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片金玉姬艺术形象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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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东京专程赶来的山本太太更是以天皇侄女的身份亲自审问金玉姬，威逼利诱之下仍然一无所获，气急败坏地开枪将她打倒。一息尚存的金玉姬被李大娘从万人坑中救出，躲在山洞中养伤，而后又转战到矿区领导矿工兄弟进行巧妙、顽强地斗争，一直坚持到抗战胜利。经过千难万险后，金玉姬终于同政委、小李子等老战友们重逢，百感交集，无限欢欣。面对英雄战士一生纷繁、复杂的革命经历和战争形势，导演没有眼花缭乱，没有无所适从，而是极有魄力地让金玉姬置身于较为广阔的时代背景中，有声有色、血肉饱满地突出刻画了一个毕生无限忠诚于党、忠诚于革命事业，全心全力、毫不妥协地打击敌人，具有坚信胜利、坚信未来的革命乐观主义和革命理想主义精神的朝鲜族女共产党员的感人形象。不渲染“女扮男装”的传奇性质，不强调“女人当兵”的独特体验，影片把金玉姬安排在重重矛盾和困难中，通过富于典型意义的场面调度，让人物自己行动、自己说话，让观众自己认识、自己体会，平实、自然、立体地展现金玉姬在严峻的斗争考验面前，坚定、主动、百折不挠、勇往直前的性格和品质。

不同于《红色娘子军》中的吴琼花，有一个由自发造反到自觉斗争的成长过程，金玉姬一出场便已是战斗经验丰富、指挥能力高超的抗日联军队长，与丈夫崔相龙一起以英勇的气概、非凡的毅力投身到极端艰险的抗日斗争中，按照党的指示一次次胜利完成任务。电影一开始就以悬念设置的方式将表现的焦点投注到金玉姬身上:她藏于树丛中透过枝隙叶缝悄悄观察周围的风吹草动，在战友的掩护下快速脱下军装，换上裙装，英气逼人的女战士骤然变为颇有风度的朝鲜族大嫂，头顶包袱，稳步下山。原来金玉姬是以民族装扮为掩饰，去执行崔相龙下达的爆破命令，若能成功，就将“把往北郊的敌人牵制住，有力地支援了二路军”，意义十分重大。果然，金玉姬不负众望，抓住时机坚决、果断地指挥出击，不仅出色地完成了“把敌人引进山来，打乱他的部署”的预定目标，还机智、勇敢地抓捕了日军山本旅长，收获了大大的惊喜。电影借助开篇的第一场重头戏，就把金玉姬这样一个沉着、勇武、敢于并善于攻坚克难打硬仗的女英雄形象鲜明的树立起来。在战场上正面遇敌时能拼敢打若算做是革命者的基本素质，那么，在危急关头能够以大局为重，具有高度觉悟和自我牺牲精神就是革命者成熟的突出表征，影片同样抓住了一个动人心弦的段落，对金玉姬坚韧如钢的崇高品格给予了集中描写。因参谋金兆铭突然投敌叛变，日军以强大、迅猛的攻势向支队驻地围剿，为了让游击队顺利过河保存实力，崔相龙决定亲自率领三小队留守抗击进行掩护。怎奈日军有备而来，人数众多，武器精良，炮火猛烈，虽经顽强抵抗，崔相龙终被炸弹击中，躺倒在河中，而此时已经撤退到山上的金玉姬，将丈夫壮烈牺牲的场景全部看在眼中。

当队员们悲愤难平，要冒着枪林弹雨下山抢回崔队长的遗体时，她力忍个人的悲伤，坚决制止自己的同志遭受无谓的伤亡;当小李子捶胸顿足、撕心裂肺地狂呼痛哭时，她强抑个人的哀痛，死死将其扯住带往安全区域。金玉姬面露悲戚，眼含热泪，缓缓低头，深情地望一望水面，然后快速转身，一步一顿地走向政委，坚定有力地说出“大队转移要紧!”结婚相爱10年、并肩战斗5年的丈夫，前一刻还是鲜活的生命，瞬间就消逝在了眼前，这个突如其来的打击对金玉姬的伤害可想而知。然而，越是危急存亡的当口，越是考验革命斗士的时刻，电影在特有的规定情境里，将金玉姬置于情感冲突的核心，剧烈、复杂的内心活动通过其蕴涵着丰富潜台词的形体、动作、表情、语言多侧面地予以凸显，一个果敢无畏，对丈夫怀有深情厚爱，更对革命事业赤胆忠心的女英雄形象就傲然挺立起来了。对待战友、同志是大爱无疆，对待侵略者则满怀刻骨仇恨，金玉姬被捕后于日寇司令部与山本旅长夫人正面冲突的一场戏，最能表现其在敌人面前“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的革命战士的高贵品质。中景山本太太要求:“告诉我!我的丈夫在哪儿呢?”近景金玉姬不屑地瞟了一眼山本太太，转头看向窗外。近景山本太太哀伤地说:“你也是女人，该知道一个女人失掉了丈夫，多么痛苦啊!”近景金玉姬愤恨地回答:“痛苦?你知道中国有多少妇女，在你的丈夫和你们军队的屠杀下，失去了丈夫吗?”半身山本太太不耐烦地扬声道:“我不愿意谈这些，我只想谈我们之间的事。只要你能告诉我，我就替你请求天皇，给你赦免，给你奖励，好吗?”半身金玉姬冷哼一声，别过头去。半身山本太太凶恶地咒骂:“你这个红匪!”抬手便要打金玉姬。

近景金玉姬迅疾站起，正气凛然地紧盯山本太太:“疯狗!”这一段落通过几个半身与中、近景交替运用的镜头，将金玉姬那种英气迫人的高度革命英雄主义气概表现出来。就镜头角度而言，拍摄金玉姬采用仰角，拍摄山本太太采用俯角;就光线处理而言，拍摄金玉姬采用上侧光，拍摄山本太太采用下侧光。电影充分发挥了光影的表现力，使金玉姬的崇高与山本太太的卑下构成了一场美与丑的尖锐冲突。［2］“你不说，我就掐死你!”山本太太刚刚还口口声声大谈“我们都是女人”，企图打探其被俘丈夫的下落，见诡计不成，转眼就凶相毕露，甚至掏出手枪气势汹汹地打向金玉姬，顷刻便把她“女人的同情心”的谎言彻底戳穿。山本太太愈是凶恶残暴，愈能激发金玉姬勇猛的斗争意志，愈加反衬金玉姬形象的刚毅高大。

“慈母”可谓传统男权社会所建构的最为经典的女性形象，“男性接替母系社会以来，男性对私有财产的掌握预告了父系社会的开始，父系社会不但掌握基本经济生产而且将上层意识形态归属于自己。一家之主的男性是父性、‘父性等同于社会’模式的男性中心结构也就勾画出了‘女性=母性=家庭’的模式。”［3］对于女性而言，“母亲”的命名不仅意味着她的性别身份，更使其承担了一种社会角色，女性天然的温柔体贴的特质，加之母性孕育的无私奉献的品格，使成为母亲的女性化身为美与善的合体，慈爱、温暖是其显在的特征。然而，当“母亲”被置于“英雄”之名下，母亲固有的伦理道德价值就被置换成现实的革命政治意义，代表着感性、脆弱的母性就必须要隐匿起来，或者至少要在革命斗争的宏大叙事中被改造，因此，不管是《野火春风斗古城》中杨晓冬的母亲，还是《洪湖赤卫队》中韩英的母亲，尤其是《苦菜花》中娟子的母亲，“母亲”的身份被表现得很少，反而是革命战士的形象较为突出，美其名曰“革命母亲”。在“女英雄”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的金玉姬，自然把母性也磨蚀得更彻底，影片有一处异常精彩的段落，导演的创作初衷也许是希望把她塑造成更为完美的“钢铁战士”，事实上也确实达到了这一效果，但反向观之，恰恰凸显了金玉姬闪耀着阳刚之美的雄强特征。崔相龙牺牲后，队员们都陷入沉痛追思的静默中，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沉闷，原来是小李子未经允许，擅自把日寇山本旅长打死了。金玉姬无法宽容小李子的鲁莽，他的无知行为使本已伤亡重大的游击队又失去了牵制敌人的诱饵，会极大地影响作战计划。当小李子意气用事地高声强辩:“他们能打死我们队长，我就不能打死他们旅长?”气愤至极的金玉姬迅猛地抓住小李子衣领，一把扯到自己身前，用力高举左臂，握紧拳头，就要向身材矮小的小李子劈面砸下，却骤然停在半空中，右手则猛力向外推，小李子站立不稳，趔趄后退几步。这一连串肢体语言强烈地传达出金玉姬的内心独白，她怨恨小李子幼稚愚笨，不能理解对敌斗争的复杂性，但他毕竟还只是个孩子，又怎能苛责太过，况且小李子的一枪，着实打出了全体同志压抑在心中的那种被压迫民族对侵略者的仇恨，而小李子的声辩，更洋溢着不屈服、不妥协的顽强斗争精神。要责罚却打不下手，不责罚又气急难解，金玉姬这种无可奈何的矛盾心理使这场戏达到了激动人心的高潮。电影仍是通过一组半身与中、近景镜头的快速转换，借助人物的行为动作、表情神态传递强烈的内在情绪，尽管整场戏金玉姬只说出一句“你太糊涂了!”然而将这句台词结合电影中的情境，特别是人物的感情，非常充分地刻画出金玉姬内心对小李子责备与爱护的尖锐矛盾。

在金玉姬身上，始终辉耀的是风骨伟岸、气格崇高的无产阶级女英雄的品质与节操，她有的是向侵略者复仇的坚强意志，有的是为革命事业的无限衷心，有的是对革命胜利的坚定信念，一切不利于此、有违于此的，都是她无法容忍、坚决反对的。金玉姬的一切思想和行动，一切悲痛和欢欣，全都融入了革命斗争中，当她要求潜留在山下农村中继续发动村民时，当她认出叛徒巧妙算计愚弄敌人时，当她被日寇严刑拷打折磨得奄奄一息时，尤其是当“她死而重生后拄着双拐去找到党组织又主动下矿领导斗争时，那种‘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的巨大形象，便巍然耸立于我们面前了”［4］。因此，对于那些如金玉姬一样，转身走出传统家庭的角色而投身革命洪流的雄化“女英雄”，也只有在其“党的女儿”的自我指认中，才能依稀辨别出她们的女性身份了。

作者：赵红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