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面新闻对思政教育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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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面新闻是指那些聚焦于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一般说来，犯罪、性、丑闻、事故以及自然灾害等一类事件往往是它的报道重点，它强调‘变动’、‘反常’‘冲突’”[1]这一定义被诸多人所引用的，从这个定义可知，负面新闻所包含的内容是非常广泛的，涉及主观和社会的，如犯罪、丑闻，与主流道德相冲突等；它也涉及客观和自然的，比如地震、海啸等自然灾害。本文所述的负面新闻，重点聚焦于“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负面新闻受政策环境的宽松，民主法制的发展，新媒体的崛起等系列因素的影响呈现出不断增多的必然性，作为思想政治教育者，应采取科学、正确态度从容应对，妥善处理，缓冲和降低其负面影响，变坏事为好事，开发其思想政治教育资源的效益性。

一、负面新闻不断增多的原因

1.社会转型期各类矛盾的集中爆发，为负面新闻提供了大量素材社会加速向前发展，各类利益急剧分化，与此同时民生建设步伐滞后、群众利益诉求渠道不通畅、基层政府对群众权益漠视等等诸多因素结合一起，导致各级各类矛盾在劳资冲突、安全生产、警民关系、反腐斗争、干群关系、城乡关系、教育公平、贫富差距、环境污染、土地征用等各领域全面出现。众多矛盾总是以个体或群体性事件显现出来，据2005年中国社会蓝皮书统计数据显示:从1993年到2003年间,中国群体性事件数量已由1万起增加到6万起,参与人数也由约73万人增加到约307万人。当矛盾以事件的方式出现后，都很容易成为媒体报道的首选，无疑，这是负面新闻海量出现的一重要源头。

2.价值多元化为负面新闻增多提供了丰厚的思想土壤当前，社会结构、经济体制、利益格局进入了深刻的变革、调整时期，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就业方式、分配方式和利益关系日趋多样化。人们的价值追求、价值观念、价值标准呈现出多样化趋势，拜金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等等与传统观念、主流价值相冲突的人生观、价值观大行其道，深得部分人的追捧和膜拜。而负面新闻恰恰是聚焦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事件以及一切反常现象，如此，与主流价值观或道德标准相悖的思想和言行往往成为负面新闻的思想发源地。“宁愿坐在宝马里面哭，也不愿坐在自行车后面笑”的“宝马女”；汶川地震中的“范跑跑”等事例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3.人们维权意识的觉醒、增长与优良法治环境的缺失为负面新闻增多提供了大量司法、涉法案例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持续发展和不断完善，人们的主体意识、独立意识、法律意识都得到空前的提高，与之相随的维权意识也得以觉醒和强化，维权意识的增长的主要因素是：第一，法律观念、公民意识不断增强。人们的受教育水平越来越来高，社会越来越开放，人们对于属于自身的权利也愈加明晰和重视。第二，人们的需求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由过去的要求生存与获得温饱转而需要维护尊严和得到尊重，许多时候不求别的只求“给我个说法。”第三，鲜活的案例，唤醒了“沉默的大多数”和“习惯了逆来顺受的人们”。受多种因素影响，当利益收到侵害时，许多人总是喜欢选择沉默或者“算了”，可是近年来，说算了的越来越少，勇于争取的越来越多，尤其受他人维权意志的影响，不管成功还是失败都鼓舞、激发了不少跟随者。张海超为证明职业病而“开胸验肺”，唐福珍为抗拒强拆而点火自焚，这些对于人们维权意志的坚定都起到了巨大的“榜样”激励效应。与此不对称的是，维权的成本过高，利益表达机制不畅，加之机关的衙门作风和社会的不良风气，有的干脆就是投诉无门，欲哭无泪，于是各种以死抗争的维权案例不断上演，这成了负面新闻的又一重要来源。

4.部分官员的不当言论而引发的负面新闻持续增多官员的言行不仅是其自身素养的表现，更代表了政府在百姓中的形象，绝大多数干部都能按照“革命化、年轻化、专业化、知识化”的要求，牢记党的宗旨和使命，表现出一个中共党员应有的水平和能力。但遗憾的是，总是有少数官员不断冒出“雷人雷语”，“语惊四座”，点燃一个又一个的负面新闻事件。如郑州市一块经济适用房用地被开发商建起连体别墅和楼中楼，面对记者采访，郑州市规划局副局长逯军发出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老百姓说话”的质问；某省一位政协官员就官员财产公示制度接受采访时反问记者:“为什么不公布老百姓财产？”在广州市黄埔大道交通整治工作会上，记者就“封闭部分行车道是否应征询市民意见”采访当地交警时，新光快速路有限公司某部长梁某突然发火，并质问记者:“是不是拉屎也要告诉你啊？”上述的每一次言论都引发舆论的热烈讨论，近几年这类事件可谓层出不穷，不胜枚举。官员群体中产生这类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一是部分官员罔顾党的宗旨和使命，全然不理“权为民所用”“权为民所赋”“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真谛；二是不思进取，不爱学习，落后于形势，无法应对和解决复杂的社会矛盾；三是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极其欠缺，面对记者和摄像机，惊慌失措，不知所云；四是习惯于威权管理，作风霸道，拒绝公开透明，排斥公众监督。

5.网络谣言制造了大量负面新闻假象谣言本是假的，虚构的是根本不存在的“事实”，它本不应成为占据媒体空间的新闻，但是互联网的开放性、虚拟性却为谣言传播大开方便之门。谣言往往无视法纪法规，毫无理性，肆意蛊惑网民、欺骗公众，他们挑战公德，为所欲为，给我们的建设事业抹黑，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混乱。同时，我们还要意识到许多谣言都是在言论自由的幌子下进行的，他们或许不懂得“自由本就不应是没有限制的，而对于自由的限制来至于我们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而让渡出来自己的一些权利以维护和平衡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2]所以对于各种以言论自由为名而罔顾事实，肆意传播虚假消息的，必须严厉打击。网络谣言的标的一般是突发事件、公共领域、名人要员、颠覆传统、离经叛道等。近来，“微博名妓若小安”、“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修订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规定的47号公告”、“中国刑警学院95届缉毒班毕业生已全部牺牲”、“重庆贪官外逃加拿大”、“江河州委某领导妙评高尔夫”、“浙江海宁癌症村”等系列网络热点事件，经有关部门查明均属编造。这也引起互联网界和广大公众的强烈愤慨和谴责。

二、对待负面新闻的正确态度

1.冷静观察，理性判断，严肃批判对那些完全违背社会良知，冲破社会道德底线的负面信息，不论作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还是社会大众，都应保持严肃、批判的态度。受市场经济“恶”的方面的冲击，道德滑坡是有目共睹的，“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正是对道德效力问题的忽略或者说刻意回避，让道德的声音日渐式微。道德因此而越来越沦为神龛上的装饰，需要安慰时就祭拜一下，不需要时就弃之如敝屣。”[3]因此，高举社会主义道德大旗，理直气壮的与违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丑恶现象作斗争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我们无须一看到这类新闻就暴跳如雷，感叹世风日下，以为天下一般黑。须知这种人和事毕竟只是社会极少数，他不可能成为主干，也不可能引领主流价值。比如，药家鑫的师妹说：“是我，我也捅”，汶川地震时，辽宁一女孩通过视屏对受难同胞破口大骂，这些都引起了社会一边倒的公愤，我们不必因为有一两个另类而而对整个青年群体失去信心，也不必因为有一两个大学生的离经叛道而否定整个的教育成果。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必须对这类现象保持高度警惕，该批判的必须严肃批判，有触及犯法的该法办的应该法办。对这类罔顾道德底线，践踏人类良知的言行，如果任其发展、泛滥，他们将侵蚀社会的健康肌体，引起部分人尤其是不太明是非的未成年人的模仿，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2.理解宽容，和谐共存，主流引导“思想观念的价值，在竞争中才会彰显，在实践中才能检验。我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这是一种胸怀，更是一种自信。那种扣帽子、抓辫子的辩论方式，“不同即敌对”的思维模式，本质上都是狭隘虚弱的表现，无助于社会和谐的构建、健康心态的形成。[4]当前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转型期，不同利益的调整与博弈，自然带来不同诉求的表达；随着开放扩大和全球化深入，传统与现代、国外与本土，不同价值观念也必然产生碰撞交锋。所以对于与主流价值观不相符的言行所形成的负面新闻，我们应具有更加包容的心态，不必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对对方进行打压，甚至以道德圣人的形象欲致对方以死地。我们坚持主流价值观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也并不强求千篇一律，应该辩证统一看待一元化的指导思想与人们价值观多元化的发展趋势。就比如对待网络红人“芙蓉姐姐”和“凤姐”，作为坚守主流价值观和传统生活观念的人肯定不会认同，更不会去模仿和追随，但也大可不必与之“势不两立”。

3.独立思维，了解真相，拒绝谣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各类信息借助各类媒体海量出现，尤其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对于信息的传播更是起到几何级数的增长，在这样一种信息传播的环境里，各种真真假假的消息充斥其中，谣言与真相一时让人无从辨别。更严重的是当下还出现了较为严重的所谓“网络水军”，有的则专门从事非法的网络公关，他们专职从事“抹黑、攻击、造谣中伤”，以此制造大量的负面信息和新闻。另外，如上所述，网络谣言从出现至今就从未停止过，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面对如此现状，我们必须积极行动，采取有效措施防控各类谣言。第一，必须独立思考，理性解读，努力提高自身分析问题、判断是非的能力。第二，加强先进文化建设，用主流先进文化占据优势，挤压谣言生存空间。第三，提高政务诚信，用党和政府的的诚信来引领社会风尚。大力推行党务、政务公开，尤其对于人民群众特别关心的一些焦点、热点、敏感问题应及时处理、回复或公布真相，要求政府官员讲老实话、真心话，用正气压倒邪气，用真实粉碎谣言。第四，完善相关法律制度。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使得社会管理和法律的创立相对滞后，许多谣言制造者心存侥幸，一入网络就如入无人之境，肆意编造谎言，混淆视听，误导网民，祸害网络。所以，完善法律对网络谣言民事、行政、刑事等配套的规范，在保护公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厘清言论自由与造谣中伤的界限、言论自由与侵犯他人隐私的界限、虚拟空间与现实生活法律责任的界限，已显得非常必要和紧迫。只有这样，才能主动掌握情势，不至于被谣言迷糊我们的方向，也不至于被负面新闻给我们带来负面判断。

三、负面新闻的正面价值

1.有利于人们理性、宽容胸怀的培养思想多元，价值多样，是当下社会的重要特征之一，随“四个多样化”的进一步向前发展，思想将进一步解放，传统的一些价值观和生活方式将受到更大的挑战和冲击，因价值观的差异而引发的负面新闻，也将越来越多。负面新闻增多是思想解放、社会开放的体现和印证，同时，思想和价值多元也是社会繁荣之奥秘。“一个社会越是向前发展，就越需要多样的个性表达，越需要整合各种意见形成统一意志的能力。以包容心对待不同声音，在‘存异’中‘求同’，我们的社会就不会成为‘一袋各不相干的马铃薯’，并在思想的交流碰撞中不断凝聚、升华。”[5]负面新闻对于宽容、理性胸怀的形成和培养的价值主要在于：第一，让人正视多元价值和思想的存在。在主流、核心价值观之外，存在各种不同的思想、声音，其实社会从来就是如此，即使在极“左”的岁月，也不可能绝对避免“异见”的发声。只是在过去封闭的社会状态下，多元的声音并不能完全的呈现在大众面前，在这种情形下，人们很容易接受主流思想，也容易接受他人的接近主流的表达，对于异见甚少听及，甚至闻所未闻，很难坦然面对“胡思乱想”的人和事。今天，因价值观差异而引发的负面新闻大量出现，不管你是否接受他们的思想和行为，他都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你眼前，有的甚至高调宣扬，招摇过市。如木子美的“身体写作”，这在以往，斥其为伤风败俗、腐化堕落，一点也不为过，可如今，不仅自觉不羞耻，还拥有众多的追求者和所谓的“粉丝”，很多女性不是以其为耻而是佩服其胆量，更有甚者在其面前自卑。这些都让坚守主流价值观的人扼腕叹息而又不得不无奈面对。第二，让人接受不同的价值观，丰富人们的思想。如果说有些观点不管其怎样大行其道，我们都永远无法接受，那么有些非主流观点，经过辩论、解释，我们或许可以转否定为肯定，转排斥为接纳。就如广受诟病的“富二代”，他时常成为负面新闻的大号标题，但是据《广州女大学生价值观调查红皮书》的调查结果宣示，却有59.2%女大学生愿意嫁给“富二代”。第三，使人们对于许多负面信息和事件由最初的愤怒、抗拒转为反思、探索和建设。以前，人们接触的负面新闻是有限的，信息也是单薄甚至片面的，那时当我们看到这些新闻时很容易捶胸顿足，怒发冲冠。可如今，新媒体、新技术快速发展，负面新闻海量出现，还有很多“内幕消息”被大量“解密”，或许“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以腐败为例，当人们接触多了就开始思考：为什么同样的事总是反复出现？除了道德、思想原因是否还有制度、体制原因？这是短期能消除的还是需要长期斗争？我们对其零容忍还是可以接受灰色地带存在？我们自身是否也存在让腐败蔓延的心理基础？等等这些疑问，比起以前的愤怒和哀叹，更显理性和思索。

2.有利于推动社会管理和法制建设的进步记者在西方被称为无冕之王，舆论监督权与行政权、司法权、立法权并列为“第四”大权力，媒体通过舆论监督，曝光各类丑闻，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从而促使事件当事人或者机构，改正错误、修改制度、赔礼道歉、引咎辞职等等起到非常巨大的作用。负面新闻的出现，往往都是公众知情权和舆论监督权的体现，负面新闻对于事件主角来说带来的打击可能致命性的，他完全可以让一个平时看来风光无限的政府官员，谦谦君子的社会名流转瞬间就身败名裂，也可以让政府部门或其它社会机构就某项错误的管理法规或行政行为做出道歉或修改。负面新闻这种不论对个人还是组织的影响，都可在一定程度上推进社会管理和法制建设的进步。有一个标志性事件，那就是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孙志刚之死是警察和收容所滥用权力导致的悲剧，经过媒体报道发酵后迅速影响全国，尤其广大网名表达了强烈的道德义愤，随后有法学家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收容遣送制度提出质疑，结果是两三个月的时间就废除了实施了半个多实际的收容遣送制度。另外像2005年的佘祥林案，经报道后不仅其人冤案得以平反昭雪，也直接促使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要求遏制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像2009年的周久耕案，因被媒体报道抽“天价烟”而最终当啷入狱，成为网络反腐的典型教材。近年来类似案例非常多，每一个事件都或多或少的为社会管理和法制建设的进步做出了一定贡献。

3.有利于加深对国情的全面、深刻了解受体制、技术、观念的束缚和影响，我们的新闻媒体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用单向的形式传播单一的信息，报喜不报忧，人们对于政情、民情、社情的理解往往是片面的，要么过于悲观要么过于乐观，要么“左”要么右。负面新闻的增多，尽管给人们的价值观带来一定的负面冲击，有时甚至带来比较严重的社会混乱，但不可否认的是他同时给人们以观察世界，了解社会的不同视角和立场。当前最大的国情是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目前大量出现的负面新闻，可以给这个特定的阶段及其特征以丰富的实情注释。第一，“目前的改革攻坚面临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以国企改革为例，近年来，中石油、中石化等为代表的一批大型国企的所作所为频频遭到媒体和公众的质疑，以他们为标的的负面新闻也让人们认识到要将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到底，满足公众对改革的最终期待绝非易事，确实有许多根本问题亟待破题。第二，“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的局面尚未改变，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任务艰巨”。对于这个特征的佐证，可以在农民工维权，农村土地征用，村干部选举，农村留守儿童等等领域的负面新闻中随意找到，这些领域几乎每天都有负面新闻出现，这些新闻和信息让人们可以清醒意识到当前的“三农”问题是严峻的、众多的、复杂的，他们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好例证。第三，“民主法制建设与扩大人民民主和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还不完全适应，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因为民主法制建设的落后导致的负面新闻也是层出不穷。关于赵作海案，是刑讯逼供的结果；浙江湖州德清血铅超标事件，是执法不严的结果；江西抚州连坏爆炸案，是司法机关对群众合法诉求没有公正处理的结果；湖南郴州腐败窝案，是一把手权力过大无从监督的结果。如此种种案件无不要求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民主法制建设。负面新闻让人们看到，国家有城市的繁荣，也有乡村的落后；有民主的巨大发展，也有法制的相对落后；有经济发展的高歌猛进，也有社会管理艰难蹒跚；有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提高，也有生态环境的恶性污染。负面新闻让人冷静、让人思考，让人不被一叶障目，让人对国情有更真实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