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影史范文精选

摘要:文章从意识溯源、价值导向以及融合创新三个角度入手，对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未来发展等进行了分析，以此阐明影人年谱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与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尝试提出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共同进步的方向与路径。

关键词:年谱;谱主;中国电影学派

一、引言

年谱在我国由来已久，其诞生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其后，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年谱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中独特的述史体裁与工具方法，并在各类学科的历史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为了实现年谱价值在电影领域的充分发挥，我们有必要对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展开探究讨论。

二、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意识溯源

(一)影人年谱意识的萌芽

《中国电影发展史》出版于1963年，但早在1950年关于这本书的写作任务就已经被提出了。具体而言，是由当时担任中央电影局艺术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陈波儿提出，此后是在内外因素共同作用下开始的这项写作任务。首先内因是当时整个大环境背景是需要培养新的电影干部，并准备办中国的电影大学。这就涉及到一些相关课程的设置，这样的课程需要电影史料书籍来做教程，但是陈波儿发现当时中国并没有系统完整的中国电影史料书籍，便有意开始实施编写中国电影史的工作。再加上当时苏联要出版大百科全书第二版，向中国征集关于中国电影的条目。于是时任陈波儿助手的程季华便开始查阅大量的资料，参考了20多个国家的电影史书籍目录并且根据苏联那边的要求，开始着手写提纲，整理出了一份中国电影简史性质的材料。②另一方面，夏衍、陈荒煤、蔡楚生等电影领导人在得知要开展此项工作之后，在当时严厉的政治氛围中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与保护。就是在这内外几个因素的作用下，以及在官方的组织下，从1950年开始，一个大规模的研究中国电影史的准备活动开始了。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历经整整十三年。1963年，在这个“十七年”第二个意识形态宽松期快近尾声的时候，这部八十九万字，由程季华主编，程季华、李少白、邢祖文编著的中国电影史巨著《中国电影发展史》诞生了。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过程经历了三个阶段，而这三个阶段很好地说明了其与中国电影传播的关联。首先第一阶段便是以官方名义空前规模向全国征集电影史资料，报刊说明以及海报剧照等。第二个阶段是具体规划《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写作计划。第三阶段便是撰稿成熟的阶段③。需要着重提到的是第一阶段，因为这第一个阶段所展开的各项工作与电影的传播可以说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足以说明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种组织传播。在一篇采访记录中，程季华说道：收集资料是以文化部电影局的名义发信给全国各地的文化局的，于是有关电影的各种资料首先被集中地方的文化局，然后打包集中寄到我们这里(中央电影局)。因此那个时候收集电影资料是最完全的，四间大屋子里全是书架排满资料，甚至有些还有副本，为什么当时有这个条件写《中国电影发展史》，与资料齐全有很大关系。

除了这些书面资料以外，我们开始尝试做一些类似于现在“口述历史”的采访工作，找了许多当时还在世的中国电影早期的演员，派记者记述他们过去的情况，《中国电影》杂志专门有一个栏目叫“昨日银幕”刊登这些采访。另外，还约田汉、欧阳予倩、梅兰芳等早期电影艺术家写回忆录，后来也以单行本的方式出版，来丰富电影史料方面的内容。④我们从程季华这段回忆记录中可以看出，《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当时的一个资料收集过程就是一个明显的传播过程，这个传播过程中的主体是各个地方文化局，行为是大量收集各种电影资料，然后统一寄到中央来集中管理。这样一个从地方收集然后统一集中到中央的过程本身就形成了一种全国范围内的组织传播，而这样的传播过程中还采用了口述采访记录，运用杂志专栏，写回忆录以及单行本方式出版的这些传播形式，以此我们能看出这本《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创作初期就形成了一个范围之广，形式丰富的组织传播。而当时收集的很多资料可以说是中国电影史方面的第一手资料，其史料价值是不言而喻。

《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创作是在一个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这也就注定这本书本身的性质就具有一定的历史特点。在1962年一篇为祝贺《中国电影发展史》初稿即将出版写的一篇评论员文章中有这样一句话：这部著作在叙述中国电影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无论是萌芽时期、三十年代的革命电影运动时期、抗日战争时期或解放战争时期时，都贯穿一条鲜明的线索——阶级斗争的线索”。这句话很明显地指出了这本书本身的一个性质，同样也是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当时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该书在作者立场以及书写角度方面带有极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因此有着很明显的阶级斗争色彩。首先体现在资料筛选上，该书过于偏重左翼电影，并在行文中将左翼电影所承载的教化、改良等间接的社会功能予以无限制夸大；而对待当时以娱乐为主的商业电影，如神怪武侠片、间谍片等或者避而不谈，或者将其否定。⑥其次是阶级斗争色彩还体现在对个别电影的评判上，例如，在《中国电影发展史》有一个章节里讲到“中制”（中国电影制片厂）电影的两部电影《还我故乡》以及《警魂歌》，这两部电影都是中制于1945年完成的，但是《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这两部电影完全截然不同的评价：《还我故乡》的优点是保持了人民抗战的思想，热情歌颂了坚持抗战的普通工人和农民……影片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即便是指出《还我故乡》有一些小错误，书中仍然写着它与《警魂歌》是不可同日而语。《警魂歌》这部电影在1945年再映的时候在上海是取得了很高的票房成绩的，但就是因为这部片子的剧本是经看后“手令”“中制”拍摄的，因此在《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给予了《警魂歌》可以说是彻底的否定，认为《警魂歌》实际上是美化和粉饰了国民党的警察从而维护国民党反动派的利益，是无耻的讴歌了国民党警察的反动影片。

而对于同时期另外一部影响巨大的影片《天字第一号》，《中国电影发展史》给出过这样一句话的评价：“不仅内容极端反动，艺术处理也拙劣不堪，杂乱到无法再杂乱的地步”。⑦以现在的眼光看来，很难想象这些如此带有主观色彩的话语竟会出现在一部史料书籍中，不能不说是对于历史事实的一种偏颇的评价。但是结合当时特殊的政治时期，这又显得合乎情理。现在我们只能是把这种受极强意识形态干扰所导致的史学著作看成是一种特殊历史时期的产物。

就《中国电影发展史》这本书而言，它是在官方组织下的一个写作行为，由此便掌握了极大的话语权，其中这样带有阶级斗争色彩的话语在书中比比皆是，也对后来很多关于电影史书籍的写作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天字第一号》和《警魂歌》这样一些至关重要的影片，自从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中被痛批之后，在内地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中国电影史中，已经很难看到，甚至也很难找到关于这些电影的相关资料。目前我们所能够见到的中国电影史的书籍，大致包括以下这么几类：按时间分类，按地域分类，按电影门类及电影类型、按研究角度分类等。这些关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书籍在研究角度和书写方法上，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受到了程季华先生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影响。⑧应当予以承认的是，即便《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存在史学书写观念的问题，但是，作为我国第一部具有完整史学意义的通史性质的电影历史著作，它建立了中国电影史文本写作的一个经典范式。其电影思潮史的史学方法论和按政治事件历史分期的研究框架、对中国电影文本和电影作者的筛选和评价体系，至今仍深深影响着海内外中国史学者的写作理念。

摘要：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电影成为服饰时尚重要的传播媒介，当时已有学者对此进行探讨。以服饰为切入点对电影进行研究，借助设计学、符号学等研究方法可打开电影研究的新视域，在电影的二维画面中呈现了不同时期的社会空间和生活形态，这些信息是解读服饰史、电影史等都市文化发展的重要依据。

关键词：电影；服饰；设计

衣服是一个文化传播系统（CulturalCommunicationSystem），一种身体语言，讲述的正是一个“心理—生理—社会—政治”（Psycho—Physical—Social—Political）的故事。[1]在电影诞生之后，服饰借助这种媒介，它的文化传播意义被再一次扩展。在西方电影服饰的研究从1980年代开始俨然已成为显学，在国内对这一交叉学科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

一、电影史中的服饰文化研究

在中国早期电影中，服饰文化的生产领域不仅仅在影像本身，也存在于当时的电影刊物中。从1921年至1949年，上海总共出版电影刊物207种。[2]其中包括电影广告、影迷杂志、明星画报等，收录了大量的剧照、演员定妆照、明星写真等，一方面秉持写实原则的影片真实地或扮演式地记录了社会的真实面貌，另一方面，影迷文化的兴起使电影及电影刊物成为服饰文化传播推广的重要途径。电影对于民国时尚—“翻新”（fashion）和“摩登”（modern）观念的确立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推进作用。这时期已有先期的研究者从电影服饰的叙事、审美功能进行多方面研究。民国时期的报刊中，有不少评论电影演员服装穿着的批评文章，包括《民国日报》中曾发表的《女演员穿高跟鞋之问题》（1925），林淇《女演员的服装问题》（1926），以及电影杂志《银星》中的《服装问题》（1926）等。其中主要探讨的问题包括：演员服装是否符合时代和人物身份的特征，洋装与民族服装孰重孰轻等。近年来中国电影进入高速发展时期，而中国服装设计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标签，在国际舞台上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研究电影中服制文化可以加深对中国设计传统的直观认识，也能够对当下的电影服装美术设计、传统服饰现代化的设计提供有益的思路。

二、电影史中服饰文化的研究方法

[摘要]中国电影史教学不仅是向学生讲授电影的发展历程和代表作品，还应体现为对其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的深入挖掘与思考，并以此培养学生对民族电影的审美情感，进而树立起民族电影意识。

[关键词]民族文化精神影戏天人合一和而不同人本思想

在影视艺术院校，中国电影史是一门传统的理论课程。随着时代的发展，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讲授电影发展史常识为主的教学模式已无法适应学生、社会以及电影本身的需要了。尤其在市场经济下，当今的中国，商业文化大行其道，并形成了对一代年轻人的人生观、价值观的影响和改造，物质的获得变成很多人生活里唯一的追求。因此，当我们面对电影问题的时候，首先要面对的应该是文化，包括教育在内，要让学生对自己的民族文化与艺术形式之间的关系有充分认知。北京电影学院的陈山教授曾经指出：当我们的电影走出国门时，我们有没有根基和世界对话？拿什么与世界对话？这不只是知识架构问题，更重要的是艺术家的价值取向问题。对此我们是非常赞同的。

在教学中，我们深刻地感受到，作为一门史学课程的教学，以什么观念对知识加以梳理，以怎样的方式将知识传授给学生，使学生在追逐商业利益的大潮中，还能保有一种独立的艺术品格，以艺术家的良知和爱国情操，对自己的民众投以深切的人性关怀。这是教学中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从某种角度来说，一部电影艺术史，其实就是一个民族的文化形象史和心灵成长史。因此，中国电影立足于世界影坛的根基应当是民族文化精神。纵观中华民族的历史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是以人心和人生为观照的，有着强烈的人文主义精神和进取精神。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价值系统、思维方式、社会心理以及审美情趣等，构成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基本风貌。因此，把中国电影的发展进程放在民族文化精神和艺术传统的视野中来加以梳理，通过对中国电影史上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的分析与解读，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审美意味，阐释中华民族的人文性格与文化精神，以求多层次、多元化地来关照中国电影的演变历程及其创作上的美学追求，便构成了我们教学的基本思路。

一、“文以载道”与“影戏”传统

中国电影的历史是时代变迁造就的阶段递进的历史，与艺术的演进和时代人心的起伏息息相关。在形成中国民族电影传统的轨迹中，在追寻中国电影重要阶段的标志性作品中，夏衍电影创作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存在。本文正是从梳理中国电影的历史进程、放眼时代风潮的起伏变化中考察夏衍电影的价值与意义。

谈论夏衍的电影剧作，和通常意义上的创作研究不同，因为夏衍创作已不是孤立的作家创作，他的作品包容了远为广泛的时代风潮和历史机缘，就历史价值而言，他是一个时代潮流和历史发展要求的代表。在中国社会重要历史转折阶段，夏衍以其出色的创作成为中国电影的标志性存在。

夏衍电影创作的价值主要体现为中国现实主义艺术的倡导和丰富化。现实主义电影是中国电影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个重要传统，在中国电影近百年历程中，只有20世纪80年代的第五代电影的“影像美学”运动可堪比拟，夏衍在倡导和推动中国电影现实主义运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一生最为优秀的剧作都是与现实主义精神紧密联系的。

一倡导之功

现实主义是一种创作方法，也是一种观察社会、理解人生的思想方法，而在美学形态上则与纪实美学互为体用。在中国电影的发展演变中，第一个成为具有历史美学价值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的现实主义电影。但现实主义的出现却和时代潮流与左翼倡导密不可分。从时展的背景来观照，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中国电影曾有一次比较兴盛的“热潮”，在电影数量与电影类型上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舶来的新型“娱乐”艺术从简单模仿、缺乏影响力到开始有了自己的市场位置和艺术号召力。不过，这种“热潮”对电影本身而言固然难得，却只对社会起了某种观赏作用，也只是被人们认可为一种新的玩意。整个20世纪20年代风云迭起的社会浪潮，在电影的表现、观念和电影人的创作上都没有明显的呼应，反倒是避世的情绪、追逐商业利润的本能、制造功利风潮的热情直露而明显。所以，20世纪20年代电影的创作风貌对于整个中国电影的发展而言只能算是初级阶段，或称之为初期中国电影的简单阶段，独立品格的中国电影发展还有待来日。20世纪30年代才是中国电影的第一次兴盛与高潮时期。因为，从简单的散乱形态到较为严整的电影形态，从没有独立的美学价值到初步奠定自己的美学轨迹，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才是第一个重要的电影阶段。认清这一背景，对于理解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运动和现实主义电影价值具有重要意义。

夏衍电影的出现和20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价值相联系，具体体现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