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人女博士的媒体形象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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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提到女博士，很多人都会想到“第三类人”、“灭绝师太”等妖魔化的称呼，媒体对女博士婚恋问题的集中报道也导致受众对女博士的认识出现误区。事实上，新时期的女博士早已摆脱了过去那种酸腐形象，但是作为舆论领导者的媒体并没有将新时期的女性形象尽快树立起来，使女博士依然承受着这种不公平的舆论现实压力。本文通过对女博士媒介形象的分析，指出媒介对女博士的报道误区，并呼吁媒介对女博士的形象进行修正。

关键词：女博士；符号暴力；媒介形象；第三类人

一、女博士，一个自豪又尴尬的身份。一方面，他们冲破了中国应试教育设置的道道门槛，从亿万人中脱颖而出，拿到了这个国家的最高学历；另一方面，他们又因为面临着严重的婚嫁问题，被人称之为除了男人和女人之外的“第三类人”。本应是女性中的佼佼者，今天却变成了人们眼中的消遣对象，这种局面的出现是偶然的还是必然的，谁又应该为女博士的不公待遇来买单，这是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

二、加在女博士身上的符号暴力

符号权利（symbolicpower）或符号暴力是布迪厄的招牌理论之一，什么是符号权利？布迪厄认为：“符号权利是通过言语构建已知事物的能力；是使人们视而可见和闻而可信的权利；是确定或者改变对于世界的视界，因而确定或改变了对于世界行动乃至世界自身的权利：是一种几乎是魔术的权利，借助于特殊动员手段，它可以使人获得那种只有通过强力才可以获得的东西的等价物。作为上述权利，它只有被认同的时候，也就是说作为任意性被误识的时候，才能发生功效。”[1]

按照这种理论，女博士由于打破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传统观念，在当今这个男性支配一切的社会为自己赢得了一席之地，使男权遭受到了巨大的挑战，因此许多男性在潜意识里会产生抵触心理，他们无法忍受女性比自己优秀，而中国的男尊女卑思想早就由来已久，大众普遍认为男性应该比女性强，女性如果比男性强就会与大众的既有认定相抵触。事实上，除过以上原因，对于女博士的误解同样存在于女人的认识结构中。在男权社会长期的影响下，女人总是倾向于贬低自己，他们会不自觉地为自己取得一个弱势的定位，就像大多数女生在当英雄和被保护之间都会选择被保护一样，这种弱势心理也早已在女性当中根深蒂固，如果有女人打破了这种思维定势，逆道而行，必然会被认为具有男性特征，遭遇丧失女人味的危险。女博士正是因为涉及了男权统治的范畴，所以在博士前特别加上一个女字，其潜在含义就是指其性别和学历在大众的观念中已经不能吻合，女博士也因此被印上了“第三类人”的符号，符号暴力的作用也愈演愈烈。

三、女博士的媒介形象

在女博士形象刻板化的诸多原因中，媒体有着不可推脱的责任，笔者通过百度新闻查阅了最近几年关于女博士的相关报道，并进行了分析统计，发现媒介对于女博士的报道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婚姻问题比重最大

女博士的婚嫁问题是所有报道中所占比重最大的一部分，这也是他们之所以被称为第三类人的主要原因。例如《北大女博士嫁本科男丢谁的脸》、《美丽女博士求夫心切网上发照片征婚盼视频通话》、《女博士坦言择偶并不难找老公并不看重学历》、《女博士学历挡了我爱情的道》等报道，都从不同方面说明了女博士面临着严重的待嫁问题。而作为新闻的把关人，媒体在选择关于女博士的报道中，他们会不自觉地把目光集中在女博士的婚嫁问题上，因为女博士的待嫁问题不仅是女博士的个人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受众对这一话题始终保持着持续关注，而随着“剩女”时代的到来加上男女比例失衡的大环境，女博士作为女性中的优秀分子却不能资源优化配置，也着实令人费解，其身份与命运的不协调调动了受众的兴趣，因此在报道上，女博士的婚嫁问题成了重头戏。

（二）重性别，轻身份

在诸多关于女博士的报道中，大多数报道都是围绕着“女”字做文章，几乎忘记了女博士的“博士”身份。如《80后女博士办市民农园种菜不为炒作为幸福》这篇报道，其主要矛盾本应是博士的高学历和种菜的低门槛之间的矛盾，然而在标题中却故意加上“80后”、“女”等字眼，刻意强调当事人的性别和年龄，在有效信息上并没有任何改变，其性别立场可见一斑。再如《为求效果女博士天价隆胸造乳沟》一文，报道内容根本就与博士身份毫无关系，一厢情愿的认为博士隆胸就是新闻，甚至还要在博士前加上一个女字，实在是贻笑大方。此类笑话在新闻报道中比比皆是，而其出现的原因与媒体对女博士形成的思维定势息息相关。

在笔者调查的所有关于女博士的报道中，其内容主要集中在就业、婚嫁、相貌、经济、自杀、娱乐等方面，而对于其科研成果和学术地位的报道少之又少，可见媒体对于女博士性别的关注要比对其能力和成绩的关注大得多，更为有趣的是，笔者尝试搜索关于男博士的相关报道，却发现根本就没有新闻标题采用男博士这一称呼，也就是说媒体和大众的角度一致，已经默认博士是只有男人才应该取得的学历。媒体刻意的强调博士的性别，只能更进一步的把女博士推向边缘化。

（三）污名化

著名社会学家埃利亚斯在研究胡格诺教徒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污名化过程，即一个群体将人性的低劣强加在另一个群体之上并加以维持的过程。污名化反映了两个社会群体之间一种单向命名的权力关系，它体现为群体特性与另一群体加诸于该群体之上的刻板印象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这种特殊关系即具污名的一方（身负污名的属性）和不具污名的一方（对具污名一方有着刻板印象）之间的互动，而污名化就是这一互动关系不断发展以致最后成为凝固现实的过程。

女博士在男权社会中不可避免地侵犯到了男人的尊严和利益，必然招致一些人的嫉妒和不满，对女博士的污名化也充斥在媒体报道中，如《有多少博士是“睡”出来的》一文虽然是在呼吁纠正学风，打击“潜规则”，但其潜在含义是对女博士水准的质疑，认为女博士能取得今天的成就并不是因为具备了和男性一样的实力，而是采用了一些下三滥的手段。再如《女博士轻信偏方3月大婴儿淘米水洗出败血症》一文，表面上看这是一起意外事件，实际上其潜在信息已经很明显的指出了女博士徒有虚名，轻信偏方，与其身份严重不符。当然也有类似《女博士难觅佳偶》、《女博士被书本强奸》等直截了当的表达，都是对女博士的讽刺和侮辱。

在网络上还流传着这样一段表达：大专生是小龙女，本科生是黄蓉，研究生是李莫愁，博士是灭绝师太，硕博连读更可怕——是传说中的“东方不败”。女博士已经被描述成了冷血无情、六亲不认、老气横秋的怪物。

四、女博士的媒介形象修正

女博士形象刻板化的形成有社会的原因也有女博士自身的原因，因此对于女博士形象修正的问题也应该同时从这两方面入手，从媒体来讲，在对女博士进行报道时应该更加倾向于对其身份的注重，而不是对性别的强化。时代在变化，社会在进步，以于丹为代表的一批女知识分子，他们在电视上讲学术、谈生活的时候，举手投足所散发的那种睿智和优雅令不少观众叹为观止，“新知女性”的形象也开始慢慢树立起来。媒体应该借此机会，顺势而上，摒弃过去男尊女卑的陈腐思想，不要把女博士作为男性的敌人，而要把他们当成是合作伙伴，用“知性美”这一概念去颠覆过去对女博士的不公判断，尽可能的去报道女博士积极的一面，而不要集中去报道女博士“就业难”、“择偶难”、“离婚率高”、“自杀率高”等负面信息。除此之外，关注度高的媒体应当承担起修正女博士形象的主要责任，主动地去调查女博士的生活状态，用数据去说服受众，改变女博士在受众中的形象。例如南开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学生曾进行过一项关于“高学历女性幸福感的”的调查，调查内容显示“将近九成的女博士生感到幸福，表示‘不太幸福’、‘不幸福’的分别占被调查人数的8.5％和3.4％。”[2]这与人们先前的认识完全不同，主流媒体应当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多做一些诸如此类的调查，给女博士正名。

对于女博士而言，消除社会偏见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女博士首先应该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要因为社会的看法而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因为这些负面的形象大多都是在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中树立的。再者，由于女博士毕竟只是一个小群体，面对不公平的舆论现实时他们总是习惯性地接受和放弃争辩，这让对手也有可乘之机，认为不反抗就是默认。因此女博士面对媒体的不公报道时，不应再沉默寡言，重拾话语权，努力建构自己的真实影像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只有社会和女博士自身共同努力，女博士的“第三类人”形象才有可能在将来被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