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文化理论的起源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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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格尔说过：“我们的哲学，只有在本质上与前此的哲学有了联系，才能够有其存在，而且必然地从前此的哲学产生出来”。[1]而哲学就是哲学史的观点已经充分证明了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思辨性极强的学科，有其历史的继承性和发展的必然规律，我们可以从中寻找其较为清晰的脉络和潜在的理论来源；哲学史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理清某种特定的哲学理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更为重要的视角，有助于客观公正的把握其历史发展趋势，同时可以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中尽可能的明确核心概念的准确含义、理论指向和现实诉求，对我们从宏观的角度完整准确的掌握哲学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启蒙运动的兴起和维柯的理论开创

马克思的文化理论内在的包含于马克思的哲学理论体系中，同时在其政治经济学与人类学等其他著作中也有重要的发挥与论述；虽然表面上看有些凌乱，似乎不是已经成型的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如同前文所说，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和明确的理论边界，整体性是客观存在不容置疑的，而且其理论的各个组成部分或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都有其较为明确的理论来源；我们可以通过对马克思整体的哲学体系所具有的历史传承性来进行分析，进而深入探索其文化理论形成发展的哲学源头。18世纪启蒙运动蓬勃发展，使人们的思想得到了极大的解放，也让人们开始对自己的认知能力有了革命性的颠覆；人可以认知自然及其规律，可以掌握科学并为自己服务。笛卡尔有一句名言“我思故我在”，使思考具有了哲学的根本指向性含义，思想的意义被充分的肯定了，人类自我存在的依据就是独立的思考能力并且这是人类的本质属性，依赖思考可以认识自然界及其一切客观存在，并使之在人类的思维层面上得到准确的定位，从而使人获得永恒准确的真理和认识。但人类的思考并不能认识自我本身，因为自我的思维是不断变化的，是难以准确把握和分析的，具有太强的不确定性；一切不确定的事物都是不真实的，因而也是不能为人类自己所能够了解的。尽管如此，这已经对守旧的经院哲学和僵死的思维方式以巨大的冲击，科学和理性占据了哲学的主要位置，成为不容怀疑的主流思维，西方的哲学传统开始出现动摇。

经过启蒙运动的冲击，哲学从神学的婢女中解放出来，成为独立的学科；实现了哲学史上的革命性的转折；但在初期阶段哲学与自然科学几乎是一体的，哲学家们将全部精力用于研究外部世界，促进了物理学、化学与生物学的快速发展，但哲学本身的作用却淹没在具体的自然学科之中，充其量只是一种为具体学科研究服务的重要的理论工具、哲学的定位是极其模糊的，也是不准确的。而这个问题的解决需要借助社会学、人类学的相关知识，需要对人类认识世界的能力与人类本身的发展之间的关系有明确的科学的结论；要解答人类自身在哲学上的含义是什么；如何理解哲学对人的意义等等问题，这就促成了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文化哲学的兴起，并对哲学的未来转向起到了指导性的作用；而这个时期文化哲学的出现及其发展对马克思的文化理论的影响是潜在而深远的。

文化哲学的发展也有其历史进程，首先是意大利的哲学家维柯，他最早对“理性中心”的观点持批评态度，认为哲学的关注点应该放在人类的风俗习惯上，并且提出了重要的哲学概念，“人类本身的形而上学”，或者说是人自身的哲学，而这与流行的“科学理性的形而上学”是相对的；他指出，人类在自然界中创造出了人类社会或者说是“民政世界”，这是与自我发展联系最紧密的现实世界，人类应该首先来认识它，明确人类应该具有怎样的生存方式，如何认识人类的生存意义等。维柯在其重要的文化人类学著作《新科学》中对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做了初步的历史阶段划分，实际上说明的是人类文化的起源史；人类不同民族具有从形式到内涵都迥异的制度与习惯，具有不同的民族语言和交流方式；但不可否认不同的民族不管差异多大，比如肤色人种的差异、东方西方的差异、先进落后的差异等，在根本上都具有全人类所共同遵守的基本制度和思维方式，无一例外。这种统一的制度对所有的民族具有广泛的支配性，人类的生存具有不分种族的普遍意义，是对全体人类具有的历史指向。因而维柯得出了一个基本的结论：人类未来的发展如何取决于以下方面，一是对自然界规律的认识和把握；二是对自我的合理判断；从此哲学的发展不可避免的深深烙上了文化的印记。物化的哲学认识方式具有狭隘性，是只讲物不讲人的，哲学的品性出现了社会意义上的缺失，而人类自我的存在价值与意义得到彰显填补了这个漏洞，使哲学的发展与人类的发展本身紧密的联系在一起，具有了广泛的文化意义。马克思的理论具有阶级性，即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明确了无产阶级是人类历史上最革命的阶级，是解放全人类并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根本力量；这样的论述与维柯的结论不谋而合，哲学真正的意义应该在于为人类自己所用并明确人类的未来发展。维柯所作研究的方法是溯源法，直指人类诞生之初的思维方式产生，而这恰恰客观揭示了文化产生的本源与过程，明确了文化的本质。

人类存在的本身就是一个不断创造的过程，普通的动物只是为了满足感官的需要而去适应自然；人类则是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造外部世界来判断是否适合自己，并在特殊的智慧指引下创造了历史，这种特殊的智慧就暗含着文化的基本含义。维柯进一步指出，尽管各民族的发展进程不尽相同，但都具有共同的必然性，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和方向都是一致的，都由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因素来控制——文化，而且文化绝不是仅仅存在于个体之中的，它具有天然的整体性。这与马克思本人对人的本质的理解有相同的部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一致性，比如开始寻找历史的起点，确认原始因素，分析相互作用的方式等，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的观点，马克思对文化问题的研究也是这个思路，当然因为历史时代和社会环境的巨大差异，马克思本人的文化理论具有了更深邃的理论维度和更广阔的理论视野，使文化研究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

二、康德哲学的引导以及良好的思辨基础

德国古典哲学是公认的马克思理论的三大来源之一，马克思正是在批判继承黑格尔唯心辩证法以及费尔巴哈主观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创建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基础，进而构建了其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德国古典哲学的代表人物康德在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随着维柯等人对“理性哲学”开始的批判，哲学家们将关注的焦点置于感性与理性的关系上，人是感性与理性的集合体，理性主义主张人应该完全的理性化，这与实践中的不可避免的感性因素影响是不相容的，从而出现了不可回避的哲学矛盾；康德最早意识到了这个根本矛盾并试图在自己的理论体系中加以调和解决，提出了“道德的形而上学”概念，用来平衡“理性的形而上学”，促进了文化哲学的发展。康德注重人自身所应有的主体性，指出文化是人类所特有的特征，是客观世界的对立物，而文化所具有的一系列特点是有很大的研究必要的。康德认为人是具有理性的生物，是理性的主体；人可以通过理性来认识外部世界及其规律，但人类自身的理性不是天生的，自然界的存在与发展具有盲目性，其中并不具有人类所应有的理性因子，单纯依靠自然是不能产生真正含义上的“人”的。康德的理论核心有两点：自由和道德；在概念世界中，理性作为基础可以产生自由，这种自由并不是个人的为所欲为，毫无限制；人类世界的理性都是统一的，都有一个合理的目标，都服从于人类整体的进步与发展，理性的统一意味着利益的一致；而服从于理性的自由使得个人的道德行为具有了现实性和可能性。道德价值的大小在于自由是服从于自律还是他律。理性为基础的自由是真正的自律，个人感性的冲动需要理性的约束才能成为自由的行为。意志是人所具有的对自己的控制能力，是人具有真正的自由，做出合理的道德行为的保障。自由的根本在于自律。人从自然存在演变为理性主体需要一个桥梁，而文化就承担了这个桥梁的作用。但是文化对人类的发展也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文化促进了人类智力的发展进步但与此同时又对人的天性具有遏制和摧残的负面功能，进而引出了“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文化”以及“文化应该如何发展的问题”。人是具有理性的，它具有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和可塑性，可以按照自我的尺度去改造外部世界，创造“人”的生活。我们可以将文化理解为人类的生存形式，人的主体性行为所具有的价值大小在于自律的程度以及所依靠的规则，也在于其行动是否体现了真正的自由；而文化具有整体的规定性，是人类行为规则的外化，对人类作为理性主体所具有的实践能力发挥具有重要的影响。康德从抽象的层面对文化含义的阐述对后来马克思文化理论的形成，尤其是文化本质论、文化的功能和性质的研究具有很大的引导作用。

三、黑格尔对文化理论的探索与阐释

黑格尔在德国古典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具有特殊而重要的地位，被视为集大成者，而其哲学理念与思辨方法亦对马克思的理论创作产生了直接而深远的影响。黑格尔的人类精神文明发展史学说、国家理论以及世界历史观的阐述在相当的程度上触及到了文化的核心问题，为文化哲学的发展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和更为深刻的解读。在其经典著作《精神现象学》中，黑格尔详细阐述了人类的认识过程，认识由主体的表层是如何深入到核心，把握住主体的本质的；其中如何理解“实体即是主体”这个重要论断对我们进一步认识黑格尔在文化学和认识论上的突出贡献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里的实体即是客观事物或者说是认识对象，它具有外壳以及本质，而且其本质深深隐藏于实体之中；而主体即为认识主体，是认识过程的主体；而认识的过程在本质上即是主体与客体相结合，实体的本质内化于主体并成为一体的过程；在认识的终点获得的最终结果即是绝对的认识，实体的“绝对本质”才能够得以呈现；在这个单独的认识过程剖析中有一个重要的跃进往往被人们所忽视，也即“实体即主体”中的“是”字，按照普遍的认识论观点应该解释为认识主体通过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飞跃实现了对实体本质的认识，掌握了事物的规律并由规律来指导修正认识主体的实践行为；这是已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结论，但根据黑格尔的论述，认识过程到此并没有彻底的结束，还有更为重要的阶段使认识的意义真正在主体本身得到体现，即实现实体“绝对本质”与“主体”“绝对本质”的完整统一，只有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体才完全“是”主体；这一飞跃对文化本质的阐释有根本的影响，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普遍理解为“客观的主观化”，是一种独立的存在形态，既非实体的完整再现，也并非主体的主观演绎，往往是连接主客观的纽带，通过文化这个主观认识实现了主客观的统一；这一理解根据上述推论是不完全的，甚至是有些片面的，文化的本质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发现规律来引导人们的实践，而是引导人类回归自身，融合自然，实现主体价值与实体价值的完美统一，这对人类的发展和历史的进步具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而实践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它的工具性意义要大于它的哲学含义。更为可贵的是，黑格尔并没有将眼光仅仅局限于做某个单词的哲学研究，他将“实体即主体”的观点进一步拓展到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层面上，这也从一个侧面展现出黑格尔作为伟大的哲学家，他具有广阔的理论视野和长远的历史眼光。人类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来讲就是“绝对本质”（也可叫做“绝对精神”）的展现过程，实体与主体只是展现过程之中绝对本质的载体得到具体的显现，既不是起点，也不是终点。文化的创造实质上讲是一个不断消失又不断建造的过程。这从根本上决定了只有不断发展进步的文化才是真实的文化，有价值的文化，为文化的发展性奠定了理论基础。黑格尔的“本质”学说为我们深入的研究文化打开了一扇窗户，本质并不等于共同规律，否则就会造成脱离实际的刻板与教条，实体具有普遍性与特殊性，这两种属性密不可分，而他们存在的前提则是主体的意识，只有与主体相联系并且与其实质统一，实体的价值才能够得以体现；而能否统一的关键则在于整个人类文化基础的是否合理，文化体系的是否完善以及文化理论的是否先进。以此看来，人类未来的发展进程与命运实际上是与文化的改革创新相关联的，文化的历史价值在黑格尔的哲学论述中又一次得到证明。黑格尔的国家理论与哲学在政治体制层面对文化的实际功用做了精彩的解读，甚至可以说，黑格尔的国家理论的核心就是文化。在论述国家的本质时，黑格尔提出一个著名的论断，“国家乃伦理理念的现实”[2]。这里的伦理理念实质就是一种泛文化的代称，伦理是适用于社会群体内部的行为规范和准则，理念则是观念与看法的统称，伦理理念代表着有序健康稳定的社会本质，良性发展的社会体制；当这种理念可以完全对社会群体内部世家广泛的影响时，各种具体的社会制度、法律体制以及上层建筑会随之自然产生，以利于伦理理念在社会的引导与执行；这个过程实际就是国家的诞生，国家的存在即意味着伦理理念已经实现并成为长久的现状。可以这样说，历史文化的特性决定了国家的体制属性和政治内涵，社会文化既包含个人的主观意识与个别看法（可以称之为文化碎片），也包含群体性的文化圈与风俗，还不可避免的夹杂有异域文化因素，同时文化的发展也具有历史必然性，传统文化的影响也无处不在，这一切都可以规制与伦理理念之中并在国家体制中有所反应。合理合法的伦理理念是追求善的，这与柏拉图以及亚里士多德的国家学说有相通之处，反映到国家层面，责任和一种政治现象背后都有文化的牵引与影响。在论述国家的形成过程时，黑格尔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论，即家庭到市民社会再到国家的发展进程，而划分这三个阶段的核心标准就是各个阶段所受到的不同伦理理念的影响差异以及程度的差别。如果说家庭只是伦理理念的初步实现的话，则国家则是伦理理念的全部实现。而且黑格尔将国家定性为双重实体，及政治实体与文化实体的统一，客观实体与主观实体的统一，法律体制与政治文化的统一。可以这样说，文化的概念与影响贯穿于黑格尔国家理论的各个方面；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建设对国家的体制建设与运行机制调整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政治文化的作用应当予以正面的评价，建设先进文化的方向与目标不能改变，力度还应加强。黑格尔关于文化与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论述对马克思建立无产阶级自己的文化话语权、构建无产阶级自己的哲学体系并以之为引导建立无产阶级政权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同时也对马克思文化理论尤其是文化价值论的相关内容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当然黑格尔“民族中心论”的论述是属于需要扬弃的部分。

任何一种理论的产生都是历史性的，都有它所赖以存在的历史阶段和社会条件，马克思文化理论也不例外。它总是在批判社会弊端、总结历史经验、顺应时代潮流的过程中不断的孕育成长直到定型，然后发展为成熟的理论并发挥其指导作用。在其中有几个方面需要特别注意，尤其是对于全面研究一种理论来说，它为什么会在某个特定的时间段产生、是什么原因促使其产生、是什么因素在其产生的过程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一种理论的产生是否与当时的时代相适应、会对历史发展进程产生何种影响等；这虽然是研究理论相关的外部因素，但却有助于我们能够以更加宏观的视角、用辩证的思维历史性的去看待理论，因而对我们是否能够更加深刻的理解理论、阐释理论以致以后是否能够更加合理的应用理论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马克思曾经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