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下电影金刚川多视角叙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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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刚川》是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的献礼片，影片采用了多视角叙事的手法，分别从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这四个角度讲述了在抗美援朝战争的最终阶段，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金刚川的故事。从不同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是我国战争片的一种新尝试。在传播学视域下，这种创新也有其特别的含义。
【关键词】多视角叙事；防疫效果；刻板印象；议程设置
叙事视角又被研究者们称为“叙事角度”“视点”“视觉角度”“眼光”“透视”“叙述焦点”。“视觉角度”“眼光”“透视”“叙述焦点”，都隐含着观察者的视角、叙述人观察和理解人物和事件的切入点、对叙述重点和细节的选择等要素。①通俗来说，运用多个视角进行叙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讲述同一个故事。电影《金刚川》在讲述故事的时候，就运用了多视角的叙事策略，影片一共分为四段，分别涉及士兵、对手、高炮班和桥的视角。它并非单纯的摄像机位的变换，而是提供给观众的视听角度和观看角度的变化。电影作为一种媒介，在带给受众视听享受的同时，也履行着媒介的传播功能。因此，我们可以试着从传播学的角度来分析《金刚川》多视角叙事的意义。
一、构建多元语境，增强“防疫”效果
麦奎尔提出的防疫论认为，若要人的信念、思想不易改变，应事先接触多元的观点，这样在将来接受反宣传时才能形成免疫力。在医学中，要想保持身体健康、增强身体抵抗力，主要有两种办法：一是滋补法，二是接种法。麦奎尔将这个观念引入传播学领域，认为想要坚定受众的信念，也可以采用滋补法和接种法，即加强对原有观点的正向宣传，或者让受众适当接收一些不同的声音。通过实验，麦奎尔得出，接种法比滋补法更能抵抗态度的改变。[1]电影《金刚川》是对真实事件的改编，李凯尔特始终强调价值观作为历史叙述的指导原则的重大作用，承认历史叙述中不可避免地含有“主观主义”成分。②在互联网普及之前，受众似乎习惯于抑或只能够接受自上而下的传播，对于“主观主义”没有太强的逆反心理，因此在20世纪20年代，枪弹论甚嚣尘上。[2]可是当互联网为公众赋权，给予他们表达观点的机会之后，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说教式电影所取得的宣传效果便日益式微。想要稀释这种“主观主义”，单一视角变多元视角无疑是一个好的尝试。在影片当中，观众可以跟随镜头从刘浩、关班长、张飞、闫瑞等人的角度更全面地了解这场战争。在影片开始，李九霄饰演的刘浩一心只想早日渡桥，能够上战场杀敌。因为他想立功，想获得军功章以告慰牺牲的战友。而张译所饰演的张飞在最后孤身守卫高射炮时，让他坚持下去的，除了保家卫国的信念之外，还有与关班长的兄弟情谊。战士们究竟为何而战？为国家？为战友？为荣誉？虽然在这种多视角的传播语境当中，不同的受众可能会有不同的解读。但多元声音的存在，反而加强了受众对“真理”的坚定，受众明白了英雄其实也不是无欲无求的圣人。因此，即使影片没有像以往大多数抗战电影一样将人性刻画得尽善尽美，但是对于那些“最可爱的人”，我们的敬佩之心是相同的，对于和平的珍惜也是相同的。
二、打破刻板印象，缓和国际关系
当今世界已进入了全球化时代，这一点毋庸置疑。在全球化时代从事信息传播，需要有国际视野，不能仅仅局限于一个地区，电影传播亦如此。在过去的抗战电影当中，我们总是习惯于将对手脸谱化，习惯于将其刻画为一个十恶不赦的坏人形象。戈夫曼提出，框架是人们用来认识和阐述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结构，人们对于现实生活的归纳、解构和阐释都依赖于一定的框架。[3]他将框架理论应用于传播学当中，认为不仅大众媒体会应用框架来建构事件，受众也会应用框架来解构事件。受众框架虽然会受到众自身观念、个人成长环境和道德素质等因素的影响，但不可否认，媒介框架影响着受众框架。对于受众来说，大众媒体通过媒介框架介入受众解读和存储信息的过程当中，同时通过某些倾向性的表述将受众的注意力引导到事件的某些方面。[4]因此，电影中固定的叙事框架，比如对敌人形象的固有刻画，会煽动受众的仇恨情绪，形成极端的民族主义，从而激化国内外的矛盾对立。也就是说，一味地将对手脸谱化其实是有悖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的。不仅如此，中国政府一向主张和平发展，永不称霸。如若放任非理性的网络民族主义蔓延，也会破坏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形象。[5]在电影《金刚川》中，对手视角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刻板印象，同时解构了以往固定的叙事框架。至少在影片的第二部分，我们了解到即便是敌军，也有许多普通人，他们也不爱战争，惧怕死亡，渴望回家与家人团聚。美国空军史密斯也曾开心地和希尔分享可能停战的消息，向其倾诉自己对和平生活的向往。并不是所有的对手眼里都只有杀戮，他们可能也只是被迫参与了这场战争。枪响之后，没有赢家。这些片段的加入，不禁让我们思考战争的本质，以及思考战争带给我们的伤害。过去的伤痛我们不应该忘记，但如今的我们可以处在一个更宽广的视野来呼唤和平。
三、主动设置议程，弥合知识断层
近年来，抗美援朝战争频频“被污名化”，“战争无用论”此起彼伏。在学界，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抗美援朝史研究的推进，一些人打着“学术研究”“学术创新”的旗号，质疑、污蔑甚至否定抗美援朝战争。这种言论不仅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研究，而且在社会上造成了思想混乱。[5]不仅如此，因抗美援朝战争题材的敏感性，相关影视作品并不多。20世纪80年代之后，相关影视作品的创作数量大幅降低，近40年间上映的抗美援朝剧情片只有6部，2000年之后仅有1部（《我的战争》，2016）[6]。年轻一代可能只在课本上看到过这场战争，但这场战争背后的意义和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或许很少有人了解。又加之战争的年代久远，普通大众对这场战争容易缺乏正确认识，出现认识断层现象。对于本就不太了解这场战争的年轻人来说，想要对抗美援朝战争有一个系统且全面的认知就更是难事。电影《金刚川》的上映，其本身就为新闻报道提供了话题。影片当中的多角度叙事更是为媒体的报道提供了思路，它们开始主动设置讨论议程，如新浪新闻志愿军修桥的真实画面，观察者网讲述抗美援朝对中国崛起的意义，微博热搜上线“《金刚川》原型人物”等话题等。不同媒体应用不同框架对这场战争进行报道，这正好呼应了电影中的多元视角，不管是从工兵连、高炮班的角度，还是从外交关系的角度进行报道，都有助于受众更加全面地了解这场战争。一位微博网友这样写道：“电影《金刚川》的上映让我了解到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国的意义竟如此重大。”
四、结语
《金刚川》运用多角度进行叙事，是我国战争片的一种新尝试。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受众所接收的媒介信息越来越多，受众面对海量信息常常难以抉择。同时，网络空间的虚拟性，也为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提供了庇护，导致谣言、谩骂等现象出现，群体极化问题严重。不仅如此，在全球化进程中，我国经济不断发展，与各国的联系越发紧密，难免会与其他国家产生摩擦。在全球化背景下，电影作为一种国际性语言，既具有商业的一面，也是一种艺术的表达形式，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价值观。从根本上来讲，抗战电影创作尚须努力将意识形态与叙事技巧巧妙结合，传播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民族文化。抗战电影应在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前提下，引导观众理性思考，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框架中，倡导反战，拥护和平。③电影《金刚川》运用多视角叙事，不仅很好地表达了意识形态的内容，传递出正能量，而且在全球化时代引导受众开阔了眼界，发出了呼唤和平的强烈呼声。虽然这种多视角叙事还是存在着节奏混乱、剧情进展缓慢、相同镜头重复应用等问题，但它的确为我们提供了思考问题的多元角度。基于此，《金刚川》是值得未来的电影生产者借鉴和学习的影片。
参考文献：
[1]张佳佳.抵抗与免疫：抵御网络政治谣言的可能性及路径——以“防疫论”为视角[J].东南传播,2020,(5):96-98.
[2]郭庆光.传播学教程(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3]胡正荣,段鹏,张磊,等.传播学总论(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8.
[4]曹秦雨.互联网时代新闻框架的应用[J].新闻文化建设,2020,(17):90-91.
[5]邓文,赵杰.新时代下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影响研究[J].南方论刊,2020,(12):14-16.
[6]石善涛.近十年来抗美援朝史研究述评[J].当代中国史研究,2020,(5):33-47+157.
[7]詹庆生.〈金刚川〉：抗美援朝电影的新突破与新挑战[J].电影艺术,2020,(6):59-61.
作者:刘斯婕 袁智忠 单位:西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