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税改革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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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要强调纳税人的纳税责任，也要强调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责任按照税法缴纳税收，偷税逃税属于违法行为，所以我们应该对偷税逃税者绳之以法，并给予道德上的谴责，对此，人们是不会有异议的，因此无论从哪方面讲，我们都应该从法律和道义上处罚偷税逃税者。但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总有人偷税逃税？我认为，除了偷税逃税者自身缺乏法律观念和道德意识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在强调纳税者应有的纳税责任的同时，没有承兑纳税者与纳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也就是说，纳税者只有纳税的责任，却没有与自己的纳税责任相对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例如，纳税者对自己所缴税收的使用没有投票权，纳税人得不到应有的政府服务，甚至纳税人对于自己所缴纳的税收被人贪污和浪费，也无法有效制止，而且纳税者得不到应有的被社会所尊重的地位。纳税人缴纳税收是对社会的贡献，理应受到应有的尊重，但是现实情况却是纳税人纳税越多，就越显得自己拥有财富，从而会引发别人的忌妒。因此，我们不应仅仅强调纳税人的纳税责任，而且要强调纳税人应有的权利和地位。

但是，我们现在连纳税人这个名词都不肯公开地正式承认，当然更谈不到使纳税者拥有相应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因而必然导致人们的纳税意识的比较淡化，甚至故意偷逃税收，偷逃税收在某种意义上是纳税人对自己的纳税权利得不到兑现的一种反抗行为。试想，一个诚实的纳税人得不到自己作为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而另一个不诚实纳税的人却因为偷税逃税而有实实在在的经济收益，也就是有更多的钱可以供自己花销，在这种状况下，那么还有谁能诚实纳税？也就是说，如果纳税人的责权利不对称，即不承认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地位，那么纳税人就必然会以偷税逃税而进行反抗。国外很尊重纳税人，当纳税人批评政府没有尽职尽责时，经常使用这样的口气说话：我是纳税人，有权监督你们的行为！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批评纳税人不纳税，而是应该考虑如何落实纳税人所应有的权利和社会地位的问题。如果纳税人拥有了自己应有的权利，而且纳税越多就越能得到社会的赞扬和肯定，那么，我想，人们的纳税意识是会越来越强的。

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有个度，切不可盲目地脱离经济效率来谈调节收入差距的问题

税收是调节收入差距的最主要手段，但是税收对于收入差距的调节，必须要遵守一个原则，这就是：必须要使收入差距保持在能够调动人的积极性和推动经济高效发展的有效范围内，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更不能搞“杀富济贫”，因为推动经济快速发展的有效的收入差距的存在是必然的、合理的。公平确实很重要，但效率同样也重要，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强调效率是极为重要的。如果在税收上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必然会损害各方面的积极性。例如，有的中小学教师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去搞家教，结果税收太重，那么他们就必然会在休息时间选择休闲，而不去做家教，因为无论是休闲，还是做家教而获取经济收益，实际上都是对收益的选择，只不过前者是休闲的收益，而后者则是经济利益的收益而已，因此，如果后者的成本太高，不太合算，那么他们当然就是选择休闲，而不选择做家教，其结果必然会不利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税收对收入差距的调节，应该有个度，切不可盲目地脱离经济效率来谈调节收入差距的问题。

在人类还没有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之前，任何劳动都是痛苦的选择，因为任何劳动都要付出体力和脑力，从而当然没有休闲那样有快乐的享受，因而为了调动人们的劳动积极性，就应该是肯吃苦和爱劳动的人要有更多的收入。否则，人们将没有劳动的积极性，因为如果这些选择劳动的人与那些选择休闲的人相比，没有更高的经济收入，其多的收入而要是通过税收而被调节了，那么就必然会使任何人都没有劳动的积极性，从而必然会延缓经济的发展速度，因而不能过高地确定所得税的比率，更不能套用发达国家的税率。

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不应强调绝对公平

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对任何人都是一样的，因而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不公平，因为人们的生存条件及社会保障有很大的差异。例如，对农民的起征点是800元，对政府公务员的起征点也是800元，但对农民来说这是不公平的，因为政府公务员拥有良好的社会保障，许多个人消费并不用自己花钱，个人收入是实实在在的收入，而农民则既没有就业保障，又无医疗保障，而且连子女教育等都需要自己花钱，个人收入并不是自己的实实在在的收入，所以800元起征点对农民并不公平。又例如，一个养活三个人的人的所得，与一个只养活自己一个人的所得，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不同的，但所得税的起征点却是一样的，所以公平中存在不公平。

由此可见，虽然个人所得税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似乎是公平的，但实际上并不是真正的公平，因为每个纳税人的生活和工作的基础不同，所以应该有所区别。这种区别既要求我们提高起征点，使穷人应少缴税，同时又要求我们制定合理的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的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偏低，而且税率过高。个人所得税的缴纳不能脱离国情，不能只参考发达国家的税率，而是要从我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出发，从有利于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出发，把是否调动人们的积极性，作为制定所得税税制的重要准则。经济发展状况决定了税收制度，而不是相反，因而税收制度应与经济发展状况统筹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