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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承袭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传统,同时又独具特色。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有:(一)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将思想教育置于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突出政治教育内容的针对性、充分发挥政工干部的示范性;(二)亮出文化宣传的特色,增强文化宣传通俗性、生动性、直观性,重视文艺活动群众性。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价值:其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其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才能收到实效。
关键词: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特点;当代价值
总书记在长征胜利8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长征的胜利,宣传了我们党的主张,播撒下革命的火种,扩大了党和红军的影响,巩固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使党牢牢扎根在人民之中[1]。曾指出长征是“宣言书、宣传队、播种机”[2],红二十五军也不例外,其思想政治工作承袭了中国共产党政治工作的传统,同时又独具特色。长征中,红二十五军最先到达陕北,是红军中唯一一支人数不减反增的队伍,究其原因,思想政治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通过细致入微的思想政治工作,既鼓舞了红军战士———尤其是以“娃娃兵”为主的红军战士们的士气,又争取群众支持、瓦解敌军,对红二十五军的“扩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通过梳理红二十五军的思想政治工作,对于进一步发挥党史研究资政育人的功能,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入脑入心、落地生根,可提供史实性理论依据。
一、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特点
在1934年2月召开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3],可以说,红二十五军的思想政治工作恰如其分地诠释了“生命线”这一提法。
(一)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
红二十五军和其他红军部队一样,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教育,围绕这一工作建立队伍制度。团以上设政治处或政治部作为政治机关,且设置政治委员,对官兵进行思想教育;团设有宣传队,包括5—8名专职宣传员;营先设政委,后改设政治教导员;连设政治指导员,除此之外营和连各有不脱产的宣传员3—5人,主要是由党支部宣传委员或团支书兼任宣传队长[4]1015。
1.将思想教育置于与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地位
红二十五军恢复建军之初,就将思想教育置于和军事训练同等重要的位置。在罗山县朱堂店地区开辟根据地期间,狠抓部队的思想教育,提出“有任务就进行动员,有问题就及时教育”的总原则。军领导在部队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欢庆胜利或纪念活动前都要讲话,进行动员以鼓舞官兵士气。这一时期,军政治部还就第五次反“围剿”问题编印讨论大纲,发到各基层单位,以“问答会”的形式,组织全体指战员学习[4]120。在庾家河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创建新苏区、新的革命根据地的决议草案》中,再次强调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该决议规定:切实加强政治部工作。特别是要改造和加强党的支部工作,与忽视党的工作观点作无情的斗争。必须进行关于党的路线解释工作,开展党内的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要求每个党员坚定革命意志和信心,为着党的路线坚决斗争,正确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和自我批评[4]544。这一决议为鄂豫陕苏区思想政治工作的开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政治教育内容的针对性针对士兵,思想教育的重中之重是要贯彻理想信念
教育和纪律教育。针对识字官兵数量不多的状况,红二十五军通过创作歌曲的方式对官兵进行教育,最具代表性的事件是歌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诞生。据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部宣传科长、《战士报》主编的刘华清回忆,在行军过程中,程子华、郑位三要他天天去部队教歌,讲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他也曾萌生过把条文改成歌曲的想法,但苦于没有音乐知识。到达陕北后,政治部秘书长程坦和刘华清共同负责新兵教育事宜,两人一拍即合,虽都不懂音乐,但借用了鄂豫皖苏区《土地革命完成了》的曲调,填入了条文[4]1012。这首歌一经传唱,就取得了良好的教育效果,几经修改,一直传唱至今。针对群众,思想教育的目的是要进行宣传鼓动。红二十五军多管齐下,增加群众思想教育的实效性。行军过程中,《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出发宣言》《什么是红军》等传单广为张贴,内容通俗易懂,富有鼓动性,起到了动员群众参加红军的作用。为了巩固根据地,印发《关于商业政策问题》的布告,宣传我党商业政策,稳定了根据地的贸易,保证了我军的后勤供给。采取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宣传教育,如军政治部排演了《纺线》《抓兵》等反映穷苦人民翻身的作品,深受群众好评[4]258。针对少数民族,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尤为关键。1935年8月,在暂时驻扎泰安魏店兴隆镇回族群众聚居区之前,吴焕先指示全军要严格遵守回族群众的民族习惯和风俗。到达兴隆镇后,他亲自率领军乐队,向清真寺赠送牌匾和礼品。红二十五军以实际行动扩大了党和红军在回民群众中的政治影响,为中央红军顺利通过此地奠定了群众基础[4]841。针对敌军,通过思想教育进行瓦解。在鄂西和陕南,和红二十五军交战的主要是张学良的东北军,红二十五军抓住东北军官兵思乡的心理特点,适时进行思想教育。长岭岗战役中,红军阵地上,整个山岗红旗招展,喊声震天,“缴枪不杀,红军优待奉军弟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调转枪口,收回东北失地!”红军战士唱起了自编的歌谣瓦解敌军:“张学良呀张学良,看你成了什么样?去了东北和家乡,国民心中好悲伤。”据时任东北军115师的643团团长的姚东藩回忆,“当红军‘穷人不打穷人’‘兵不打兵’的喊声响起,全团仓皇混乱,四散溃逃。”[5]305对于被俘的东北军人员,吴焕先发动各级政工干部,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晓之以民族大义,愿意走的,发放路费,予以释放;愿意参加红军的,被分别编入连队,有的担任了红军的机枪教官[5]305。3.充分发挥政工干部的示范性在战时的部队中,政工干部是思想教育开展好坏的晴雨表,若政工干部能够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发挥模范带头作用,这支部队的思想教育工作就会顺利开展。红二十五军政委吴焕先是一个既能讲又会写,既会指挥打仗又会做思想工作的政工干部,为红二十五军树立了一座丰碑,被誉为“军魂”。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在独树镇战斗中,面对异常寒冷而天气,甚至连枪栓都拉不开的被动局面,吴焕先冲到最前线,发出“坚决顶住敌人,决不后退”的命令,他一把把交通员身上佩戴的大刀抽了出来,大喊“同志们,现在是生死存亡关头,绝不能后退!共产党员跟我来!”[4]772因势利导,润物无声。通过简明扼要、生动活泼的讲话开展思想教育。红军占领洛南后,在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吴焕先讲话,结合城市情况,特别讲明了商业政策情况,宣传了红军的宗旨和三大任务、官兵平等等原则,号召青壮年参加,为穷苦人民打天下[5]555。没有冗长的讲话和报告,针对性强,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督促战士识字,语重心长地对战士们说:“我们搞革命,不仅要会打仗,还要会识字看书,要懂政治、军事和革命理论,不这样就完成革命任务。”[4]846吴焕先尤为重视干部的带头作用,二二三团一营的政委打仗很勇敢,可是爱骑马,战士背地里给他起了个“骑马大王”的绰号。这一绰号传到吴焕先耳朵里,他很重视此事,借机在全军中开展了一次教育,他告诉战士们给干部起绰号不对,有意见可以当面提或者找他反映。他多次找那位营政委谈话,并抽时间进行干部教育,告诫干部千万不能当脱离群众的“骑马大王”[4]781。1935年8月21日,红二十五军在甘肃泾川遭国民党军突袭。吴焕先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年仅28岁。他牺牲后,官兵们创作了一首挽歌,作为永远的怀念:“狂风哀啸哭焕先,大河悲泣叹英年。武略打得千军退,文韬赢得万民赞。松涛复述谈笑音,雪花回映大刀闪。苍天无眼收政委,将士泪浇四坡前。”[5]587
(二)亮出文化宣传的特色战争时期,文化宣传工作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为了增强宣传文化工作的吸引力、感染力,为广大人民群众、红军指战员甚至白军官兵所接受和喜爱,就必须充分彰显文化宣传的通俗性、文艺活动主体和对象的群众性,只有这样,才能将“笔杆子”与“枪杆子”有效结合。
1.增加文化宣传的通俗性、生动性、直观性
把诗歌、韵文甚至当地的方言俚语用于标语、布告、歌曲、诗歌甚至顺口溜之中,增强宣传的通俗性和艺术性。红二十五军出发时,鄂豫皖省委秘书长郑位三为了增加宣传效果,根据红军为了争取更多支持而规定的不进围寨、不打土豪等政策,创作了很多通俗易懂的顺口溜。经过伏牛山区的村寨时,宣传队齐声喊道:“老乡老乡,不要惊慌。我军所向,北上抗日。借道通过,不进村庄。奉劝乡亲,勿加阻挡……红军红军,炎黄子孙;北上抗日,一支坚贞。出发宣言,宗旨在先。收复失地,还我河山!”在红军政策的感召下,许多围寨主动迎接红军过往,为我军摆脱追兵赢得时间[4]320。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增加宣传的生动性。鄂豫陕根据地中心区域商洛地区流传着大量红色歌谣,这些歌谣通过比喻、拟人、排比等修辞手法,寓意深刻,具有浓烈的时代特点和地方特色,如一首名为《红军追,白军跑》的歌谣唱道:“蓝天上,白云飘,红军追,白军跑。跑过沟,碾过垴,管你跑到天上去,一个一个活捉了。丹江水,水流急,白狗子,跳下水,一眨眼,漂几里,哪怕转到龙王宫,撬开龙门逮住你。”[7]在这首歌谣中,有颜色的比对,有韵脚的变化,有使用顶真、比喻等修辞手法,跌宕起伏,朗朗上口,可谓是民歌中的上乘之作。通过美术作品增加宣传的直观性。红二十五军建立鄂豫陕苏区后,延续了在鄂豫皖根据地的“列宁室”①制度。郑位三对刘华清说:“列宁室没有列宁像怎么行呢?”没有任何美术基础的刘华清被赶鸭子上架,用炭条画出了一幅列宁像,令郑位三大加称赞。此后,凡是有连队建设“列宁室”,都去找刘华清画列宁像[4]1008。此举增进了士兵对于理论缔造者的直观认识,增加了士兵学习理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2.重视文艺活动群众性
红军的文化宣传工作面对的对象是基层官兵与群众,从事文化宣传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半路出家,甚至身兼数职,如红军总医院有七名护士参加了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被亲切地称呼为“七仙女”,她们几乎没有受到专业训练,由于性别优势,唱歌跳舞的任务理所当然地落在了她们头上。“七仙女”之一的戴觉敏在回忆录中写道:虽然我不擅长此道,但还是壮起胆子现学现演。部队一住下,我们就忙着准备节目,对口唱啦,小快板啦,小歌舞什么的[4]1007。由此可见红二十五军的文艺活动具有很强的基层性和群众性。这些业余演员经常深入到连队士兵和工农群众中,战时进行宣传和慰问演出,平时举行一些小型的演出。他们对演出的场地没有什么要求,田间地头、宗祠家庙甚至硝烟还没散尽的战场均可进行,士兵和群众看演出的热情好比赶集,在这种场合进行革命宣传,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红二十五军每师都有业余的文艺宣传队,经过战火的淬炼,积累了丰富的演出经验并培养了一批业余宣传骨干。当队伍到达陕北后,1935年9月,红十五军团决定以这批业余宣传骨干为基础,成立火星剧社。在直罗镇战役中,火星剧社创作了《瓦解敌军歌》,再配上《孟姜女哭长城》的曲调,如泣如诉,悲怆和思想的情绪直接导致了东北军士兵的倒戈,该剧社的成功演出,为“奠基礼”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4]1134。亲眼目睹过火星剧社演出盛况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赞誉道:“在共产主义运动中,再没有比红军演剧威力更大、更敏锐的武器了。”[8]
二、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更加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他在多个场合提到,“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9],“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1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尽管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然而在战争年代所形成的革命文化作为文化自信的重要组成部分,永葆生机和活力,仍然能够为我所用,仍然能够汲取智慧和力量。研判红二十五军思想政治工作的当代价值,我们可以获得如下启示:
(一)思想政治工作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增强“四个意识”②、坚定“四个自信”③、做到“两个维护”④,才能方向明确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保障。1927年大革命中放弃了革命的领导权从而导致革命失败,这一点给中国共产党惨痛的教训。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开始着手建立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建军的关键是要思想建军、政治建军,要建设一支听党指挥的人民军队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激荡,今天的思想政治工作比以往任何时候的都更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和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伟大斗争。“四个意识”要求全体党员更加自觉地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才能具有明确的前进方向。1935年10月19日,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从出发时的8万人锐减至8000人,战斗力减弱,需要及时补给恢复战斗力。先期达到陕北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主动承担了支援中央红军的重任,并主动使得党中央掌握了由红二十五军扩充的红十五军团,先后取得了直罗镇战役、东征、西征的胜利,独立自主地作出了策应中央红军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主力红军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作出了重要贡献。正如总书记指出:“西北地区红军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同先期到达陕北的红二十五军一起打破了敌人的重兵‘围剿’,为党中央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安置在西北创造了条件。”[1]在今天,思想政治工作中更要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二)思想政治工作必须贴近实际、贴近群众、贴近生活才能收到实效从内容的“贴近”而言,尽管思想政治工作以“灌输”为主,但要使受众心悦诚服地接受,就必须用老百姓的话语进行理论宣讲,从而使理论不再“悬浮”,立地生根,如红二十五军的宣传干部们善于通过群众的身边事去教育群众、影响群众,从而在群众中建立威信。这一做法可延伸至“四史”教育⑤中,要用红色故事去感染听众,讲好红色故事要注意讲好“四条线索”。第一条是史实的线索,要用大量客观的事实与史实呈现红色故事;第二条是时间的线索,要通过今昔对比、通过历史的演进过程使受众认识“四个选择”的历史必然性;第三条是辩证的线索,既要讲微观事件,也要讲宏观的历史背景,以点面结合的形式讲好红色故事;第四条是理论的逻辑,不仅要讲事件,更在事件中讲精神、讲信念、讲理想、讲奉献,最终凝练为理论,展现好红色故事的基本功能。从方式方法的“贴近”而言,首先,作为领导干部,要学习吴焕先、徐海东等人身先士卒的精神,“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们的行动很好地发挥了思想政治工作润物无声的作用。其次,要进行方法的创新。如前所述,红二十五军面对的群众文化水平较低,所以他们通过戏剧、歌曲、顺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今天互联网已经成为信息传播的最大载体,如何守住互联网这一阵地,利用互联网开展行之有效、富有创新性的思想政治工作,成为每一位思想政治工作者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作者:郭武轲 单位: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