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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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史自身的学理特征和教育功能、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发展的特点，决定了科学史可以作为沟通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桥梁。

[关键词]科学史；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桥梁

1959年，英国著名的科学家和作家斯诺，在剑桥大学作了一场著名的演讲，讲稿后来以《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为题正式出版。他在演讲中提出，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由于科学家与人文学者在教育背景、学科训练、研究对象以及所使用的方法和工具等诸多方面的差异，他们关于文化的基本理念和价值判断经常处于互相对立的位置，而两个阵营中的人士又都彼此鄙视，甚至不屑于去尝试理解对方的立场。这一现象就被称为“斯诺命题”。他指出，在“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存在着一条相互不理解的鸿沟，而这种文化的分裂对社会是一种伤害、一种损失。实际上，斯诺并不是第一个提出两种文化及其分裂问题的人，但他从理论上第一次表述了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对立，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广泛重视和争论，以致两种文化相互融合的呼声日益深入人心。

一、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同在人类文化中孕育和成长，都是人类文化的精华。科学文化是人类在探求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过程中产生的科学思想、科学方法、理论体系及其器物制作的总合，其核心是理性、规范、创新、效率等科学精神[1](P214)，它以自然知识为基础，在人与外在世界的两极中，侧重于外在自然。而人文文化则是人类在实践活动和文化创造过程中，对人的存在、生活意义、终极目标与历史使命进行探索与思考所形成的思想观念、价值观和理论体系。人文文化体现在人类求善、求美的过程中。它在人与外在自然世界的两极中，侧重于人类自身，以人的价值本身来决定对某种东西的关注程度[2]。人文文化是人类在认识自身、完善自身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形成的，它规范、指导和约束着人类自身的活动。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都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人文文化为科学文化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思想环境，开阔了人们的胸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科学文化则在指导人们改造自然的同时，极大地增强了人们的力量和信心，加深了人们对自身的认识。不论是从“外向认识”自然与“内向观察”自我的意义上，还是从规范科学共同体行为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意义上，两者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对立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长期和谐共处、相互促进的事实表明，二者的融合不仅可能而且从未分开过。因此，当斯诺开始那个著名的演讲时，他无疑是揣着这种自信和一份唐吉诃德式的浪漫走上讲坛的，而萨顿更明确地提出：可以将科学史作为联结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之间的一座重要的桥梁。

二、科学史成为桥梁的学理基础

科学史是研究科学发生和发展的历史的一门学问，它立足于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诸多科学事实本身及其相互问的关系[3]。科学史不仅是一部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同时也是一部辉煌的人类文明史。科学史不仅对理解科学本质及其发展规律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加深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沟通与整合，都发挥着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桥梁作用。

1．科学史具有人文内涵

科学史研究的对象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就其本质来说，科学史是一门历史科学[4](P26)，属人文科学研究领域，有着浓厚的历史感。正是这种历史感所包含着的清醒的判断能力，即根据背景和情境来对事物进行判定的能力，才使得科学史自身避免了不应有的偏颇和武断。

因此，科学史既是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思想、科学精神的演化史、传承史。科学本身之所以有无尽的魅力，除了其应用能给社会带来丰富的物质财富外，还在于它的丰富的精神成果。萨顿出于对科学的深入考察和深刻理解，认为科学史是一种有道德教育意义的学问，它的研究对象是科学及其发展，但它传达给人们的信息却是人道主义或“新人文主义”的。科学的求真、至善、臻美的最高目的内化为一种“持续的努力”[5](P67)，这种“持续的努力”赋予科学以人性，有了这种“持续的努力”，“才使人性在文明一步一步的实现过程中得到完全的胜利[5](P89)。科学并不缺乏人性，缺乏的只是人们从中挖掘人性的意识。诸如科学家的高尚品格、求知精神和献身精神，凡此种种，都是科学人性的体现。

从研究方法上来看，比较有成效的科学史研究方法基本属于历史的方法。如实证主义的编年史方法，这种方法在古代史学中早已被使用，也是现代科学史研究中仍在大量使用的方法，主要是以年代为线索，对史事进行梳理考证，力图勾画出历史的准确面貌。或如思想史学派的概念分析方法，它主张研究原始文献一主要不是为了发现其中有多少成就，而是为了研究这些文献的作者当时究竟是怎么想的，重视的是思想概念的发展和演化[6](P6-17)。

同时，科学史也是介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具有特殊的社会文化功能。在西方，大约从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开始，从若干传统的人文与社会学术领域中，相继衍生出了一些以“科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新的综合性学科，比如从哲学视野中的科学真理问题发展成科学哲学，从关注科学在社会中的功能而发展成科学社会学。科学史就这样与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科学学、科学管理与决策研究共同构造了一个学科群。这一学科群的标定并不是根据这些学科的外延来判断的，这是因为它们所研究的对象都是社会进步中具体的科学。在这些学科群中，科学史是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交叉渗透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并进而成为这些科学人文类学科的基础平台[7]。这样的学科系统，是最利于沟通“两种文化”的。

2．科学史的科学性质

科学史研究需要专门的科学知识，最早的科学史实践者通常都是科学家。科学史的研究内容之一就是说明科学自身发展的逻辑规律，因此科学史家就应具备一定的自然科学素养，应该接受一门或多门科学的训练。没有相应的科学知识，就不可能了解和评价科学资料，就无法正确说明科学事实和科学思想的发生和发展。即使是作科学史的外史研究，去考察科学发展和各种社会现象(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之间的互动关系，也要求研究者具有相应的科学素质，如默顿虽然是社会学家，却在萨顿和数学家兼科学哲学家的怀特海手下接受了长期的训练。

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史也力图运用科学研究的方法。传统的科学史研究多是采用历史文献分析的方法，但近代以来，模拟实验和实地考察的方法，正日益成为科学史研究的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这类方法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而以其“实证判据”的特点，为科学史研究的合理性与实在性提供证据，从而解决了以往由单纯文献资料难以解决的问题。如在青铜器的研究中，就可以通过化学成分的分析来推知青铜器中铜、铅、锡的含量，从而进一步研究当时的制造水平和铜料来源等问题。考察和实验可以弥补文献记载的不足或验证资料的准确性，避免了从文献到文献的单一视角。、科学史成为桥梁的教育路径

改革现有的科学教育理念，用各种手段增加其中的人文因素，已是一种必然趋势。要达到这一目的，最常用的方法就是借助科学史的手段。一般说来，科学史在科学教育中的作用大致有如下3点：

1．提高学习兴趣

增强自然科学教学的趣味性是科学史的功能之一。历史故事可以提高理科学习的趣味性，起着把科学知识包上“糖衣”的作用，对某一学科、某一理论之历史来源的追述，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和这个理论。正是基于这个事实，科学史经常被作为普及科学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手段。

2．培养科学素质

(1)科学观的形成

科学史，就是科学思想和科学理论的不断深化和更新的历史。它忠实地记录了科学的历史变迁过程，把科学发展的前因后果讲述出来，可以帮助人们理解科学的历史继承性，从而有助于形成科学的历史观。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科学结论几乎以完成的形式出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体验不到探索和发现的喜悦，感觉不到思想形成的生动过程，也很难达到清楚地理解全部情况。

科学史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科学成果，既承认科学理论的正确性，也看到其局限性；既认识到其作为人类认识成果的永久性和绝对性，也认识到其在人类认识过程中的暂时性和相对性，从而弥补专业科学教育之不足。这对于活跃思想、开阔眼界、正确把握自己的学习和研究方向是很有帮助的。

(2)科学方法的引导

科学定律的发现和科学理论的建立，离不开一定的研究方法。科学方法是科学素养中最重要的内容，公众理解科学，最重要的就是要理解科学方法并应用这些科学方法解决自己生活和工作中的各种问题。

科学史介绍了一些著名科学家的思维习惯和研究方法，分析他们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科学认识方法来说，这其中既有共性，又有个性。通过这方面的学习，学生可以获得借鉴和启发，汲取其方法论养分，增强方法论意识，培养其分析和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

(3)传播科学知识

对目前严格分科的教育体制来说，科学史的这一功能较为突出。文科学生需要对自然科学有一个基本的理解，而理工科学生由于自身专业的限制，也同样需要进行人文素质的培养。科学史在讲述重大科学史事件时，必然包括了具体科学知识的讲解。如讲述开普勒的历史作用时，不可能不涉及对太阳系天体运动状况的介绍，不可能不涉及对开普勒行星运动三定律的阐释，这种介绍和阐释本身就是对学生进行科学知识的教育。因此，科学史有助于加深对科学自身的理解，它在传播和普及科学知识方面的作用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

3．内化人文精神

科学精神是促进科学活动的精神动力，是科学活动永不枯竭的精神源泉。萨顿认为：科学精神比科学给人类带来的物质利益更宝贵，它是“科学的生命”，是科学活动的灵魂。

科学文化体现的精神并非只是自然科学的精神，而是整个人类文化精神的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科学精神本身就体现着人文精神，它同艺术精神、道德精神等其他文化精神不仅在追求真善美的最高境界上是相通的，而且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爱因斯坦曾说：关心人类自身及其命运，必须是一切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科学的实证精神、理性精神、臻美精神以及如美国科学社会学家罗伯特·默顿所揭示的科学的普遍性、公有性、无私利性、有条理的怀疑论的精神气质等，本身就是追求真善美的人文精神；以实证精神与理性精神的珠联璧合为根基的科学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以及由此衍生的独立性、独创性、自由、宽容等价值，都是一个现代人应有的思想观念和精神情操；也是抗衡和抵御现代社会的种种流行病——极端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等的有效解毒剂。这样，我们从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世界本身中，就看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内在统一性。

同时，科学史可以帮助树立全面而准确的科学形象和科学家形象，领悟科学精神和科学的人文性，从而沟通文理，加深对科学本身的理解。在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不仅增长人类的自然知识，也传承独立思考、追求自由的科学精神，传播在人类生活中相当宝贵的协作、友爱、同情和宽容精神。科学史有利于塑造这样的科学家形象，而单纯通过理科学习，则很难达至这样的目的。此外，科学史还揭示了科学与人文科学如哲学、宗教、政治、文学的关系及文化背景，从而让人领悟到人类文化的统一性，领悟到科学其实也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1]何亚平，张钢．文化的基频[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

[2]高瑞泉，等．人文精神寻踪[J]．读书，1994，(4)．

[3]魏屹东．科学史研究为什么从内史转向外史[J]．自然辩证法研究，1995，(11)．

[4]席泽宗．科学史十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5]萨顿．科学史与新人文主义[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

[6]江晓原．科学史十五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7]吴国盛．科学史的意义[J]．中国科技史杂志，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