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利性规则到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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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描述了桃花源的三个阶段，第三阶段只要再向前发展一步，政府就会出现。
在第三阶段，桃花源里的公民基本形成了一些普遍性共识、一些普遍性规则，他们明白这些规范和个人利益息息相关。但是，如何保证这些规则能正常、有效、顺畅地发挥作用呢？
桃花源的一万人结成了比较稳定的互利性关系，形成了保护个人财产、等价交换、信守合同等规范；每个人都清楚，从长远和总体效果看，自己信守这些规范对自己最有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在每个时刻都会自觉遵守规范，当某个人张三在某个时候顾不上从自己的长远利益考虑，就会违背规范。李四会指责张三，会破口大骂，但张三有可能执迷不悟，于是双方冲突加剧。张三这一违规行为当然破坏了和他签合同的李四的利益。进一步说，会破坏所有桃花源居民的利益，因为大家的利益都是靠这些规范组合、维系的，如果有人不遵守规范也得不到惩罚，这些规范能否得到切实实行就是一个问号。如果其他人觉得反正张三的行为只影响李四，和自己没有关系，所以对张三的行为不管不问；那么李四的遭遇下一次就会发生在其他人身上。互利性关系的深化使得大家有了公共意识，于是大家看到张三的破坏规范的行为就会一起出手惩罚，张三便遭遇到一股巨大的强制力。这一强制力来自于其他社会成员。张三是合同的一方，李四是合同的另一方，这一强制力是作为第三方出现的。这一强制力的唯一目的就是让合同双方都遵守合同，谁不遵守就用强力惩罚谁。也就是说，当桃花源的某个公民张三违背规范时，其他9999名其他国民必须同时出手惩罚张三。因为如果张三的行为不得到惩罚，就意味着规范得不到真正实行，那么所有桃花源公民的利益都会受损。
打个比方，这就好比我们的足球中超联赛。这一联赛有12个队。假如甲队和乙队比赛时，甲队贿赂了裁判获得了胜利，那么其他10个队就一定要和乙队一起，对这一事件作彻底调查，掌握确凿证据后对甲队作出惩罚。如果其他10个队觉得反正吃亏的是乙队，和自己没关系，就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下一次自己的对手就也会贿赂裁判，自己也吃亏。当然，如果大家都对规则抱着阳奉阴违的态度，都贿赂裁判，都贿赂对方球员，都打假球。看起来谁也不比谁吃亏，事实上大家都吃亏了。因为观众对于这种假的联赛会始而义愤、继而麻木、最后不看。分工协作的工商业也是这样，如果大家都互相作假、都不遵守合同、都不保护别人的财产，那只会使工商业萎缩，大家都退回到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
如果桃花源的居民都已有了充分的公共意识，那么张三只要违规，其余9999名其他公民就会群起而攻之，但这带来两个问题。其一：每个社会成员都有可能做一段时间的警察、法官，因为没有专职的。这会耽误各成员的正常工作，而且因为毕竟是临时担当，技术不熟练，效率也不高。其二，虽然有了普遍性规则，但其统一的、明确的含义是什么，在各种具体情况下如何运用，对违规者施以什么程度的惩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又会反过来损害其统一、明确性。这两者都呼唤着政府的出现。大家自愿把立法和司法的工作（当然还有行政）交给专职人员和机构去做，就像大家自愿把扫雪的活儿交给专业扫雪队去做，各家就不要再自己扫了；由专业扫雪队来做，效果比各家自己扫强得多。这样，既然大家有这个要求，总会有人接这个活。于是，政府就在大家的一致赞同下，挂牌成立了。政府担当起专门的司法工作，大家把相互监督的任务交付给政府，这种交付是自愿的，只是为了提高相互监督的效率和效益。
在这里，规则形成在先，政府发挥职能在后。所以西蒙斯在《无政府主义的边界》中说：人们可以不服从专制政府，但这不是说：人们就可以随意而为。即使政府不存在，社会道义仍然存在，人们仍然要服从社会规范的约束。所以，不是政府制定规范由人民执行，而是人民相互间制定规范，由专职的政府人员来履行监督之责（Simmons,1993）。转因此，桃花源里的这个政府的建立，是桃花源居民的社会博弈状态及其相互关系进化到第三阶段时，再向前进化一步的产物。
假设有两个地区，一个是桃花源，另一个是菊花源，它俩都到了第三阶段；但这不意味着两者会同时建立维护互利性社会的政府。十七世纪的英法两国可以说都在某种意义上处于第三阶段，但两者建立民主政府的进程却各不相同；同样，20世纪的巴西和阿根廷也是不同的。一系列的因素造成了这种不同。但我们大致可以说：这时，哪一国早点建立起维护互利性社会的民主政府，哪一国很可能会更多受益。
另一方面，如果桃花源还处在第二阶段，或者刚刚进入第三阶段，那么也不太可能建立这样的政府；即使建立了，也不太会发挥作用。曹锦清先生在《黄河边的中国》中对河南的乡、县政府进行深入调研，发现在这一层面实行民主制，不一定现实、也不一定明智。印度在独立后，全社会还处于第二阶段，民族矛盾和宗教矛盾十分激烈，虽然建立了民主政体，但并不能发挥多少社会功能。因此，只有在这个社会体的成员们已经在互利性社会生活中，意识到了各自相互间的道德收益，成员们可以预期周围绝大多数同袍都能按照这种规范处事待人，都能基本遵守这些互利性道德责任，上述互利性政治体才能建立（Sartorius,1975）。
回到我们的桃花源。政府是在桃花源全体人民的推举下成立的，所以对全体人民负责，对普遍性的规则负责。在我们的“牵脚比赛”中，政府就是大家专门推举出来喊口令的人，专门出来监督纠正那些不按照口令跑步的人，当然，官员自己也要按照口令做。如果政府在某时某地偏袒某个局部的社会成员，或者不对普遍性规则负责，社会成员们对它的信任就会下降；就好比那个专职扫雪队只扫某些路段的雪，对其他路段则马马虎虎、敷衍了事，那自然会激起大家不满；这种不满既指向政府，也指向那些特权路段。大家一定会要求政府纠正这样的行为。
桃花源里的政府显然是人民自我管理的机构。可是每个人都是有劣根性的，当人民有了管理权，他们很可能会偏心于自己及自己的亲朋好友；在自己受某人损害时，会过分地报复；当政府的某项决定不符合自己意愿时，会反对这项决定。这时，主持公道的似乎是政府，但因为政府只不过是人民意志的表达者和行使者，所以当某些人作出偏心之举、违规之事时，其他人必须要表达出对政府的支持、对这些举动的反对。由第一阶段进化到第三阶段是不容易的，是大家经过反反复复的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监督的博弈，才达成了对一些规则的共识；从长期看和整体看，这些共识对每个成员都是有利的。如果有人出于一时的糊涂、或者出于侥幸的心理，想偏离乃至违反这些规则，将会遭到其他人的普遍反对，这种普遍反对通过政府来表达和行使。因此，这样的政治体制，因为没有一个外在的强力权威，所以是人民的自我管理；但这种自我管理一定是通过人民的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进行的；没有相互监督和自我约束，互利性规则就难以实行，这个桃花源的社会状况就会倒退，退回到第二阶段乃至第一阶段，那将使每个人利益受损。
所以洛克在《政府论•第二篇》中说：人性的善只有在相互监督中才能被培养出来（Locke,1960）。如果我们把“善”定义为：自觉服从互利性规则，自觉为他人多做贡献；那么，在一个互利性的、同时又是相互监督的社会中，一个人越善，他的马斯洛意义上的五个需求就越能得到满足；一个人越恶，他的五个需求就越不能得到满足。这时，他就很可能变善，除非他是个傻瓜。相反，如果很多善良的人都希望别人也变善，但又不去监督别人，那只能说明这些善良的人全是傻瓜。
二、百姓之间先签契约，然后去和政府签契约。人有契约能力
从洛克、卢梭以来，不少思想家都对政府的性质持一种社会契约论的观点，这到了罗尔斯那里又有了新的发扬。张三和李四为什么要签订契约合伙开一家餐馆呢？因为开了这家餐馆，双方的生活都有了提高。桃花源的人民为什么要共同形成一系列规则，并自觉放弃一定的自由和利益以服从这些规则呢？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比以前有了提高。M•沃尔茨在《成员性与社会体》中说（M.Walzer,1983）：转
组成一个集体是重要的，因为这样做，一个人就可以得到某些特定的其他人的帮助、合作，从而获得安全和福利。如果我们不需要互相帮助，我们就没有理由和必要去组成一个社会体。我们都是理性的人，我们聚合在一起，签订合同，仅仅是出于更好地满足自己的需要，我们衡量、判断这个合同的标准仅仅是：它有没有更好地、在多大程度上更好地满足了我们各自的需要？
社会合同是一个大家都同意的约定，以决定什么共同的东西对于每个成员的福利是必要的，然后为大家提供这些福利。社会成员们因此相互有了义务和责任，他们对其他社会体的成员并没有这些义务和责任。
社会契约论为我们去深入思考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性质，提供了一种思路。
契约性规范在两人关系的起点上，设定这一规范是由签约双方自由自愿地签署而成的。在这之前，双方之间是没有统一行为规范的，也没有相互间权利和义务的安排。可是，一旦双方签约，就有了双方行为的统一规范，有了道德义务。这种契约有两个步骤。第一步是国民之间签约；第二步是已经相互签约的国民作为一方，去和政府公务员队伍签约。这就好比，第一步是某地全部100家居民相互契约，每家每月拿出十元扫雪钱；第二步是集体去请一家扫雪公司，该公司的收入是每月1000元，工作是为该社区扫雪。
问题是：当完全不存在一个外在强制力量的情况下，让一个人自觉自愿地去和别人签订契约，然后自觉自愿地服从契约所作出的法律法规、行为规范，有没有可能？当清朝灭亡后，我们看到了军阀混战；当罗马帝国覆灭后，我们看到的是欧洲各小国纷起，烽火连连；我们看到15、16世纪蔓延在欧洲的宗教战争，看到英法等国持续几百年激烈的劳资冲突，看到印度延绵不断的民族矛盾，看到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不共戴天，看到台湾闹哄哄的选举，看到美国NBA几年前因为老板们和球员们在待遇上谈不拢、差一点令联赛停止。看到这些事实，很多人对人性失望，认为除非依靠外来强力，否则人们不可能自觉建立并服从规范。
当然也有很多人是乐观主义者，罗尔斯就是其中一位。他在《作为公平的正义：政治的而非形而上学的》中（Rawls,1985），这样表达对人性的信任：
我们不能说：只要一群人在一起共同生产生活，那就是合作。合作仅仅指：各方从这种共同的生产生活中得到的好处，必须大于不进行这种共同的生产生活得到的好处。人们要组成一个合作性的社会体，就要有相应的规范。我们预设、而且认定人有这种能力，它包括：
对合作性社会中正义观念的理解能力，能按其行动的能力。人能够意识到共同利益及相应规范，这种共同利益既意味着一个人的合理利益，也意味着所有社会成员和组织的繁荣、利益。人们能够追求这种共同利益，它本身就是一种价值。我们预设并肯定人们有成为合作性社会成员的道德能力。我们预设并肯定公民们有能力对他们的行为及其后果负责。在一个安排良好的社会体中，公民们有能力按照社会规范来调节自己的目的、期望和行为，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的要求限制在社会规范所允许的范围内。当他们在某时某地体验到自己的某种强烈需求时，他们自己有能力克制这种需求。
当罗尔斯说：人有这样的能力，他说的是一种潜在的可能性。猴子、海豚可以被训练得认字，而鸡或者牛再训练也没有用。所以我们说：鸡或者牛没有认字的能力。人有能力和别人合作开餐馆；人有能力和另一个人合作组成一对乒乓球双打、对方打得不好自己也不会去责骂对方；人有能力和一位非亲非故的异性结婚、进行全方位的生活合作；人作为工人有能力和老板合作、为他打工、看到老板开奔驰住别墅自己骑单车睡架子床、处之泰然；人作为工人有能力和其他工人合作、精诚团结、以向老板施压每人每月增加一百元工资；人作为公司管理者有能力和消费者合作、自觉提高产品质量、降低产品成本、以更好地满足消费者；人作为老板有能力和其他老板合作、共同呼吁政府降低对企业的税收；人有能力和家人合作搞好家庭卫生、和邻居合作搞好走廊卫生、和市民合作搞好街道卫生、和其他国家的国民合作防止空气污染。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军阀混战还是让位给了国家统一，欧洲各国间的频繁战争还是让位给了和平共处、以致要制定一部欧洲宪法，宗教战争还是让位于宗教宽容，劳资冲突还是让位于劳资合作，印度的民族矛盾在逐步减少，台湾因选举而产生的情绪对立在逐渐缓和，NBA球星们在和老板就薪水问题达成协议后又一门心思地打球了。虽然巴以双方的强烈争端仍在持续，但毕竟也只有几十年的时间，几十年的时间并不能说明什么。
换一个角度，人有能力具有合作意识，并不是说张三现在就有合作意识，也不是说张三过20年后就会有合作意识，张三完全可能一辈子也不懂得如何与他人合作。有的人能和别人合伙开餐馆，有的就只能合伙开三天；有的人能和别人组成双打，合作愉快，有的就很快不欢而散；有的人能和配偶相处愉快，有的就吵闹不断；有的人能够心平气和地打工，有的就心气难平；有的人同事关系和谐，有的则众叛亲离；有的人能自觉提高对消费者的服务质量，有的则市场形象十分恶劣；有的人能和家人、邻居合作得很好，家里和走廊都十分整洁，有的则把一切都搞得乱糟糟。
从没有合作意识到有合作意识，是人的进化过程；就像人从四脚着地进化到直立行走一样。进化需要时间，进化更需要条件。进化是由一小步一小步积累而成的，一个人只有看到跨出这一小步对自己显然带来利益，而且自己确实能够跨出这一小步，这一小步的进化才可能完成；而每一小步的进化，都是进化主体的自我超越和自我成长。如果上天保佑，这么多小步都完成了，那就是一个较大的进化成就。
当进化的条件和土壤不具备时，说什么也没有意义；当进化的条件和土壤具备时，就应该相信自己，进行进化活动；罗尔斯上述一番话的立意，就在这里。
三、互利性规则下的政府应该做什么
政府需要做哪些工作？
政治哲学家西季威克在他的《效用与政府》中对这个问题做了很好的分析（Ten,1994）。
第一，只要一个人或一间公司、机构没有违反规则，那么无论他怎样千方百计、绞尽脑汁，去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政府都不要去管他；其实，让每个社会成员获得最大利益，正是政府的职责。再者，有时候政府会认为：这个人、这家公司自己不知道怎样才能获得自己的最大利益，所以政府要帮他去做。西季威克认为，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个人怎样谋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他自己最清楚，也最有积极性。一间公司为了提高利润，会千方百计地去寻找市场、招聘人才、设计产品，公司管理者天天浸泡在这个行业里，他对怎样才能提高利润，要比政府人员更清楚。
一些县领导会指令农民们都种某种作物，结果往往是销路不好，令农民经济受损。政府对国营企业的经营也会作出各种指示，但效果同样不好。中国足协要所有队员的长跑必须达到某一标准，结果很多队员说这种规定不符合足球运动规律。政府这样做，可以说是不符合现代社会的分工规律。我们需要专业的扫雪队、专业的政府、专业的种粮大户。专业性意味着：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比别人强，在自己专业领域之外比其他领域的专业人员弱。政府人员的专业就是维护规则，提供公共产品；至于社会生产生活的工农商学兵等等领域，那都是广大国民的各自专业领域。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政府人员的精力也是有限的；我们的思维不能还停留在小农经济的自给自足阶段，如果什么都做，那就可能什么都做不好。一个人应该把自己的时间精力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如果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则各自收益；分工不清、越俎代庖，则人人受损。假如那些县领导把种哪种作物的决定权交还农民，则效益普遍提高，县领导也有了政绩；假如政府把企业经营决策权交还企业，则利润普遍增长，政府财政收入也就上升；假如足协把如何提高队员能力的权力交还俱乐部，让每个俱乐部都能根据具体情况，科学合理地安排训练，则比赛水平普遍提高，频频在国际上升我国旗、扬我国威，足协领导的脸上不也十分有光吗？这就是共赢的局面，是皆大欢喜的场景。它应该成为我们每个人的自觉共识。转
有些社会成员，因为能力有限，确实不太明白如何更好地获得自己的利益。这时政府如果代替他们做决策，暂时会有较好效果。但从长期看，这样会使这些成员产生依赖心理，自身谋利能力也难以提高。政府管得了他们一时，但管不了他们一世。这些成员在某种意义上有些像未成年的青少年，还不太明白如何规划自己，如何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于他们和其他社会成员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代替他们去规划自己，代替他们做主；否则他们总也长不大，这对人对己都没有好处。政府要做的是：一边放手让他们自我做主，一边对他们培训、教育。
因此，从以上两方面看，政府都不要去代替国民做决策。一个国民如何更大地获得自身利益，他自己做决定所产生的效果，要比政府替他做决定的效果好。“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里的“做主”是指维护规则，而不是做主决定：种玉米还是种棉花、做小轿车还是做大客车、这场足球比赛侧重进攻还是侧重防守。
第二，政府的核心职能是维护规则。所谓规则就是人际关系的某种最低行为准则，这些规则的实行将有利于各方利益。
比如美国的NBA职业篮球联盟。那些球员如果去做别的工作，收入很可能比做NBA球员低；如果做别的工作每个人的收入是1个单位，那么，成为NBA球员后，各自的收入会上升到8。这当然有赖于一个组织完善的职业联盟。它有着一系列的规则，联盟的管理机构负责执行这些规则，哪个队贿赂裁判、哪个队给前来比赛的客队的饭菜里下泻药、哪个队员公开辱骂裁判、哪个队员在背后踢了对方球员一脚，这些行为都必须得到处罚。如果不处罚，那么势必会引发各队都贿赂、都下泻药、都骂裁判、都踢对手。结果就是：即使比赛还能进行，吸引力也会大减。队员收入不再是8，而普遍下降到4、3、2。所以，如果联盟的管理者不干活，不去严格执行规则，那么受损的将是联盟每个成员的利益。这时，每个俱乐部都会强烈要求联盟管理者：你们必须出手执行规则，否则我们大家为什么要出钱请你们？即使是受到管理者偏袒的俱乐部，要是从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出发，也要附和这样的要求。否则，它会受到其他俱乐部的共同反感，这当然对它不利；而且即使它成功获得了偏袒，结果导致联盟规则性削弱，吸引力下降，总收入减少，它的利益同样受损。今天中国足球的中超甲A，由于有着很多违反规则的情况，所以市场吸引力大幅下降，几年前联赛总的冠名权还能卖个上千万美金，后来只能卖三、四百万美金，再后来只能卖六、七百万人民币，各家俱乐部基本上是亏损的，如果没有国有资产撑腰，联赛能否维持都是问题。因此，这对于球迷、球员和俱乐部都是不利的，规则的维护不力，是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而这正是政府的职责。
第三，政府的所维护的是互利性规则，而市场经济的规则、自由自愿的交换合作规则，是最常见、使用最频繁的互利性规则；但还需要其他规则补充。当外资进入中国后，外方使用了中国较低的各项成本，中方有了资金和项目；如果说结合前双方的获益各是6和2，那么合作后获益就各是8和4，是双赢的局面。这时，政府只要维持这一规则即可。但并不是互利的事情都会发生得如此直接、清楚。如果单靠市场原则，有些互利的事情就发生不了。比如每个国家都需要森林，在北京遭受过沙尘暴的人都有这样的感受。可是凭市场规则，一位企业家投巨资营造森林，虽然造福国家，但他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能收回投资、赚取利润。这时就需要国家出面，统一使用纳税人的钱，去营造森林。进行科学研究也是这样。有些科研成果是难以从市场上获益的，但对社会文明的发展又很重要，这就又要政府出钱。
第四，虽然现代社会以互利性为主导，但这不意味着人际关系时时事事都是互利的。在现代社会中，不可能事事都是你好我好大家好，一定会有一些你赢我就输的情况。比如，如果完全按照市场规则运作，就可能在某个领域出现寡头垄断；一旦垄断形成，受损的不仅是其竞争对手，也包括广大消费者。这就不是双赢、共赢的局面。在垄断的情形下，寡头和竞争者、消费者就构成了争利关系：维护前者，则后者利益受损；维护后者，则前者利益受损。事到如今，必须做一个了断；其原则是尊重大多数人的意见，也就是所谓多数原则。政府这时就要从社会多数人利益出发，强行解除垄断五，桃花源政府及法律是桃花源这个地区的人民，在长期共同的社会生活中逐步形成的，目的是为了桃花源人民的利益。这一政府及其法律只对自己的人民有着约束力，也只保护自己的人民。如果它做不到这一点，它就不是一个好政府。可是，当它面对桃花源以外的人，将奉行另外一套行为方式。澳大利亚实行一夫一妻制，但对于一些伊斯兰国家实行一夫多妻是不会去管的，也无权去管。美国在国内政治中，实行一人一票的民主方式，但到了国际上，和其他国家发生关系，就不会用这种方式了。海地或者什么国家发生骚乱，美国先心急火燎地把那里的美国人想办法撤出来，对其他的人就不想多管了。这就是今天的国际政治状况。至于一百年后联合国会不会变成一个国际政府，在全球实行一夫一妻制，对全球人民的生命安全统一负责，那只是一些人闲着没事干时的猜想。
卢梭就是一个对政治有着清醒看法的人，他在《社会契约论》中说：如果一个政府对待自己的公民像对待其他国家的公民一样，那么这个国家的公民就没有必要成立一个自己的政府了（Rousseau,1950）。一个政府能够得到自己国民的爱戴，就已经足够了，至于其他国家的国民爱不爱，那最多是第二位的。所以美国政府的行为，就是要让美国人觉得自己的政府挺为自己着想、为自己办事的，要让美国人爱自己的政府；至于其他国家的人爱不爱美国政府，喜欢不喜欢美国政府，它不会多去考虑。一个房地产公司的保安，只对自己小区的治安负责，别的楼盘要是有人打架，他会懒得去管；那是那个楼盘的保安的职责范围，要不然就是警察的职责；即使那个楼盘没有保安、甚至没有警察，自己也没有责任去管，也不想去管：谁想打架就打吧，和我有什么关系呢？非洲若干国家曾发生过严重的种族流血冲突，但世界各国也就是呼吁呼吁，并没有采取什么实际行动：谁想打架就打吧，和我有什么关系呢？
四、真实的政府和应该的政府
以上我们说明了桃花源政府的建立及其特点。这并不是说：世界上真实存在的政府，都是桃花源政府这样的。桃花源政府只是各类政府中的一种。如果我们对现实的人类历史做最粗糙的两分，那么一类是争利性关系及其规则为主导的社会，也就有维护这种关系均衡态的政府；另一类是互利性关系及其规则为主导的社会，也就有维护这种关系均衡态的政府。桃花源政府当然属于后者。两类政府有很多相似之处，都有最高政府首脑，有法律，有警察，有法院，有权威，有行政体系，等等；但两者又有很多不同，比如：其权力来自不同的社会博弈状况，其权力行使的目的也不同。
真实的存在和人们希望的存在，是两个概念。真实存在的婚姻既有自由结合的、也有包办而成的；自由结合的婚姻对于其当事人来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对于包办婚姻中的男女而言，则只是一个理想，或者是一个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异端。当一个包办婚姻中的女子对婚姻提出质疑，实际上是在表达希望改变现实婚姻关系的意愿和意志。所以，当洛克在《政府论》中描述“自然状态”时，并不是想说：真实的政府起源就是这样的；不是说：政府本来就是这样的。英国从古罗马时代到17世纪，都是专制政府当家，专制国王可以不受约束地侵犯百姓的自由和财产。洛克只是想说：政府的起源和功能应该是这样的。政治哲学家喜欢谈“政府的合法性”，那就是在说：他们主张政府应该是什么样的。
18世纪的休谟在《论原初契约》中，专门反驳了把契约性政府看作政府的真实起源的说法。他说：
认为政府起源于人们的自愿契约的观点，不符合世界历史的事实。我们在人类历史中看到，政府都是通过征服而产生的，波斯、法国、西班牙、荷兰、英国，都是如此。如果你要去那些地方传播契约思想，即使你的朋友没有把你看的荒诞绝伦，当地的国王也会以煽动叛乱罪将你关进监狱。因此，所谓自然的、原初的契约状态，在真实的历史中是极为罕见的。即使我们说雅典是历史上罕见的民主政体之一，真正享有民主权力的，也只占国民的1/10。而且雅典人用强力迫使其他城邦的居民屈从于雅典统治。人类历史上的政权基本上都是通过暴力和被统治者的恐惧建立的，但时间一长，原先被视作篡国者和入侵者的统治者，就被看作成“正当的”统治者了。所有这些都和“同意”无关。
可是，事实如何是一回事，应该如何是另一回事。政治哲学家不是社会学家，前者更关注“应该”如何。由前面桃花源三个阶段的演进，我们说：我们需要的政府，其职责是维护互利性规则的，是进行上述五方面工作的。政府应该如此。有时，政府的某些行为会不完全符合上述标准，那么就需要作出调整和改变。
本文及上文描述了桃花源社会博弈的三个发展阶段、以及相应政府的出现。所有这些都只是在描述一种模型，也就是说，只考虑一种社会变量，而暂时排除了其他变量。
比如在做物理实验时，一个小球从一个斜坡滚下，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那么坡度越大，小球的加速度就越大。可是，在真实的世界中，还会有很多其他因素在起作用。比如斜坡的光滑度，比如小球下滑时会起风，甚至会有人在小球下滑时伸手把它拦住，或者在小球后面拴一根绳子：想让你多快就让你多快、想让你多慢就让你多慢。这样，在真实世界中，决不是坡度越大速度就越快，现实情况要比这个模型复杂百倍。
同样是互利性生产方式和人际关系的发育，在欧洲中世纪，地中海意大利地区的商业关系，就比俄罗斯地区发育得快；中国古代江浙地区的商业关系，就比安徽河南发育得快；即使同在当今的浙江，温州的商业关系以及商业观念的发展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也有几个地区商业观念的发展低于全国平均水准。再有，相比于欧洲，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十分迟缓，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呢？显然，本文中三个阶段的模型完全不能说明造成这一不同的原因何在。
虽然现实情况比这个模型复杂百倍，但这个模型毕竟在一个角度、一个方面，反映了一种人际关系发育的真实线索；因此，它对我们认识人本身，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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