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对中俄关系研究的适用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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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前的中俄关系对中俄两国乃至世界范围都有重要影响，各个学科纷纷投入中俄关系的学术研究，传播学同样将其纳入研究对象。文章选择国际传播、跨文化传播、周边传播三种应用最广、与中俄关系相关度最高的传播理论进行适用性分析，得出了一些具有学术价值与实践价值的研究结论。

关键词：传播学中俄关系适用性

一、研究缘起

中俄两国之间的交往源远流长，可以明确考证，中俄正式建立联系是从蒙元时期，在明代停止交往二百年之后，俄罗斯在明末清初再次与中国发生联系直至今日。近代以来的中俄关系纷繁复杂，首先是帝国主义对半殖民地的侵略，然后是同志加兄弟般的友谊，接着是中苏反目进而兵戎相见，最后是当前“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尤其是在“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下，中俄关系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领域，具有极强现实价值的传播学研究自然不能缺席。当前中俄关系研究的主要学科有历史学、语言学、国际关系学等，每个领域都从自身的学科范式出发，得出符合自身逻辑的相关成果。值得注意的是，中俄之间的各种交往日益成为传播学的研究对象，而且已经取得一些可观的研究成果。当前成果集中于中俄媒介交往、中俄新闻比较、中俄媒体合作、中俄文化交流等，还有一些专门针对俄罗斯传播现象的研究类型，其间多有针对中国问题的现实关照，也可算作中俄关系范畴。在中俄关系的传播学研究全面展开之际，有必要开启学科范式与研究对象相关性的系统分析，以此强化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合理性，以及理论指导实践的有效性；相对于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学科理论具体而稳定，传播学理论对中俄关系研究的适用性分析可以成为相关性系统分析的切入点。

二、适用性分析

归纳已有的传播学研究成果，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应用最为广泛，近期国内学者首倡的周边传播尤其值得关注。从现代国际关系角度来说，中俄两国的第一属性是国与国的关系，国际传播涵盖区域传播、对外传播、世界传播等范畴；基于传播即文化的判断，中俄关系的历史、现状与问题均能折射于文化差异之中，跨文化传播容纳语言代码、身份认同、刻板印象等相关理论；相比中国与欧洲其他国家，中俄关系的特殊性凸显为两国的地理相连，周边传播涉及从官方到民间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传播类型。

1.国际传播。当前国内已有研究成果大多聚焦近代以后，从时间维度来看，分为清末民初、苏联时期、冷战之后三个阶段，体现出“国际传播的历史和它的表象是历史的组合图案，交织着战争、进步和文化以及它们之间连续不断的相互交错的轨迹”。中国近代以来正式开始进入国与国的传播时代，中国古代传统的“宗藩关系”与“朝贡体系”让位于现代国际关系与全球交往体系。19世纪后期西方列强对中华帝国具有全方位的传播优势，表现为赤裸裸的侵略战争与资源掠夺，俄罗斯在中国东北和西北方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一战之后的沙皇俄国变成苏维埃俄国，中俄之间的不平等关系逐渐从战争形态转向意识形态，布尔什维克之“庶民的胜利”激励了当时前途不明的中国革命。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中苏之间以意识形态之争为主，中国逐步摆脱苏联模式，渴望探索一种国际传播的平等关系。如果说明末清初是中俄之间国际传播的军事交往阶段，苏联时期则是中俄之间国际传播的政治交往阶段，分别偏向于战争形态与意识形态：前者在侵略与掠夺之外，同样具有政治谈判、文化输入等传播形式，这些都是不平等的国际传播；后者在意识形态的认同与分歧之间，既有政治结盟，也有文化交往，更有军事冲突。正如马特拉所说，国际传播先天具有国与国不平等的霸权倾向，同时孕育反抗霸权的平等追求。当前的俄罗斯经历苏东巨变已有三十年，除了军事实力之外，政治影响不复当年，经济水平更是一落千丈，中俄的国际传播主要呈现为文化交流与经济合作的平等伙伴关系。由此可见，国际传播的相关理论适用于描述国家层面的军事交往、政治交往、经济交往、文化交往，适用于解释中俄之间不同时期两国关系的侧重点与关键点。

2.跨文化传播。华夏文明自古以来独树一帜，从政治制度、生产方式到思想意识均有十分鲜明的文化特征。相对于俄罗斯先后受到北欧、蒙古、西欧等外来文化的影响巨大，华夏文明是典型的原生文化，也是唯一的“五千年不断裂文明”。跨文化传播是一种朝向文化异同的平衡理论，着力解释文化差异所造成的一系列问题及其后果，“传播即文化”意味着“传播和文化几乎存在于联系两者的一切关系中”，中俄之间的文化差异较为明显，这意味着中俄关系完全可以纳入跨文化传播。从清代及其之前中俄早期接触的地缘冲突，到20世纪前后沙俄推进的“黄俄罗斯计划”，再到中苏关系的结盟、破裂、对抗，现在是中俄文化年、中俄青年友好交流年、中俄友好之夜等诸如此类的传播活动，在传播和文化互为彼此的情况下，任何传播障碍都可以从文化差异中探寻缘由，反之亦然。无论是军事对抗还是侵略扩张，无论是政治压迫还是国际霸凌，传播与文化的胶着总是能够给予解释。文化差异双方无非是强弱相对或形势相当，传播控制与文化控制总是发生于倚强凌弱的情况，近代以来在军事交往、政治交往、经济交往等方面一直呈现俄罗斯对中国的单向传播，最终以“黄俄罗斯计划”的文化殖民失败而告终。苏联时期的中俄关系同样在跨文化传播领域有所端倪，苏俄的沙文主义是西方政治文化的重要特征，中国追求独立自主也是华夏文明的自我呈现，思想文化的差异决定了中苏之间始终保持对抗性传播。当前官方主导的民间交流是中俄实力此消彼长，中俄同时面临美国威胁的形势下，两国渴望以文化传播推动平等协作的伙伴关系。由此可见，相比国际传播的显豁性，跨文化传播具有潜在性，中俄关系的任何问题都可参考传播失衡背后的文化差异。

3.周边传播。近代以来西方国家主导国际关系直至今日，传播与文化的关系以及两者关系的价值同样出自西方语境。基于理想主义或现实主义的国际关系理论，开展国际传播的前提都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性共存，无论强调竞争还是共存，开展国际传播的目的均为实现国家利益。跨文化传播源于西方殖民者对殖民地的文化认知，以及殖民地对西方殖民者的文化认同，同样建立在文化异同的不平衡与再平衡的假设之上。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直接来自“和而不同”的传统思想，以“和”为目的，不以解决“不同”为前提。由是观之，国际传播与跨文化传播的相关理论确实对中俄关系具有适用性，只是难以契合当前中国的战略规划；提出周边传播概念的正是国内学者，他们渴望以中国理论解释中国问题，以此弥合东西方对国际关系的认知差异。周边传播虽未形成清晰可见的理论体系，却已经作出明确的概念阐释：“所谓周边传播，就是在有效的主权辖区边界两侧进行的、介于国内传播和国际传播之间的一种综合性信息传播活动。”相对于国际传播，周边传播同样照顾国家利益，传播主体既有官方也有民间，传播内容与传播媒介更加多样；相对于跨文化传播，周边传播同样承认文化异同及其平衡，更加侧重“文化异同”中“同”的文化相似性部分，传播动机不是“以同化异”而是“求同存异”。可以认为，周边传播的学术价值在于它是一种比较研究方法，没有必然的前提假设与绝对的是非判断；周边传播的实践价值在于它能高度契合中国当前的国际形势，能够直接用来分析中俄之间早已存在的“周边关系”———陆地相邻本就是中俄关系的本质属性，这还是中俄关系与其他西方国家的本质区别。

三、结语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至少三点结论：第一，传播学理论对中俄关系确有高度的适用性，从传播学视角研究中俄关系理应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第二，传播学理论之间各有所长，应该充分发挥每种理论的研究优势，开展既有针对性又有综合性的学术研究；第三，在大力引入西方传播理论的同时，中国本土的传播理论建设尤其重要，这是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使命。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仅是从三个传播理论体系的学术逻辑角度大致分析了针对中俄关系的适用性，每个传播理论体系中各种理论之间还有一些差异性，三个传播理论体系之外同样还有一些没有兼顾到的相关理论，这些都要留待日后的认真思考与深入研究。可以肯定的是，传播学视角对中俄关系研究大有可为，本文的理论探讨正是为了开拓研究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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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达威 李海敏  单位：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