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范文精选

韦伯说新教促成了资本主义的产生，但他没有说明传统基督教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我们可以说耶稣和使徒们的思想是西方精神的传统，而罗马教会的解释则代表着所谓“正统”解释。但新教思想是和“传统基督教”不同的，不然就不叫“改革”了。所以说，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在欧洲历史上只是一个新生儿，但偏偏这个新生儿生命力极强，罗马教会在他一出世时就想扼死他，却怎么也不能得逞。他出世不到100年，就已力大无比，声势鼎盛；而罗马教会代表的传统基督教却日见萎顿，影响力不断缩小。那么，新教的魔力是从哪里来的呢？新教和资本主义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这就是本文所要讨论的话题。

从公元初开始，以《圣经》、保罗等使徒、圣奥古斯丁、圣托马斯·阿奎那等的思想为主体，基督教的思想体系一直保持着一种连贯性；这种思想体系从罗马帝国后期以来，一直是欧洲人民信仰和遵从的思想观念。但到了中世纪末期，也就是16世纪，情况发生了变化，以路德和加尔文的思想为代表的新教，对传统的基督教做了重大改革，而且在当时的欧洲社会上获得了相当多人的支持、赞同和接受。在本文中，我们将分析新教的教义，以及她与当时欧洲社会现实的关；并说明在学术界普遍认为的“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的观点，是对韦伯原意的一种误读。

一、因信称义的新教思想及其社会含义

一直以来，罗马教会都是基督教世界的精神领袖。罗马教会从来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解释《圣经》的权利。但以路德为代表的新教宣称：这个权利并不专属于罗马教会，它属于每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最重视的问题是“如何得到拯救？”对此，路德的回答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人通过诚心诚意的对上帝的信仰，和上帝的“义”发生了联系，就可以摆脱自己的罪。一个基督徒，凡已为自己的罪诚心感到内疚的，他的的罪已得到完全的赦免。他认为：信仰就是毫不犹豫地接受和拥有福音。全体基督徒都是教士，都有资格站在上帝面前，为自己和别人祈祷，并在宗教的事情上互相开导。在这个问题上，加尔文和路德是完全一致的。

可是这样一来，罗马教会乃至大大小小的教士，还有什么存在价值呢？按照路德的观点，他们确实没多少存在必要。新教运动就是要拒不承认罗马教会的权威——不论是通过教皇还是宗教会议表现出来，新教认为《圣经》中神的启示才是唯一最高权威。新教反对教会凭它手中握有天国的钥匙，自封为上帝与人之间的中介。基督教的一个核心问题是：我怎么知道圣经中的话是上帝所授意的呢？对此，传统基督教的精神领袖奥古斯丁说：“如果不是公教权威推动我相信福音，我是不会相信的。”1而路德则以内在的体验来作证：“上帝必然在你心中说：这是上帝的话。”2所以，只有“圣灵在内心的见证”才是圣经乃至神的启示的唯一最终证明。每个基督徒都可以有他个人的圣经，那“临到他心中”的圣经。

另外，新教还对基督教义以及基督教会的很多传统做法作出了革新。多纳德·卡根在《西方文明的遗产》中指出：“宗教改革运动消除或者严格限制了下列传统做法：强制性绝食，密室忏悔，圣物崇拜，圣殿朝拜，守夜，对死者每周、每月、每年进行的祭奠，相信炼狱，拉丁式的崇拜仪式，各式各样的宗教仪式和节日，每天必须的祷告时间，教士必须单身，教士在税收和司法上的豁免权，对教士进行的传统神学教育，关于开除教籍的一系列规定，等等。”3新教还提高了女性的地位。传统基督教认为女性的本质是淫荡的，所以中世纪充斥了大量歧视女性的文献。新教则认为女性在家庭、在工作中都是男性平等的伙伴。路德说：“设想一下没有女性的世界会是个什么样子。家庭、城市、经济活动、政府都将不复存在。”4由于新教的这种主张，早在16世纪20年代，新教城市里的女性就获得了离婚的自由；而为了使女性免受过度的辛劳，避孕和节制生育也成为新教流行的社会中受到尊重的做法。新教还有一些重要的思想，比如“预定论”，比如给予节俭和勤劳、乃至做生意、盈利等商业行为以道德肯定。这些都是和传统基督教相悖的。

在进入正题以前，我先说两点。

第一，在我看来，东北新世纪发展战略应当包括一个内容，即保持东北经济的公有制主体地位。因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现代化必须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这是我国人民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成功的关键之所在。不说我党从井冈山根据地建立以后的22年武装斗争史，就说我党在东北地区的革命武装斗争。我党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牺牲了多少人？三年解放战争，我们在东北战场又牺牲了多少人？这些革命烈士前仆后继、英勇战斗、壮烈牺牲是为了什么？难道不是为了建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东北和新中国吗？任何有损于公有制的主体地位的言论行动，都是错误的。如果东北经济中的公有制主体地位丧失了，社会主义事业在东北地区失败了，我们怎么对得起这些成千上万的革命烈士？难道我们不是要成为历史的罪人吗？

第二，目前在我国，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崇拜已达到了惊人的程度，这股错误思潮正在严重损害着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因此，在我看来，我们理论战线上解放思想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要从对资本主义制度的盲目迷信中解放出来。要看到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貌似强大、实际虚弱的本质；不要被资本主义的表面“繁荣”所迷惑。

我们要把崇美思想与向资本主义学习、吸收和借鉴资本主义的一切合理的、有益的文明成果区别开来。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问题上，我们面前有两种人。一种人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建设社会主义。另一种人主张向资本主义学习，是为了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为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显然，我们必须坚持前者而拒绝后者。

现在进入正题。

一、究竟是“新经济”，还是“赌博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算起，至今已经历500年。资本主义与以前社会的最大不同之一，它不是固步自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不断开拓、充满竞争的商品经济，因而是不断创新和变革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都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动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1](P496)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统治的500年里相继发生了三次以蒸汽机、电力和电脑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将社会生产从手工劳动推向机械化，又从机械化推向自动化；将农业社会推向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与之相适应，包括产权制度、雇佣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在内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革。二次战后，从制度层面来看，这些变革集中到一点，就是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对此，我想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资本在社会化

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源，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追求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和目标，其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历史里，资本表现为私人资本，企业表现为私人企业。在私人资本统治下的私人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对企业的财产拥有充分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这种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以社会少数有产者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为基础的。正是这种独占和垄断，剥夺了社会绝大多数人——劳动者直接与资本（生产资料）结合的条件和权利，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从而导致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的积聚和积累，贫困在大多数劳动所有者一方的蔓延和扩大。这正是形成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经济基础。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私人性和少数人独占的情况日益被打破，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股份公司的大发展。股份公司自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和深化而不断发展，今天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资本是通过发行股票从社会上筹集的资本，它本身就表现为社会资本，其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扬弃。这个观点马克思早有论述。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对股份公司的性质和作用曾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他说：股份公司“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又说“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财产。”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2](P498-498)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即股份公司的资本已表现为社会资本，股份公司的企业已表现为社会企业，它是对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自我扬弃。这是100多年前马克思说的。现在，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1993年，美国注册企业为210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占15%，但其资本占全国企业总资产的85%，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88%，职工工资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70%。[3](P41)1991年6月统计，日本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共4195家，其中股份公司为4129家，占98.4%。[4](P63)而且，股份公司资本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股份公司股权的大众化和法人化。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西方国家的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增长，消费剩余不断增加，广大劳动者进入了股票市场。在美国，1953年直接持有股票人数为649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1985年增至4704万人，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占31%；如果加上间接股票持有者（指不以自己名义而以经纪人名义登记和持有股票者），1996年，美国43%的成年人和42%的家庭持有股票。[5]与股票大众化的同时，股票也在法人化，即购买股票的社会组织在增多。到90年代初，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控制了全部股份公司的40%的普通股，仅20家最大的养老金组织就持有上市公司10%的普通股。1949-1989年间，日本法人股东持有的股份在股份公司总股份的比重从30.9%上升为73.5%。股份大众化和法人化的趋势，表明少数有产者独占股权资本的局面已被打破，资本在日益社会化。

第二，企业“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的出现和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宏观的国家干预和财政赤字过多，而在于微观的企业的劳动支付方式有缺陷，即资方拿利润、劳方拿工资的分配方式导致劳资对立、劳动费用上升、企业收益下降、竞争能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大力推行了“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即让工人拥有企业的股份。其主要途径一是政府以低息或无息贷款给企业作为基金，企业将这些基金分配给职工，作为职工投入企业的股份，然后企业每年从职工收入中扣除一定数额返还给基金会；二是企业以股份的形式支付职工的一部分工资，使职工成为企业的投资者。这样，企业职工就一方面以被雇佣者的身份拿工资，另一方面以企业一部分股份拥有者的身份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政府倡导这种制度，企业采纳这一制度，是使职工收入与企来的收益状况直接挂钩，借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摆脱经济“滞胀”，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资本大众化和社会化的作用。1986年时，美国推行上述计划的公司有8000家，参加的职工有10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8%，到2000年，已有1/4的职工成了本公司部分甚至全部股份的持有者。

世界著名左翼思想家、纽约州立大学宾厄姆顿分校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教授在美刊《新政治科学》第22卷（2000年）第2期上发表《21世纪的左派政治学－－或者再一次的理论和实践》一文，提出世界左派运动的失败正是资本主义体系危机的表现的观点，并分析了资本主义体系危机之下的左派在21世纪的政治策略。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世界左派历史理论的崩溃

世界左派曾拥有两个重要的历史轨迹，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轨迹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轨迹。但它们今天几乎顷刻之间彻底消失了。

法国大革命是一种持续了两个世纪之久的被广泛认可的历史理论的象征，这种理论相信进步，相信人性本质上是理性的，认为历史是线性前进的，总是朝向良好社会发展的。不仅左派信仰这一历史理论，多数自由中派和部分右派也认可它。这种历史理论有诸多变体。例如，美国人想以美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而英国人想以英国革命作为它的象征。另外还有人剔除了这一理论的政治革命因素，认为历史是世界经济的平稳的商品化进程，或是选举制度的平稳扩展，或是国家历史使命的实现，等等。但无论其差别如何，它们都相信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不可逆性。这是一种充满希望的历史理论，因为它相信“历史站在我们这边”，并提供了大团圆的结局。这一理论甚至也鼓舞了特权者，他们认为最终人人将享有特权，因此受压迫者也就不必抱怨压迫者现在必要的压迫了。

俄国革命与法国大革命是一脉相承的，它传达的信息是，以法国革命为象征的历史理论并没有完成，因为无产阶级（人民群众）还受着组织为政党或国家的群体的压迫。这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只被世界一部分左派信仰，它比法国大革命更具乐观主义。

但20世纪80年代以来，所有历史进步理论，尤其是列宁主义，都变成了可疑之物。相当多的世界左派开始怀疑上述历史理论的正确性。原因何在？今天我们可以听到各种各样的解释。中派和右派认为，世界左派误读了这一历史理论，这一理论某种程度上仍然正确，但是应当将良好社会界定为这样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中，生产要素尤其是资本，掌握在非政府的部门手中，并不受约束地自由流动。这种空想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相信再过10年就不会有人记得这种疯狂的妄想了。部分世界左派的解释认为，原初理论仍然正确，左派只不过遭受了暂时的挫折，－－（……此处有很多缺的地方）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地区的过程。而这些新地区的工人经过一段时间后（比如大约20－50年）也会组织起来，要求更高的工资水平。于是资本家再度“逃走”。可是今天，资本家已经几乎无处可逃了，力图放慢工资上涨的进程显得极为困难。原材料、机器等投入和基础设施成本上升缘于同样的原因。资本家降低成本的主要机制是对其中的一部分不支付，而通过损害共同利益的方式获得。这称作成本外化。成本外化的方式有三：将废物转置到他人那里而又不支付处理费；以开采价购买原料而不支付原料再生所需的代价；使用由共同支出建造的基础设施。前两者意味着要不断寻找新的废物堆弃地和原料产地，但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扩展到全世界，这样的地方越来越难找了。环保生态运动的兴起也阻碍了这些做法。第三种机制则意味着不断增加税收。

提要：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罗斯福新政和凯恩斯主义“挽救”了资本主义，也给资本主义带来“滞胀”危机；新自由主义克服了“滞胀”危机，却加剧了贫富两极分化，遭到了民众强烈反抗，引发了执政者的执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当代资本主义两难困局的理论启示是，在不触动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情况下，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不可能真正“医治”资本主义的“病症”，社会根本制度的变革是解决问题的唯一路径；当代资本主义在两难困局中显露出不可逆转的历史过渡性质，调整不是在强化“正统”资本主义的“元素”，而是在为社会主义因素的产生发挥着催生作用。

关键词：当代资本主义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两难困局

当代资本主义在坚守资本主义根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了多次自我调整，试图以此克服其固有矛盾。对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评价和解读。一些西方学者认为，调整使“困扰着资本主义的噩梦，仿佛都已经迎刃而解，不攻自散。”“如今资本主义经过大量改革之后，已经全然改观，再也认不出它的本来面貌了。”调整使资本主义成了“终结历史”的理想乐园。针对上述观点，国内一些学者提出了反驳，认为调整只是资本主义统治策略的改变，“帝国主义的寄生性、腐朽性和垂死性这些特征，不仅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表现得更为突出，更为尖锐。”资本主义的调整“在不折不扣地证明着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如何评价和解读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涉及到对当代资本主义历史进程的正确认识和我们对待当代资本主义的战略选择。因而，这一问题尚需深入考查，立论有待于完善和深化，同时也还需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做进一步的把握。

一、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次重大调整

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是一种以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把工人当成雇佣奴隶的野蛮资本主义社会。它实行单一的资本家私人占有制度，推行着野蛮而残酷的剥削方式，它使社会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社会在企业破产、银行倒闭、大量工人失业等破坏性震荡中，在反复地破坏生产力的过程中进行着恶性循环。20世纪30年生的经济大危机，使美国有3750家银行倒闭，140万家工商企业破产，1700万人完全失业，约有3400万人没有任何收入，全国18569家银行总共库存现金不过60亿美元，却要应付410亿美元的存款。这表明，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为利润而生产的制度已经死亡”。

为了避免死亡，资本主义的决策者做出了无奈的抉择：放弃早期资本主义的传统模式，对资本主义进行根本制度框架内的调整。凯恩斯主义者们为资本主义社会开出了“起死回生”的药方。第一，“非自愿失业”的存在，不可能通过劳工市场的自动调整而消失，因为“非自愿失业”存在的根源是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第二，需求本身会创造供给。因此，国家政府应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刺激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萧条期间，政府应当增加它的支出，这不仅仅是用于救济，而且是为了公共工程。这样做将有助于抵消私人企业的衰退。当繁荣恢复时，政府的收入将增加，用于救济和公共工程的支出将迅速收缩。这时，盈余将代替以前的赤字，它将被用来偿付在萧条时期所发行的无利息负担的国库券或被出售的债券。”第三，“当商业活动正在衰退，或者停滞和处于低水平时，……减税和预算赤字与其说是不稳定的政策，不如说是稳定的政策。”“在这样一个时刻，政府应当尽可能多地支出，尽可能少地征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