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客观策略的局限性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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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客观脱离本质客观，新闻策略演变成仪式

当保持新闻客观的策略融入上述思维的时候，新闻策略性仪式就产生了。新闻策略性仪式也被称作客观性惯例，是指保证客观性的新闻专业实践实际上内含支持现状的偏向性。盖伊•塔奇曼第一个提出该术语，是在观察报道社会运动的记者们发现的。她发现记者们奉行客观性惯例———他们设定了制造不含偏见的新闻报道的程序，但程序在事实上却包含偏见。例如当采访一个有争议的社会运动的领袖时，记者绝不会孤立他的观点，他们通常通过报道对这些运动持反对意见的权威的看法来让观点达到均衡。记者几乎不试图理解运动的整体哲学，正因为此，记者不可避免地将观点抽离出语境，错误地表现运动的理念。这样一来，尽管记者从未对这些团体明确表达反对的意见，但他们对运动的一知半解、对待引言的随意性以及对精英言论的使用都导致他们对社会运动的报道在实际上损害了这些运动。提到新闻策略性仪式，必须追溯到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这个概念。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部分。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言论批评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然而，将新闻自由理解为我行我素显然有悖现实，报业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而新闻策略性仪式概念虽然在19世纪才提出来，但其在新闻客观性上的运用从专业主义萌芽时就开始了漫长的探索。这段时间，媒介和学术界都在探索运用什么样的可操作技术能够使新闻达到最本质的客观。之后许多技巧被逐渐用于新闻写作实践。到今天，这些技巧已经成为记者们保持日常写作客观性的必须技巧之一，例如平衡报道和客观第三人叙述等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为新闻客观性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至今仍是新闻界保持客观性主要借助的手段。在新闻策略能够为客观性服务的时候，我们称其为新闻策略，但是当新闻策略仅仅成为一种仪式，只是为了策略而策略的时候，就变成了塔奇曼所谓的策略仪式即客观性惯例了。随着新闻逐渐变成一种商品，记者逐渐内化成为新闻生产线上进行流水作业的员工时，新闻策略已经不能适应这个高速发展的社会，其缺陷变得越来越明显。

世界环境变化下新闻客观策略的局限性

全球化语境

随着全球化的推进，世界逐渐在我们眼前展现，而这个世界可能并不是真实的世界，而是李普曼所谓的媒介构筑的世界。我们强烈依赖媒体提供的世界并相信它是真实的，但在全球化的语境下，意识形态的渗透让媒体很难保持自身的客观，或者说，原来保持客观的策略在全球化形势下，在意识形态的冲击下变得脆弱。目前采用的客观主义基本都是以西方的专业主义作为逻辑起点，但西方所谓的客观主义在意识形态面前却并非那么站得住脚。政治上的霸权主义在这个被西方控制的全球化传媒世界找到了肆虐的痕迹，民族主义以及意识形态的歧视让新闻的客观性变得难以把握。保持新闻客观的策略，在媒介为了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一致性时起不到原初的作用，反而被媒介有意无意地利用，成为媒介堂而皇之传播偏见的借口。这种仪式性缺陷集中体现在西方媒体近年来的对华报道上，主要为中国人权、中国威胁论、环保问题、贸易争端、台独、藏独等议题。以西藏打砸抢烧事件为例。西方媒体将西藏事件称为西藏起义，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称中国“入侵”西藏，中国军队“镇压”，西藏人民“反抗”等，将达赖喇嘛塑造为热爱和平的流亡宗教领袖形象，宣传西藏被“武力占领”并动辄发生“起义”，竭力勾勒“侵犯人权”的共产党形象。除了这些富有隐喻意义的价值判断，西方媒体还不惜牺牲新闻真实这一伦理底线，移花接木，公然作假。柏林晨报网站曾刊登一张西藏公安武警解救被袭汉族人的照片，说明却为“警察在抓捕藏人”；BBC在其网站上刊载实为西藏当地公安协助医护人员将伤者送进救护车的场景图片，却标注“藏人持续骚乱”。两则报道故意加注颠倒是非黑白，以达到引导受众误读的目的。还有媒体编辑将报道所配发的图片进行裁剪，以突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部分。如一张救护车救人的图片将警察救人置于视觉中心，救护车上“急救”二字置于图片边角，说明是“拉萨目前有大量军队”。（丁陆爱，2009）经过这样的处理，事实被掩盖，虚假的“军事存在”则被烘托出来。美国学者范汉姆认为，全球化媒体战略的一个新趋势，就是“媒体形象塑造必须遵循后现代政治战略。媒体根据不同国家对‘自由’‘人权’‘民主’价值观的态度，对‘恐怖主义’‘专制’‘极权’政治的立场，予以命名，贴上标签，并由此进行形象塑造，这样可以有效地打破现代国际政治中的‘民族－国家’疆界，打碎国家主权的概念、民族主义观念，进行后现代的全球政治重新定位。”苏•卡利•詹森也表达了类似的担忧：“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仪式不仅是商业媒介的产品之一，而且部分是为了安抚广告商以弥补黄色新闻对媒介信誉造成的损害，新闻事业客观性的策略性仪式也是一种民主成就，尽管是一种缺陷深重的成就。”（苏•卡利•詹森：244）这里的缺陷深重即指成就是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西方新闻所谓的专业主义，如果只是仪式客观掩盖下的意识形态的差异在作祟，那技术客观此时就是违背了客观的最本质的意义，把人引入歧途。技术客观此时已经不是单纯的为了客观而客观的工具，而是变成了与客观背道而驰的用来扭曲事实的帮凶。

本国化语境

新闻、政府、人民三者看似和谐，却始终不断在平衡－失衡－平衡中慢慢探索取得平衡的途径。在一些国家的语境下，新闻是政党和人民的喉舌，自然是为政府服务的。但在另一些国家里，新闻则与政府呈对立态势，以深度报道和调查报道著称。这些媒体不屑成为政府的帮手。但在技术客观的掩饰下，这些媒体似乎也没有那么客观公正。我们总是能在美国的一些网站上看到关于全球变暖的报道，在技术应用高度发展的今天，环境是我们不能逃避的话题，全球变暖早已举世瞩目。哥本哈根会议上，几乎所有人的关注焦点都集中在中美对于气体排放博弈上。政治家将其看作中美两国的博弈，与此同时，这也是媒体的博弈。尽管几乎全世界的科学组织都认为存在全球变暖问题，且天文学和气象学领域科学家普遍接受该现象是科学事实的说法，然而当这个问题出现在大众媒介的新闻暴动中时，却变成了众说纷纭的场面：记者们试图秉承公正和客观的原则，从正反两方找出发言人，可对于一则出现正反两方专家的简短新闻，受众从逻辑上会认定该论题仍存争议。但真的是这样吗？在全球变暖已经对气候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今天，我们还能说这种平衡报道是真正的客观吗？恐怕只能将其归为，这是个别国家在利用纯粹技术客观手段掩盖自身争取利益的伎俩。

精英化语境

在传播理论中，针对精英论的探讨经久不息。按照系统论的观点，所有媒体的操作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系统的运转，无论媒体的行为是消极还是积极，都旨在让系统更好地运转或者至少在不对系统构成威胁的前提下被允许存在的。精英论恰好站在这一论点的中心位置，支持了媒介在维持社会运转中的作用的看法。然而，精英控制社会运转的同时，也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媒介的运转。媒体运用所谓的技术客观来抗衡，但在精英化的语境中，新闻客观策略原来的局限性却恰好可以为精英论利用，成为精英控制媒介最好的手段。而记者群体本身对于社会缺乏如精英那样的宏观性和深刻性特质也成为了媒介报道最难克服的局限性之一。如果媒介从业人员看到的世界本身就是不客观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忠于这种不客观的策略终将成为偏见的源头。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客观策略非但不能保护新闻的客观性，反而成了精英制造舆论和假象的工具，成为了精英语境的合理推动者。盖伊•塔奇曼追溯了西方媒体报道女性运动的历史，把报道的历史分割成三个阶段。排斥和奚落；引起关注；常规报道。她发现无论在哪个时期，精英化思维模式和语境都影响记者的报道客观性。记者报道女权运动的时候从来不采用很严肃的态度，他们尽量用诙谐幽默明快的笔调来描写这些女权主义者的运动，使其变成娱乐大众的新闻而不是影响世界的严肃新闻，因为在传统世界里，女权主义运动是非精英导向的。在西方的诸多关于少数团体的报道中也会发现该类端倪。尽管记者们一再使用不发表看法或平衡报道等各种保持客观的策略，只要平衡报道的双方在地位上本身存在不平衡，那么平衡报道的作用就收效甚微。即使相互对立的观点都呈现在报道中，但是偏向总是非常明显的，身份与地位对于其话语的影响力是不能忽视的。所以技术客观在精英化的语境下显然不能再承担保持客观的作用，而偏见在客观技术失效之后随之而来。在三个语境中，所谓的新闻策略，对于新闻客观性的维护在面对强大的政治压力的时候根本不堪一击，相反地，这些策略被媒介、被政治人物利用成为制造舆论和偏见的起点。在这个媒介成为人们理解外界最重要渠道的世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到了媒介对于自己宣传观点的价值，于是变本加厉地对媒介施以控制和利用，而原来那些为了保持新闻客观的策略在面对这个新环境的时候显得无能为力。一旦新闻策略不能保护新闻的客观性，反而容易沦为掩盖偏见最好的手段，那么新闻策略也就失去了最初的意义，成为仪式。

克服新闻策略局限性的建议

正如前述的三个语境下新闻策略性仪式的作用展现出来的那样，如果我们试图从新闻常规出发寻求彻底根除新闻偏见的方法，就不能不反思新闻常规形成的历史背景和过程，运用新闻专业主义思想从本质上消灭偏见。这无疑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若从细微处着眼不难发现，记者从生手到资深者的转变过程实质上也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新闻常规逐步内化的过程。媒介内容自身的风格、编辑对稿件的修改意见、内部会议讨论的结果以及媒介组织对于记者工作的奖惩标准等都是具体化和可操作化的内容。既然新闻业已成为一个盈利的行业，新闻已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商品，那么我们暂且承认这一现状，从这个商品生产的各个阶段来加以控制和调整，尽可能在末尾靠近客观的效果，或许是一种折衷的途径。最后，当我们思考新闻偏见时不能忽视的另一个问题是，尽管对于新闻偏见的批评一直存在，但新闻报道应该客观反映现实却是未经验证的。事实上，无论是从新闻媒介自身特性来看，还是从记者的职业特性来看，要求新闻报道不存在任何偏见都是偏离现实实现的可能性的。这些批评在提出的同时也忽略了受众自身的能动性。而自霍尔以后，受众研究逐渐受到关注，也为我们理解媒介内容提供了另一种思维方式。但无论如何，纵然媒体的报道很难抛开权力、利益以及从业者个人能力的有限性等的影响而做到完全客观，将客观报道作为一种新闻从业者的一种追求永远是有必要的。

本文作者：苏抒扬作者单位：复旦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