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文化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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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象上看，现在各行各业的人都喜欢把“文化”二字挂在嘴上，强调本行业的“文化含量”－－俨然成为时尚。从事税务工作的同志也不例外。
然而，什么是文化？它和历史是什么关系？似乎很少有人认真去考虑它。因此，这种“时尚”不能不带着似是而非的夹生味，也不能不产生出我们将来肯定会鄙之为“垃圾文化”的东西。
文化，从社会存在的意义上说，就是历史演进过程的积淀及其轨迹。数千年历史演进的积淀及其轨迹，量化为所谓传统文化，质化为所谓文化传统。
特别是文化传统，它渗透在人们思想观念、言论著述、行为习惯之中，渗透在社会关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之中。不论是正面或负面的，积极或消极的，进步或反动的；也不论人们对它是自觉或不自觉的。总之，它已沉淀凝结成一种人们的活动氛围和社会环境。面对这种客观存在的强大的文化传统力量，正确、科学地认识它，积极地对待它，就会成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的历史动力；反之，就会成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巨大阻力。
税收本来就属于历史范畴，而且是在社会演进、历史变迁中举足轻重的历史范畴。所以学习税收历史，把握税收文化传统，就更具有现实意义。
税收伴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又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它的历史和国家一样悠远。
税收以国家为主体，通过超经济手段、无偿的方式，参与社会产品和财富的分配，是国家的一项主要职能。税收收入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是国家赖以存在的物质保障。
税收又是一个多元的历史范畴：作为国家的职能，决定于也影响着国家政治，因而融入了政治的范畴；作为特殊的社会分配方式和关系，制约着宏观与微观经济的发展，因而融入了经济的范畴；而税收的历史轨迹、历史记载、典章制度、政策法令、言论著述、文书表格、行为规范、教育培训、信息媒体、以及文学艺术上的反映等等，又融入了文化的范畴。
税收是伴随着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历史范畴。古代传统的税收，虽然也有一定的社会职能，但归根结底是为国家服务的。当国家的政治体制从专制集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时，当经济体制从自然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时，税收体制也会亦步亦趋地跟着转化。它的职能也会从主要为国家服务转为主要为社会、为人民、为纳税者服务，并以公开化、法制化、规范化，严格的监督机制为其主要特征。从而浮现出现代税收体制与古代税收体制的分水岭。
作为历史范畴的税收具有如此耐人寻味的特质、特性和特别功能，因此，我们对于税收文化传统更不能等闲视之。
什么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如何看待中国税收文化传统？
第一，中国税收文化传统历史悠久。传说，黄帝时代中国就有了税收（《路史》），时距现今有五千多年；正史记载，夏朝在出现完整意义上的国家政权的同时，也形成了税收体制，所谓“自虞、夏时，贡赋备矣。”（《史记·夏本纪》）至今也有四千多年历史。当时的“贡”，指各地的上贡；“赋”指田赋。不过，夏朝都统称“贡”。到了西周，便有“九贡”和“九赋”之分。“九贡”是把上贡的物产根据用途分为九类，并确定它们的用场：“九赋”前六种均为田税，后三种就包括了关税、市税、各种资源开发税、物产税以及种种杂税。
从夏商周开始，中国的税收，经过几十个朝代的更迭开拓；经过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包括分封制和中央集权制）、半封建半殖民社会几个社会形态的变幻调整；经过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学理和实践上的导引革新；又经过历代农民起义、民族战争和少数民族入主的冲击，地方割据和军阀混战的破坏；经过外国资本主义入侵、门户开放后的变动；解放后所有制改造及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影响；直至改革开放后的巨大发展……历史的长河川流不息、蜿蜒曲折，陶冶积淀成我国税收文化传统。
所以，中国税收文化传统有着世界最悠久的历史，而且体制完备，内容丰富，文字记载几千年，源远流长，从未间断，为世界所仅见。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世界税收文化的一大宝藏。
第二，在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轻徭薄赋”、“富民强国”这一具有民本主义、人道主义的传统深入人心，而且两千多年前，就己明确。先秦诸子中，如孔子的“惠民”，“敛从其薄”；孟子的“仁政”，“省刑罚、薄赋敛”；老子的“轻摇薄赋”，“与民休息”……他们的税收思想和原则对后代有巨大深远的影响。在先秦诸子中大概只有少数的法家代表人物唱了反调。如商鞅主张国富民贫；韩非主张重税，反对足民。但不是主流。虽然历史上的一些统治集团的政策总是和“轻徭薄赋”“富民强国”思想原则相悖，而且现代学者也有人简单地斥之为“小农意识”，但它毕竟反映了广大民众——纳税者的愿望和要求。窃以为，这应该算是中国传统税收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
第三，是税收有利于生产发展的思想原则。历代许多思想家、政治家都认为，只有发展生产，国家税收才能多起来。如春秋初年，辅佐齐桓公取得霸业的管仲就提出：“善为政者，田畴垦而国邑实”。孟子也认为，合理的税收，能够促进生产，不仅可以富民，也有利于保证国家财政收入。他说：“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食之以时，用之以礼，财不可胜用也。”西汉执掌中央财政达三十年的桑弘羊清醒地提出，为扩大国家税收范围，不仅要重视农业，更要促进农工商互动协调发展。他说：“工不出则农用乏，商不出则宝货绝，农用乏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匮”，主张“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农工商师各得所欲”。北宋王安石更明确主张，税收的基础应是发展生产，“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这种税收原则，越到后代，越被明确。
第四，强调税收的社会协调、社会保障的职能。就是说，税收作为国家财政收入，除了用于皇室，用于养活官吏和官府的开销，还要用于社会事业，备荒、赈灾、修桥、修路等等。如韩非提出：“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西汉的贾谊提出：“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桑弘羊主张通过盐铁官营、均输、平准，可以“佐百姓之急，足军旅之费”，可以“平万物而便百姓”。在历朝历代税收机制、设施和规定上，也对这种财政的分配做出一定保障，如设“常平仓”，收“义仓税”、“蠲免”的规定等等。
第五，主张税收“取民有制”或“有常”，要求税收规范化、制度化。孔子最早提出税收要“度于礼”；其后墨子提出“以其常正，收其租税，民则不变”；孟子提出“取于民有制”。西汉初年，朝廷把“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汉书·食货志》）作为税收原则。到了西晋，傅玄更明确提出“赋役有常”的主张，他强调“上不兴非常之赋，下不进非常之贡，上下同也，以奉常数，民虽输力致财，而莫怨其上者，所以务公而制常也”。到了唐朝，有“量入为出”和“量出制入”之争，也都是为了体现“有常”——即规范化、制度化。
当然，中国税收文化中还有其他值得肯定的传统，如根据社会要求，对税收问题和原则开展公开争论的传统；根据政治、经济变化开展变法改新的传统，等等。
但是，中国毕竟有两千多年的封建主义统治历史，近百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近三十年的苏联模式、计划经济运行的历史。这些历史的积淀交揉融汇在一起，互为作用，使问题变得更加复杂，成为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的沉重包袱。
一、税收的属性本是国家的职能，而且以强制性、无偿性为其基本特征。所以新中国成立前的税收史毕竟是一部压榨老百姓——纳税者的血泪斑斑的历史。中国古代虽不乏明君贤相，有为的政治家、思想家，他们的财税主张和措施客观上或顺应了历史的发展，也反映了人民大众一定的要求和愿望，但归根结底是为了“取之于民”，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解决国家的财政问题。所以，在解放前，收税者和纳税者的利益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不可能一致的。
二、从春秋战国以来，政治家的主流思想，一直强调农业为本、重农抑商，并在税收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管仲声称：“欲杀商贾之民以益四郊之民”；商鞅变法提出：不经批准从事“未利”者，罚作奴隶；汉朝初年规定贫民和商人不得为官。至于税收上，如唐朝的“借商”、五代的“免行钱”、宋代的“过税”、“住税”，都是挖空心思对商人的压制和剥夺。从战国的商鞅变法，到宋朝的王安石变法，从明朝的“一条鞭”到清朝的“摊丁入亩”，所有这些改革，都贯穿着这样的主导思想。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虽然也有合乎时宜的改革内容，但总体方针是农本主义、重农抑商。从经济上压抑了商品经济的自然发展，从政治上强化了封建统治的专制化和集权化。无疑包含着严重的反动性。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现象，不能不说与历朝历代奉行“重农抑商”的农本主义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包括税收文化传统中的农本主义、重农抑商的观念影响，在改革开放进程中成为一大历史包袱，人们自有深切感受。
三、“苏联模式”、“计划经济”的历史遗产，是中国税收文化传统中最沉重的包袱。我们习惯地把它称作“左”的势力和“左”的影响。它最突出的特点是，使税收作为国家的一项职能异化为国家主义的机制，从而与社会、与社会经济生活产生了隔阂；它的保守、封闭、僵化的特性，阻碍了税收体制的改革开放，影响税收体制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适应，影响税收体制的公开化、规范化、法制化进程，影响税收的财政、监督，调节社会经济多元功能的发挥，只重收税而不重为纳税者服务；纳税者缺乏纳税意识，缺乏权利和义务统一的观念。
由此可见，税收文化传统在其合理内核的外壳上，无处不深深地镌刻着封建宗法思想的烙印。如何“扬其精华、弃其糟粕，”是一个不可轻视的问题。
税收文化传统既是历史的积淀和轨迹，又是未来的起跑线和瞭望台。今天的税收体制改革，税收法律的完善，吸纳人类税收文明优秀成果，都离不开这个基础。从事税务工作的青年朋友，立身于税务平台的最前沿，对新信息、新观念、新趋势感悟最为敏感，最富革新意愿。如果再掌握了历史知识，了解税收文化传统，知今且知古，那就会如虎添翼，就能正确判断和处理在税务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在现代化建设大业中大显身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