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素养传播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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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少女失联”事件的传播学

解读“少女失联”事件如何发酵，如何形成舆论热点，如何影响公众情绪，而我们又该如何应对等，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在新媒体环境下，用传播学视角解读以上问题，将有助于我们正确认知该事件。刻板印象是指个人受社会影响而对某些人或事持稳定不变的看法。“少女失联”事件之所以得到了高关注度，与人们对“女大学生”的“刻板印象”有直接关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克里斯托•布伦特•祖克教授认为，“一个童贞、纯洁、金发的公主失踪，在社会阶层、性诱惑和年龄上有太多的文章可作”，同理，女大学生在人们的刻板印象中，往往是天真、无邪、青春、纯真的象征，同时又被冠以“手无缚鸡之力的高级知识分子”形象，这些都导致了人们对女大学生失联现象的过分关注，对失联少女的同情，对凶手的痛恨，对每一起事件都投注了热情，加速了事件的发酵。20世纪20年代，美国著名新闻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在其《公众舆论》一书中，提出了拟态环境的概念。由于人们对于女大学生这一群体所具有固定的刻板印象，大众传媒则会选择人们普遍关注的兴趣点进行报道。在新媒体环境下，人们置身于巨大的信息漩涡之中，想要与整个外部环境保持“经验型接触”已经不可能，而只能借助新闻机构的选择和呈现，来了解身处其中的外部环境。所以，大众传媒8月份的集中报道，9月份相关报道的断断续续出现，几乎使少女失联成为一种“常态”，也使其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人们持续关注的话题。大众传媒通过报道塑造了一个少女作为弱势群体随时都可能被侵害的拟态环境，大众在接收报道后，可能将其视为社会真实环境，进而对该类事件更加关注，引发人们的思考和讨论。美国传播学者马克斯维尔•麦考姆斯认为：“大众传媒迫使受众关注某些特定的问题，它们树立政治人物的形象，他们不断地向大众建议他们所思，所知，所感的内容应该是什么。”1963年，伯纳德•科恩在《报纸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对议程设置做出有影响力的表述，他认为：“大众传播可能无法影响人们怎么想，却可以影响人们想什么。”在整个对“少女失联”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大众媒体对该事件的处理直接导致了“少女失联”成为社会舆论热点。从地方台到央视，从报纸到网站，再到社交媒体的推波助澜，把“少女失联”事件推向舆论高峰。首先是社交网站爆出事件，引起部分网民的跟帖讨论，大众传媒捕捉到其中的新闻点，“少女、失联、性侵、暴力”，这些关键词构成了炒作新闻的热点。随之，关注度迅速提高，设置议题进行广泛扩散传播。8月9日第一起事件的出现到8月17日的各媒体的集中关注，使得此类事件进入到公众视野，经过不断发酵，最终成为人们讨论和思考的社会焦点问题。在整个8月份，各家媒体在报道中都把“少女失联”新闻作为报道重点之一，无论是大豫网、腾讯网等网站的消息推送，还是凤凰网等网站的深度报道，媒介在设置议程时都对该事件做了“突出报道”的处理，引导人们关注、思考、讨论“少女失联”现象。尤其是央视的深度介入，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议程设置理论探讨媒体和公众之间的关系，媒体为公众设置议程的同时，公众的兴趣点也为媒体设置了议程。社会舆论热点的形成可以说是在媒体和公众的共同努力下形成的。美国传播学者格伯纳指出，媒体对犯罪行为的报道会影响人们对现实环境的判断，即如果媒体报道越多的犯罪行为，则人们会认为社会治安越不稳定。这种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一个长期的、潜移默化的“培养”的过程，它在不知不觉当中制约着人们的现实观。用格伯纳的“培养分析”理论审视“少女失联”事件，不难看出，舆论场的形成正是由于媒体对该类事件的密集关注和铺天盖地的报道。

如重庆晚报《20岁女孩错上陌生人车失联家属5万元寻线索(图)》的报道，消息一出即被网易新闻、中国青年网、华声在线、新华网等多家媒体转载，同时，@央视新闻、@楚天都市报、@新闻晨报、@京华时报、@人民网等众多微博也都转发呼吁寻找。多家媒体的同时报道，所形成的态势远远超出事件的严重性。“少女失联”事件所带来的效应不是某家媒体的某次报道活动产生的短期效果，而是作为整体的大众传播具有较长时间跨度的一系列报道活动所产生的综合的、宏观的社会效果。“少女失联”事件的出现，给媒体提供了很大的“施展”空间，而“失联”的影响也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人人都在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担心类似事件是否会发生在自己周围，甚至是否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人们对现实的这种判断会产生如“某家长因数小时内联系不上自己的女儿而焦虑万分，实则是她女儿因坐飞机手机关机”的极端例子。

二、“少女失联”事件带来的反思

“少女失联事件”自发生数月来，大众媒体报道量在逐渐下降，公众的态度也渐渐趋于理性化。对这一系列事件的分析，既可看出公众媒介素养亟待提高，同时显示了媒介自律的缺失。当今信息社会对公众的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媒介素养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基本素养之一。媒介素养是受众对信息的接收和选择能力，表现为：能在纷繁复杂的海量信息中快速找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对接收到的信息具备甄别能力；能够运用信息提高自己。在“少女失联”事件中，受众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盲从，高估了危险性，造成不必要的恐慌。如果公众能在对失联事件的关注中更加理智，关注事态进展同时，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治安体系的完善上，就能通过舆论推动社会制度的完善。公众媒介素养的提升应从两个方面做起：

第一，回归常识。社会发展有一定的规律可循，社会矛盾冲突与协调也有一定的范式可资借鉴，这些规律，范式经过历史的轮回检验，逐渐积淀为生活中的常识，形成一定的心理定势和行为规范，只要公众稍加理性地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关键所在，并逐渐掌握其运行轨迹。“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很多看似突发的事件与危机，总能通过历史的回顾和反思，从中看出端倪，然后再结合现实情况加以比较，事情的原委就可以清楚地呈现。一方面，社会发展速度快，各种利益冲突和矛盾纠纷便会不断地发生和呈现出来，危机出现应是常态，关键是我们如何去应对和解决危机；另一方面，社会快速发展进程中，原有的观念，管理方式和运作手段都相对滞后，必然有一个调整与适应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危机爆发让公众感到突如其来，猝不及防，以致出现心理方面的障碍和行为方面的失当，然后情绪化地宣泄和表达也属一种调节自我，适应社会的方式。

第二，拓宽渠道。传播学上有种理论叫“一面提示和两面提示”，这是就传播技巧对传播效果方面的影响而言的。若从受众角度看，要正确地解读信息，就要做到“兼听则明”，从人际渠道，组织平台，大众媒体等诸多信息通道中认知信息，尤其是多媒体传播的信源广泛性可以为我们读解信息提供多维视角，再加上相关的背景链接，就可以全方面呈现出事情的真相，从而避免偏听偏信以讹传讹的传播陷阱。如果说媒介最初对“少女失联”事件的报道出于该事件本身具有的新闻性，那么在失联现象形成社会舆论热点、不断发酵的过程中，经济利益的驱使则是更为主要的因素。为吸引读者眼球，媒体在报道中所出现的“抛尸水中”、“囚禁性奴”等词汇，对事件极力渲染，一方面让公众特别是女生陷入莫名的恐慌氛围之中，另一方面使公众对犯罪分子的痛恨超出对事实真相的追问，这阻碍了对事件的理性分析，不利于发现社会治安管理中的漏洞。从而造成该舆论热点过去之后，“失联”便退出大众的视野，而社会、个人对类似问题的应对能力并没有增强。“少女失联”事件所造成的社会恐慌，无非就是大众对于公共安全的诉求，媒体在报道中更应呼吁加强对黑车的治理，对违法行为的监管，对人流量大环境差社区的排查等。大众传媒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要本着“客观，公正，全面，准确”的原则，努力坚守自己的职责和底线，以追问真相为核心，推动社会发展。

作者：卢昊杨单位：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