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政治体制改革思想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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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978年:“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

作为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邓小平参与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以及这个国家各个方面的体制，并全程经历了时代，对其体制的利弊得失有着切身的感受和体会，因此，对这种体制的反思，从他口中说出来就显得格外有份量，格外发人深省。这一时代“极左”路线之所以长期存在，除了意识形态以及缺乏经验等方面的因素之外，还与所实行的政治体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当时实行个人专断和人治，搞个人崇拜，最高领导人的意志可以凌驾于领导集体之上，可以左右国家的发展方向和各族人民的命运，这就具有相当大的危险性。当时不是没有其他领导人看出这一路线存在问题，他们不是没有提出过更为务实、合理的政策，而且在一定的时期，尤其是每当国民经济遇到困难后进入的调整时期，还实行过这样的政策。然而，由于领导制度上的原因，这些正确的政策具有很大的脆弱性，很容易受到批判，而且每次批判之后又都是转而实行更为激进的政策，以至最后通往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因此，经过拨乱反正后，为了使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不受到冲击，为了避免这样的悲剧重演，就必须在政治体制上进行必要的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党和国家事业的稳定和持续，才能实现社会的长治久安。由于当时刚从这一时代走出来，人们对这一体制给党和国家所带来的危害还有着切肤之痛，就是许多高级领导人也成为这一体制的受害者，尤其在中都曾经受到过较大的冲击。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发扬党内民主，健全民主集中制，使“极左”路线不再发生。1978年底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就被认为是党内民主的典范。经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逐步恢复、健全了党和国家的各种机构和制度，实行集体领导，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专断，并逐步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用法治取代人治。因此，说改革开放之初只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是不准确的，我们的改革其实是从政治体制改革开始的，没有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就很难产生改革开放的政策，即使产生了也很难坚持下去。同时，邓小平倡导的政治体制改革又是在坚持原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1979年3月30日他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所作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实际上为解放思想以及政治体制改革画定了一个明确的边界和底线，使其只能在这一范围内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只有在不改变我们原有基本政治制度的前提下才是允许的。不可否认，这一设定在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使我们国家保持了政治制度以及政局的稳定，保证了执政党可以有效地控制改革的进程，但它同时也限制了改革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如何真正寻找到一种社会的长治久安之道，这对于我们仍然是一个未竟的事业。

21980年:“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

邓小平认为，目前我们现行的一些具体制度还存在着不少弊端，严重妨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当时在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方面，仍然严重存在权力过分集中、官僚主义现象等方面的问题。如何从领导制度上进行改革，如何从思想根源上进行治理，以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就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任务。邓小平已经准确地找到了这些制度上的病灶，那么，他对这些现象发生的原因，这些病灶发生的机理，又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认为，官僚主义是一种长期存在的、复杂的历史现象，与我们长期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有关，与我们长期缺少严格的规章制度有关，同时还与思想作风问题有关。官僚主义是一种极为古老同时又会对社会产生很大危害的政治现象。只要有权力的存在，就有可能发生权力的滥用和异化，就有可能发生官僚主义现象。因此，只要政治社会不会消亡，它就不可能得到完全的消除，与它的斗争也是没有止境的。同时，它存在的原因又是十分复杂的，治理的机制也是十分复杂的。然而，在各种导致官僚主义现象的因素当中，又有着轻重之分，因此，对它的治理对策也有着标本之别。从根本上说，官僚主义现象的存在是由于权力的不受限制，因此，对这一现象要达到治本的效果，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对权力进行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计划经济体制的存在，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广泛干预和管制，确实是造成许多官僚主义现象的重要原因，因此，改革经济体制，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和管制，对于治理官僚主义现象就具有釜底抽薪的意义和作用。但是政治体制不改革，权力没有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些经济领域的改革就难以推进，也难以真正得到落实。因此，我们还要不断地刨挖下去，找到官僚主义的最后病根，从而对症下药地予以治理。关于权力过分集中，实行家长制的问题，他认为，这种现象同我国历史上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有关，也同共产国际时期实行的各国党的工作中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传统有关。前者人们是容易想到的，也是谈得较多的，但后面这一因素人们往往容易忽略掉，谈得也不多。其实相较之下，后面这一因素才是更为现实和直接的因素。在共产国际的运动中，无产阶级政党走的是激进的革命路线，夺取政权后又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因此，必须高度集中全党的意志，否则就会造成队伍的涣散，就会导致运动的失败。在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下，解决这一问题是十分困难的。而在民主社会主义的模式下，社会必须在民主宪政的框架下实现执政，却把这一问题有效地解决了。在这一模式下，社会在一些国家实现了长期执政，各种温和的社会主义政策得到了推行，并保持政府的廉洁高效。同时，社会本身也真正实现了党内民主。这一模式无疑是值得借鉴的。在这篇讲话中最发人深省的要数下面这段话了:“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从中可以看出，他对于这种体制的根本性弊端并非没有觉察到，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制度亦认为有可借鉴之处。然而，他对这一问题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再继续深入下去。

31986年:“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

在改革过程中，政府以及官员就会利用手中的权力对经济活动进行各种形式的干预和管制，于是在经济活动中各种形式的权力寻租现象层出不穷，难以遏制。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我们在一些重要的生产资料领域实行价格双轨制的改革，即计划内的部分由国家定价，计划外的部分由市场定价。由于两种价格差距巨大，只要能够从政府部门那里拿到批条，一经转手倒卖就可以大发横财。因此，这一时期这种“官倒”现象极为严重，引起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因此，他在这一时期又开始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重视起来，连续作了几次关于这方面的讲话。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离不开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只有进行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才能为市场化的经济体制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政治环境，才能建立起规范的、法治的市场经济，才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的长治久安。至于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他认为，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他提出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三个目标，对于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和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固然都是十分重要的，然而，这些仍然是属于浅层次的目标，能否实现从根本上说还要受制于更为深层次的权力是否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这一问题。只要这一深层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些浅层次的目标是实现不了的。同时，他又强调:“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西方国家的那种议会民主在他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中是必须排除的选项，这是他在历次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中都要予以强调的。他还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具有资本主义国家所没有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国家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具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决策快、效率高的优势，资本主义国家的议会民主确实具有力量分散、决策慢、效率低的弱点。但长处和短处总是相伴随的，社会主义国家决策简单迅速的长处，必然伴随着决策失误造成巨大损失并且难以及时得到纠正的短处;资本主义国家决策复杂缓慢，充满博弈和斗争的短处，也必然伴随着决策可以得到最大公约数，并且具有很强的纠错机制的优点。因此，不能简单地从一时一事的角度进行比较，而应该从长远和全局的范围进行比较。

作者：胡应泉 单位：福建对外经济贸易职业技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