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新闻自由发展及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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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历时性的角度，对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做了简要的回顾。对两种新闻自由观即阶级斗争观和极端自由主义观给予了批判。我国的新闻自由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大概经历了三个阶段，有五个方面的具体表现。但是，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有很多障碍，如体制障碍、商业主义等现实的困境构成了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关键词：新闻自由发展三个阶段具体表现现实困境改革路径

一、关于新闻自由的两种错误观念

自从1644年英国着名诗人弥尔顿发表《论出版自由》首次提出出版自由以来，新闻自由的理念已经走过了四个世纪的历程，新闻自由成为衡量一个国家自由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在我国，自清末民初新闻自由理念传入之后，也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并且作为一种斗争理念深入人心，特别是知识分子更将其作为奋斗的目标而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有学者将新闻自由拓展为七种基本权利，即“创办新闻媒介权、发表权或报道权、答辩权和更正权、知晓权和采访权、保护新闻来源权、使用传媒权、对新闻侵权的诉讼权。”

尽管如此，目前对于新闻自由理念和我国新闻自由概况仍然存在着两种主要的错误倾向。

第一种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看待新闻自由，认为新闻自由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破坏作用；新闻自由并不适合于现阶段的我国社会。持这类观点的在我国并不在少数，而往往这些人都是同过去极左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他们看来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资本主义的东西再好它是资本主义的，而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要完全抛弃资本主义那一套，另建立一套属于社会主义的“新闻自由理念”，这就完全割裂了新闻自由的连续性，也否定了无产阶级在长期的争取民主和自由权利过程中的价值目标，更没有看到新闻自由作为一种世界性的现代民主和政治文明本身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始至终都不排斥新闻自由，而且将新闻自由作为社会群体共同努力的目标。马克思早在1831年英国工人报纸的发刊词中写道，自由的新闻出版物是人类思想自由的体现，是一切自由的基础。列宁在1906年指出，人民自由地创办报刊，自由地发表意见，是他们自由的基本保证之一。而中国正是遵循了马克思主义所奉允的真理，将新闻自由作为自己的武器和奋斗的目标之一，利用报刊等媒介开展宣传革命思想才能够不断取得各种斗争的胜利。

另外一种极端认识是认为我国根本没有新闻自由，持这种观点的人多数对中国的认识仍然停留在一知半解的“中世纪时代”。他们将新闻自由的理解只局限在媒介对政府的抨击和公民自由的办报权利阶段，他们将此作为新闻自由的核心理念。

事实上，这一阶段也仅仅只在西方资产阶级刚刚掌权的初期出现过，那时由于对封建主义斗争的路径惯性仍然存在，无束缚的谩骂与抨击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一度风起云涌，而后便烟消云散了。其主要原因在于无束缚的新闻自由不仅没有真正实现新闻自由和其他自由权利，而且深深伤害了来之不易的民主和自由权利，而后以理性主义占主体地位的新闻自由慢慢发展起来。在我国，立足于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和监督政府公权力的舆论监督已经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允许不负责任的抨击行为存在。

二、我国新闻自由取得的发展

在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同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新闻自由的发展也不例外。在政府主导的改革面前，新闻自由对政府有很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新闻自由度往往同政府在某一时期的新闻政策有着密切的关系。

从整体上来看，我国自1979年至今，新闻政策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到1989年，新闻政策的探索阶段，在这一阶段，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过去的新闻宣传政策进行了反思，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对改革开放之后的新闻政策走向并不清晰，完全处于摸索阶段；同时对于诸多西方的自由思潮展开了大范围的讨论，其中比较着名的是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讨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关于实践标准的大讨论为这一阶段开启的不仅是一个媒体参政议政的大好局面，也重新打开了一扇启蒙的大门，一股自由思潮蜂拥而起，媒体呈现一种相对宽松的言论自由局面。

第二阶段是从1989年到2003年，新闻宣传适度从紧的阶段。这一阶段的新闻宣传政策最开始受到1989年政治风波的影响，改革者和媒介实践者开始全面反思前一阶段的新闻宣传政策。这一阶段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媒介在两个领域的分化：一方面媒体受到上级和同级相关管理部门的严格把关，新闻宣传受到政治体制系统的影响；另一方面，在保障新闻宣传的前提下，大批市场报兴起，媒介集团也纷纷成立，媒介的市场化、商业化进程加速。

第三阶段从2003年至今，新闻宣传外松内紧的阶段。在这一阶段，对内新闻宣传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变化，仍然延续前一阶段的新闻政策。但在对外宣传上，由于我国加入WTO，全球化和一体化进程加快，国际上要求我国放宽外国媒体在国内办媒体准入限制和提高采访自由度的呼声越来越强烈。随着政府执政能力逐渐加强和走向成熟，以及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政府逐步放松了外域媒体新闻采访方面的限制，并在外资对内媒体投资方面作出了种种开放性的举措。

从整体上来讲，我国自改革开放后对新闻自由理念的认识越来越成熟、理性，新闻自由度也有了很大的提升。归纳起来，我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1、媒介监督权的发展。

媒介的舆论监督权向来被认为是媒介最重要的权力之一，这种权力同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不同，被称作第四种权力。也有人将舆论监督权看作是新闻自由最重要的部分，用此来衡量一个社会新闻自由度。舆论监督功能的提出，是对我国新闻媒介功能的拓展，同时也是新闻媒体寻求自主性和提升自己独立地位的一种尝试，也标志着我国新时期新闻自由向着健康的轨道迈进，开启了我国新闻自由的新时代。舆论监督已经在国家社会生活中扮有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在推进揭露杭州飙车案、南京幼儿医院案、“我爸是李刚”案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的解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促进我国廉政建设、政治制度建设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力量。

2、民生新闻、公共新闻的出现

中国新闻报道长期以来是以传者为中心，受众在大众传播过程中位于末端，处在被动接受的地位。在这样的背景下，所谓的新闻自由只成了媒体记者单一的“采访自由”，而将公众排除在了新闻自由的范畴之内，记者履行的是一种“代表权”。2002年江苏台《南京零距离》的开播，打破了这种局面，也开启了国内民生新闻的新时代。此后，民生新闻遍地开花。民生新闻的兴起，不仅为媒体带来了高收视率和丰厚的利润，更为重要的是改变了长期以来的以传者为中心的报道思想。民生新闻和公共新闻的发展，颠覆了传统印象中对于新闻自由的狭隘理解，新闻报道从批判性报道向公共性报道转变，标志着国人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日趋成熟，也正因为此，新闻自由的空间得到拓展，促进了国内新闻自由的大发展。

3、时评兴起

时评作为报纸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往往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推古论今、借喻加谏、针砭时弊，因此也是实现新闻自由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我国，时评曾一度荒漠，另外它也主要掌握在专业媒体从业人员手中。2002年3月，《南方都市报》开风气之先，在全国首开时评版，并在一个月后正式扩版，在社评版之外增设来论版。全国各地都市类报纸纷纷效仿。目前来看，全国超过90%以上的都市类报纸都开设了时评版。时评的议题也紧密结合国家的各类政策，特别是我国转型期的社会热点问题。

4、媒体采访自由和公众的知晓权的保障。

政府信息公开是中国政府多年为了打造现代服务型政府、进行政府转型而不断努力的一个重要方面。由于长期以“官本位”的官僚主义影响，政府透明度不高，很多关系国民的政策法规等民众和媒体都无法及时获取。信息的不透明不仅影响到了媒体新闻自由度，而且也严重侵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经过中央政府的多年努力，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并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条例》的颁布施行，从某种角度上讲得意于媒体多年的呼唤，也是媒体同政府长期博弈的结果。

5、新闻媒体市场化加速，独立性增强。

改革开放前，作为事业单位的媒体同政府的关系是完全的依附关系，媒体不仅在政治上要完全听命于党和政府，而且也要在经济上受制于政府，媒体只是政府的延伸。在这种只居于政治属性的观念下，媒体是没有独立性的。

改革开放后，财政部批准《人民日报》等八家首都新闻单位试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这实际上打破了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党报只能宣传不可经营的认识，传媒业由此开始了向市场化迈进。新闻媒体从此开始向着独立经营实体的方向迈进，经过多年的发展，多数媒体同政府的依附关系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改变，不仅在经济上获得了独立，而且在政治上也获得了相对的独立，其同政府的关系往往需要法规、文件的规定，而媒体对政府的制约关系正在逐步增强。而只有在相对独立的环境中，新闻自由权利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三、我国新闻自由发展的现实困境

改革开放后三十年新闻自由的发展，既有追溯传统的诉求，也有像西方拿来主义的诉求。其发展也深深受到了本土环境以及历史因素惯性的制约。从现实环境来看，新闻自由的发展主要受到以下几个方面的制约，这也是新闻自由本土化将要努力解决的重大课题。

1、体制障碍的制约

当前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正在深化文化体制改革，从目前改革的效果来看，改革仍然没有深入到体制的核心，国家对文化控制力依然处于绝对掌控地位，特别是新闻领域的改革路径依然很不明朗，“两分开”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模式一样，成为一种过渡性的政策。这样，新闻自由的发展就要更多地受到政策波荡的影响，缺少稳定性。

2、商业主义的侵蚀

媒介市场化最开始的目的之一是为了缓解国家和媒体双重的经济压力，以求达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但是，随着媒体市场化加速，以利润为取向往往超越了社会效益的诉求；而广告主的利益通过合同契约的方式也需要得到切实的保障，这样往往企业成了媒体的第一把关人，采编系统对新闻的报道要符合至少不“损害”广告主的利益。这样，媒体新闻自由职责往往受到经济利益的损害，关公公司会根据广告主的需求进行各种危机处理，编辑部由于整体压力临时撤稿就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了。面对这种困境，其一个值得借鉴的方式仍然是发展国家全资或社会资助制的非营利性媒体，以此来保障新闻自由和公众使用新闻媒介的权利。

3、法律诉求的缺失

法律既是保障新闻自由的重要方式，也是防止新闻自由出现畸变的有效途径。在我国，目前新闻行业以及新闻自由的主要困境在于无法可依。目前对是否出台新闻法仍然有两种声音，不主张马上出台新闻法的声音主要是认为媒介改革还不够深入，出台新闻法容易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反而会限制新闻自由的发展。这里就存在立法是根据现时立法，还是超前立法；是根据中国国情和媒介现状立法，还是参照西方立法原则立法的问题。但是要意识到，立法本身就是媒介改革甚至政府体制改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尽早将媒介体制改革纳入到法制化的轨道会更有利于新闻业整体的发展。

4、人文传统的裂隙

我国以传统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价值体系，注重集体而轻个人，个人价值往往要屈从于集体整体价值。缺少自由传统的中国，在自由主义发展的路径上，由于传统观念的差别，集体自由思想往往要高于个人主义自由思想，改革开放之初，新闻自由主义思潮的复苏，依然没有脱离传统固有思想的束缚，自上而下来看，主流意识形态同新闻自由思想存在着冲突；自下而上来看，普通民众还不能恰当运用新闻自由。人文传统的缺失，本身是历史惯性导致的人文价值的断裂。从世界各国来看，新闻自由的本土化历程都要同人文传统有效的结合，才能焕发出新的生命力。人文传统的断裂，使得对传统精神价值的追求发生了偏向，新闻自由同人文传统的结合就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四、结语

新闻自由一直是党和全国人民努力实现的一个社会目标。我国新闻自由的发展还处在初期阶段，无论是在理论实证、观念认知还是实践应用方面都还不成熟，因此也不具备一蹴而就地放开新闻自由的内外部社会环境。发展新闻自由，一方面需要积极借鉴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基本经验，特别是北欧国家在处理新闻自由和本国政治体制之间关系的有效方法；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积极推进新闻自由的本土化，使其同我国的国情相适应，积极探索新闻体制改革的路径取向，制定明确的改革路线图，同时对新闻业进行有效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