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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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文章从意识溯源、价值导向以及融合创新三个角度入手，对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未来发展等进行了分析，以此阐明影人年谱对中国电影史研究与中国电影发展的重要作用，并尝试提出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共同进步的方向与路径。

关键词:年谱;谱主;中国电影学派

一、引言

年谱在我国由来已久，其诞生最早可追溯至宋代。其后，随着社会发展与文化传承，年谱逐渐成为我国史学研究中独特的述史体裁与工具方法，并在各类学科的历史化建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为了实现年谱价值在电影领域的充分发挥，我们有必要对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展开探究讨论。

二、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意识溯源

(一)影人年谱意识的萌芽

回顾看来，我国电影史研究中年谱意识的最早产生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1963年左右，我国著名中国电影史学家程季华主编出版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一书，以时间线的形式，对我国电影的发展历史进行了评述。在《中国电影发展史》当中，所有编目、章节均有明显的时间段作为分界，如“第一编中国电影的萌芽和发展(1896－1931年)”“第一章中国电影的萌芽(1896－1921年)”“第二章在混乱中发展(1921－1931年)”“第二编党领导了中国电影文化运动(1931－1937年)”“第四章在泥泞中作战，在荆棘里潜行(1934年－1935年)”等。但令人惋惜的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中复杂因素的影响，《中国电影发展史》在出版第一、二卷后，未能延续撰写，程季华原计划的沈浮、赵丹、郑君里等电影艺术家的“编年评传”也未能实现，影人年谱及年谱学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方有闪烁的光亮也随之趋于黯淡。同一时期，在“中国电影之父”郑正秋的22周年祭日时(1957年7月16日)，有学者撰写了文章《纪念郑正秋先生———郑正秋先生逝世二十二周年祭》，并刊登于《中国电影》1957年第7期当中，对郑正秋先生的生平进行了大致记载，并提出了若干“个人看法”。为了配合此文的发表，《中国电影》在文后同期刊登了学者史簇整理编制的《郑正秋电影工作年表(初稿)》，以年月为“骨”、以电影活动为“肉”，将郑正秋1913年至1935年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记述，内容严谨而客观地将《难夫难妻》《兄弟行》等剧本编写时间落于文字，丝毫不带有主观态度与情绪色彩。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一“工作年表”已具备了影人年谱的基本特点，将其与《纪念郑正秋先生———郑正秋先生逝世二十二周年祭》进行配合阅读，颇有从影人角度审视中国电影史的参考价值。其后，我国相关业界、学界虽然也有影人年谱意识的显现痕迹，但并未完全遵从客观、严谨的论述方式。例如，在1960年左右，《电影艺术》曾刊登过悼念艺术大师梅兰芳的悼文，并以年谱的方式对梅兰芳在电影领域的活动与成就进行了年表记述。但从整体来看，该年表虽然具备年谱以年月为经纬的特点，但刻意隐去了谱主梅兰芳在各活动阶段、周期节点的年龄。在措辞表述中，该年表也带有明显的“为尊者讳、为逝者讳”传统色彩，因此其客观性比较低。

(二)影人年谱意识的发展

时至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社会整体趋于稳定发展状态，中国电影史研究领域也在几代学者、影人的努力之下逐渐丰富、规范，为影人年谱意识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的正式扎根创造了有利土壤。在此背景下，相关研究者投入到了大量档案史料、文献资料的采集、整理与分析当中，并陆续编辑出版了《中国电影年鉴》《中国电影家列传》《中国电影导演系列·翟俊杰研究文集:心游万仞》《中国电影导演系列·郑洞天研究文集:心与草》《中国电影家传记·踏遍青山人未老:徐桑楚口述自传》《中国电影家传记·两步跨生平:谢铁骊口述实录》等书籍，既标志着我国影人年谱学的正式建立，也为中国电影史的研究发展提供了新角度、新方向。其中，“中国电影导演系列”“中国电影家传记”两套丛书虽然带有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具的内容色彩，且多为影人口述而非历史叙述，但依然可见其影人年谱的内核属性。只是若从中国电影史研究的角度进行阅读，研究者仍需要翻查大量的史料文献进行核实、辩伪，以补正内容的客观缺陷。相较而言，近年来最为接近标准意义上“年谱”概念的中国电影史编年作品当属《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该书由多名影人、学者共同编撰而成，完整而详细地记载了百年间我国电影史及影人的历史发展，且采取图像与文章相结合的方式，极具史料价值。在《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当中，近3000幅珍贵图片与大量文字由时间经纬串联起来，从“大事记”“重要人物小传”“重要影片简介”等多个角度入手，全景式地还原了我国电影的演进历程。同时，该书更倾向于保留中国电影史的原貌，而非主观化、情绪化地展开论述，充分体现出了年谱编撰的客观性、公正性原则。但辩证来看，虽然《中国电影图史(1905－2005)》在“编年”这一方面已可称得上淋漓尽致，但仍无法体现出纪传对人、事两个要素的相互关系，即“信息有余而价值不足”，难以发挥出史料文本对中国电影史研究的最大化作用。所以，从目前我国中国电影史的研究现状来看，影人年谱在史学研究中的意识体现尚存提升空间，深化影人年谱的史料功能任重而道远。

三、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价值导向

影人年谱的编撰产出主要以谱主为核心，其价值不仅在于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史料依据，也有助于相关研究者更加明确、科学地分析重要影人的个体与群体特点，从而为中国电影领域中特色学派的构建与分化奠定基础。对于学派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德国历史学家约恩·吕森曾指出:“历史正以一种宏大叙事的方式履行其文化导向功能，日常生活中的个体记忆、个人身份与个人的主体性，只有消融在宗教、国家、民族等精神产物或文化共同体当中，才能超越自我生命的界限。”由此可见，学派的形成，具有历史导向性、群体融合性与独立延续性特点，其在由个体向群体的凝聚演变过程中，会表现出超脱于时空与主体的特殊属性。基于此，在编撰影人年谱、研究中国电影史的过程当中，可将构建中国特色电影学派作为目标与思路，将中国电影发展中个体性的影人、作品、事件置于人文、民族等宏观的历史视角之下，以此对中国电影史进行重新记述，并深入挖掘趋向于群体学派的元素。同时，北京电影学院教授侯光明在《电影艺术》的相关访谈中也曾表示，“中国电影学派”是一个包容性极强的概念，其并非某一具体的学者、流派、题材类型或创作群体，而是以中国电影事业、中华民族电影体系为框架的开放范畴。所以，虽然我国在20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制作出了《骄傲的将军》《大闹天宫》《小蝌蚪找妈妈》等一系列富有中国美学特色与中华文化内涵的动画电影作品，并获得了海内外的盛赞，但由于其无法涵盖纪录电影、实拍电影等其他电影领域，所以仅能称其为狭义上的中国学派，而不是广义上、成体系的中国学派。从这一角度来看，在学派导向下开展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相关研究工作时，研究者应积极拓宽谱主选择、影人评述与影视分析的视野，以便更加深入、多元地认识中国影人、探索中国电影史，并推动我国特色电影学派的构建发展。

四、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融合创新

年谱在编撰制作的过程中，尤其注重真实性、客观性与全面性。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则特点，影人年谱才能在中国电影史研究中长期占据重要地位，并受到数代影人与研究者的重视。现阶段，在“互联网+”的时代背景下，“数字人文”这一新兴概念逐渐形成，并呈现出了多领域交叉式的融合趋势。结合技术发展与西方学界研究经验来看，将数字技术运用到史料文献的重塑当中，具有良好的融合前景与创新价值。简单来讲，实现影人年谱与数字人文的融合，即通过大数据、多媒体等一系列的数字技术，对影人年谱的结构、内容以及利用方式进行网络化再造，如以编程方式梳理时间经纬，以音视频文件承载影人信息，以数据库形式构建年谱体系等。这样一来，一方面能有效降低影人年谱的编撰效率与利用效率。例如，相关研究者在研究中国电影史时，若将实体文本的影人年谱作为文献资料，其通常需要翻阅大量的书页，才能寻找到需求的信息内容。而在实现数字人文融合后，相关研究者只需要将需要查找的关键字或时间点输入到对话框中，即可一键完成大量年谱资源的挖掘检索，并将需求信息提取出来;另一方面，还有助于强化影人年谱的表现能力。例如，在传统模式下，年谱仅能通过图片、文字等平面信息进行影人生平、重要作品以及大事记的反映还原。而在实现数字人文融合后，相关研究者可通过立体、直观的影像、声像对影人行为、历史事件进行了解，从而获得更加全面、真实的史料考察体验。值得一提的是，在虚拟现实技术、现实增强技术、3D打印技术等科技的蓬勃发展下，数字人文对影人年谱编制、中国电影史研究的作用价值还将进一步提升。可以预见，在各类技术成熟后，相关研究人员可进入到多感官刺激的沉浸式情境当中，对历史进行更加全方位、直观化的感知，从而实现影人年谱的再次升级。

五、结语

总而言之，将我国电影事业发展中大量的重要影人作为谱主，通过时间经纬将其生平事迹、重要作品串联起来，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电影的历史进程，从而为中国电影史研究提供有效的切入角度。同时，年谱在编撰制作中，尤其注重客观性、准确性与全面性的体现。所以，实现影人年谱与中国电影史的研究融合，还有助于化解目前学界中普遍存在的主观化、情绪化问题，从而更加真实、严谨地还原中国电影发展史的本来面貌、反映历代影人不加修饰的生活轨迹，为我国特色电影学派的构建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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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石佳 单位:浙江艺术职业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