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文化和现代政治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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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李承晚政权的专制政体、朴正熙政权的政府主导型改革、“维新体制”到金泳三的“文民政府”再到金大中的民主政府，大韩民国在民主的道路上步履维艰。民主梦想的践行经过了漫漫长夜，在广大民众的奋力争取、政治精英的奔走呼号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所施加的强大的压力下，民主政治的实现终于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韩国现代政治的发展历程就是民主不断推进的历程。对于这种政治变迁有着不同的解释模式。本文试图从文化的角度入手，对这种政治转型作一个尝试性的解答。

一、现代韩国文化的要素分析

文化的形成、绵延和演绎虽有自身内在的逻辑和独特的规律，但它不能不受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和历史传统等外在因素的强烈影响。在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下，文化显现出一定的继承性、延续性，更具有适应性、综合性和时代性的特点。时代性和绵延性是任何一个民族文化活力的象征。朝鲜民族据称有5000多年的灿烂文化，对人类的文明进程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影响，这主要是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从文化发生学的角度对韩国文化进行追根溯源地探求。而从文化发展学的角度来说，任何文化都是变动不居的，都是在对一定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作出相应地回应基础上获得了生存空间和发展动力；同时它也对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本文无意对韩国文化进行本源性地探讨，而只是从发展学的角度对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影响其政治模式变迁的文化因素进行分析。

在大韩民国立国后，韩国现代化的启动有着重要的背景：在国际上，两极体制的对立，谋求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和重大的政治影响力是其立国的基础。美国的军事支持、经济援助直到今天仍然是韩国的政治精英决策的重要筹码。这种背景不仅为美国的文化介入提供了合法的渠道，同时也为其政治变迁找到了一个重要的外生变量。而韩国现代化的开启，不能不带着历史的负荷和深重的传统印记：从文化的角度观之，主要是日本殖民文化的遗产和深厚的儒教传统的积淀。所以分析韩国的现代文化不能不考虑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儒教伦理和日本的殖民文化这三者在韩国的复合互补。这些因素为韩国的经济腾飞、政治转型提供了文化动力，但同时也使韩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步履维艰。

1、西方价值观的涌入、冲击。这里主要是美国对韩国的影响。美在韩国光复后通过军政统治和对政府成立工作的参与，以及以后的三年战争和随之开始的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大规模的援助，美国的作用和影响已渗透到韩国社会的各个领域。由于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存在对韩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同美国的结盟是韩国的外交基轴。尽管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对韩的作用有所减弱，但青瓦台的新主人金大中仍然认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构筑了韩国安保体系的核心，强调“（韩国）新政府将继续坚持和加强韩美之间的安全保障和经济合作关系”1.美韩安保体系的存在使美能对韩国军队产生广泛的影响。事实上，韩国军队受美国的影响很大：它是由美国训练出来的、由美元装备起来的。军事渠道是西方科学、管理技术和文化价值观念输入韩国的三大渠道之一（另两个渠道是教育和行政管理）。整个韩国军队都按照美国的标准来组织、塑造和训练。2这些为美国控制韩国提供了新的合法手段和正式途径；更为重要的是，军人政治是韩国政治的重要特征：在韩国不足50年的政治史上，竟有32年之久是由军人掌权。尽管军人政权的统治在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但其影响和余威依然存在，不然就不能解释为什么韩国在民主化道路上有那么多流血冲突、金钱政治。这样，受美国价值观念影响的军人政府就不能不深刻地影响着韩国社会；同时，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西方的个人自由和自主、机会均等和竞争以及物质的富裕和勤勉等价值观念竟相涌入，冲撞着传统的韩国社会。通过这两种方式，“西方的个人主义、讲求平等、实用主义的文化骤然涌进习惯于传统文化的世界观、思想意向和价值观的正统理学的韩国，实不啻把整个国家深深抛进了思想混乱、情感危机和道德无序中”3黄秉泰先生是从消极的意义上谈西方的价值观念对韩国的冲击，但这也正说明了它对韩国的重大影响。

2、传统儒家文化的延续、积淀。韩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汉城大学的宋丙洛教授曾经总结出韩国和韩国人的22个世界之最，其中第一项就是韩国是世界上第一的儒教国家。韩国不仅是世界上最早输入儒文化的国家，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讲，它是比儒学的诞生地中国更加遵从儒家文化的国家。杜维明教授在提到儒学传统在东亚各国发展时曾指出“韩国人说韩国是儒学的母国，不能说完全没有根据”“另一有趣的现象是儒家传统的民间化”4韩国的儒家伦理对韩国的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刻地影响。无论是家长式的权威主义政府，还是家长式的企业经营体制；无论是国家的选举活动，还是社会关系网络的组成，大到国家的政府体制，小到家庭生活，亲情关系、地缘关系等儒家伦理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民主意识、法治观念还有待于进一步启蒙。象金大中这次入主青瓦台就是靠全罗南道的家乡父老的鼎力相助，这种“地域情结”几乎萦绕在历届的总统选举之中。从某种意义上说韩国现在只具有民主的框架模式，民主的实质和内涵还需深度挖掘和把握。

3、日本殖民文化的传续、影响。36年的日本殖民统治严重地破坏了朝鲜的经济发展。日本人以强迫的方式将现代化事物强加给朝鲜人民，在客观上缩短了朝鲜的现代化进程，在主观上将日本社会的风俗习惯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的儒家文化传统投射到韩国社会。尽管日本的民族同化政策最终破产，但日本的文化价值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不能不影响光复后韩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如朴正熙本人就有日本军队的浓厚背景，他在日本的士官生涯使得日本军人的职业素质、日本社会的文化观念深深地影响到他的政务管理、政治决策和政治风格。“如果说李承晚这一代在日治时期流亡海外的民族主义者脑子里记忆的是李朝管理国家的经验的话，那么，朴正熙这些在日治时期长大的人脑子里装的是日本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方法”5这里所说的现代韩国文化的三个方面并非是泾渭分明、互不相干的，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共同构筑了有韩国特色的文化。它们是推动韩国经济起飞、促使政治转型的文化动力。日本、韩国和中国等儒家文化圈，尽管在儒学的一般本质和特征上并无二致，但由于各个国家的历史、社会、民族状况和国际环境等有着重大的差别，文化具有鲜明的时代性。所以这些国家的现代文化又呈现出在总体一致基础上的差异性。

二、新儒家伦理与现代政治发展

韩国文化的各个部分的融合转化，形成了以儒家伦理为主、西方基督教伦理为辅的新儒家伦理。而韩国的政治发展呈现出一条从权威主义到民主主义的缓慢发展的脉络，金大中总结到“韩国的民主政治经过了许多艰难曲折。李承晚的权威主义和独裁政治统治了韩国三十多年。后来，国民通过‘4.19’和六月抗争，使国家重新走上了民主道路。”6我们并不赞成“文化决定论”，但也不能就此否认文化对这种转型的重大影响。这种作用和影响主要体现在政治发展的几个向量上：权威的合理化、结构的分离和政治参与的扩大等三个方面。

1、“开发独裁体制”与集权主义的政治传统。韩国在经济的起飞过程中，政府的主导和干预起了重要的作用。通过军事政变起家的朴正熙政权打破了军人政府的常规，提出了“经济发展第一”的方针，运用强有力的政治权力，调动各种经济资源、社会资源和文化资源，排除各种传统障碍，整合各种社会矛盾，推动工业化进程，从而实现经济的腾飞。具体地讲有以下几个方面：引进外资；大力创办国营企业；采取扶植政策鼓励出口；推行重化学工业化政策。7这些与其专制传统有关。朝鲜具有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历史，一君万民、家国同构成了传统韩国社会的典型结构，这就是马克斯·韦伯的“家产制政体”.家是国的基础，国是家的放大，君主是最高家长，把全部的土地和人民都当成自己的私有财产，对家的孝必然要求对国的忠，这样就必然导致以专制王权为核心的庞大的官僚系统的存在。统治者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致力于推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不仅是增进福利、造福于民的举措，同时也是增进自身利益、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此时的权威主要是传统型和克里斯玛型权威的统一。在韩国的现代化开启之际，统治者面临着合法性危机而不仅是为自己聚敛财富，如何重塑自身形象，获得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是他们面临的重大的挑战之一。朴正熙政权凭借他的强大的政府，优先发展经济，将国家带入现代化轨道。以人民生活的改善、国家的繁荣富强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来获得政权的合法性。这种传统权威主义的因子不仅可以从政府的高效能和对西方的民主政治的漠视上显现出来，而且可以从朴正熙的个人魅力上表现出来。他个人的人格、作风和价值观念对韩国的现代化推进起了重要的作用。以致有人评论：“朴正熙的胜利是韩国的幸运”8.另外一方面，在朴正熙的政府主导性经济发展模式下，日本文化的作用和影响不可小觑。日在朝鲜的殖民统治基本上是延续了李朝的官僚体制。与李朝所不同的是，日本用现代的法律制度给它装饰一新，“甲午更张”实质上就是把日本的明治模式搬到朝鲜。日本的官僚统治带有浓厚的军事化色彩，它能利用高效率的和比较清廉的官僚机器来强行推进改革。朴正熙政权的高级官员们都具有浓厚的日本背景。日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通过他们影响到韩国的现代化进程。“日本人当年用来推动朝鲜进步的那种官僚的经济取向的军事效率的非政治化的严厉反共统治的公式之修改本，又强加给韩国社会。”9

2、结构分离与权力制衡思想。政治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机构的分立、权力的分化，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为相互独立、彼此监督的各个机构。西方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传统就是对权力运行的不信任，要求对权力的运行进行制衡。从亚里士多德的“法律是最好的统治者”到洛克的“有限政府”、卢梭的“人民主权”再到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无不体现着这种传统。韩国光复后在美国的军事管制下成立了议会、建立了党派，尽管带有浓厚的宗派主义、权力争夺的性质，但毕竟在韩建立了“三权分立”的制度框架；张勉的第二共和国广泛地扩大了国民的民主权利，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家的权力结构，向西欧式的民主政治体制迈进了一大步；尽管最终导致了共和国的崩溃，但并不意味着这种民主政治体制的失败，而只说明没有同本国国情相一致的简单的制度移植只能归于失败。在美国积极的政治干预和强大的思想渗透下，韩国的民主进程得到推进：释放了反对党领袖金大中，强化了国会的权力，缩小了总统的权限范围，增强了最高法院的独立性，恢复了地方自治制度……，金泳三“文民政治”和金大中的“小而强的政府”正说明了真正的三权分立体制在韩国正在逐步确立。

3、政治参与的扩大和市民意识的兴起。“城市化、识字率、教育和接触传播媒介的水平的提高，都在提高人们的愿望和期待，而如果这些愿望和期待不能得以满足，就会刺激个人和集团投身于政治”10具体地，随着人们的生活水平的提高、大众传媒的全方位渗透以及市场经济的启动，人们的参政意识、参政热情空前高涨；参政能力、参政水平大幅度提高。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昌盛参与竞争、奔走呼号，力图对政治输入施加自己的影响。这种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市民意识的兴起呈正相关关系：市民意识的形成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是包括政治参与扩大在内的政治现代化的必要前提。随着韩国经济的高速发展，韩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60年的60美元一举跃至1995年的1万美元。韩国中产阶级的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60%，中产阶级已成为韩国社会变迁的重要力量。11除了由这种经济发展所推动的市民意识的成熟外，韩国的教育水平的提高、教育规模的扩大也影响着政治参与水平和规模。韩国每年投入巨额的资金来发展教育，为韩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人力资源。1990年韩国的教育经费占政府预算的20%，占GNP的10.7%.韩国人被喻为世界上最崇尚教育的民族。12这与儒教的尚贤和重教传统有关。韩国的经济企划院就是由一大批的专业学者所组成的决策咨询机构。专家治国提高了政府的管理水平和办事效率。三、启示和思考

尽管这种集权主义传统、儒家的尊师重教和市民意识的广泛兴起对韩国的政治变迁产生了积极影响，但勿庸置疑，由此也引发一些问题：

1、如上所述，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与政府主导型政策相契合，推动了经济的飞速发展，以政府政策的有效性促成了政府权威的合法性，为民主政治的实施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但是这种传统也为金钱政治提供了文化上的动因。过大的行政决策权和对经济的过多地介入为腐败提供了合法渠道。这也是引发韩国金融危机的非经济因素之一。清除腐败、整肃吏治，走出全斗焕、卢泰愚的腐败阴影，是金大中政府面临的重大挑战。同时，这种权威主义的政治传统所塑造的克里斯玛型权威在新的条件下如何实现向体制性权威转化，也是传统的文化资源留给现代的挑战。

2、西方的自由主义传统包括对公共权力的不信任等思想涌入，尽管促进了韩国的民主化进程，但是这种民主化是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社会的压力下推行的，没有同本国的传统因素结合起来，必然会导致张勉政权的悲剧。以西方民主模式为蓝本的韩国版，必然会引起韩国政治社会的无序和失范：传统的社会控制模式被瓦解，而新的控制模式又无以产生，混乱的状况就不可避免。而在西方的技术理性主义统治下，竞争的白热化，人际关系的疏离，造成了人的精神家园的荒芜；对公共权力的信任，造成了行政效率的低下，对社会控制的软弱无力，政府和社会的有效均衡被打破……这些因素阻碍了韩国的现代化进程。

3、政治参与的扩大与市民意识的兴起，尽管扩大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增强了社会的制衡力量，但是由于政治制度化水平没有跟上、政党政治发育不全，不能有效地吸收被动员起的民众到新的政治体制，那些游离于社会之外的力量必然殃及政治稳定。教育的普及和扩大，把现代的观念、民主意识注入人们的头脑，如果处理不好就极容易造成一种矛盾现象，“一方面是技术人员的缺乏，另一方面是具有高深知识的人泛滥成灾”。13仅以韩国的政党政治为例，其制度化水平低下，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适应性低，执政党随着党首的下台或失势而解散，在野党在军事政权的打击下被解散或分裂。②整合性程度低，党内结构分化和专门化几乎没有形成。③自律性低，党的寿命取决于领袖人物的寿命或党隶属的政治权力。④凝聚性低，主要是以个人的情感或功利主义为联系纽带。14

第二、同上相联系，文化制度不能简单移植，而要同本国国情相结合。任何拒绝传统的政治改革必然是昙花一现，它不可能赢得人们的普遍认同和支持。

第三、后发现代化国家的权威主义的两难困境：一方面“政治参与的扩大与权威的合理化同时发生，因此权力必须集中于某个政党或某个具有个人魅力的领袖，才能向传统权势挑战并唤起群众”，16这就要求有强大的政府能力或重塑克里斯玛型权威；另一方面这种权威主义在政治上阻碍了民主化进程，寻租腐败行为不断；在经济上扭曲了市场信息，窒息了市场经济的活力。如何扬长避短，正确认识和处理权威主义，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进程面临的重大课题。

第四、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必然会对传统的权力关系产生结构性的影响，传统的权力关系模式必不能回应这种利益调整，这就呼唤着政治体制改革。韩国在进入发达国家行列后，曾推动经济飞速发展的权威政府，面对着市民意识的勃兴、参与意识的扩大和全球化浪潮的袭击，如果还强行地对经济进行干预、对社会进行强有力的控制，必然会产生经济的混乱、政治的腐败、民众的怨声载道。“文民政府”、民主政府应是韩国必然的政治模式。注释：

1《日本经济新闻》，1997年12月10日。

2尹保云：《韩国为什么成功》，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第65页。

3[韩]黄秉泰：《儒学与现代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第494页。

4杜维明：《现代精神与儒家传统》，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8─9页。

5见2，第79页。

6[韩]金大中：《21世纪的亚洲及其和平》，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7刘鹏飞、郑信哲主编：《韩国──烟幕后的国家》，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79-81页。

8转引自尹保云：《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家国家的道路》，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94页。

9HendersonGregory，Korea：ThePoliticsoftheVortex，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p190.10[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44页。

11[韩]Su－HoonLee：“TransitionalpoliticsofKorea，1987－1992：Activitionofcivilsociety”，PacificAffairs，1993，Fall，p.354.12李庆臻，金吉龙编：《韩国现代化研究》，济南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277页。

13见10，第45页。

14赵炜编著：《韩国现代政治论》，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57-58页。

15张世平：《儒家文化与经济发展》，载《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3期。另外许多学者有此观点：尹保云著《韩国的现代化──一个儒家国家的道路》，第20页，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任晓著《韩国经济发展的政治分析》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0页。

16同10，第9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