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口退税政策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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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国从1994年开始税制改革以来，出口退税政策经历了从整体性到结构性的5次调整。每一次调整的背后都有深层次的原因，本文通过对其发展演变的分析，探究出口退税政策和宏观调控之间的内在联系。出口退税政策的不断调整表明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逐渐由“一刀切”向“协调性、可持续性”方向发展。[关键词]出口退税宏观调控关系出口退税作为一项外贸政策，可以增强一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同时，作为宏观调控手段中的一种，既可以影响一国的财政收支状况，也可以反映一国整体的宏观调控方向。我国出口退税政策几次大的调整，对改善经济的宏观调控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一、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相对应的，进出口总额也呈大幅度增长态势。巨大的贸易顺差给我国经济带来了快速发展的机会，综合国力逐渐增强。但是长期的外贸顺差对经济发展也有不利的一面，如引发贸易摩擦、增加人民币升值压力和宏观调控难度等等。伴随着出口贸易由逆差走向顺差，国家的出口退税制度也经历了从鼓励各行业出口的高出口退税率到限制部分行业出口的低出口退税率。1993年以来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主要经历了5次调整。1.第一次调整。1994年实行新税制时，增值税制度规定，对出口产品实行零税率，也就是按照产品适用的增值税税率实行全额退税。但由于受到税收征管水平的影响以及财政承受能力的影响，这个政策只执行了一年多，1995年和1996年便降低了出口货物退税率，调整为3%、6%和9%三档①，平均退税率为8.3%。2.第二次调整。在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的形势下，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1997年我国的出口严重下滑。为摆脱这次危机的负面影响，1998年我国提高了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变为5%、13%和15%、17%四档，平均出口退税率从之前的8.3%达到15.51%。3.第三次调整。出口退税率的提高，加上外贸出口连续三年大幅度、超计划增长，累计拖欠的退税款已经形成较大规模，2003年10月，国务院提出了“新账不欠、老账要还、完善机制、共同负担、推进改革”的改革目标。10月13日，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联合了《关于调整出口货物退税率的通知》，决定对现行出口货物退税率进行结构性调整。调整后的出口退税率为17%、13%、11%、8%、5%五档，自2004年1月1日起实行②。按现行出口结构，综合退税率由原来的15.51%平均下调2.93%～2.94%个百分点。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由中央与地方按照75:25的比例共同负担等。4.第四次调整。2005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了新的《出口货物退(免)税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出口货物退税制度进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为了进一步控制“两高一资”产品①的出口、优化出口结构、鼓励高科技产品和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国家又分期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把出口退税超基数部分的中央与地方分担比例调整为92.5:7.5；规范了地方出口退税分担办法；出口退库改由中央统一退库，年终中央与地方清算退税。2006年9月，国家取消了大部分非金属类矿产品、煤炭、金属陶瓷等商品的出口退税，降低了钢材、陶瓷、纺织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提高了重大技术装备、生物医药产品等商品的出口退税率。5.第五次调整。为进一步控制外贸出口的过快增长，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抑制“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促进外贸增长方式的转变和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减少贸易摩擦，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商同国家发改委、商务部、海关总署通知，规定自2007年7月1日起，调整部分商品的出口退税政策：取消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等553项“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服装、鞋帽等2268项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商品的出口退税率；将花生果仁等10项商品的出口退税改为出口免税政策②。二、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的经济背景分析我国在上世纪90年代以后所进行的这几次大的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既是对外贸行业的调整，也是做为一种宏观调控手段对整体经济的调整。我国实行的是以出口导向型为主的经济发展战略，通过出口退税政策的变动就可以有效地影响整体经济的发展。根据出口退税的调整情况，可以将历次出口退税的调整分为两个类型，一是整体出口退税率的调整，二是结构性调整。（一）整体性调整1993年以来出口退税的前两次调整都属于这种类型。这一时期我国经济出现了“四热、四高、四紧、一乱”问题③。同时,出口增长乏力、进口增长加快、外汇储备下降等问题也日益突出。1994年出口退税率的调整是为了促进出口的增长，但整体经济的过热导致国家采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出口退税政策随之发生变化，从1994年出口货物全额免征17%的增值税税率到平均出口退税率为8.3%，经历了出口退税率从高到低的过程。经过三年多的努力，到1996年中国经济成功地实现了“软着陆”，为抵制随后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97年,受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我国外贸出口受到严重冲击，国内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现象。内需扩大受阻，物价急剧回落，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下岗失业人员增加，出现了通货紧缩现象。为了改善需求不足，扩大出口，我国于1998年提高了部分出口产品退税率，激发了外贸出口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缓解了国际收支的压力，外汇储备逐渐升高，有效遏制了经济衰退和通货紧缩。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一历史阶段，出口退税政策主要是从整体的出口退税率上来进行调整，是为了实现出口增长、稳定财政收入、避免经济过热和遏制经济衰退等宏观目标而作出的调整，是全面性的调整。（二）结构性调整在扩张性经济政策调控下，从1998年到2003年，我国经济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增长，至2003年末外汇储备达到4032.51亿美元④。这时我国的经济已经从之前的计划和市场并存转变到单一的市场经济上来，经济中最突出的矛盾已经不是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摩擦，而转变为经济结构本身的问题。在内需增长缓慢的情况下，长期依靠出口的增加、资本的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导致经济结构很不合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造成了很大的能源消耗、资源浪费、环境污染。我国的第十个五年计划提出要以结构调整和结构升级作为主线。也就是应根据我国的资源禀赋状况，以发展低能耗、低资源投入、又能发挥我国人力资源优势的产业为方向。但是，在我国刚刚建立的市场经济中，地方政府还保留有很大的资源配置的权力，这次结构调整被各级地方政府理解为把资本和其他资源优先投入产值大、利税收入高的简单加工装配工业或重化工业。而这次重化工业热潮是依靠高投资、高消耗所带动的。比如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大量增产电解铝、硅铁、电石等高能耗、高污染产品，不但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换取外汇。这次重化工业的浪潮带来了很多问题，稀缺资源的高度紧张、生态环境加速恶化,抑制了对提高国民经济整体效率关系重大的服务业的发展,增加了解决就业问题的难度等等。2005年以来我国分批调低和取消了部分“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退税率，适当降低了纺织品等容易引起贸易摩擦的出口退税率，同时提高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尤其是2007年7月1日的这次调整，主要是针对“高能耗、高污染、资源性”产品的调整，虽然政府指出这次调整的主要目标是缓解我国外贸顺差过大带来的突出矛盾，但是从经济整体来看，也是对我国现有经济结构的一次调整，是对近几年的重化工业化浪潮的一次调整。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段时期出口退税的调整是从实际出发，分类指导，不搞“急刹车”和“一刀切”，采取有保有压的政策。而同时期，我国整体的宏观调控政策也开始采取“区别情况、分别对待、分类指导、有保有压”的做法，在控制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着重于优化产业结构，促进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良性发展。三、从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看我国宏观调控的变化我国的出口退税政策和宏观调控基本上保持了协调一致。通过上述对出口退税的分析可以发现，我国的宏观调控经历了这样几个转变：首先，在出口导向型战略的指导下，我国早期实行出口退税主要是为了增加产口的出口，通过出口带动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增长是一种外延型、粗放型的增长模式。宏观调控最终是要确保经济的快速增长。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保证出口的长久竞争力和缓解外贸顺差，出口退税开始注重出口商品结构的调整。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为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宏观调控也不只是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开始注重经济的和谐发展，针对不同的产业、不同的地区采取不同的宏观政策，对于“高能耗、高污染、资源型”产业实行限制发展。其次，从1994年到2003年的三次出口退税调整，是当时宏观经济形势和调控手段下的一种被动的改变。而从2005年开始的出口退税，则是一种积极的主动性的变化。在我国各种资源特别是稀缺性资源十分匮乏、环境污染日益严重、电力资源严重不足以及贸易摩擦加剧的情况下，“两高一资”等产品的规模型出口对我国经济产生的不利影响愈来愈严重。2005年和2007年的两次主动出击的出口退税调整，既缓解了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也是一种明确的政策导向，对于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再次，出口退税政策的调整过程中，国家也不断完善出口退税制度，加大出口退税的法制建设，使财政、金融等宏观调控的管理体制得到不断完善。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也推动了宏观调控法律手段的实施。综上所述，从出口退税政策的演变来看，我国的宏观调控开始着眼于经济的长远发展、可持续发展，区别情况，分类指导，有保有压，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规范经济主体的行为；在完善体制的同时加快法制建设；在控制外需的同时扩大内需；在控制投资的同时扩大消费；在控制“两高一低”工业的同时加快现代农业、先进制造业、服务业、生态环境产业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参考文献][1]刘书兰.对我国出口退税制度演变过程的探究及思考[J].经济论坛，2006，(8).[2]孙健.中国经济通史（1949～2000年）下卷[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3]吴敬琏.当代中国经济改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4]吴敬琏.中国增长模式抉择[M].上海远东出版社,2005.[5]汪同三.历次宏观调控的回顾与反思[J].瞭望新闻周刊，200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