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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哥伦比亚新闻学评论》提出“我们还需要新闻学院吗”的疑问,反映了新闻传播学教育已在遭受互联网和新兴自媒体的冲击。[1]2020年,教育部高教司吴岩司长在新文科建设工作会议报告中强调新技术是新文科建设的三大基本抓手之一。教育部新闻传播学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陈昌凤教授也强调:数字教育可以成为当前技术紧迫态势下新闻传播教育的一个重要抓手,由此去培养和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产业知识与商业智慧。[2]美国新闻和大众传播教育认证委员会(ACEJMC)是被美国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认可的唯一正式的新闻与大众传播专业教育权威认证机构。2018年,ACEJMC会议通过了理事会提出的数字认证方案,同年开始了数字认证试点。截至2020年,美国已有118所新闻传播学院通过了ACEJMC认证。[3]ACEJMC数字认证反映了美国近年来数字化教育的基本标准,是对新闻传播学科数字教育的合法化建制。分析ACEJMC数字认证方案及其实施经验,可为建设我国的数字化教育提供借鉴。ACEJMC数字认证的创新思路面对数字化新形势,ACEJMC前主席彼得·巴蒂亚认为:“我们必须给学生更大的灵活性,以鼓励创新。我们要求学校为学生未来的数字化工作做好准备而负责。”[4]为此,ACEJMC提出了一套较为完整而灵活的数字认证体系。目前,ACEJMC数字认证体系包括5项标准和21个指标,涵盖了数字教育的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学方式等全面系统的教育问题。
1.课程设置的数字化再造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2018年通过的ACEJMC数字认证标准是在“混合现实、人工智能、算法透明性、误报算法传播以及新兴智能分发工具等技术背景下制定的”[5],要求课程进行全面的、细化的数字化变革,必修课程至少包含以下7个主题中的4项:媒介技术史、新媒介技术背景下的第一修正案与法规、用户互动、跨媒体设计、数据挖掘算法等深度研究、现代语言编程、人工智能[6],目前通过认证的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的课程设置也都是围绕其中开展。如亚利桑那州大学沃尔特·克朗凯特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其新闻教育尤其注重专业化训练,指出每个学位所上课程的75%都应属于数字技能类,而且人数上限为20人。同时,新闻学院的实践设置紧密结合就业发展形势,开设了新媒体创新和创业实验室,与计算机和经济专业的学生展开跨学科跨专业的实践合作,为地区和国家的媒体、组织创造出尖端的数字媒体产品。[7]在具体课程上,强调动手实践的重要性,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开设的多媒体新闻,课程下面又包括视频讲故事、音频讲故事和新闻摄影三个板块[8],学生们在使用专业的数字技术工具方面得到了深入的指导。
2.师资队伍的数字化组建
师资队伍是教育的保障。ACEJMC数字认证要求新闻传播学院的主要责任人和组织队伍为师生提供新兴科技、数据基础和新传播思想培训,教师需要做与新兴技术与传播技能相关的演讲讨论,发表数字教育相关的学术成果。同时,ACEJMC数字认证特别强调教师队伍的多元化和灵活性。如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目前拥有200多位教师,其中全职教师占18%,兼职教师占74%,客座讲师占8%[9],许多主干课程都是由兼职教师授课,这样有利于与业界保持紧密联系。学院的教师分为数字技术型和传统理论型,每门课程也都需要两种类型的教师合作,如新闻学思想这门课程就有一位教师指导概念教学,另一位教师教授制作博客[10],保障了每一门课程知识数字化转型的前沿性与应用性。此外,一流的数字型人才汇聚也体现了对自由教学理念的坚守。ACEJMC认为每个新闻传播学院都有自己的考量,数字认证标准不会对具体课程、教学方案进行干预,而是尊重教师的主体性和主动性,这就给教师充分的自由来安排设计课堂。教师可以自由选择上课的模式,既可以在线下课堂开展亲密性教学活动,也可以玩转Zoom、Udemy等线上教育平台,给予教师灵活运用数字技术的权利。
3.教学方式的数字化革新
教学方式是教育的关键。根据ACEJMC的主张,教学方式应基于当下教育新情况,应构建学校内部的数字化实践平台,同时与外界展开有效对话,开展内外联动,共同创建数字化创新型外部合作体系。在课程教学、科研及相关学术活动中,为学生提供必要的工具、机器、软件、数据集和其他设备,把学生、学校和业界紧密结合起来构建生态化数字化实践平台。如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学院开设了媒体创新实验室(MILab),学生能够在这个空间里使用无人机、传感器和369视频虚拟现实等新兴数字技术,并接受一系列数字产品管理和社交媒体技术方面的培训。[11]蒙特雷科技大学更是创建了名为“Tec21”的独特教学组织方式,在入学时就把学生的兴趣和未来从事的数字化场景结合起来,制定独特的学习体验。[12]此外,教学组织还应与外部拓展多层次、多样态的合作空间,推进数字化在教学中的深层次应用,广泛开展多元学习方式。我国数字教育转型展望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当下,正是建立学科认同和解决合法性危机的紧要关头,ACEJMC数字认证以及创新实施无疑为我国数字教育变革提供了启发。同时,由于我国政治文化、新媒体技术的发展、新媒体生态环境、数据教育资金投入、教育传统与体制、人才的储备等方面与美国存在较大差异[13],因此,数字化认证既具有支撑教育理念、资源、模式、管理的“同频共振”范式,也应该不同国家、不同学校有不同的特色应用。
1.数字认证标准认同:发掘同频共振因素作为高等教育质量的保障,专业认证在上个世纪80年代被引入我国。2017年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完成教育部全国首家新闻学专业认证。[14]面对数据化浪潮,ACEJMC数字认证标准的成功应用,使我们认识到建立新的学科统一认同标准的重要性,为此,我们的数字化教育与ACEMJC呈现出理念的一致性,双方都强调数字化人才培养的使命性,培养具有开拓创新、独立思考、综合能力的学生,注重提升学生学习成果与社会市场的契合程度。同时,我们应汲取ACEJMC数字认证标准下的有效经验,如在课程分配上,国内很少细分数字技术型和理论型教师的区别,导致无法发挥数字技术型教师的优势,因此可适当取法国外专兼职之于理论技能教学的创新分配,不断完善我们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和模式。
2.数字教学参与认同:发挥主体性独特性在学科领域中引入数字化技术支撑教学时,要谨记数字化技术只是辅助性的工具,而教育的主体仍然是人类主体本身。正如ACEJMC数字认证标准不对专门的课程教学大纲、课程或教学方法作任何规定,认为每个新闻学院都有自己独特的情况、文化、社会或者宗教背景,这种独特性是一种应当受到保护的资产。我们需要依据自身优势占据数字化变革的发展先机,在数字化变革中完成个性特色发展的新的蜕变,以此对抗“马太效应”下教育水平不均衡的局限。
4.结语
上世纪80年代以来,ACEJMC认证经历了从传统到网络到数字媒体再到智能化媒体与时俱进的完善修订过程,专业的合法化认同是一项创新和复杂的系统工程。本文从体制到实践层面引介了2018年实施的ACEJMC数字认证的教育模式与先进经验,呼吁中国新闻与传播学科的数字教育变革,并启发辩证对待人才培养与科学技术的体用关系,构建新文科发展趋势下独具特色的数字新闻传播教育体系。
作者:苏状 周钰 单位:东华大学传播系东华大学传播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