性日益减小；⑥公众对政府日益丧失共识和信任。[27]在这种现实条件下，管理国家的难度日益增大，对现实的洞察力变得更加宝贵。相反，政策及战略失误的成本骤然增大了。基辛格在70年代末就承认，让美国成为一个普通国家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虽然美国正日益成为一个普通国家；美国不能只是为了维持力量均势而在世界上继续有目的地存在下去，除了维持力量均衡，还要推广美国的观念和价值。[28]基辛格利用东西方缓和之机，在美国的霸术中引进了“软力量”。在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一直是世界头号大国，而今天正如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B·赖克所说：“看来明白无误的是美国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正要与别国分享权力，美国当经济霸主的日子无疑已经过去了。”[29]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在争夺世界领导权的竞争中，美国还没有到拱手让人的时候。美国仍是世界上最有实力的国家。虽然欧洲和东亚作为两大力量集团正在崛起，也确实对美国构成一定的挑战，但美国也正在以某种方式从这两个日益自由化日益开放的市场体系中获利。这两个市场集团对美国的市场资金的需求也在增加。约瑟夫·奈、塞缪尔·亨廷顿、亨利·R·诺这些“新生代”战略家，反对“美国衰落论”。亨廷顿认为，热衷于证明美国衰落是无济于事的，重要的是指明美国正在面临哪些威胁和挑战，进而指出美应该怎样行动才是有意义的。美国的力量虽然下降了，但它并没有失去行动能力。今天美国面临的威胁不止在经济领域，更主要的是在文明方面。[30]
约瑟夫·奈认为，历史学家们习惯于使用僵化的“历史类比法”，而经济学家则目光短浅地盯着几个数目字。今天，美国的经济虽然下降了，但它的军事力量仍是最强大的。确实，使用军事力量有点不合时宜了，但在世界政治的无政府状态下，谁也不能担保不使用军事力量。军事力量仍是无法替代的政治工具。此外，更重要的是：“经济权力论”往往看不到“权力的第二个面孔”，那就是“间接权力”，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软权力”。在当今世界，这种“软权力”正与“硬权力”即军事力量互为表里。在约瑟夫·奈看来，当今世界权力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准确地认定什么资源是今天最主要的权力源是相当重要的。在21世纪，“行为上和无形的”权力资源对美国发挥领导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行为上”的权力显然是指军事力量，而“无形的”权力是指“软权力”即价值观的力量。从过去500年历史看，不同的权力资源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发挥着不同的作用。（见下页表）根据这个表，按照约瑟夫·奈的看法，对支配国来说：“无形的”权力资源即价值观的力量越来越重要，霸权愈来愈靠“硬力量”和“软力量”来共同支撑才能维持。著名学者肯尼思·华尔兹曾有过一个著名论断，“如果美国能够连续3年保持5％的经济增长，对美国实力的好处就会超过与英国的结盟。”[31]约瑟夫·奈认为，这正是现实主义者看不到“软权力”价值的典型表达。美国与英国的结盟不仅仅是实力的结盟，也是价值观的结盟，是“间接权力增值”行为。它带来的长远利益要比那么几年的经济增长率宝贵得多。约瑟夫·奈认为给权力下一个恰当的定义是必要的。著名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认为权力是使他人做他不愿做的事的能力。[32]约瑟夫·奈认为达尔对权力的定义的重要性，在于着重权力改变他人行为这一层面，使权力具备了“可测量性”，它不仅要看一个国家的人口、领土、资源、经济规模、军事力量、政治结构等要素，还要看它们是如何被用来改变他人行为的。许多经济权力论者认为，在过去，用武力占领别国领土比发展经济和贸易更为便宜。[33]但今天不同了，使用军事力量的成本变得越来越大。约瑟夫·奈认为，如果这种理论能够成立，那么就等于说我们今天是处于“日本时代”，也可以说“21世纪是日本的世纪”。这与世界现实显然是对不上号的。日本的安全一直是“被保护的”，在安全上日本一直是“搭车者”。在约瑟夫·奈的理论中，权力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威慑形式，主要指军事力量，一种是感召形式，主要指思想力量。这两种形式都可以改变他人的行为，但后者即“间接权力增值”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它的成本最小。孩子的父母都知道，如果能成功地影响甚至规定孩子的信仰和价值偏好，他们对孩子的权力往往比单纯的行为控制更大，更稳固也更长久。这就是说，思想力、感召力、信仰力能够使权力增值。因此，美国的权力资源并未像经济权力论者说的那样将流失殆尽。美国仍有能力制订一个全球价值日程。他认为，如果对衰落的担心最终导致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是十分错误的，而由历史学家错误的类比提出的纠正措施，也只会削弱而不会加强美国的地位，“像过去多次出现的那样，产生世界大国的种种条件已在变化。历史上循环往复争夺霸权的冲突以及随之而来的世界大战也许不会再次出现了。美国所拥有的传统实力资源在本世纪末仍是举世无双的，美国还拥有意识形态和体制方面的资源在国际相互依赖的新领域继续保持其领导地位”。[34]可以看出，作为战略家，约瑟夫·奈关心的主要是美国的霸业，所不同的是，他在寻找在信息经济和国际相互依赖的时代，继续维护美国霸权的新形式。亨利·R·诺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支配地位念兹在兹。他认为，美国的实力来源于自由价值市场规则，只要自由价值和市场规则还有生命力，美国的实力就不会衰落。关键是美国确定什么样的国家目的以及采取怎么样的政策才最符合自由价值和市场规则。如果说美国的实力在近些年大不如前了，那恰好证明美国采取的政策有问题。同亨廷顿一样，亨利·诺也主张与其证明霸权转移不可避免并将导致冲突，不如研究美国应采取何种政策选择以加强在未来的影响力更有价值。他的理论与新现实主义只着眼于力量和财富的循环不同，它更关注国家组织形式即政治共同体，认为政治共同体的性质决定着财富的增长，换言之就是国内民主政治和国外市场竞争就能够导致繁荣。大国兴衰并不完全是由于经济增长和技术变化不平衡的结果，政策选择对世界发展的影响有时会超过力量均衡的变化，自由竞争的国际市场也是一种影响兴衰的无形力量，它越来越形成一种影响机制并以其巨大的灵活性影响着国家行为。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美国采取有效的政策并促进世界各国保持市场开放，避免保护主义；维持国内价格稳定，防止汇率急剧波动；鼓励国内市场的灵活性，按国际竞争规则重新配置资源。在亨利·诺看来，美国完全没有必要感到悲观，因为美国的民主价值及其政策是能够有所作为的。这就要求美国不但不能削减它在国际上的作用，相反要继续为此付出代价。他认为，1944年7月在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联合国经济会议上所达成的经济政策由于未能注意到各国国内政治差异，未能排除保护主义进而也就未能建立开放的有效率的国际市场。这使得美国的力量无法发挥。从1947—1967年，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使欧洲各国采取了新的经济政策，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促进了资本、商品和劳动的自由流动进而使西方资源获得了有效配置，结果促进了稳定和增长。1967—1979年，美国和西方国家放弃了自由经济政策，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开始统治各国政府决策，国内市场受到干预，贸易自由化遭到阻遏，因此出现了危机和震荡。而从1980年至今，在亨利·诺看来，由于美国实行并促进了降低通货膨胀、减少政府干预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再次促成了“西方的繁荣”。但是后来，美国的这些政策又遭到了挫折，[35]更具有“国家主义”色彩的国会剥夺了政府预算和贸易政策的领导权。这种理论已把宝押在了世界市场和政府政策上。而要实现这一点，就要建立一个开放、稳定和增长的世界市场，这包括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①以适当的凯恩斯主义财政和货币政策促证国内价格、汇率的稳定；②减少贸易壁垒，促进贸易自由化，利用竞争机制有效利用国内国外资源；③政府避免对市场进行非经济干预，促进劳动力灵活流动，资金得以有效利用。亨利·诺认为，西方国家可以形成政治共同体，只要它们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宏观经济政策上协调一致，“西方的繁荣”就可望实现，西方就可望继续支配国际经济秩序。亨利·诺的理论无疑显得很雄辩，但是不乏理想成分。世界各国都在竞争自我利益，如此高难度的政策协调实非易事。此外，世界各国体制、文化属性、地缘政治战略均有较大差异，他所要求的理想竞争状态难以实现和维持。当然，按照美国的体制资源，如果这种状态出现，对美国的利益是最有利的。但也恰是因为这一点，它就不会轻易出现。这种“政治市场论”认为，国家的目的不仅在于追求实力，还在于实现政治共同体，因此它既反对力量决定论，也反对财富决定论，更反对技术决定论。它将国际政治中的道德内容置于国家安全之上，进而将这种所谓的“道德政治共同体”强加于世界各国。罗伯特·奥斯古德写道：“一味追求与理想目标没有关系的国家安全，有可能会导致牺牲个人自由、社会目标以及另一些超然的价值；而安全之所以值得追求，原本就是为了这些价值”。[36]这种极端的理论甚至也遭到道德主义者的反对，查尔斯·克劳萨默认为，道德与生存的冲突要从整体角度评价，个人的自我牺牲是合乎道德，整个文明的牺牲却毫无道理，因此生存问题应当优先考虑，它是其他所有价值得以存在的基础。[37]因为政策选择可以承载较高的道德目标，但政策实施则必须取决于现实世界的条件，世界政治的现实将使道德政策遭到扭曲，这正是“世界政治的历史趋势”的内在作用。[38]三余论以上我们分析了近些年美国学术界流行的几种理论。我们从这些理论中可以发现，不管是支持“衰落论”还是不支持“衰落论”的，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对美国霸业的忧虑。衰落与崛起是相对的，是比较而言的。但是衰落与崛起的事实对国家政策有着重要的影响，政策选择反过来又直接影响国家实力。
另一个超级大国苏联的衰落，似乎没有引起更多的争论。对西方而言，处理一个军事超级大国的衰亡，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按照西方传统的理论，一个像苏联那样的超级大国的衰亡，意味着“霸权稳定”的瓦解，战争和灾难往往是伴随而来的。苏联的“和平瓦解”无疑让西方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少付了极大成本。对苏联这个超级大国力量的衰亡的解释还有很多，但对于它为什么会“和平瓦解”的解释还未多见。约瑟夫·熊彼特认为，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原因首先源于财政危机，即是说帝国政府不断增加的成本，尤其是战争成本同其不适当的税收基础之间产生了难以协调的矛盾。[39]封建的经济形式不能产生足够的岁入来支付军事力量不断增加的成本。相反，现代民族国家能够以干预经济的方式促进经济的发展，解决了封建帝国的财政危机，它的战争能力、技术能力和财政能力保证了它的胜利。市场的力量有其自身的逻辑，它能最大限度地提高经济效率，促进经济增长。苏联衰亡的真正原因就是未能解决经济形式与霸权的矛盾，僵化的军事化的经济形式严重压抑了市场动力，国家通过税收及其他形式汲取的财富日趋枯竭，越来越无法适应庞大的军事成本，社会的机动性日趋萎缩。[40]最后不得不宣布放弃霸权。苏联原有的经济体制形成于30年代，是一种“军事—计划型”模式，偏重于军事工业和重工业的快速发展，忽视经济结构的内在平衡关系，片面追求数量增长的高速度，为了完成指令性军事任务，不计成本，不惜代价，结果形成“自我消耗型经济模式”。叶利钦认为，正是这种“全世界最军事化的经济”造成了经济衰退、停滞乃至崩溃。叶利钦的外科移植手术就是“休克疗法”加“雪崩式私有化”。“休克疗法”的结局就是“向市场经济过渡”。1992年俄罗斯通过私有化纲领，规定50％的建材工业、批发商业和公共饮食企业、60％的食品工业、农业和零售商业企业以及70％的轻工业、建筑业、汽车运输和修理企业都要实行私有化。1992年7月法国《世界报》发表题为《俄罗斯不知所措》的文章，极为深刻地指出：“对国家的抢掠仍在继续，一切都等着出售。甚至有时候，一切都被卖掉了。从东正教的圣像到石油，从稀有金属到战斗机，从军舰到钛，无所不卖。而买卖的规则只有一个：必须在国外开立的帐户上以硬通货付款。”[41]“休克疗法”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克”之后，并未能奏效。这有以下几个重要原因：第一，俄罗斯在原苏联时期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市场机制无法在原有的现实并未发生太大变化的条件下有效运作。在“雪崩式私有化”冲击下，人们在根本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就进入了市场经济，结果，市场不能对资源进行有效配置。第二，一味以出售资源换取外汇，制造业未能取得内涵式发展，国际竞争力低下，生产不能进入良性市场循环。第三，长期实行封闭性经济政策，这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是危险的。原苏联在1924年列宁逝世之后就不再引进外资了，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后，1987年才重新开始引进外资，为时已晚。第四，过去为军事化经济付出的成本太高，畸形经济结构难以适应市场规则。根据西方学者的研究，苏联的军费开支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在80年代末达到14％。但俄罗斯公布的数字却达33％，真是太高了。按照叶利钦的设想，其私有化改革进程分三个阶段进行：1992—1993年是第一阶段，称为“危机式发展”阶段；1993—1994年是第二阶段，称为“恢复和启动国民经济”阶段；1994年以后是第三阶段，也就是“全面振兴阶段”，在这一阶段，私有化进程完成，市场机制开始有效运作，经济增长开始加快，至少仍保持在4％左右。按照叶利钦的逻辑，在这一阶段，对价格、资源配置和经济关系的行政约束已经解除，资源从没有竞争力的生产单位转移到新的有效率的企业，实现劳动、资本和技术的最优配置。问题并非像设想的这样简单。向市场经济过渡需要许多有效的条件，譬如有效的银行体制、税收体制，需要有合适的信贷政策，需要有产值占工业总值80％左右的200至300家大型跨区域公司的市场。而俄罗斯的现实是，银行体系不健全，甚至连汇款都有困难，税收也只能征集到50％左右。1992年世界银行发表一份报告，认为1992年俄罗斯的通货膨胀已达到2200％。
经过40多年的冷战，西方瓦解了苏联。当然，苏联自己的政策也是其瓦解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西方为了瓦解苏联所付出的代价难计其数。苏联垮了，东欧、华约也相继垮了。然而，历史并未终结。作为原苏联最重要和最大组成部分的俄罗斯仍旧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它依然拥有无穷的潜力。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达1710万平方公里，占苏联1990年疆域的3?4，它的面积大约比美国、英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领土总和大一半。俄罗斯有1.5亿人口，几乎是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人口的总和。俄罗斯民族构成单一，82％以上是俄罗斯人，劳动力资源为8700万人，其中70％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俄罗斯拥有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各种自然资源。此外，俄罗斯拥有大量的科学和创新潜力，科学家人数超过100万，它拥有的庞大军事工业体系及居世界第二位的军事力量和战略核力量仍然令世界不能小视。如此看来，俄罗斯虽然乱相纷呈，却仍是未来的最大变数。可以说，只要其改革以制度化形式取得成功，市场机制得以建立，对经济增长和投资因素的压力就会大大减轻，再配之以新的有效的发展战略，俄罗斯就会走出衰退和危机。1992年11月份，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拯救和平红利》的重要文章。尼克松以其精明政治家的洞察力，发现叶利钦的改革进程如果失败，将是西方的灾难。尼克松指出：“叶利钦的亲西方的、民主的俄罗斯政府一旦垮台，就会对美国经济产生远比新政府在国内能做的任何事件都要大的影响”。[42]尼克松的策略是西方必须在关键时刻援助俄罗斯，帮助叶利钦渡过难关。然而，对于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而言，指望西方的援助是永远无法实现民族复兴的。西方的援助，扣除俄罗斯不得不付出的政治成本，即便不是杯水车薪，也注定不能使俄罗斯失范的经济进入良性增长的轨道。
进入80年代，由于实施了改革战略、中国摆脱了灾难性的自我摧残，开始进行社会经济体制的改革与重建，经济和社会恢复了增长与活力。中国的经济增长和体制变革是相互关联、彼此促进的过程。一方面，中国对已明显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社会体制进行了坚定的变革和制度创新，另方面逐步冲破自我满足的思想文化体系，摆脱了冷战意识形态思维，为适应体制转型的文化创新准备了条件。中国十多年来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实力的增强令西方战略界若芒刺在背。主张“围堵中国”的理论成为报章杂志的抢手货。许多现实主义战略家如布热津斯基则主张西方应加速促进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尽量使中国成为“全球强国”而不是“全球问题”。新自由主义战略家如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等则看到美国“实力霸权”大势已去，再无力支撑，转而暗示政府注意掌控国际经济秩序的新规则，以控制国际经济的“规则枢扭”，促进合作，重建优势，再塑霸权以因应新兴的挑战。在21世纪即将来临、我国正在进行社会转型而国际环境相对严峻的历史时期，选择怎样的国际战略，使国际行为角色与国家利益协调一致，确是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注释：
[1]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纽约1987年版，第146页。
[2]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经济的政治学》，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1页。
[3]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28页。
[4]参见曼库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与社会僵化》，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5]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6]亨利·诺：《美国衰落的神话》，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绪论。
[7]弗郎西斯·福山：《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纽约，自由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8]约瑟夫·奈“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载美国《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号。
[9]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中的美国战略利益”，载英国《生存》杂志，1991年2月号。
[10]参见约瑟夫·奈“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载美国《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号。
[11]乔治·莫德尔斯基：《世界政治的长周期》，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40页。
[12]威廉·R·汤普森：《全球战争》，南卡罗来纳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章。
[13]亨利·诺：《美国衰落的神话》，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8章。
[14]赫伯特·斯坦：《总统经济学：从罗斯福到里根及其以后经济政策的形成》，纽约，西蒙和舒斯特公司1984年版。
[15]哈尔福德·麦金德：《民主的理想与现实》，纽约，1919年版，第2页。
[16]罗伯特·基欧汉：《霸权以后》，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2页。
[17]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44页。
[18]迈克尔·莫菲特：《震荡、僵局和焦土：里根经济学与美国霸权的衰落》，载《政治政策杂志》1987年秋季号。
[19]乔舒亚·S·古德斯坦：《长周期：现代的繁荣与战争》，纽黑文，耶鲁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7页。
[20]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世界经济的政治学》，纽约，剑桥大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2页。
[21]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章。
[22]道格拉斯·诺斯：《历史上的市场及其他分配制度》，载《欧洲经济史杂志》1977年第6期。
[23]保罗·塞缪尔森：《经济学》，纽约1967年第7版，第26页，转引自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译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78页。[24]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的政治经济学》，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95页。
[25]曼库尔·奥尔森：《集体行动的逻辑》，哈佛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
[26]曼库尔·奥尔森：《国家的兴衰：经济增长、滞胀和社会僵化》，耶鲁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27]格拉海姆·艾利森和彼得·詹顿：《重构外交政策：组织性联系》，纽约，1976年版第45页。
[28]亨利·基辛格：《动乱年代》，波士顿，1982年版，第242页。
[29]美国国会季刊社出版《社论研究报告》，1989年11月24日。
[30]美国《外交事务》1993年夏季号。
[31]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艾迪森—威斯利公司，1979年版，第172页。
[32]罗伯特·A·达尔：《谁在统治？：一个美国城市的民主与权力》，耶鲁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
[33]理查德·N·罗斯克兰斯：《贸易国家的兴起》，纽约，1986年版，第160页。
[34]约瑟夫·奈，“关于‘衰落’的错误类比”，载美国《大西洋》月刊，1990年3月号。
[35]肯尼思·奥伊等主编：《鹰的复兴：里根年代美国的外交政策》，波士顿，1987年版，第7页。
[36]罗伯特·奥斯古德：《美国外交关系中的理想与自我利益》，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53年版，第444页。
[37]查尔斯·克劳萨默：《论核时代的道德》，载詹姆斯·沃尔西主编《核武器：伦理、战略与政治》，1984年版，第17页。
[38]约瑟夫·奈：《理解美国的实力》载美国《外交政策》杂志1988年冬季号。
[39]参见罗伯特·吉尔平：《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中文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40]拉尔夫·霍特利：《主权的经济层面》，伦敦，1952年版，第61页。
[41]法国《世界报》1992年7月29日文章《俄罗斯不知所措》。
[42]尼克松文章《拯救和平红利》载美国《纽约时报》1992年11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