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政治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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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是中国政治制度的核心和神经，它具有共产主义政党的一般特征，是政治权力的绝对垄断者。作为中国政治的定义性标志，党的性质变化直接决定和反映着国家的政治走向。共产党一直试图驾驭转轨过程，但它必须准备为此而承受代价，转轨所造成的社会趋势对党本身所产生的冲击同样是不可抗拒的。从上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共产党以一种特有的方式适应正在形成中的多元社会，发生了实质性的政治转变。本文试图从两个方面来描述这种转变。

一从广泛性利益组织向狭隘性利益组织的转变

美国经济学家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1982）一书中，用狭隘性利益集团和「制度僵化症」理论解释历史上的国家衰败，此书在政治学界的影响相当广泛。后来，他通过发展该书中的观点，提出了一个从分利集团角度解释社会主义政治变迁的理论模型（Olson,1990,1995,1996,2000:Chap.8;MurrellandOlson,1991）。他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理想形态是由一种广泛性利益所控制的独裁政体，党─国领袖作为中央计划社会的「所有者」，其个人利益与社会财富的增加是相容的，甚至共产党的中央政治局也是一个利益广泛性的统治集团，共产党的利益广泛性促使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经济飞跃式增长。但是，随着社会稳定时间的延长，社会主义国家无法避免受害于其内部人组织的集体行动，陷入了比西方民主社会更严重的制度僵化症，这成了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从这一角度，奥尔森对中国「」的正面作用给予了高度肯定性的评价（Olson,2000:166-167）。饶有趣味的是，这一难于用事实证明的假设却也得到了不少正面的回应（Chan,1987；Bramall,2000:454-458,470；Shirk,1993:13）。

奥尔森等人只注意到了共产党作为一个广泛性利益组织，与社会整体利益的相容性，并没有更深入一步探讨这种保证这种相容性的制度结构是甚么。事实上，共产党的利益广泛性是由以下几个制度因素所决定的。

（一）社会政治构造

共产党的利益广泛性是与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构造紧密相关的，可以说它根植于革命后建立的特殊的党-国体制。在这一体制中，党、国家（无产阶级）与社会很大程度上同构，使三者在利益上的一体化成为可能。一方面，可以说党被扩充为国家，国家被扩充为社会；另一方面，则可以说社会被简约为国家，国家被简约为党。这种政治构造的实质是「党-无产阶级-人民」的等级制（见下图），它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之上。

首先，由「人民」构成社会，「人民」是个限制性很强的阶级概念，并非自然存在的所有社会成员的集合。可谓是马克思主义「人民」概念的发明者，他用阶级观点重释了这个最常被滥用的术语，早在1949年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中他就回答了「人民是甚么？」的问题，指出人民是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的联合体，他们「组成自己的国家」，对对立的阶级「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1968：1364）。后来在1957年《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他进一步发挥说「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其原因在于社会阶级结构及各阶级的政治态度在不同历史时期会有不同（，1999：205）。总之，「人民」是与「人民」的敌人相对存在的，「人民」的敌人属于要被消灭的对象，他们不能成为社会的组成部分；社会是由人民──以无产阶级为核心的阶级联合体──构成的。在政治上居于比「人民」更为优越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它既是人民的核心，又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也可以说是国家的所有者。居于这个等级制顶端的最核心的是共产党，一方面，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1，另一方面，它是国家的领导核心。

总之，在这样的一种体制中，共产党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高度一致，社会利益的同质化决定了社会结构极为单纯。相对于同质化的社会利益而言，共产党自然就是一个利益广泛性组织。

（二）基层党组织

根据共产党章程的规定，企业、农村、机关、学校、科研院所、街道社区、社会团体、社会仲介组织、人民解放军连队和其他基层单位，凡是有三名以上党员的，都应当成立党的基层组织。基层组织被认为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党通过无处不在的基层组织，以组织化的形式渗透到社会的各个角落。这些规模不一的党组织，不仅具有对社会进行控制的功能，而且也具有基层社会利益的表达功能。社会利益能通过它们，传达到党的各级决策机构，这可能使党的政策具有足够广泛的利益代表性。

（三）党员2

党员的品质和数量都可能有助于提高共产党所代表的利益广泛性程度。就党员的品质来说，合格的党员应当具有将集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品质，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因此，党员的利他主义就不但能推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且能将这种利益反映到党内，使党的政策代表这种利益。显然，党员的整体素质越高，党的利益广泛性程度就越高。就党员的数量方面来说，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党员数量的增加与党的利益广泛性程度是正相关的。由于共产党员与党的组织联系十分紧密，所以共产党员实际上相当于资本主义国家选举型政党的核心成员，选举型政党的核心成员人数是非常有限的，相比之下，中共的党员人数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是非常高的。1949年中共取得全国政权时，约有440万党员，此后年均以超过百万的人数递增，到2003年达6823.2万人3。党员占全国人口的比例也逐年提高，1949年是0.9%，1956年是1.74%，1964年是2.55%，1981年是3.96%，1990年是4.3%，到2001年达到5.3%（李一，2001）。4

（四）意识形态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意识形态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制度安排，意识形态体制是国家政治体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意识形态在保持共产党利益广泛性方面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意识形态具有使社会中的人口同质化的功能（申明民，2002a），这意味着社会利益结构的简单化。越是简单化的利益结构越易被党所代表，党在这样的社会中的利益广泛性程度也越高。第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包含着对共产党员行为规则的全面要求，在意识形态体制强大而有效的时候，它能通过强化党员的合规范行为，提高党的利益广泛性程度。

以上四个方面的制度因素曾使共产党像一个利益广泛性组织那样行动，这有一些历史的证据，比如：它对于发展经济有极强的动力，制定了一个又一个的雄心勃勃的经济发展战略；它致力于注重社会平等、全民基本福利保障的发展。它极强的政治动员能力，实际上也是它利益广泛性的一种表现。但是，在一个非民主的社会中，独裁性政党组织利益广泛性程度的不断提高，也隐含着危险。奥尔森曾提醒了分利集团的利益广泛性程度提高的消极影响：第一，任何组织的广泛性增加后，其垄断性随之增加（1993：54），垄断对微观竞争的削弱所产生的危害也随之增加。第二，无论对于经济组织还是政治组织来说，构成上的广泛性加重了政策制定中的资讯不足问题，因为社会中的组织越具广泛性，决策实体就愈少，决策权愈集中，有关集体利益的资讯难于得到，易出现决策错误；同样由于缺乏决策者之间的竞争制衡机制，决策错误难于纠正（1993：57，99）。「如果某一政治体系全部都是由高度广泛性的组织和机构所组成，则易于形成比较统一的舆论和政策，而较难于发现其主张和政策中的错误」（同上：57）。共产党国家确实受害于此，但利益广泛性的共产党大体上仍起着特定制度所要求的积极作用。

伴随共产党规模的扩大，党的利益广泛性程度的提高受到内在的约束，即党内的特殊利益小集团变得活跃起来，这会降低党的利益广泛性。在历经「」对党内特殊利益的打击之后，转轨之初面对的是一个利益广泛性的共产党。然而，在转轨过程中，共产党逐步由一个广泛性的利益组织演变为狭隘性利益组织。其原因终可归结到市场化引起的上述制度因素的减弱。首先，随着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发展，「党-无产阶级-人民」的简单政治社会结构事实上不复存在，复杂的利益结构不可能在党内得到一致的反映。「三个代表」思想的提出，实际上就是党对这种形势威胁的一种反应──党希望通过做到「三个代表」，有能力整合多样化的社会利益要求：

随着改革的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益多样化，我国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许多深层次矛盾日益凸显出来。国内出现的这些新情况、新变化，决定了社会成员经济收入来源的多样化、经济利益的差异，进而决定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这就要求党和政府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努力形成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局面。同时，也要求党和政府及时掌握群众的思想动向，努力满足群众的正当合理要求，不断探索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形式，学会做好新形势下的群众工作。近年来，新的社会组织、经济组织和社会活动领域不断出现，在这些新组织、新领域中，党的工作还十分薄弱。这都是党的领导面临的新课题。（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组，2003：13-14）

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对党的利益代表功能的削弱，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市场化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自主性市民社会与党有先天的距离感。在市场社会的发展过程中，党被迫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党是执掌政权的党，而不是执掌社会的全能型党。因此，党容忍了自身在政权体制之外的新社会领域和社会组织中「弱存在」的现实──如果说它在政权体制之内的存在是不容抗拒的「强存在」的话。在政权体制之内，党作为政权的所有者，能以强制为基础设置党组织，并任行决断；可是，在新社会领域和社会组织中，党员身份一般并不代表政治上的特权，党组织设置和活动方式都不以强制为基础。在2001年，全国有外商投资企业8.4万个，但具备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条件（有三名以上党员）的只有1.4万个，其中只有86.8%的真正建立了党组织。在123.8万个私营企业中，具备建立党的基层组织条件的只有5.8万个，其中只有80%的真正建立了党组织5。（2）党的意识形态传统限制了党的功能定位。比如，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出现并愈益壮大之后，党在2001年之前很长的时期内都难以逾越传统的意识形态障碍在这些群体中发展党员。（3）与多元化相联系的是社会流动性的增强，这使党的基层组织活动成本大大增加，比如对于国有企业破产之后的失业、下岗人员，以及对于「流动党员」，党组织都难以有效展开活动，它们在利益表达和整合方面的功能受到很大限制。

问题的实质或许在于，在多元化趋势愈益显著的社会形势下，社会中复杂多样的利益要求不可能通过一个政党来表达。共产党不可能像它过去所做的那样代表全社会的（即人民的）根本利益，它代表了某一部分人的利益，就必然失去代表另一部分人利益的机会。这是一种不可改变的两难处境。比如在是否吸纳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入党的考量上，如果突破过去的障碍，就将面临与其传统阶级基础的疏离，对强调阶级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来说，这种调整的政治成本是极其高昂的。

多元化趋势的不断发展也是与意识形态的衰落相伴发生的，完美的意识形态教义最终在市场化激发起来的个人利益和个性化满足的侵蚀下，变得千疮百孔。意识形态既失去了使人口同质化的社会功能，也丧失了改造党员主观世界的能力──这使党员的政治态度变得消极和平庸，他们不再有反映社会利益要求的热情和责任感，甚至表现出相当强的政治冷漠。对共产党员政治先进性日益丧失、「混同于普通群众」的担忧在改革过程中不绝于耳，但在改革起初的1980年代最为强烈，那时候的党刊充斥着这样的激烈警告：

如果我们的党组织和党员都只是把自己看成一般的商品生产者和销售者、市场竞争的参加者，借口观念更新，放弃共产主义理想，丢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完全按照商品经济中通行的原则来指导党的生活，指导党员的行为，只知道商品、货币、挣钱，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与国家讲条件，与人民群众争利益，甚至利用权力损害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那么，共产党就会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建设的领导者变为商品经济活动中的一般竞争者，变为与民争利的商人集团。这样，党在人民群众中就不会有号召力、凝聚力，就不可能有崇高的威信，人民群众就不会拥护党。（程继尧，1989）党员政治态度的消极化和平庸化不仅与意识形态的衰落有关，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正是党的组织规模扩大的策略所致。垄断社会权力的意图使之采取尽纳社会精英的策略，党可能认为，只要将社会各个角落里有影响力的个人吸收到党内就可避免影响力资源外流。与改革前的极端政治化社会不同，在以市场为基础的社会中，个人的影响力主要取决于他的技术性能力，而非政治态度，比如在大学生中成绩好的学生是有影响力的，在科研机构里研究成果突出的学生是有影响力的，在工厂车间里技术能手是有影响力的，在农村最有致富能力的农民是有影响力的。在这样的社会情势下，尽纳社会精英（以保持对社会的影响力）的策略与党（对其成员）的政治凝聚力存在着相互削弱的关系。考察党员纳新的实践可以发现，党基本上是选择了取前者而舍后者，党的中央组织部门强调所发展的党员要「优秀」，绝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在发展新党员的时候对其政治态度并不真正关心，只要他们按照程式作出无关痛痒的表态就可以了。虽然各行各业的精英人士有很多被吸收到了党内，但这些人却极其缺乏对党的政治使命的认可和忠诚感，他们对党的政治前途漠不关心6。这导致了一种奇怪的现象：虽然党员的人数一直在增加，但党在反映和整合社会利益方面的能力却急剧下降。

那么，这些对党的政治目标缺乏认同的人为甚么愿意入党，或者是抱着「无所谓」的态度入党呢？对于那些已在党内的人来说，为甚么不愿意退党呢？其原因仅仅在于个人的实际利益──它们与党的整体利益不相关，甚至是冲突的。对于追求个人利益而言，党员的身份仍是有价值的。因此，入党成为追求和实现个人与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一种方式和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就像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时期一样，规模不断扩大的共产党内部生长出许多特殊利益来──只不过这些特殊利益在改革时代是建立在市场的基础上。总之，在非战争条件下，一个组织严格的掌握庞大权力体系的执政党，一方面，由于党员身份能够带来一定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许多党员仅是出于谋取个人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入党；另一方面，由于没有清除缺乏党的意识的党员的机制，所以最终难免成为一个特殊利益的混合体。

综上所述，在转轨过程中，共产党蜕变为狭隘性利益集团是这样两种过程的交叉性结果：一方面，由于社会结构的多元化，党因无法代表多样化的利益要求而变得狭隘；另一方面，党为了继续保持全面的社会影响力而不断扩大规模，导致被其内部受到市场支持的特殊利益所分裂。从实质上来看，这两个方面都反映着一个事实：共产党与市场化社会的内在冲突。

二从理想主义的革命党向权力主义的执政党转变

从1949年到改革以前的时代，共产党是一个典型的革命党，它将自身的合法性建立在不断革命的诉求之上。革命就是为无条件地尽快实现共产主义的完美社会而斗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这个斗争就是阶级斗争──由于阶级斗争是实现共产主义的唯一途径，所以要「以阶级斗争为纲」，以此为指导最终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这个斗争颇具原教旨主义的特征，它不但针对政治权力和经济关系，而且还针对「旧社会」的一切规则，以及最深层次的思想意识领域。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就是这样一个最彻底、最深刻的革命运动的天然领导力量。

革命的共产党洋溢着理想主义的气质和精神。革命者的形象是单纯、无私、坦荡、自信、大无畏、永葆青春活力的。这是因为，革命的正当性来源于奋斗目标──共产主义──的道德完善性和历史必然性。革命绝不是为了获得政权，而是为了实现远比获得和执掌政权更重要、更有历史意义的目标──解放全人类。因此，革命体现着最高的历史价值和道德关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是共产党革命区别于历史上许多以夺取政权为功利目标的革命的重要标志。

作为理想主义的革命党，执政远不是共产党的目的，相反，它的目的是要消灭政党、阶级、国家等与执政有关的一切政治设施。假如说党在1949年前的直接目标是为了获得政权的话，那也只不过是一个阶段性的、低级的目标，是实现最终目标的一个必经过程。虽然党在1949年以后成为了执掌政权的党，但是政权对于党并没有多么崇高的价值，它的意义只是在于，它的强制力为尽快实现革命目标提供了方便。也就是说，政权只是体现着工具价值。为了实现革命目标，甚至完全可以不要政权，可以打破自己本已执掌的政权──假如这个政权阻碍了革命运动的话。这也正是「」之所以「自己革自己命」的逻辑并非全然荒谬、以至不可思议的根据。

同样是出于理想主义的使命之必需，产生了革命的专制──无产阶级专政。试想，相比于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现实的旧社会是多么的落后和骯脏！旧社会与理想社会的差距产生出了革命的需求，差距愈大，就愈需要用革命的专制来促进迈向理想社会的步伐。因为有如此强烈的革命正当性为依据，所以革命者有充分的自信、理由和勇气去利用任何手段消灭阻碍前进的反革命力量。为甚么共产党的革命专制是登峰造极的？因为极权主义的控制是社会尽快向共产主义过渡所必需的，它具有善的正当性；因为共产主义革命者对杀人没有任何恐惧、犹豫和忏悔，以革命的名义，甚么事都可以做。革命专制是比执掌政权层次更高、涵盖更广的概念，它是革命阶级意志的体现。可以没有政权，但却不可能没有专制。在某种意义上说，革命专制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专制，意识形态具有高于政权的地位，甚至政权可以被看作是意识形态的奴仆而已，之所以这样，也正是因为意识形态作为沟通理想与现实的桥梁，是终极理想在现世的代表。

在邓小平取得党的最高领导权之后，从1978年开始，共产党迅速从革命党的立场后退。这是市场取向的经济改革所必须的。邓小平的最大贡献在于，他把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从革命转向了经济发展，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准的明显改善为党提供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但与此同时，市场化基础上的经济增长也创造了一种使党的合法性潜伏危机的社会形势──在革命的意识形态日渐消退、社会利益与意识日益多样化的社会形势下，党的统治地位丧失了以前所具有的革命神圣性，处于一种由现实条件所决定的不稳定状态。因为在改革以前，党是一切政治权力和经济福利的唯一来源，而如今，党要与其他权力和福利来源进行竞争。这种状态无疑启发着共产党的执政意识，所谓执政意识，也就是一切从维护政权出发的意识。执政意识的萌发表明共产党已经没有了革命的优越意识或霸权意识，把对统治合法性的追寻从革命意识形态转向了被统治者的现实需要，因而实际上是党的角色意识的一种转换。

执政意识从邓小平时期开始萌发。比如，他在1980年2月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上曾说「我们党是执政党」，并提出了「执政党应该是一个甚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的问题（邓小平，1994：274，276）。虽然邓小平常用「执政党」这个词，但由于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相当稳固的，如何维护政权的问题并不迫切，所以并不是他最为关心的问题，他真正关心的是发展经济：「在社会主义国家，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执政以后，一定要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并在这个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邓小平，1993：28）。1989年「六四事件」及苏联、东欧执政的共产党倒台之后，共产党执政地位面临的威胁猛然凸现，但此时邓小平随即退出政治舞台，将共产党的领导权交给了以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也将回应这一系列历史性事件给党造成的冲击的历史重任留给了。在又经过十三年之后，也即将退出政治舞台时，他将自己的历史功绩定位在解决了「建设一个甚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历史课题，其成果就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一种执政党理论。中共十六大报告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历史方位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这里所说的「党的历史方位」，就是「我们党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此前，在2001年著名的「七一」讲话中，就已提出了这一观点。这标志着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无论从理论层面，还是从政治纲领层面，都已全面完成。可以说，从2001年「七一」讲话到2002年中共十六大这一年多的时间，堪称是1978年后中共最重要的政治调整期，期间，共产党的政治纲领确有十分重大的转折。对自身执政地位的认识，则是共产党发动这一转折的动因。

2001年以后共产党明确提出要牢固树立「执政党」的角色意识，强化「执政意识」，其出发点是要维护党的永久执政7地位。永久执政的假设在共产党的意识里自始就是存在着的，只不过在很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潜意识中的一种隐含的假设。在和邓小平当政时期，永久执政似乎是不言自喻、不成问题的，有关党的建设的各种方针政策无不是以此为隐含的前提。执政党问题的提出，不仅使这一预设明朗化了，而且更是包含着维护永久执政的意图。显然，这一问题提出的背景，是党永久执政的假设遇到了挑战。这一挑战从远处说是来自于1989年的民主抗议事件，从近处说则是直接产生自1999年春夏之交的「」事件。「」事件对思想产生的触动之强烈多少有些出人意料，1999年4月25日「」信徒聚集中南海后，他对如何处理「」连续做出了一系列批示，称这是1989年以来国内出现的最严重的事件，并把与「」的斗争定性为「一场争夺群众、争夺思想阵地的严肃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共产党人的根本信仰，关系到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根本思想基础，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总之，「」事件使他强烈地感受到了群众与党的离心力以及政权基础的不稳定性，「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思考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和对策，从此主导了他的思想发展。关于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他得出的基本判断是所谓的社会生活的「四个多样化」：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分配和就业方式等的多样化。从公开发表的讲话来看，从1999年6月28日在纪念中共成立七十八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始，到2000年5月14日在江苏、浙江、上海党建工作座谈会上全面提出「三个代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每次讲话基本都要提到这「四个多样化」对党执政提出的新挑战、新要求。「三个代表」就是他针对这种挑战提出的总对策，「三个代表」被概括为共产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算是画龙点睛，相当透彻。2000年6月在西北五省区党建工作和西部开发座谈会上，明确解释道：「我们党要不断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就必须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提出坚持『三个代表』的要求，其出发点和着眼点就在这里」（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2002：579）。「三个代表」与「永久执政」目标之间确定而直接的联系，一目了然。

共产党的政治意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应当说符合现代政党政治发展的一般方向，有其进步意义。尤其是，这其中隐含着的「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观点8，表明共产党开始在一定程度上正视潜在的政治竞争。应当把这看作是共产党对变化着的社会形势的一种适应。但是，令人遗憾的是，面对变化着的社会形势对其执政地位的挑战，共产党所选择的并不是顺应历史潮流，向现代类型的民主执政党转变，而是宁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为不可为之事──「永久执政」。「永久执政」的理念，所反对的是政党轮替的政治民主，实则是专制。在完成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变之后，共产党仍然是一个专制政党，它仍然要做全中国的领导核心，所说的仍然是重复的老话：「工农民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2001：359）。因此，围绕向执政党的转变，中共「执政意识」的凸现，以及执政能力的建设，只是表明了它在多元化趋势不断加强的不利社会形势下继续追求和维护的政治决心、「斗争精神」和制度化努力。

社会政治条件变了，而共产党的专制目标没有变。其结果是共产党权力策略的变化，即在从理想主义的革命党立场退却之后，演变成为了一个纯粹权力主义的执政党。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它把实现权力最大化作为唯一的行动方针，执政不再是实现理想主义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成为终极目标，党的一切活动的出发点就是保证永久执政。2000年，提出「要深刻认识和吸取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政党丧失政权的教训」，他说，「九十年代以来，一些执政几十年的政党先后下台，有的已经衰亡。……认真分析这些政党的兴衰，加以借鉴，对我们加强党的建设很有意义」（，2001：442）9。他所说的长期执政的党是指苏共、印度国大党、墨西哥革命制度党、中国（台湾）国民党等政党，本来，这些政党被选下台，是所在国家或地区政治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但是，中共却不从这个角度看待问题，它不从国家政治的长治久安出发，而是从一党之私利出发，提出总结这些政党暂时失去政权的教训，为的是永远能够独占权力，表明了它将自身利益置于国家长远利益之上的狭隘性。

第二，从理想主义意识形态的后退。当党采取了权力主义的功利立场时，它所奉行的就是利益政治，放弃过去的理想主义原则是一种必要的代价。以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为例来说，改革之初共产党的基本表述不仅有理想主义的成分，也有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维护党的特殊政治、经济利益的成分，即公有制。由于随着市场化改革对计划经济体制破坏的加深，公有制已经越来越不能有效保障党的特殊利益。所以，公有制逐渐被从社会主义本质的界定中排除了出去。对这个问题讲得最多的邓小平，在其最后一次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表述（即1992年「南方谈话」）中，将其界定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1993：373），其中除了生产力标准外，剩余的两项都反映了共产党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理想的认知。当然，这种理想主义的表述与两极分化愈益加深、社会弱势集团生存状况持续恶化的现实之间具有难以弥合的差距。问题是，在上面已讨论过的共产党上世纪末所处的「历史方位」中，坚持这样的「社会主义本质论」对维护共产党的权力地位没有多大的作用，于是，「社会主义本质论」就被「『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覆盖。在「三个代表」提出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之类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提法在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档中就消失了。在对「三个代表」的解释中，已经基本上看不到有传统社会主义理想的痕迹。正如有评论指出的：「只要能维持或扩大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甚么理论、道路、原则、价值都可以接受」（康晓光，2002）。

第三，政治基础转向分利集团。在转轨过程中，分利集团作为新形成的资本所有者控制了决定性的经济资源。共产党为了使其政权获得最大的政治支持，注定要走向与分利集团的结盟。因为共产党所维持的是一个没有竞争性选举的权力体制，在这个体制中，分利集团之外的社会大众是没有政治影响力的，所以共产党只可能依靠分利集团。社会大众的政治影响力来源于他们人数众多，而这只有在公开的竞争性选举中才能体现出来。依靠分利集团与共产党的垄断性政治利益是相容的，而依靠社会大众与党的垄断性政治利益是不相容的。这就是共产党为甚么要扩大其群众基础的原因。扩大群众基础，实质上是要把已经在经济上壮大了的分利集团拉拢过来，最明显的就是允许私营企业主等「新社会阶层」入党。党与分利集团结盟的实质，是权力和利益的交易，作为交换，党也会为实现分利集团的经济利益最大化服务。比如，国有企业的关闭、破产，在很多情况下是分利集团对工人剥夺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有数百万的职工下岗、失业，工人对此进行抵抗是必然的。对此，共产党的立场完全站在了分利集团一边，《中共中央组织部关于在实施关闭、破产国有企业中加强党的工作的意见》中，只是强调要把大力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教育下岗、失业工人顾全大局，理解和支持企业的关闭、破产，保持稳定，保证关闭、破产工作顺利进行作为党组织的「中心任务」，而丝毫不提党组织在维护职工权益、监督保证企业关闭和破产的合法操作方面的作用（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局，2002：56-61）。

竞争性民主体制中的政党（包括执政党）所奉行的都是权力主义的策略，即以争取权力（选票）最大化为唯一目标。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中，体制的竞争性与各个政党的权力主义策略之间构成了一种平衡。但是，在中共垄断性的政治体制中，权力主义的策略只可能有一种结局：它为了实现权力最大化，放弃曾经抱有的建立公平社会的理想，滑向与分利集团的同盟。这会导致制度僵化症加重，阻碍政治制度的变革。这是对于国家的一种致命的政治威胁。毕竟，纯粹为了特殊利益集团掌权而专制比为了公平理想而专制更不能令社会容忍。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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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中共十六大修改过的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表明共产党的传统政治逻辑开始出现变化。

2党员包括预备党员与正式党员，除此之外，「入党积极分子」的身份类似于「准党员」。从广义来看，以上三种人都承担着党员的个体角色。

3《人民日报》2004年7月1日特刊。

4其中2001年的百分比资料，作者根据有关资料对李一引用的资料做了调整。

5据有关未发表资料，2002年。

6中共的领导人对苏共解散时党员的冷漠反应颇有感触，他们在许多场合经常讲：为甚么当戈巴契夫宣布解散苏共时，苏共的党员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一事实，而不是为了维护党的存在而抗争？这样的提问实际上包含着对中共党员政治状况的担忧。2000年中共中央组织部组织了全国30万名党员思想状况问卷调查，这次调查的结果一直没有全面公布，从反面说明了结果可能很不乐观。这种担忧影响了后来的党建指导思想，从2000年起，「党的意识是执政党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全党同志都要增强党的意识」的提法开始出现；针对党员中存在的理想信念动摇、宗旨观念淡薄、组织纪律涣散等突出问题，党的十六大作出了在全党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的决策，该活动于2003年展开试点，2005年全面展开。

7永久执政，也就是共产党自己所说的「长期执政」。由于党所说的「长期」其实是无限期的，所以确切地说应当是「永久执政」──它清晰地表达了共产党对待政权的一贯态度。

8这一观点后来在2004年9月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中被明确提了出来。

9经中央点题，国内社科学术界一时形成了分析长期执政的大党丧失政权原因的热潮，这些文章打着探讨「政党执政规律」的幌子，总结出了这些政党社会与阶级基础不适应社会发展、反腐败不力等方面的「教训」。

政治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