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形式因素的分析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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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上和实践价值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这是导致生态危机加剧的首要思想根源。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错误观念的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非生态化影响,这包括在价值取向上经济利益最大化、消费享乐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的影响,以及在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事实认识与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经济发展观;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生态文明
当代生态危机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首先当归之于传统经济模式下种种非生态化的经济决策和行为,而思想根源则要归结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和决策取向上走入了非生态化的误区。其误区不仅有着来自世界观、认识论等方面的错误观念及其影响,而且有着来自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从价值哲学上看,这种影响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二是妨碍人们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正确的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来建设生态文明、实现全面小康目标,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价值取向上的非生态化影响
按马克思的观点,资本主义社会属于“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社会形态[1],其中的“物”就是指金钱、资本、财富、土地、机器设备等物质利益因素。实际上,对物质利益的高度追求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最为突出的特点。经济利益最大化、无情竞争、消费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等观念,作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因素,也都鲜明体现着这一特点,它们作为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核心范畴直接在决策的价值取向上发挥作用,引导经济发展走向非生态化的误区。这突出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资本主义经济原则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
经济利益最大化可说是资本主义经济与生俱来的基本宗旨和原则,构成资本主义社会流行最广泛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与其紧密相伴的还有自由竞争原则,因为奉行经济利益最大化原则的结果,必然要允许和鼓励利益主体之间进行激烈、无情的市场竞争。单纯以获取最大利润和竞争制胜为目标,使得资本主义的商家们对自然和社会中的一切事物都采取了一种工具理性的态度,凡事围绕利益需要来决定取舍,对环境和资源问题也同样如此。在这种工具理性看来,对自然赋予的免费资源不加以最大限度的掠夺和利用才是愚蠢。如此极端功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必然要导致人与自然的对抗以及对抗程度的加剧。事实上,正是在利益最大化和自由竞争的原则引导下,传统经济模式在20世纪最终演变为一种“三高一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效益)的发展模式,一种以牺牲资源和环境的代价来换取经济增长的经济发展方式。利益最大化原则还影响到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决策,导致将经济增长等同于发展的狭隘发展观,以及把GDP增长作为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测试标准的GDP政绩观,盛行于世,并影响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
当然,导致在经济发展上唯利主义盛行的原因,也涉及到人们普遍未能认识到地球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因素,但应认识到这些因素对于利益主体的决策的影响仍是有限的,对于那些奉行“赚钱第一”的利益主体来说,唯利是图、无情竞争的价值取向才是第一位的抉择。事实上,即使是在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现时代,资本主义国家仍不时出现企业出于赢利和竞争的需要仍然昧着良心向环境排放高污染物的事件,如1953-1956年发生在日本熊本县水俣镇的水俣病事件就是一例。1956年,日本氮肥厂医院已经发现水俣病病因与工厂排出的含汞废水有关,但厂方却责令厂医院严加保密并拒绝承认事实,当地政府也基于利益考量而极力反对公开事实真相,直到1968年氮肥厂才停止排放废水,12年时间里致使水俣病在当地不断蔓延,受害人数多达上万人,死亡人数超过1000人。可以说,缺乏生态伦理规范的利益最大化原则以及竞争原则,因其往往不考虑企业以外的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考虑子孙后代、其他生命以及自然界的利益,因而是不公正的[2],不仅会导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异化,而且还会导致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异化。
(二)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模式加剧了生态危机
随着20世纪初福特流水线生产模式的广泛应用,加上借助大众传媒、分期付款等营销手段的种种创新,消费社会逐渐在美国兴起,特别是自凯恩斯提出消费刺激生产”的理论以来,西方国家纷纷奉为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法宝,使得二战后消费社会在西方普遍兴起,消费主义以及作为其伴侣的享乐主义已取代传统消费观而成为普遍流行的主导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为现代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有力促进了战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然而,从生态文明角度看,消费享乐主义引导消费大众进行超前消费、奢侈消费、一次性消费等,使经济模式演变为一种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发展模式,特别是它鼓励人们去追求与真实需要无关的时尚、地位、身份等符号价值,追求工业社会创造出来的从外部强加给个人身上的许多虚假的需要,如“按广告宣传来处世和消费”[3],直接将国民消费欲求引向物质主义的歧途,造成对资源的过度开采和浪费,使得消费社会中“浪费式消费已变成一种日常义务”[4];而且它也导致大量污染性垃圾的产生和排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它还造成重物质轻精神、重科技轻人文等文明异化现象,导致人们的精神需要日益贫乏和空虚,如美国学者指出的:“由于被消费主义所蒙蔽,我们一直在徒劳地企图用物质的东西来满足不可缺少的社会、心理和精神的需要”[5]。
可以说,作为经济主导价值观的消费享乐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不利于环保、资源节约以及可持续发展的物本主义消费观,反映着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人们不择手段追求最大利润的贪欲。而且,过度偏向于超前消费,缺乏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这样的经济发展方式毕竟是畸形的,难免无穷的后患。如美国在2008年秋陷入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虽直接起因于华尔街少数金融商的贪婪造假行为,但究其深层原因,美国长期实行的超前高消费、低储蓄和高借贷的畸形经济发展方式难脱干系。从科学发展观来看,惟有绿色、适度、均衡、可持续、有节制、崇尚精神追求的消费,才最有利于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人的全面发展的共赢,但这一点在以消费主义为主导的经济发展模式下未免是一种永难企及的奢望。
(三)西方中心主义破坏了人类在环保和资源利用上的公平和公正
随着20世纪后期互联网和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经济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但作为全球化运动领导者的西方强国,却从决策到行动都将维护和发展西方强国经济利益为中心作为其经济决策的价值导向,即奉行西方中心主义。这导致在全球化经济上出现种种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相背离的不公正现象,诸如:在全球化经济规则的制定和实施上不能合理考量发展中国家利益,片面维护西方强国利益;倚仗其资本和科技上的优势,扩大了资本主义经济“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马太效应,加剧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不公正地实施贸易保护主义,利用反倾销政策抵制发展中国家的产品;等等。
西方中心主义实质上是利益最大化等资本主义意识形态观念在经济全球化运动上的体现,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本主义倾向及其导致的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也存在于经济全球化之中,这突出表现为西方强国在环保上的不负责任、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的不公正,以及设法把本国的生态危机转嫁给其他发展中国家。仅拿温室气体来说,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却一直拒绝签署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量的《京都议定书》。在资源开发和利用上,普遍存在着富国消费过度、穷国消费不足的现象,据统计:占世界不足1/5的发达国家消费了地球资源的2/3,制造了4/5的垃圾和污染物,仅占世界人口6%的美国人就消耗了地球资源大约35%。富国对穷国输出工业垃圾,也是一个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统计,占世界95%的有毒垃圾是由20多个发达国家生产的;按绿色和平组织的报告:发达国家以每年5千万吨的规模向国外转移有毒或危险的废物,正在把发展中国家变成其“垃圾场”。近十几年来,也有成千上万吨难以统计的“洋垃圾”以各种形式运进中国,对我国生态环境造成破坏。一些西方企业还到一些环保标准较低的发展中国家建厂,既利用了他国资源,又逃避了生态责任。可以说,经济全球化中的西方中心主义,实际上是在直接损害着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生态利益,以及人类的长远利益。
(四)狭隘功利主义导致科技成果的非生态化滥用
近代科技革命在认识和改造自然上的辉煌成就,以及在经济发展中发挥出的巨大作用,使人们普遍把科学技术看成是改造自然、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也使得科技创新观念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科学主义和技术统治主义就是其具体表现。然而,这种重视科技生产力的意识形态却明显缺乏环保思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以往讲述生产力的教科书来了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有关生产力是人类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科技是生产力中第一要素等众多论述,但绝难找到环保、节约资源的思想。它实际上是将大自然看作是要用科技力量予以征服和改造的敌人,是借以实现利润最大化目标的手段,而不是予以保护、关怀的对象,反映出传统经济发展观在科技创新上的狭隘功利主义,根本不顾及科技成果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事实上,在这种狭隘的创新功利主义影响下,企业研发往往不考量环保、资源、卫生等因素,缺乏关于新产品、新技术对生态、资源、人类健康以及文明进步可能造成的危害性的前期研究,结果导致科技成果被非生态化滥用的事件不断发生。如20世纪美国杜邦公司发现和使用氟利昂而导致臭氧层破坏等环境问题,就是一例。
需要注意的是,近几十年来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已开始重视科技创新的生态化导向,一些公司在产品的研发、生产和回收等方面很重视环保和节约,这是生态文明进步的表现。然而,从社会制度上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等矛盾的解决涉及到对不同利益群体和权力关系的重新调整以及现有资源的公平分配,这在以私人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必然要遇到巨大的制度障碍。近些年来在西方出现的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就从一个侧面表明了要真正建设生态文明,还是需要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制度的支撑。
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的错误影响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在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事实认识和价值认识上,也有着相当的错误影响。所谓事实认识是关于客观事物的属性、本质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而价值认识则是对客观事物的属性和功能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具有的效用、意义的价值性认识。对于人类成功的实践活动来说,二种认识构成一种是相互依赖、互为前提、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体现着人类实践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
从事实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思想误区,就在于未能认识到人类生态承载能力的有限性。事实上,近代人们普遍认为大自然在资源供给和环境净化上的承载力是无限的,并以此作为经济发展的一个基本思想前提,具体体现为所谓的牧童资源观。它认为地球就像一个辽阔的草原,具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而人类经济活动则像是牧童在草原上放牧,可以随心所欲、无所顾忌地对地球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依此还可以推出人类经济增长也是无极限的论断,而且该观点认为自然界在承受和净化各种垃圾、废物方面的能力也是无限大,因而不必考虑环境问题。牧童资源观客观上为传统经济模式在资源开采和向环境排放工业垃圾方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从而使得传统经济模式成为一种“资源—产品—污染排放”的单向线性开放式经济发展模式,并且以“三高一低”作为其突出特征,结果导致传统经济在20世纪终于趋近到地球生态承载能力的极限,并产生如下严重后果:一是因过度消耗资源而导致石油、煤、天然气、淡水等自然资源严重短缺,若干资源濒临枯竭;二是因无节制地排放工业垃圾,正在将地球变成一个危害生命健康的大垃圾场。
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事实认识上所受到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严重影响,通常表现为利益主体对于环境和资源生态承载力的有限性等事实认识有意无意的无视或抹煞,以及在经济决策中将环境和资源问题不予考量或放在次要位置上等现象。虽然从哲学上说,事实认识一般构成正确价值认识的基础,但现实中人们若发现事实认识不符合其价值或利益要求,往往可能不予理睬,甚至加以歪曲。如列宁就曾引过一句著名格言:“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把握这一点十分重要。
从价值认识上看,传统经济发展观的思想误区则在于所谓的人类中心主义。这是在近代工业文明时代普遍流行的价值观,它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最高主宰和统治者,将自然界则看作可以任意肆虐、奴役、征服的对象,将人的利益和需要作为衡量自然事物价值的根本尺度。从历史上看,人类中心主义张扬了人类的主体意识,对于激励人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起到了积极、重要的作用,但它把人类的主体性片面推到极端,也造成了重大思想缺陷,这包括:盲目藐视大自然,忽视了人类改造自然的负面影响;把人与自然的关系简单看成是主仆关系,忽视了人类的起源和自然属性;无视其他生命的存在价值,按“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对待野生动物,缺乏关怀其他生物的生命伦理意识;盲目崇拜和滥用科学技术,忽视了科技成果的局限性;在方法论上采取人天分离、主客对立的二元论方法,缺乏从整体、系统、互利的角度对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全面认识,等等。超级秘书网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对传统经济发展观的价值认识的非生态化影响,突出体现在利益主体对人类中心主义观念的支持和强化上,如上文所述的经济利益最大化等价值取向,就支持和强化了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在人类中心主义观念影响下,资本家利益阶层往往以人类利益的代表自居,但实际上,在以私人占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类中心主义并不能真正代表人类的根本利益,它代表的其实是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的利益,体现的是已成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资本家利益阶层的自我中心主义。这是导致近代人类中心主义得以盛行的深层意识形态根源。
厘清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的非生态化影响,对于我们深入认识和把握传统经济发展观在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上的误区是十分必要的。忽视这一点,只知道从世界观和认识论的高度探讨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就难以从人们的普遍价值取向和潜在心理动机上深刻把握导致生态危机日益加剧的深层社会思想根源,从而使认识流于表面化、形式化,因而也难以为有关的经济发展和生态治理的决策提供切合实际的理论指导。当然,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许多生态化的积极因素,如绿色和平运动、环保公益活动、家电回收利用等,历史上最早的生态运动也是在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我们应将它们作为资本主义制度下针对公害事件而产生的非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因素来认识、学习和借鉴[6]。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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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杜宁.多少算够?———消费社会与地球的未来[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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