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网建设模式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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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校园网预热的2000年，度过了项目启动的2001年，“教育领域的政府工程”--校校通曾经模糊的面貌越发清晰起来。2000年底下发的那份校校通工程实施的纲领性文件的要意足够清晰，对项目目标与任务的描述也十分明确。当调研机构结合多年来校园网建设的经验估计出校校通的市场规模至少也有200亿，当围绕技术架构和建设重点的争论也有了落锤之音，it厂商迈开大步，开始在教育这个规模庞大但又利润微薄的行业市场左冲右击。

在2002这个校校通工程的实施年，联想、同方、浪潮等it大企业的教育行业战略格外清晰，一面加紧产品、宣传方案，一面在全国各地到处签下教育大单，似乎接下来就只等坐地收钱。

然而，要想赢利校校通绝没有那么简单。虽然早有红头文件在先，可读遍字里行间，才发现从头到尾也没明确提出政府能给教育投下多少钱。中环电子这个国内百强电子企业2000年签下陕西校校通，直到如今还被欠下垫资款，影响了业务几千万。看似这是教育领域的少数个案，可环顾中国各地校校通的建设模式才发现，即便是it界驰骋多年的大企业签下了数亿元的地区市场，也可能拿不到一分钱，这一切都要归因于各地校校通看不清理还乱的资金链。

上海政府实力雄厚可以把项目资金大包大揽，更多的省市却没有能力也不愿政府一力承担，厂商、政府、金融机构与用户便被拴在了一条线。可无论是谁来投资、哪方收费，6个省市的校校通项目就是形不成一条无懈可击的价值链。缺少了有力的政府协调、明确的政策支持、完善的信贷保证，厂商甚至不敢接单，更担心根本收不回钱。

困扰厂商的是项目中的资金链条，而地区发展不平衡和经济资源的逐利性更导致未来校校通项目潜藏着地缘差别，这则关系到国家人才培养的百年大计。凡此种种或已看清，或尚不为人注意的纠葛关系也还是困扰着校校通的复杂难题。

校校通：西瓜还是芝麻

校校通项目动辄上千万，中环电子接下陕西教育单，却不料欠款850万。为了1600万的项目，中环两年少收入了6800万，似乎是为了拾教育的芝麻，丢掉了更大的西瓜，实际上，因为短缺的资金链，中环一分都没赚。

2000年《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刚一下发，天津中环电子有限公司这个连续7年都名列中国电子100强的企业以为看到了商业机会，一面是西部大开发的滚滚热潮，再借着普教领域信息化的春风，没费什么气力便与陕西教委签署了陕西省校校通项目。

双方的合同为期两年，学校承诺按学期付款，一个学期一付，分3到4个学期全部还清。看上去这还算笔不错的买卖，虽然教育领域的单子赚不了大钱，可毕竟是和政府有关的项目，教委和学校又跑不了，收回成本应该不成问题。因为对这个项目满怀信心，中环电子在陕西项目上仅仅是硬件就投入了1600万，此外还有人员和实施的费用。

2002年9月，按照合同约定到了交付项目收回资金的时候，中环电子的老总陈鸣却是一肚子的苦衷，投入的资金还有850万没有收回来，而且这还是2000年的欠款。陈鸣算了一笔帐：850万资金，企业周转2次就是1600万，周转3次就是2400万。一个企业如果现金流正常，通常是3个月周转一次，一年12个月就该是4次，如果有了这850万资金，中环将多增加3400万的年销售收入，2年就是6800万。现在的状况是不仅拿不到这笔钱，还要为催款付出人力物力。

可学校不是企业，没有多少赚钱方式，其收入也大多来自学生的学费或是向学生收取的各项杂费。2001年国务院一再发文重申，不许乱收费，尤其是不许向农民乱收费。文件一出台，陕西教委本来计划设备款在2年内还清的想法也落空了。

2002年年初，欠款问题有了转机，陕西省教委会同工商、物价部门出台了新的文件，允许各学校每学期向每个中学生收取40到60元不等的上机费。新文件的出台让刘鸣至少感觉踏实了，毕竟还款终于有希望了。不过到现在学校也只收上了一、两百万，距离850万差得还远。

天津中环从陕西省的校校通工程中深刻感受了一把校校通资金链不顺畅所带来的问题，这让中环在以后投资校校通工程时开始变得谨慎了。吃一堑，长一智，现在虽然还能不断看到校校通项目，可中环已经根本不敢去争了，究其原因，“就是如果建设资金不能到位，企业担的风险太大，不敢去”。

市场中的企业的根本目标就是赢利，同一个项目，因为怕风险，中环不敢接，可最终还是会有企业接下单，难道他们有化解风险的高招吗？

中环的确听说有些大的上市公司可以投大量资金，签下框架协议。但陈鸣认为：“上市公司敢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可以到股市上去圈钱。即便是个框架式的协议或者合同，但却可以直接影响股民对上市企业的信心，让股价涨上去。上市公司不一定靠校校通工程的实施赚钱，却可以靠这个赢利，也许他们给校校通工程投入1个亿的设备，股市上的回报可能就是2个亿、3个亿。”“校校通工程有很多都快变成上市公司为了到股市上圈钱打的幌子了，我们做实体的企业现在轻易可不敢碰！”

看到了市场看不到钱

红头文件在先，教育信息化的事看上去也特别好办。两年间，学生电脑增加了200万，即便保守估计，分餐校校通工程，厂商也能收入200亿。it企业们急忙产品、宣传方案、全国上下到处签单，到头来却发现文件的字里行间没提政府究竟能投多少钱。教育市场的光明前景究竟是it企业的海市蜃楼，亦或是厂商自己在画饼充饥

虽然《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是在2000年底下发的，红头文件当前，教育界不敢怠慢，全面学习、加深理解。在2001年，校校通工程已经受到it界的关注，虽然各方看法略有差别，但普遍认为这是2001年信息化领域的一件大事。

不论是教育信息化也好，还是提升教学质量、加强素质教育也罢，在地方学校眼中校校通首先是中央下达的任务，因为在这份下达给“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的《通知》中，明确规定了校校通工程的目标是：“用5-10年时间，使全国90%左右的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使中小学师生都能共享网上教育资源，提高所有中小学的教育教学质量，使全体教师能普遍接受旨在提高实施素质教育水平和能力的继续教育。”也许“教育教学质量”没有直观的衡量指标，但“用5-10年时间，使全国90%左右的独立建制的中小学校能够上网”却是可以量化考核的。

在各地教委眼中校校通是不小的压力，it厂商则看到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因为要上网就要pc、服务器、网络设备、存储产品、网络安全产品；而校校通的任务中还要求：“开发系列的优秀教学课件和丰富的课程资源，建设共享的中小学教育资源库。这些资源包括：中小学主要学科的课程资源和媒体素材。”转换成it的语言就是除了硬件还要建设网络平台、开发应用软件。

虽然全国各地在校校通上的投资难以测算，但仅仅从《通知》一年来，各地中小学校pc数量的增长中，就可以看出校校通的商机。

今年6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助理巡视员、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郑增仪在谈到校校通工程实施以来，中小学校园网建设和应用情况所取得的进展时透露了几个数字。根据1999年年底的不完全统计，当时全国约有165万台电脑，有10万个计算机教室，平均121名中小学生才拥有一台计算机。截止到2001年年底，约有15579所中小学建立了校园网，全国中小学有电脑367万台，大约每51名中小学生拥有一台电脑。

两年间，全国中小学校的pc数量增长了202万，即使按照低端pc产品的价格计算，两年间全国的中小学校仅在pc上的投资规模就是60到80亿元。根据截止目前各地制定的校校通目标，学生人数与pc的数量的比例大都定在10：1左右，这就意味仅pc一项，各地学校在几年内还要投资数百亿元。而在软件方面，教育界的专家比较赞同软硬件的投资比例是1：1，这至少表明软件也还有着超过百亿的投资。与这个计算方法得出的数字相比，目前普遍被接受的ccid的关于教育信息化大概有200到300亿的市场调查报告似乎是低估了今后几年中教育领域的信息化投资规模。

测算方法虽然不同，数据差距也相差巨大，但都说明校校通对it企业而言是个巨大的市场，于是it企业不约而同加快了产品、方案的研发。2002年4月，联想了校园网电脑--启天系列。7月，清华同方面向全国范围内的30所重点中小学校赠送总共价值500万元的完整版“同方园丁校校通”解决方案，并不限量发送试用版。浪潮早在其希望教育专用电脑与风帆数字教育解决方案之前，就举办了“浪潮电脑助学西部献爱心”活动，向西部学校捐赠教育电脑。在热热闹闹的产品和市场宣传之后，各大it企业的校校通工程的it大单便争先恐后的公之于众。

浪潮电脑先后中标杭州西湖教委、江苏省委党校、广西柳州教委、山东济南中区教委；清华同方也拿到了诸如保定市顺平县教育局和张家口炮兵指挥学院教育信息化建设招标；而联想则是与安徽省教育厅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统包统揽了安徽省所有中小学多媒体网络电脑教室的建设。这个创下中国it超级大单之最的项目包含联想商用“启天”电脑3万余台，联想“万全”高端服务器及“传奇”教育软件各500余套，总价值高达1.7亿；10月10日，校校通领域再次传出签单消息，四通集团公司与四川省教育厅在成都签订了“四川省全省中、小学校校通项目”，有媒体对这一事件的报道的新闻标题是《四通集团夺得100亿四川校校通项目大单》。

看到这些动辄上亿的校校通大单，不明虚实的企业自然欣羡不已，可像天津中环电子这样的在校校通上载过跟头、吃了亏的厂商却明白，不论签下多大的单，拿不到钱校校通合同就是一张白纸，甚至连白纸都不如，因为中环就为这么一纸合同背上了850万的欠款。

虽然中央早在2000年就下达了《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调查公司也早就测算了市场规模，可算得出市场绝不等于看得到实际的投资，毕竟，在这份影响深远的红头文件中，1364字的正文中关于资金的问题只有这么两、三行：国家将对贫困地区实施校校通工程给予支持，同时，积极鼓励社会各界以适当的方式参与校校通工程的实施，向中小学，特别是边远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捐赠所需设备和教育教学资源，这些地区也要以多种形式筹措资金用于工程的建设。这107个字是对全国的校校通工程资金来源的唯一说明，面对这样的文字表述，厂商的热情大概早就凉了一半。

看不见理还乱的资金链

校校通项目国家不能完全买单,于是各地政府、厂商、用户和金融机构围绕如何构筑完善的资金链展开不同尝试。既有政府挂帅，又有市场调节，还有资本支持，看上去各地的资金链条条完美，细究起来却都还隐藏着断裂的危险

国家根本没有明确说校校通工程是政府投资，教育领域的信息化就不会像电子政务那样完全由政务买单，如何筹措资金完全取决于各地方政务在实施校校通上的意愿与能力。

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郑增仪在谈到资金问题时的表述似乎更为明确一些，他表示：“全国有近60万所中小学，基础教育信息化，需要中央和地方共同努力，多方面、多渠道筹措资金，广泛动员地方政府、企业等社会各方面的物质资源、人力资源和信息资源，形成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运作机制，加快发展步伐。”

主管领导指点了迷津，各地校校通工程开始在2001年陆续上马，可教育信息化需要投入，围绕着资金来源，全国各个省市都根据自己的经济基础和信息化现状制定了相应的战略。我们初步概括了几种经验和路径，虽然并不代表当地所有学校都是如此，也不代表当地政府已经充分认可这种模式，但为阅读和表述的方便，不妨姑且称之为校校通的“地方模式”。

“上海模式”：政府大包大揽

有钱好办事，上海市政府似乎根本没有为资金问题发过愁，2002年把校校通工程列为市府实事工程之一，专门拨款10亿元推进校校通。上海教育部门希望以学校的网络设施吸引生源并向学生收取费用，这已经成了华东地区很多学校提升竞争力的一种习惯做法。上海一些学校对学生的收费大概在每月120元左右，收费不低加上学生的需求量大，利润之丰厚自然不言而喻。财大气粗的上海校校通建设虽然模式简单，但却不能适用于中国的大部分省市。一方面，上海教育的信息化家底殷实，另一方面，上海的经济地位也是其他地区难以匹敌的。

“陕西模式”：厂商独立承担

天津中环电子为承建的陕西校校通项目垫付了1600万则代表了陕西的建设模式--政府和企业双管齐下。资金匮乏和信息化应用程度低是目前横在陕西省校校通工程面前的两座门槛。基于西北地区普遍的人员素质、社会环境和对金融工具的认知水平，最能被接受的资金解决方案是合作方直接垫资；此外，还可以从各地、市、区教育局那里得到一部分资金，但目前，通过政府渠道直接获得的资金只占较小的比例。由于教育行业的资金周转率相当缓慢，当厂商在实际进行资金回收时，情况会非常的复杂，可能会产生各种情况而导致财务费用增加。正是出于这个考虑，西安当地的一些系统集成商已经不敢轻易接校校通工程的单子。结果，虽然陕西的校校通政府不用出很多资金，但由于资金回收难以保证，反而令厂商丧失了承接项目的动力。

“海南模式”：政府策划、企业投资、利益均沾

与陕西模式不同，海南省政府虽然也没有大规模的资金投入，但却调动了企业的积极性。海南省信息产业局局长马尔强坚持认为：“靠财政投资建设校校通是个无底洞，即使政府拿出启动资金，后续发展的资金也往往没有着落。为了让校校通工程具有活力，海南提出了‘政府策划，企业投资，市场运作’的12字方针”。在海南省教育厅和海口市政府的支持和配合下，省信息产业局具体策划并组织了校校通工程的实施，将“校校通”工程的参与者确定为四大主体：一是投资商，由上市公司海南罗牛山股份公司为主要出资方，成立信联教育信息产业公司，注册资金为5000万元，负责校校通的硬件采购，校园网的所有权归投资公司所有，学校只有使用权；二是网络运营商，专门为这个项目成立了海南欣科软件有限公司，负责校校通的规划、实施、软件开发和系统服务；三是电信运营商，负责宽带传输和远程网络；四是教育部门，包括学校、教育局等，负责协调和收费。为了解决工程建设费用回收和后续维护资金问题，2001年年初经过研究和论证，相关部门决定向每一位享受校校通工程的学生收费，这笔资金由投资商、网络运营商、电信运营商和教育部门按照一定的比例分成。

看起来，好象海南省政府把校校通的四大主体的利益拴在了一起，一家做不好，谁也收不到钱。显然企业做出了很大的牺牲，网络运营商和电信运营商需要在前期做一些艰苦的开拓工作，而一旦这四方中的任何一方发生变化，整个校校通工程都会瘫痪。事实上，整个海南的校校通工程也正是与信联教育信息产业公司和海南欣科软件有限公司两家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作为校园网的所有方，在完成初期投资后，一旦可以通过收费获得效益，可能不愿进一步投入资金完善校园网。而学校只有网络的使用权，不能对网络进行完善和改建，这可能导致校校通工程服务质量的下降。

“天津模式”：财政、教委、用户三方凑

如果说陕西的建设模式让中环电子伤了元气，那么在陈鸣看来，天津的校校通工程则是稳赚不赔。天津这次校校通工程资金采取了三方凑的方法，地方财政拨一部分，区教委补一部分，学校自筹一部分，资金全部到位后才立项进行招投标。中环这次在1个多亿的校校通工程项目中拿下了其中的2000万。一旦企业中标签订了合同，立刻先付30%的款作为启动资金，交付验收合格后再付款60%，余下的10%作为一年的质保金。

因为天津市校校通工程对企业来讲回收资金快、风险几乎为零，所以竞争相当激烈，一共不到3万台机器，竟来了100多家竞争企业，联想、方正、金长城、同方等大厂商几乎齐聚一堂，竞争达到白热化。

竞争越激烈，用户越获益。据刘鸣介绍，“这个项目中环根本赚不到钱，我们的利润非常低，每台机器只有5个点。从需方来讲他觉得企业赚5个点应该差不多了，其实那几乎连我们的生产费用和维修费用都赶不上，还要做一年的后续服务。"利润微薄，厂商还趋之若骛主要为了扩大市场占有率。

目前，用这种政府采购的方式建校校通工程在沿海和发达地区比较普遍，因为9万元的学校自筹部分毕竟还不是太困难，而且天津这次校校通工程也没有听说校要向学生收取上机费用。可是在贫困地区，即便这1/3的学校自筹资金依然还是难以落实。

不说偏远的穷困地区，仅以天津为例，在这次天津校校通工程中，一些相对贫困地区的学校在自筹资金时，出现了要求本学校教师出资的现象。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也不该由教书育人的教师来为校校通工程买单。

“四川模式”：厂商担保，银行贷款

如果说政府有实力或者企业有实力才能做起校校通的话，那么“四川省全省中、小学校校通项目”就有些出人意料了，因为即便是一个大型企业，四通集团也断然没有100亿的闲置资金投入到这样一个回款期长、利润率低的项目。考察“四川模式”，银行在这个项目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工商银行四川省分行为这个项目解决了贷款资金。据悉，实行政府、银行、企业三家联合，由政府领导和协调具体的实施方案、步骤；由银行向各建设学校提供信贷支持，由四通集团对贷款学校提供贷款担保，并提供计算机及各建设学校网络教室的设备安装、系统集成和售后服务工作；各贷款学校依据《中、小学计算机上机收费许可证》向在校学生收取上机费和通讯费，用于偿还银行贷款。这样形成一套对学校、银行、企业、地方政府多赢的运作方式，使整体电脑教育布局速度比常规做法推进10倍，该项工程预计在3-5年内完工。若按常规做法至少需要50年。

看起来这是一件多方受益的好事情，但还是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如果通过银行贷款就需要担保，谁来做这个担保？肯定是投入的企业，这种担保无疑是给企业套上了一个枷锁。因为文件并非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虽然教育厅通过工商、物价局制定了文件，允许学校向学生收费，但还有一个学生交得起交不起的问题。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如果学生真的交不起，学校没有钱还银行，那么到时企业就必须得为此负责。

第二个问题是，这样大的一个工程，有些故障可能并不是企业产品质量的问题，但客户难免会有不太满意的地方。如果一旦系统有了故障，学校停止向企业交费，到时企业又该如何办？其实银行、学校都不承担太大的风险，风险几乎都转嫁到了企业身上，实施项目的金额越巨大，企业承担的风险也就越大。

“安徽模式”：

厂商自带资本

与四通签下的四川校校通项目相似，联想在今年4月10日与安徽省政府和教育厅副厅长郝运福签定了案值达1.7亿人民币的协议，由联想及其战略合作伙伴安徽安联电脑公司承建安徽省各区县(市)510所电子教室。金融资本在这个项目中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只不过四通采用了银行资本，而联想则看到了市场上闲置的资金。

联想it1for1负责教育行业的副总经理丁认为，现在社会上的闲置资金很多，大家也都在寻找好的投资项目，校校通工程现在资金缺口巨大，如果能够给予一系列好的优惠政策，有相关部门统一协调管理，那么吸引资金将很容易。为了解决安徽项目的资金问题，由联想集团出面帮助安联向上海远东租赁有限公司融资1个多亿，其他由安联向银行贷款。

这个项目中，厂商带资1.7亿进入，一直到电子教室全部建完交付使用的时候，用户都不会向厂商付一分钱。很明显，项目某个环节出现问题都有可能导致整个项目的失败，一旦项目失败，政府、学校、安联、联想以及提供融资的上海远东国际租赁有限公司都要蒙受损失。

联想和安联一致认为，省政府的支持降低了项目的风险。“其中最关键的是物价部门一定要给收费政策。现在教育乱收费一向是物价部门查处的重点，如果没有物价部门的收费政策，合理合法地收费，安联就不敢接这个项目。”

这种方式虽然也能保证企业没有太大的风险，却具有很强的地域色彩。联想上海分公司商用总监蔡琦认为这个项目“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项目本身，开创了实施教育信息化的新模式”，但合作方都表示只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具备了缺一不可的“四个前提”。安徽510所电子网络教室的项目的签约条件是带资建设、独立完成、不可转包。多数it厂商有点“斗大的馒头没处下口”的感觉。这就要求实施方具有全系列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广泛的合作伙伴，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强大的融资能力。安联总裁崔兴柏坦言：“一般厂商很难像联想这样四个条件都具备”。所以“安徽模式”虽然成功了，但却是不可复制的，因为如此规模的合作伙伴在全国范围内也找不到几对。

校校通难改地缘色彩

凭借着区位优势，经济发达地区在“计算机要从娃娃抓起”的阶段就已先行一步。校校通起步一年，马太效应愈发显现。看似是资源配置的不平衡造成了互联网所体现的平等原则和共享精神的背离，表象背后则是地缘差别和建设模式种种现实问题带来的巨大差别

如果说1984年，邓小平同志关于“计算机教育要从娃娃抓起”的指示是工业化时期信息技术教育的出发点，那么2000底下发的《关于在中小学实施“校校通”工程的通知》则是中国在网络化的信息时代信息技术教育的又一次实质性飞跃。

从1984年到2000年的16年间，以pc为核心的信息技术教育开始进入学校课堂，进入大规模普及阶段。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经济发达地区与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教学条件、城乡间的教育水平开始拉大距离。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特别是名牌学校获得了更多的资金用于发展电化教育，提高了教学质量，而升学率的提高又让学校获得了更多的教育资源。当希望工程在偏远地区扶持条件简陋的基础教育时，位于发达地区的重点中学的计算机教室的质量却可以与大学的计算机教室媲美。这是教育领域的马太效应，虽然政府为了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但市场这只看不到的手显然更加偏向基础更好的教育领域。

互联网的发展弥合了地缘差别，通过网络实现的信息共享令不同地域的不同个体可以以几乎相同的成本获得同样的信息和服务。

但目前校校通工程的建设却带有明显的地缘色彩，由于各地经济基础不同、教育水平各异，以各省为主导的校校通虽然起步在时间上差别不大，但成效却各不相同。如果说由于资金问题和建设模式所导致的各省在进度上的差距是一个方面，校校通的应用效果的差别则是一个更应受到关注的问题。这一点在软件平台和应用系统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东部地区的网络应用和网络教学比中西部发展要早，积累了更多的经验，在以各省为主导建设校校通的大背景下，先进地区的优势很难传导给发展相对较晚的地区。在不同的区域都建设了独立的应用平台的情况下，用户实现的也只是区域间的资源共享。当北京等信息教育技术发达地区的学生可以免费享受高质量的教学服务时，陕西、四川等地的学生却可能还在为质量不那么高的教育内容支付不低的费用。显然，这样的结果与互联网所体现的平等原则和共享精神发生了背离。如果说理论的推导缺乏现实意义，那么下面的数据则会让正在到处奔走、寻找校校通项目资金的地方教育机构感到心理不那么平衡。

根据报道，北京地区普教领域起步较早的网络教育机构--四中网校和北大附中网校都已经实现了千万级人民币的赢利。也许这让一些地区的校校通工程看到了收回资金的希望。但回过头来是看看自己的家底，全国范围内具有如此优秀的教育资源和品牌积累的学校屈指可数。而与这些高水平的网络教学平台和教育支持平台相比，各个地区校校通的软件平台无论差异多大，也不过是水平并不很高的重复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