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外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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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正在崛起，已经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在近年来有关中国崛起的议论中，一些评论家将今天的中国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苏联加以类比，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像当年的苏联崛起那样，向美国的世界霸权地位提出挑战，而美国则会像冷战时期遏制苏联那样遏制中国，从而出现中美争霸的局面。

应当说，这样一个假设不是空穴来风，这样一种担心也不是杞人忧天。冷战结束、苏联解体以来，中美关系曾经是大国关系中矛盾最深的一对关系。在1989年北京政治风波、美国对华最惠国待遇、李登辉访美、北约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中美军机在海南附近上空相撞等一系列问题和事件中，两国在意识形态、国家利益、国际立场方面的冲突凸现。

世界上的一些评论认为，中美之间互相说“不”，已经出现了一场“新冷战”，长期对抗不可避免。在美国方面，视中国为潜在的甚至是实际的最大安全威胁的言论不绝于耳。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和当年的苏联一样，都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崛起的大国，都不接受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和美国企图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因此美国应当警惕、防范以至阻止中国的崛起。还有人说，9·11以后美国将反恐列为对外战略中的重中之重只是一种暂时现象，中美关系的改善也只是一种表象，“一山容不得二虎”，两国在亚太地区最终会势不两立，甚至因为台湾问题而必有一战。

我想把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崛起道路，同冷战时期苏联的政策和它所走过的道路做一个对比，就中美是否将会争霸的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看法。

首先，虽然中国的综合国力日益强大，但今天中美两国的实力差距，远远大于冷战时期苏联同美国的实力差距。按照汇率计算，现在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约1.5万亿美元）还不及美国（约11万亿美元）的七分之一。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刚刚超过1000美元）只及美国（3.7万美元）的三十几分之一。在军事上，中美两国的国防开支、战略核导弹数量、海空军力量等方面的比较，美国更处于绝对优势。冷战时期苏联的经济总量约等于美国的三分之一，军事力量特别是陆军和战略核导弹的力量，同美国不相上下。所以从客观上说，中国不具备同美国争夺霸权的实力和条件。

其次，从主观上说，中国政府对于自己的国情、国力和国家发展目标有着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中国领导人把自己国家的发展阶段定位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大国”。经过20多年的快速经济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总体上达到了小康水平，但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地、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中国政府不讳言在前进道路上的巨大困难和现存体制的弊端，决心大力推进改革。中国把自己的国家发展目标定位于在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中国强调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要协调发展，国防现代化要建立在经济建设的基础之上，不同美国或者任何国家搞军备竞赛。这些现实的估计和务实的目标，同苏联当年宣称自己已经进入“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正在建设共产主义，同时又念念不忘同美国的军备竞赛，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和超过美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第三，中国对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国际战略力量对比也有明确而清醒的认识。事实证明，冷战时期苏联对世界发展趋势的判断是有严重错误的，不切实际的。根据资本主义总危机理论，苏联共产党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内部的矛盾不可调和、愈演愈烈，过低估计了资本主义的生命力，全盘否定了市场经济，否定了当时资本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合理因素。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是在僵化的指导思想下、对外封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从未进行过有创新精神的改革。改革开放时期的中国自觉地融入经济全球化洪流，积极吸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国际合作和竞争中提倡“双赢”，参加和参与了几乎所有重要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并力图在其中发挥建设性的作用。

第四，当代中国外交同冷战时期苏联的对外政策有着天壤之别。苏联以“埋葬世界资本主义”为己任，将同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当作推翻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的一个阶段，一种手段，而不是将和平共处视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以及国内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国际条件。即使在美苏缓和时期，苏联也把缓和战略当作同美国继续进行斗争和对抗的一种方式，而不是要达到和平共处的目的。中国外交政策的出发点是营造一个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环境，维护领土主权，促进国家统一。为此，中国力促国际形势的缓和，珍惜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不需要在国际上挑头去反对任何一个大国。对于美国的单边主义行为，特别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的政策和做法，中国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但是，同苏联不同的是，中国没有搞以意识形态划线的外交，没有搞集团政治，没有搞势力范围，没有搞排他性的贸易同盟，没有搞针对特定国家的安全合作组织，更没有搞军事同盟。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中国同邻国的关系有了大幅度的改善。无意同任何国家结成针对美国的同盟。

第五，中国十分注意同美国和其他大国的战略对话、沟通和相互理解。美苏关于对方战略意图的误判，是冷战僵局形成和发展的原因之一。90年代初期，中国领导人就向美国领导人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处理中美关系的原则。尽管冷战结束以来中美关系出现了若干次危机和许多麻烦，在关键时刻中国政府都能对战略大局做出正确地估量，并同美国官方和民间保持密切接触，避免了危机失控的局面。

简言之，大国争霸特别是苏美争霸的历史，给中国坚持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提供了一些教训，使中国人对自己的前进方向更为清醒，更为自觉。

在美国方面，自从冷战结束，华盛顿就没有明确地将任何一个大国界定对自己的主要安全威胁。9·11事件后，美国已经找到了自己最危险的敌人——“激进主义和技术的结合”，而所谓“激进主义”，主要产生于“大中东”地区。去年3月伊拉克战争以来的形势表明，美国大概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自己的战略焦点集中在“大中东”，而很难把崛起的中国当成“第二个苏联”来加以遏制。即使美国有人想遏制中国，他们也没有能力去成功地在国际上组织一个反华包围圈。

因此，在今天和今后的一段时间内，中美两国都没有相互对抗的愿望。但是，在中国继续崛起的未来二十年里，要避免中美的战略对抗，还需要更多的条件，做出更大的努力：

——应当推动包括中美两国在内的亚太多边安全机制的建立。近年来，中国官员多次表示中国欢迎美国在亚太地区事务中发挥积极作用，两国在朝核问题、防扩散机制、反恐等问题上正在加强协调。但是，对于美国在本地区的军事联盟，对于美国构筑导弹防御体系，中国不可能没有疑虑和防备。同时，中国的崛起当然也包括国防力量的加强，而美国对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也十分关注。在推动中美双边军事交流的同时，应当研究多边亚太安全机制问题，以逐渐建立战略互信。

——应当推动开放型的东亚地区经济组织的建立。近年来，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得到加强，中国同周边国家的经贸关系发展迅速。人们提出了很多关于成立东亚地区经济组织的建议。同时，美国同本地区的经济关系，仍有难以替代的重要性。因此，东亚地区经济组织应当是开放型而非排他型的，美国应当乐见其成。

——应当进一步加强中美双方在政治和安全领域的战略对话，以增进相互了解。尽管双边关系在过去一两年里有了明显改善，但也不能不承认，两国在对方社会中的政治形象，主要是负面的。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在两国关系中出现突发事件，两个社会中隐藏着的“敌国形象”可能重新浮出水面，酿成重大的政治危机或安全危机。在双边战略对话中，如何预防危机、管理危机，应当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最后但也是最重要的，是中美两国必须加深在台湾问题上的共识，即一个中国原则和反对台湾“独立”。两国在台湾问题上应当展开坦诚、深入的对话，防止某些势力将中美拖进双方都不愿陷入的对抗泥淖。

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的国力迅速增强，国际地位日益提高；与此同时，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不但没有削弱，反而在某些方面有所巩固。两个国家相对于其它国家的实力都在增长，但是双边矛盾并没有因此而愈演愈烈。可见“一山容不得二虎”之说是站不住脚的。只要中国沿着既定的发展道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只要美国决策者不犯极为严重的战略错误，各种国际因素就不会将中美推到争夺霸权的战车上。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