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理论历史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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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实是历史的延续，理论发展都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因此，研究当代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理论，首先需要对中外历史上前人业已形成的支出理论和支出思想进行考察分析。这方面的内容博大精深，本文只能择其要者，作一简要的历史考察和分析。
一、中国历史上财政支出思想的简要回顾
我国在夏、商、周奴隶制社会，就产生了财政支出思想。如西周时期，产生了“以九式均节财用”的支出思想，规定用九种用途来节制财政支出。九式主要是：邦中之赋，供宴请宾客之费；四郊之赋，供饲养牛马与家畜之费；邦甸之赋，供工需制作物品之费；家削之赋，供分赐诸侯百官的物品之费；邦县之赋，供赠劳宾客的礼物之费；关市之赋，供国王及家庭吃穿之费；山泽之赋，供丧礼与救荒之费；币余之赋，供国王需要的玩物珍品之费。目的是做到收支对口，专款专用，限制财政支出无限膨胀，避免王室过度浪费，保证收支平衡，财政有余。
春科战国时期，主张节用成为主要的财政支出思想。孔子提出“节用以爱人”，后人司马迁解释孔子的“节用”为“政在节财”，即节省财政开支，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墨子在财政支出上主张“去其无用之费”，反对君主在衣、食、住、行方面的奢侈浪费。提出：“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直之望，青黄刻镂之饰，……是以其财不足以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由此总结出“节俭则昌，淫佚则亡”的经验教训。墨子判断财政支出的合理与否，是以“利民”为标准的，对人们有利的“有用之费”主张一定要支出，不利的“无用之费”坚决去掉。如必要的军费、交通费、建筑费等，是绝对不能省的，因为“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廓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墨子的节用思想并不是单纯的节省开支，而是为了加强储蓄，备战备荒，发展和扩大生产。战国时期的荀子进一步发展了春秋时期“节用”的思想，提出了“强本节用”的财政支出理论，这与孟子清心寡欲的节用观相比更具有积极的意义。他认为“强本而节用，则天下不能贫……本荒而用奢，则天不能使之富”。由于旬子的“节流”思想是建立在“强本”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强调节流不应该减少农业开支，而在于精兵简政，裁减冗官冗员。他说：“士大夫众而国贫，工商众则国贫，无制数度量而国贫，下贫而上贫，下富则上富。”在财政支出上，荀子十分强调收入平衡，国有余藏的原则。但是，荀子不反对统治阶级的各项开支，主张根据“礼”的规定来满足其要求，即“节用以礼”。这反映了荀子所代表的新兴地主阶级财政支出思想的特色。战国晚期的管仲对以前的财政支出思想加以总结和发展，提出了“用之有止”的支出理论。即：“取于民有度，用之有止，国虽大必安；取于民无度，用之不止，国虽大必危。”所谓“用之有止”，就是用财有度，财政支用要有一定的限额。管仲认为“度”是财政支出的关键所在：“审度量，节衣食，俭财用，禁侈泰，为国之急。”由此出发，管仲反对奢侈浪费，主张节用应该从宫庭开支入手。他指出统治阶级营造宫殿要有“度”，制轩冕以分贵贱不求其美，设爵禄以守其服不求其观，建宫殿以避寒暑不求其大。与此相反，对于有利于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必要开支，管子认为一定要满足，“用财不可以啬”。在这一类开支上“用财啬则费”，因为“用财啬则不当人心，不当人心则怨起，用财而生怨，故曰费。”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财政支出思想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两汉时期，财政支出思想主要表现在压低财政支出方面。如西汉的贡禹指出节约财政开支的重点在于减少宫廷消费，他说方今宫室已定，无可奈何也，但“其余尽可减损”，其中包括皇室的生活费用、人员数量、宫廷奴婢等等。东汉王充针对当时厚葬造成的财政浪费现象，提出了“薄葬节用”的观点，他说：“论死不悉，则奢礼不绝，不绝则丧物索用。用索物丧，民贫耗之至，危亡之道也。”荀悦不仅把奢侈看作财政支出问题，而且提高到了国家政治的高度来认识。他把奢侈视为危及政治的“四患”之一，“四患不除则政未用行矣”。西晋的傅玄提出节用反奢的思想，并把节制封建君主的欲望作为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的最根本的途径。同时，还提出减汰冗官，使其改业入农，以减少国家的财政开支。唐代白居易特别主张节用，而且他的节用思想包括的范围很宽。其中主要是反对统治阶级的奢侈浪费，认为在宫室、车马、仆御、器服、饮食、宾婚、祠葬等方面都应该“节之以数，用之以伦”，否则必“伤财力”。而且“上行则下效”，使“天下贪冒之吏将肆心”，“聚敛之臣将置力”，“此又为害十倍于前也”。
宋代王安石的财政支出思想与以上有所不同，他不是单纯地、孤立地看待支出，而是把支出和收和紧密地联系起来，重视二者之间的关系，强调二者之间的平衡。他认为国家财政的充裕，关键在于开源，收入不增加再节省也无济于事。但同时又认为开源只是保证国家财政充裕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截流，减少开支，无节制的开支，收入再多也无余存。可见当今社会我们一直提倡的“开源开流”思想是有历史渊源的。在财政支出上，王安石还重视支出结构，认为必要的支出，如农田水利、交通、军费等等一定要满足，不必要的开支，如奢侈浪费等尽量减少。这一思想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明代的理财家张居士根据当时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情况，提出了以节支为主导的财政支出理论。他认为节省支出对国家财政来说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讲到：“天地生财，自有定数，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则裕，去之无制，用之无节则乏。”他指出，明代财力匮乏的根本原因就在于“用之无节”。因此，他把节支放在理财的首位，明确提出“治国之道，节用为先”。可知“节用为先”是张居正财政支出思想的核心，也是他整个财政思想理论的支柱。
清代的财政支出思想也集中在反奢节用方面。其中值得重视的有顾炎武节减支出的思想，他指出天下之患莫大于贫，贫的原因是国家费用过高，不重视财政支出的效率。顾炎武节减支出的思想与以往的支出思想有所不同，其着眼点是在封建政府办事效率上，认为政府办事效率提高了，财政支出就会减少，可知他重视的是办事效率问题，通过提高效率达到减少支出的目的。他的这一思想与以前相比，更具有现代科学的意义。此外，谢阶树的财政支出思想与颇有值得称道之处。谢阶树在财政支出上也主张“节财”，但他的节财不是一味地减少支出，而是和发展生产结合起来。他说：“省冗官则廪禄不靡于幸位，而财之节也十一十矣。汰冗兵则粮饷不耗于游民，而财之节也十四五矣。兴水利则秸，可纳于畿甸，而财之节也十七八矣。居今日而论节财之大道，三者其大焉者也。今天下之所以耗财者三：兵饷、河防、漕运是也。辟边缴之荒地以屯田，则兵费可节。开西北之水利以浚田川，募江南之客佃以种稻，则河患可息……府不充而常有余财，民不惰而常有余力，地不荒而常有余利。”谢阶树在这里讲到“府不充而常有余财”。“不充”是指先要有一定的支出，“余财”是指节省下的大批财富，不充是手段，是暂时的，余财是目的，是长久的。不难看出，谢阶树的“节财”思想包含着深刻的辨证法，有其独到之处，是值得重视的。
中国封建社会的财政支出思想有不少闪光的地方，但与春秋战国时期的财政支出思想相比，继承的内容多，发展的方面较少。这主要是因为春秋战国时期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新的生产关系不断形成发展，而封建社会虽然时代很漫长，封建的生产关系即很少发生变革，致使财政支出思想显得不够活跃，长期停留在原来的基础上，很难有质的发展和飞跃。
从1840年开始，中国由漫长的封建时代步入了动荡变革的近代社会。这一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洋务运动的兴起，变法维新思想的形成，反帝反封建运动的高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的萌发，国外新知识、新思潮的传播，都对中国传统的财政支出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所以，这一时期的财政支出思想带有明显的时代特点。
第一，继承和发展传统的禁奢崇俭的财政支出思想。其中，管同、胡倍认为，黜奢崇俭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可以节省大量的财政支出，用以减轻对人民的剥削和发展生产，是十分重要的，应该大力提倡。管同指出：“生财不外乎节财”，可知他对节财重视到了何种程度。刘锡鸿在财政支出上也赞同“”黜奢崇俭”的思想，他认为农、渔、牧、织等在生财的源泉，衣、食、用等是耗财的途径，必须抑制消费以求富国。显而易见，这些人的支出思想多继承了封建社会的传统思想，崇尚节俭，反对奢侈，重视积蓄，抑制支出。这种支出思想虽然有其正确的一面，但在中国近代社会求变革和发展的形势下却显露出它的局限性，那就是没有充分认识到财政支出的积极意义，仅仅把支出视为费财、耗财的消极因素，甚至反对国家出资办洋务。
第二，提倡扩大消费的财政支出思想。这种思想主要产生于资产阶级改良派人物中，而且主要是针对封建保守思想提出的。魏源提出：“禁奢崇俭，美政也；然可以励上，不可以律下。”他认为“禁奢崇俭”应该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因为他们的经费来自国库，如竞相挥霍，就会加大国家的财政支出，对国家来说是不利的。但对于一般的富民来说，不应该过分提倡崇俭，而应该适当地鼓励其尚奢。这样可以增加社会消费，使富人将贮藏的货币投入市场，贫民向其提供劳动产品和其他服务，从而使商品生产和交换得到发展。谭嗣同进一步发展了魏源鼓励富人尚奢的思想，批评了传统的奢俭论，明确提出“尚奢黜俭”的观点。他认为在崇俭的思想指导下，地主高利贷者聚敛的财富就不会用之于生产和消费，其结果只能加剧社会的贫困。对于国家来说，宁可“粟红贯朽，珍异腐败”，都不肯“兴工作役”，就会严重阻碍近代新式工业的发展，那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发展社会经济的生产活动就要“废绝”。所以，他提倡“尚奢”，鼓励富人将财富用于发展近代工业，主张将财富多用于生活消费，反对崇俭。谭嗣同在财政支出上的“尚奢黜俭”思想虽然反映了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派以消费刺激生产的新思想和发展近代工业经济的良好愿望，但也存在着不少片面性。如只看到了消费对生产的刺激作用，却忽视了奢侈挥霍会影响生产资金的积累。只强调开源，却反对节流，忽视了控制财政支出的意义。严复在财政积累和支出上弥补了谭嗣同过激的缺陷，认为节俭是一种美德，应该提倡，否则“财耗而不复，必竭之道也”，这样对社会和生产都会带来不利。因此他主张消费要有一定的限度，不能影响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但是他指出“俭”并不是封建社会守财奴式的“保富”，而是一种有富国富民之效的积极因素，如果“俭”得无法满足人们的消费和生产资本的需要，就失去了俭的意义。所以他反对财富滞留，强调“滞财之致贫，其害烈于奢靡”，“国焉有有大困者乎”。严复主张不能片面地反对“禁奢崇俭”，也不能片面地提倡“黜俭崇奢”，这实际上包括了一个朴素的道理，即必须使积累和消费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严复的这一财政支出思想和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相比，具有一定的科学性，它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加速积累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第三，提出了量出为入的财政支出思想。中国近代“量出为入”思想的提出，其渊源应来自于中国封建社会杨炎的量出制入，但受影响较深的还是近代西方国家的支出思想。中国近代最先提出量出为入思想的是黄遵宪，他指出“权一岁入，量入为出；权一岁出，量出为入，多取非盈，寡取非绌，上下流通，无壅无塞，是在筹国计。”黄遵宪能在“量入为出”一直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提出这样的思想，是有一定见地的。他认为财政本身并不是目的，它是服务于国家政治经济的，必须先支出然后才有收入。但量出为入容易引起苛征暴敛，所以支出要根据国家的情况来决定，而且还要和量入为出结合起来运用，做到二者兼顾。与黄遵宪同时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薛福成进一步介绍了西方国家“量出为入”的支出原则，指出：“西国同例，量出为入，一岁中有额外用度辄加派于各项之中。”又说：“古者中国制用之经，每量入以为出，今之外国则按年预计国用之大者，而量出以为入。薛福成之所以倡导“量出为入”，是由其“取之于民而仍用之于民”的观点决定的。认为只要财政支出是为民众办事，即使多取一些民众也不会反对。总之，“量出为入”是中国近代一种重要的财政支出思想，它是资产阶级改良派向西方国家学习的产物。
由此可见，中国近代的上述财政支出思想，虽然还保留着传统的东西，但大部分反映了新的思想和观点，带有资产阶段求新求强的思想色彩，积极向西方国家学习，在政治和经济上求发展的倾向。这既是中国近代特定社会经济背景下的产物，也是中国历史上财政支出思想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
二、西方经济学派财政支出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西方财政学实际上是伴随着亚当·斯密《国民财富和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的问世（1776年）产生的。因此，亚当·斯密既是西方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也是西方财政学的先驱。以后，经过二百多年，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新的矛盾的出现，各种经济学派和经济理论应运而生，同时，西方财政学说也在不断发展。这里仅对西方自古典学派以来有关财政支出的理论作一简要分析。
（一）古典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西方古典财政支出理论是西方古典财政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反映了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从而成为新兴资产阶级的理论依据，而且还成为当代西方财政学说的理论渊源。
威廉·配弟（1623—1687年）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他的主要著作有《赋税论》和《政治算术》等。他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研究，虽然尚未完全摆脱重商主义色彩的影响，但已从流通领域深入到生产领域，提出“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财富之母”这句有名的格言，把劳动和土地看作是财富的本源。特别是他最先提出了劳动价值论的一些基本命题，这是他在经济理论方面的最大贡献。关于财政理论他也进行了研究。他在《赋税论》这部著作中，虽然重在研究税收，但也用相当篇幅讨论支出。他依据政府职能需要，提出了财政开支的一般范围，主要包括六项“公共经费”，即军事费用，行政官吏的俸禄，“拯求人的灵魂，启导他们的良知所需的经费”（宗教费用），各种学校的经费，对孤儿和各种失去工作能力的人的赡养费，以及修筑公路、疏浚河道等公共福利事业的经费。另外，他还有一个重要观点是，财政经费支出应以提高国家的生产力、振兴产业为目标，因此主张压缩诸如行政、军事、教育、宗教等非生产性开支，相应增加有关生产性支出以及社会救济方面的支出；并主张通过实行行政、法院、教会等制度的改革以缩减支出。这显然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有一定的进步性。亚当·斯密（1723—1790年）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期密生活的时代正处于由工场手工业向现代化大工业发展的过渡时期，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很大的发展。但是，封建主义制度仍具有强大的势力，已经完全背时的重商主义理论也仍具有相当大的影响，这些都构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言人，斯密于1776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亦称《国富论》），集中论述了古典经济学的代表思想，体现了当时英国产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全书贯穿了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的思想。斯密依据其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的学说，形成了他独特的自由主义国家观。他认为，政府的活动并不创造物质财富，属于非生产性劳动。从而国家为了实现其职能而必须消耗的那部分物质产品，是社会财富的一种虚费，它严重妨碍了资本积累和国民财富的增长。因此，政府应当尽量缩小自己的职能，实行廉价政府，扮演“守夜人”的角色。斯密将国家的义务或职能具体界定为：“第一，保护社会，使其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侵犯。第二，尽可能保护社会上各个人，使其不受社会上任何其他人的侵害或压迫，这就是说，要设立严正的司法机关。第三，建设并维持某些公共事业及某些公共设施（其建设与维持绝不是为着任何人或任何少数人的利益。”斯密的财政支出理论就是建立在上述国家观基础上的，由于他反对国家干预，严格限定国家职能范围，因此，他主张政府的财政开支也要压缩到最低限度，主要用于与上述国家职能相应所需的经费，即国防义务——国防费，司法行政义务——司法费，公共设施及土木工程义务——公共设施建设费。除上述经费以外再有就是“一国君主，除了执行种种职务所必要的费用以外，为维持其尊严计，亦需有一定的费用。”此即王室经费。
大卫·李嘉图（1772—1823年）是英国产业革命时代的著名经济学家，他继承了配弟与斯密经济理论中的科学成份，并加以补充和完善，成为古典经济学的集大成者。李嘉图的财政支出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名著《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之中。和斯密一样，李嘉图亦极力鼓吹经济自由放任，同时，他把国家经费全部或几乎全部看作是非生产性消费，因而主张尽量压缩国家财政开支。他认为，“资本可以由增加生产或减少非生产性消费而增加”。而且，“一国的生产量必然是随着资本的减少而成比例地减少；所以，如果人民方面和政府方面的非生产性开支继续不变，而年再生产量又不断减少时，人民和国家的资源就会日益迅速地趋于枯竭，穷困和灾殃就会随之而来。”因此，在李嘉图看来，狭义地理解国家的活动范围，减轻赋税负担，压缩国家经费开支，对经济增长是必要的和有益的。李嘉图的这些基本论点是以促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为立脚点的。马克思曾对他作过如下的评价：“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是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
（二）庸俗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早期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可分为古典经济学和庸俗经济学两上部分。一般而言，自李嘉图以后，资产阶级经济学开始庸俗化了，也就是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庸俗政治经济学已取代古典政治经济学，在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占居统治地位。这方面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萨伊和英国的马尔萨斯。
萨伊（1767—1832年）的代表作是《政治经济学概论》（1803年出版）。他抛弃了斯密劳动可以创造价值的观点，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商品的效用即使用价值决定的，所以劳动、资本和土地都可以创造商品的价值。他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动均衡论，认为供给能够创造相应的需求，所以不可能发生经济危机。这是赤裸裸地美化资本主义经济的论调。在财政支出理论方面，萨伊抛弃了斯密的一些科学成份，提出“所谓生产，不是创造物质，而是创造效用”的论点，进而他又把效用说成是“服务”，而一切提供服务的活动都是生产，这就为资本主义国家的活动创造“生产”提供了理论根据。萨伊还把社会产品分为有形产品和无形产品，认为只有有形产品才能增加社会财富，而无形产品的创造者，如律师、医生、官吏、军人、画家、音乐家等等尽管为人们提供了各种服务、享受、教育等，但不仅不能增加社会财富，相反要消费一部分社会财富，所以政府应当将无形产品的生产压到最低限度。这一主张的内涵和斯密较为类似，但其理论基础却截然不同。
马尔萨斯(1766—1834年)是英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早期代表者之一。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中，他抛弃了古典经济学派的劳动价值理论，代之以生产费用论，认为商品价值的尺度并不是劳动，而是生产费用，把利润说成是生产费用的一部分；资本家的利润是由于资本家向地主、僧侣、国家官吏缴付地租和税金的结果。这些人就是利用这些收入向资本家购买商品，这是利润的来源，即所谓非生产阶级的“让渡”。这样，在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中，国家的财政支出已成为商品销售和实现利润的重要条件。正如马克思所说：“这样继续推论下去，就是‘人口论’作者宣扬不劳动者的经营的过渡消费和尽可能攫取年商品的最大部分是生产的条件。”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古典学派关天国家支出属于非生产性消费，并尽力限制其规模的观点。
（三）社会政策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19世纪中叶，德国正处于向资本主义急剧变化的过程中，资本家与工人以及专制主义的政治机构形成三足鼎立的复杂的社会结构。在阶级对立和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的背景下，社会政策学派应运而生。该学派指出了自由资本主义的矛盾，强调了社会改革的必然性，提出国家实行社会政策的主张，在德国财政经济学界具有很大影响。
瓦格纳（1835—1917年）是德国社会政策学派的主要代表，也是近代财政学的创建者。他一方面反对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承认国家对经济活动具有积极的干预作用，另一方面又谋求改正所得分配的不公现象以解决社会问题。为此，他极力主张实行“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包括“树立有计划的生产秩序”取代自由竞争的生产方式；防止牺牲别人利益以谋求个人私利；对劳动者及其它小市民从财政物资分配上给予帮助。瓦格纳进一步阐述了对国家职能的看法，认为国家的目的不仅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代的法制及权利的目的，还应加上文化与福利的目的。国家不仅有维持国内的法律秩序和防御外敌的任务，同时还必须使愈益增多的人口部分有享受文化财富的机会。而且国家目的高踞于私人经济目的之上，在这个关系上要限制私人经济活动，必须强制对国家尽责。为确保完成国家目的的财源，他主张扩大国有财产，实行铁路、保险、银行的国有化，施行新的特权及烟草专卖，坚决贯彻煤气、水道、交通设施的公有化，另一方面必须按照社会的赋税政策积极地改变人民所得的分配。
瓦格纳还联系国家目的、任务及其活动的财政需要论述了国家经费问题，认为国家活动应把法律与权力目的与文化和福利目的这两个国家目的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加以实施，为此应形成一种给予机制，这就是财政的经费体系，构成财政需要体系。他提出了三条重要的财政经费原则：一是应有正当自主的财政监督组织；二是应遵守节约的原则；三是应兼顾国民所得与财政需要的原则。
特别需提到的是，瓦格纳论述了公共活动特别是国家支出的膨胀问题，这就是被后人所称的“瓦格纳法则”。瓦格纳说：“财政经济就是为筹集完成国家总体经济机能的任务所必须的物质辅助手段，而不能不进行的活动。由此可见，财政经济范围必须随各时期的国家任务、国家活动的范围以及种类而决定”。“从不同国家及时代比较，进步国家中央及地方政府的活动呈现有规律的扩大的趋势。这种扩大既系外延的又系内含的，即在中央及地方政府不断提出新任务的同时，有的职能也在进一步扩大。于是国民经济的要求，乃更广泛更充裕，为满足这些涌现的需要，可由中央及地方政府经费增加的统计上，雄辩地说明这一点。”瓦格纳这两段话说明财政是为国家服务的，而且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财政活动范围也必然会随之扩大。显然，瓦格纳的这种财政理论与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当局政权的设想合拍，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各国财政理论的基础。
必须指出，瓦格纳的社会政策主张及其国家经费的观点只是带有一定的改良性质，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为了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体现了当时资产阶级利益的要求，这一点，日本学者坂入长太郎也看得十分清楚，“瓦格纳并不根本否定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而是为修正和排除其经济体制所产生的弊端，采取了社会政策财政学的观点。”
（四）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资本主义发展进入垄断阶段，各种社会经济矛盾加深，本世纪30年代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了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从而宣告了西方传统经济学的破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凯恩斯学派及其理论应运而生，并经过凯恩斯追随者的宣扬和发展，形成一套系统的政策理论体系，并成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和推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重要理论基础。这也说明，凯恩斯学派的理论在现代西方财政经济理论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凯恩斯（1883—1948年）是。英国近代著名的经济学家，也是凯恩斯学派的创始人。其代表作是于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思想的主要内容集中地体现在这本书里。凯恩斯认为，经济危机和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而有效需求不足又是由不可移易的三个基本心理规律引起的，即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资本边际效率递减及其流动偏好或灵活偏好。因此，就不可能像传统经济学家所主张的那样排斥国家干预，而仅仅依靠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来解决。相反，他认为必须依靠政府干预来提高社会的消费倾向和投资引诱，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否则就无法摆脱经济危机和失业的困境。凯恩斯明确指出，为了扩大社会总需求，“最聪明的办法还是双管齐下，一方面设法由社会来统制投资量，让资本的边际效率逐渐下降，同时用各种政策来增加消费倾向。”又说，为了“使消费倾向与投资引诱二者相互适应，故政府机能不能不扩大，这从19世纪政论家看来，或从当代美国理财家看来，恐怕要认为是对于个人主义之极大侵犯。然而，我为之辩护，认为这是唯一切实办法，可以避免现行经济形态之全部毁灭；又是必要条件，可以让私人策动力有适当运用”。这就是说，在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政府应加强对经济的干预来刺激消费，刺激投资。由于经济复苏的关键在于投资方面，凯恩斯还特别强调由国家干预投资。他说：“要达到离充分就业不远之境，其唯一办法，乃是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综揽。”
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金融政策。但他更注重财政政策的作用，认为货币政策只起铺助作用。在凯恩斯看来，货币政策是通过利息率而间接起作用，不如财政政策作用来看直接和有力。财政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经济衰退时，应扩大政府开支和实行减税。他特别强调举债支出的作用。他认为，税收的变动，尤其是用累进所得税，虽可重新分配收入，提高消费倾向，以扩大社会有效需求，但由于短期内消费倾向是比较稳定的，所以单靠税收政策不足以克服经济危机和提高就业水平。然而，扩大政府支出的来源，如果是靠增加税收，则又会减少私人投资和私人消费，结果依然达不到扩大社会有效需求的目的。因此，他主张实行举债支出以弥补赤字的财政政策。他说：“举债支出虽然‘消费’，但结果倒可以使社会致富。”这样凯恩斯便突破了从亚当·斯密以来传统的平衡预算的财政政策观点。
总之，凯恩斯思想的核心可以概括为，运用扩大政府支出的办法或称为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刺激社会需求，实现社会充分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现实和社会化大生产商品经济的一些共性问题，对于缓和当时的经济危机和矛盾起到了一些作用。但必须指出，凯恩斯的经济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其实质是为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为垄断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由于他没有触及到资本主义的深层矛盾，所以他开出的“药方”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发展中的问题。
汉森（1977—1975年）是美国经济学家，在本世纪30年代初期他曾反对国家干预，主张自由放任。凯恩斯的《通论》出版后，遂转而拥护凯恩斯的学说，成为凯恩斯经济理论的忠实信徒和凯恩斯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着重研究经济周期，提出“长期停滞理论”，认为利用财政政策能有效地控制“停滞”，实现所谓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汉森认为，经济停滞的主要原因在于长期趋势中实际经济增长率越来越小于潜在经济增长率，而要使经济返回到潜在的增长水平，必须使投资支出水平能够补偿在高收入水平下所出现的储蓄继续增长的水平。为此，他主张政府扩大公共工程投资，这对于扩大整个社会的投资规模具有加速作用。汉森还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着景气与不景气相互交替的长周期，而国家干预经济的目的是“熨平”由于经济周期引起的经济波动，以保持宏观经济的较长期稳定，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汉森进一步提出了补偿性财政政策，主张“逆风向行事”，即在萧条时期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扩大投资支出，推行赤字预算；在繁荣时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缩减投资规模，增加税收。实行扩张性财政政策可能出现财政亏损，实行紧缩性财政政策可能获得财政盈余，而在长期中以盈补亏就可实现财政预算平衡和经济稳定增长。
萨缪尔逊是凯恩斯学派在美国的另一个主要代表人物，其经济理论主要体现在1948年出版的《经济学》中，萨缪尔逊提出了“混合经济理论”，成为他反对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干预经济的重要理论基础。他认为，当今的资本主义经济既不是纯粹的私人经济，也不是完全的公有经济，而是一种私人经济活动与政府经济活动同时并存的混合经济。他说：“我国的经济是一种‘混合经济’，在其中，国家机关和私人机构都实行经济控制。”这就在于一方面，价格机制通过市场解决基本经济问题，即‘生产什么东西取决于消费者的货币选票’，‘如何生产取决于不同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为谁生产取决于生产要素市场的供给与需求；取决于工资率、地租、利息和利润。’”另一方面，“我们的经济不是纯粹的价格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在其中，政府控制的成分和市场的成分交织在一起组织生产和消费。”在这种背景下，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日益重要，必须强调国家干预经济。他进一步提出，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不能保证投资的数量处于恰好维持充分就业的水平，因为它不能自动调节。如果投资过多会导致通货膨胀；投资过少又会导致通货紧缩，造成失业率上升。只有适当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才能维持充分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水平。关于财政支出政策，他提出以下一些要点：一是政府应扩大有益于社会的耐久性的公共工程投资。对于促进经济增长而言，这种支出比政府的一般开支具有更大的作用。二是增另福利开支。他认为福利开支既是“内在稳定因素”，可自动调节，又可利用它作为稳定经济的手段。三是政府应重视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的研究和开发，扩大这方面的直接投资或给予补助金。同时，政府还应重视旨在教育和培训劳动力的公共开支。
综合地看，凯恩斯及其追随者在财政支出方面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从资本主义现实经济矛盾分析出发，反对经济的自由放任，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调控，并将财政支出政策作为国家调控经济的必要手段。由于这一理论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现实情况，特别是这一分析及其得出的结论是建立在现代社会化大生产基地上的，因而是有一定借监意义的。但也应该看到，资本主义国家长期执行凯恩斯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缓解了经济矛盾，但从长期趋势看，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财政赤字增加，债务膨胀，经济低速增长等。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与凯恩斯相对立的其它学派、理论及其政策主张应运而生。（五）货币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货币学派是美国在50年代开始出现的、于70年代蓬勃兴起的一个很有影响的学派，该学派以反对凯恩斯主义著称，同时也是凯恩斯主义在实践中破产的产物。这一学派虽然重点论述货币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但也涉及到了财政支出理论。弗里德曼（1912—）是货币学派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西方世界非常活跃的经济学家。他承袭了传统西方经济学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基本上是一种具有稳定性的经济，反对凯恩斯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的观点。其论据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可以受到政府干预，但是政府不能造成经济增长。政府能够提供有利条件，但是实际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由私人部门造成的—如通过个人储蓄、投资、承担风险和革新。”他认为：“政府不可能精确地调节经济，以消除每一次的经济上下波动。政府试图这样做的结果，使波动变得更加厉害，而不是变得好了”。“政府能为经济做的好事，是很有限的；但是它能做出的损害经济的事，却几乎是无限的。”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用扩大政府财政支出为主的财政政策来缓和失业，认为政府干预政策往往是短期经济不稳定的原因而不是有效医治的办法。他特别强调货币的重要性，认为货币供应量是影响经济总水平最有力的手段。因此，把货币供应量作为最重要的政策工具。
弗里德曼的政策主张主要是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提出了以控制通货膨胀、特定物价为主要目标的宏观经济政策。其内容包括：提倡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与经济增长率相适应；提倡“收入指数化”，将工资、利息、政府债券收益和其他收入等与物价指数挂钩，使之能随物价指数的变动而调整；提倡浮动汇率制，反对固定汇率制；在财政政策方面，他极力反对凯恩斯学派扩大支出及其赤字财政政策。他认为政府增加财政支出，如果没有相应地扩大货币供给量，它对经济的刺激作用只能是暂时的或微小的；如果财政政策要持续地发挥作用，那财政支出必须是通过创造货币来融资的。显然，这样进行的开支必然是膨胀性的。所以，凯恩斯学派的财政政策不是减少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在货币学派看来，要使经济稳定增长，又没有通货膨胀，政府必须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压缩财政支出，实施财政平衡的财政政策。还应提到，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主义对低收入者给予“最低生活水平维持制度”的差额补助政策，主张实行“负所得税政策”，即政府规定某种收入保障数额（最低收入指标），然后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给以适当的补助，但政府发给的补助金要根据个人实际收入的多少按比例发给，以避免把低收入者个人可支配的收入一律拉平的缺点。这既可使低入者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依赖政府补助金过活的懒汉思想，从而有利于鼓励个人工作积极性。
总之，货币主义是作为凯恩斯主义的对立物而出现的一种经济思潮，二者在理论观点与政策主张上都存在一系列分歧。归纳起来，凯恩斯主义以有效需求论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经济通常是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货币主义则是以现代货币数量论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在动态上是稳定的。由此出发，凯恩斯主义以实现充分就业和经济增长为主要目标，主张实行相机抉择的国家干预政策；货币主义则以稳定物价为主要目标，主张实行“单一规则的货币政策和经济自由主义政策”。应该看到，在现代经济条件下，货币主义学派强调货币的重要性，反对凯恩斯主义的赤字扩张政策，主张实行按经济增长率来确定货币增长率及其浮动汇率政策，这对于稳定宏观经济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该学派把资本主义经济动荡不稳的根本原因归结为“货币现象”，并企图通过控制货币存量来消灭经济危机，这一结论在理论上站不住脚，在实践中也并未获得预期的稳定经济的效果。
（六）供给学派的财政支出理论
供给学派是在美国70年代中期逐渐兴起的一个经济学流派，是围绕如何使资本主义经济摆脱滞胀困境这一问题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拉费、温尼斯基、吉尔德、蒙德尔等。
供给学派重新肯定萨伊定律，把滞胀的原因归咎于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他们认为，凯恩斯主义把需求作为经济活动的决定性因素，认为只要刺激总需求，就能使资本主义经济稳定发展，从而忽视了劳动、储蓄、投资、生产等供给因素。这种本末倒置的政策对于供给增加只能产生负效应。因此，要医治滞胀这一顽症，就必须彻底否定凯恩斯主义，推行注重供给管理的经济政策。
减税是供给学派政策主张的核心和基本环节。他们认为，美国经济的主要问题既然是供给不足，那么，减税便是促使供给增加的基本手段，因为降低税率可以促进个人和企业增加储蓄和投资，这样自然就会促进供给增加。另外，供给学派极力主张减少社会福利支出，这是促进供给增长的又一重要措施。他们认为，政府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不仅不能使穷人摆脱贫困，反而会使失业增加，有损劳动力的供给，因为在庞大的失业队伍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因失业成本太低而“自愿失业”的。再就是庞大的社会福利支出，需有相应的社会福利机构和众多的管理人员，繁琐的管理制度。因此，它不仅会造成社会财富的巨大浪费，而且会助长官僚主义弊端，腐蚀着人们的思想。他们认为，从摆脱美国财政危机的角度看，也需要削减日益膨胀的社会福利支出。这项开支已占到美国财政支出的40％，比军费开支增加得更快。他们认为这项支出在一定时期曾对经济危机和阶级矛盾起了一定缓和作用，但现在它已经走到了自己的反面，美国政府日益承受不了这种负担。
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财政支出观
在财政支出理论方面，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采取了完全不同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分析方法，即通过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和社会大生产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财政的本质及其财政支出运行规律。这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财政支出观的一个鲜明特征。
首先，经典作家建立了科学的国家学说，深刻地论述了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及其财政支出的内在分配关系。传统的国家观从君权神授论到社会契约论都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美化统治阶级，愚弄劳动人民，为统治阶级的“合法统治”提供理论依据。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则从唯物史观出发，正确地阐述了国家的性质及其内在属性。恩格斯说：“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是社会在一个有形的组织中的集中表现。但是，说国家是这样的，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独自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他还指出：“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进一步从社会生产力发展及其阶级分化的角度论述了国家的起源和性质。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必然划分为阶级。在这个完全委身于劳动的大多数人之旁，形成了一个脱离直接生产劳动的阶级，它从事于社会的共同事务：劳动管理、政务、司法、科学、艺术等等。因此，分工的规律是阶级划分的基础。但是这并不妨碍阶级的这种划分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这也不防碍统治阶级一旦掌握政权就牺牲劳动阶级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并把对社会的领导变成对群众的剥削。”这说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把国家看成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人类社会出现剩余产品和阶级分化的必然结果，从本质上讲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除了具有本质上的阶级属性外，还具有一般的社会性职能，后者对国家来说同样是不可缺少的。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某种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它的这种社会职能时才能持续下去。”上述两方面的职能属性在阶级社会里成为国家的有机统一体，正如马克思在划时代的巨著《资本论》中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监督劳动的性质时曾讲过的：“政府的监督劳动和全面干涉包括两个方面：既包括执行由一切社会的性质产生的多种公共事务，又包括由政府与人民大众相对立而产生的多种特殊职能。”经典作家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的这种“社会职能”不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还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进一步得以强化，马克思指出：“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较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看，证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国家社会性职能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以上所论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国家观的完整内容体系，肯定一点而不及其余都是片面的。
经典作家的财政支出观与其国家观紧密相关。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财政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财政的收入分配及其支出分配导源于国家职能，并且是国家全面履行其职能的一个工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为了维持这种公共权力，就需要公民交纳费用—捐税。捐税是以前的氏族社会完全没有的。但是现在我们却十分熟悉它了。随着文明时代的进展，甚至捐税也不够用了；国家就发行期票、借债，即发行公债。”精典作家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财政与国家的关系，它不仅表明财政的职能是服务于国家“公共权力”，而且反映了随着社会发展而引致的财政职能的拓展和财政支出分配规模的扩大，进而通过“捐税”和“发行公债”来弥补，以为国家担负的职能提供财力保障。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在现代社会中，国家职能既有政治性的职能，也有用来满足社会共同需要的社会一般性职能，而国家的一种职能的履行也只能由财政来支持。马克思指出：“一切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只要它们还不能由资本本身在资本的条件下创造出来—必须由国家收入的一部分来支付，由国库来支付。”马克思这里讲的“一般的，共同的生产条件”即是属于社会的共同需要，显然，马克思将财政支出分配看作是实现国家多种职能的重要工具，财政与国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然而，经典作家并没有仅仅停滞在财政支出与国家职能一般关系的分析上，而是进一步揭示了财政支出分配关系的实质，认为包括财政支出在内的整个财政分配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恩格斯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劳动的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社会生产基金和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的形成和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这种基金都是一个特权阶级的财产，而政治上的统治权和精神上的指导权也和这种财产一起落到这个特权阶级的手里。”这说明，财政收支分配关系是从社会产品分配关系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特殊的分配关系，它是凭借国家权力实现的，其实质也是为统治阶级或“特权阶级”服务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时指出：“法国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是和保持这个庞大而分布很广的国家机器分不开的。它在这里安插自己的多余的人口，并且以薪俸形式补充它用利润、利息、地租和酬金形式所不能获得的东西。另一方面，资产阶级的政治利益又迫使它每天都要加强压制，即每天都要增加国家政权的经费和人员。”经典作家在谈及与财政支出直接相关的资本主义国家预算和赤字时，更加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国家预算是“阶级的预算，是由贵族执笔写出的资产阶级的预算。”“国家财政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益。”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财政支出观，既从一般意义上揭示了财政支出分配与国家的内在联系，说明财政支出分配决定于国家职能，同时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财政支出分配与国家的本质联系，说明在阶级社会中，财政支出分配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
其次，马克思创立了科学的再生产理论，阐明了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形式，也为财政支出分配奠定了重要理论基础。社会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最初是马克思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的，但较为全面、系统、完整的论述则体现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中，另外，在《*2政治经济学批判*3导言》中也有涉及。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博大精深，其要点可以概括为：首先，社会再生产是由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构成的，各个环节之间存在着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从而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社会再生产的有机整体。马克思指出：“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本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这里，马克思指出了，在社会再生产这个统一体内部矛盾的诸方面中，生产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生产对分配、交换、消费起决定作用，但是，分配、交换、消费并不是生产的消极产物，它们反过来又积极地影响生产。其次，从实物和价值两个不同方面揭示了社会总产品的构成，为社会再生产的分析提供了理论前提。社会总产品是整个社会各种物质资料的总和。马克思运用高度的抽象法，将社会总产品从物质形式方面区分为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两部分，进而把社会生产分成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和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这是十分科学的。同时，马克思从价值形态方面把社会总产品区分为三部分，即不变资本价值(C)、可变资本价值(V)和剩余价值(m)。只有弄清了社会总产品的实物构成和价值构成，才能分析和理解社会总产品的实现问题，才有助于建立起科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再次，社会总产品如何从价值和实物两个方面同时得到补偿，这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核心问题。社会再生产要顺畅进行，必然要求社会总产品在流通中能够顺利实现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价值补偿就是产品价值的各个组成部分从商品形式转化为货币形式，实物补偿就是社会总产品转为货币形式后，还应进一步转化为所需的商品，包括资本家所需的生产资料和人们所需要的生活消费资料。可见，只有社会总产品同时实现上述双重补偿，社会再生产才能周而复始地运动，如果任何一个补偿实现不了，都会使社会再生产运行遇到障碍。再一点就是，马克思将社会再生产区分为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并科学地分析了两种再生产的实现条件。简单再生产是指生产过程在原有规模上的重复，是扩大再生产的基础和出发点。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实质就是在不扩大生产规模的前提下，具体如何实现其社会产品的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对此，马克思作了精辟的分析，作出了简单再生产实现条件的内含规定，这就是社会总产品各个组成部分需要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进行交换。扩大再生产通常要以资本积累为前提，但资本积累只是一个重要源泉，不是唯一源泉。马克思认为，没有积累而通过其它因素如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生产设备的利用率、节约使用劳动对象等也可以扩大生产规模，提高生产效率。马克思分析扩大再生产实现的条件是着重在资本积累前提下进行的。马克思指出，扩大再生产需要具备两个前提条件，即必须有追加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在这前提下，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扩大再生产的平衡条件，这就是扩大再生产要顺利进行，客观上要求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必须保持平衡。也就是社会总产品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上要相对平衡，同时总的价值形态和实物形态之间也必须相对平衡。概括地讲，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核心和精髓就是社会生产的按比例发展，客观上要求生产资料的生产与消费资料的生产要互相适应，按照一定的比例关系，在社会生产各部门、单位之间分配社会劳动，配置社会资源，使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保持相对的平衡。应该指出的是，马克思在阐述社会再生产原理时，虽然并未专门讨论财政问题，但从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一系列精辟分析中，可以引申出精典作家的一个重要的财政支出观，这就是适应社会再生产运动过程的客观规律，作为内在于分配环节重要组成部分的财政支出分配必须在整个经济、在社会范围内进行统筹安排，讲求合理的比例关系，按照合理的客观比例的要求分配资金。这也是财政支出分配的一个重要规律。财政工作只有认真按照这一客观规律的要求组织财政分配，才有利于社会再生产的顺畅运行，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有条不紊地发展。
再次，经典作家提出了“社会扣除理论”，为财政支出分配作出了原则规定。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批判了拉萨尔所谓的“公平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之类口号的虚伪性和荒谬性，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制条件下，社会总产品分配所应遵循的顺序及其分配原则，即社会总产品对社会成员进行分配时，必须根据社会再生产和社会公共消费的需要，依次进行一系列扣除，这就是著名的“社会扣除理论”。经典作家论及的社会扣除包括：“第一，用来补偿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部分。第二，用来扩大再生产的追加部分。第三，用来应付不幸事故、自然灾害等的后备基金或保险基金。……剩下的总产品中的其它部分是用来作为消费资料的。在把这部分进行个人分配之前，还得从里面扣除：第一，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的一般管理费用。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极为显著地缩减，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减少。第二，用来满足共同需要的部分，如学校、保健设施等。和现代社会比起来，这一部分将会立即显著增加，并将随着新社会的发展而日益增加。第三，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等等设立的基金。总之，就是现在属于所谓官办济贫事业的部分。”马克思关于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六项扣除”理论，指明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顺序和原则，阐述了社会总产品分配的内部结构，要求在社会总产品分配时，既要满足社会再生产的需要，又要保证社会共同消费的需要，这是整个社会经济进步和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条件。上述“六项扣除”的每一项都与财政分配直接相关，而且其中用于扩大再生产追加部分、用于智力开发部分、用于后备部分、用于社会保障部分、用于行政管理部分等，都离不开财政的主导作用。因此，精典作家的“社会扣除”理论不仅是社会总产品分配共同规律性的体现，同时也是财政支出分配的一项重要原则。
四、邓小平理论体系中的财政支出观
邓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由他新自创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及其中国现代化建设理论等，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等一系列基本问题，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因此，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财政方面，小平同志亦有大量精辟的论述，而且往往从宏观全局及其战略的高度考虑财政问题，因此，小平同志的财政理论属于全局财政思想，并构成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里试结合他的整个理论体系和全局财政思想，阐述一下小平同志的财政支出观。
(一)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财政支出政策的确立要有全局观念，要为党和国家一定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服务
财政历来与国家具有紧密联系，在任何社会条件下，财政都是实现国家职能的重要工具，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志也曾指出：“国家的预算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全面反映着整个国家的政策，因为它规定政府活动的范围和方向。”小平同志从社会主义和思想的上述原理出发，不仅深刻地论述了财政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认为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而且明确要求财政工作及其财政收支政策要有大局观念，考虑问题要从全局出发。他说：“财政部提意见，是从全局出发，考虑有钱没有钱，是否符合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那么，财政的全局观念是什么？邓小平同志在1954年的全国财政厅局长会上指出：“财政工作的全局观念是什么？财政部门是集中体现国家政策的一个综合部门，和其他工作一样，它必须服从总路线，即必须保证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总任务的实现。所谓总路线，其主体是国家工业化，两翼是两个改造，即对农业、手工业和对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财政工作就要保证国家工业化和两翼改造所需的资金。”这一论述高屋建瓴地阐述了财政收支分配政策的目标，体现了小平同志全局财政思想。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党和国家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无疑需要赋予新的内涵。对此，我认为，需要结合小平同志有关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述加以理解，这样更有助于把握当前财政的全局观念及其财政支出政策的导向。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思考，他指出：“社会主义时期的主要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使社会物质财富不断增长，人民生活一天天好起来，为进入共产主义创造物质条件。”“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总之，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这里，小平同志全面论述了今后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命运，涉及到社会主义的“任务”、“本质”和“原则”，无疑这应成为今后长时期党和国家面临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同时，根据小平同志的全局财政思想，这也应成为新时期确立财政支出政策目标的主要依据。
(二)从现代化建设的战略目标出发，优化财政支出分配结构，促进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
小平同志对我国未来的发展战略极为关注和重视，经过慎密思考，提出了“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第一步，在90年代初期基本解决温饱。第二步，在本世纪末步入小康。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小平同志认为，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意义非常重大，“第一，是完成了一项非常艰巨的、很不容易的任务；第二，是真正对人类作出了贡献；第三，就能够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么，如何实现“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呢？依据小平同志的论述，结构问题是一切经济问题的核心，并把财政分配及其财政支出结构优化作为推动生产力发展、实现结构调整、促进社会经济协调发展的强有力的手段。这包括两个重要的方面：一是科教文卫与经济的协调发展，一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
对于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小平同志强调，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象经济与教育、科学，经济与政治、法律等，都有相互依存的关系，不能顾此失彼。为了使科学、教育早出成绩，快出成绩，小平同志在考虑经济发展战略时，把科学和教育与农业、能源与交通放在同一战略位置上。他指出：“战略重点，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我看是关键”。依据这样的战略目标，小平同志提出要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加大财政对科教事业的投入。他说，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和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发展的比例失调，教科文卫的费用太小，不成比例。像埃及这样的国家，人口只有四千万，按人口平均计算，他们在教育方面花的钱，也比我们多几倍。因此，小平同志反复告诫全党：“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另一方面，小平同志在强调科技、教育等方面的同时，始终要求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加快发展生产力。他认为，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经济发展还比较落后，发展科技和教育的经济基础相对来说还比较薄弱。如果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这样，小平同志就把科教文卫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的辩证关系理清了，也对财政分配结构提出了原则性要求。
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小平同志也十分重视结构问题，主张狠抓产业结构的合理布局。他说，我们过去长期搞计划，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没有安排好各种比例关系。农业和工业比例失调，农林牧副渔之间和轻重工业之间比例失调，煤电运和其它工业比例失调，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为了理顺这些关系，小平同志十分关注经济调整工作。60年代的调整，他是积极的参与者和决策者之一，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的调整他是主要的决策人。他认为，调整是为了摆脱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不同程度的不平衡走向比较平衡。如果不调整，该退的不退或不退够，我们的经济就不能稳步前进。改革开放以来，小平同志对结构问题更多地从宏观战略上考虑。1982年他在《前十年为后十年做好准备》一文中指出，我们整个经济发展的战略，能源、交通是重点，农业也是重点。至于具体步骤，小平同志认为，前十年主要是为后十年的更快发展做准备。“哪些项目早上，哪些晚上，要有个安排，不能挤到一起。能早上的就集中资金早上，早上一年早得到一年，不然要拖到下个世纪去了。真想搞建设，就要搞点骨干项目，没有骨干项目不行。不管怎么困难，也要下决心搞。资金、材料不够，宁可压缩地方上的项目，特别是一般性的加工工业项目。这些项目上得多，也顶不了事。”鉴地我国重复建设、重复引进、重复浪费的严重局面，小平同志要求全党加强投资方向的研究，并建议组织一个班子，研究下一个世纪前50年的发展战略和规划，主要制订一个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的发展规划。要采取有力的步骤，使我们的发展能够持续、有后劲。他说：“要研究投资方向问题。日本人说搞现代化要从交通、通讯入手，我看有道理。我们在这方面老是舍不得花钱。”他主张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加强这方面的投资。
综上可以看出，小平同志不仅提出了“分三步”的现代化战略目标，而且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和措施，这当中财政政策支持及其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地至关重要的。现在我国正处于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二步战略目标的过程中，并将从下世纪初进一步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小平同志关于财政促进科教文卫与经济协调发展，财政是加强基础工业和农业、优化产业结构布局的强大杠杆的论述，对于我们今天加强结构调整，实现“两个转变”及整个现代化建设目标，仍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三)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稳固可靠的基础上
财政是国家财力分配的枢纽和主渠道，国家财政的能力与状况如何，对于国家职能的正常履行，对于经济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对于宏观和微观经济的有序运行，都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正因如此，邓小平在他的大量论著中，一贯强调和关注国家财政的稳固。早在1954年，小平同志针对国家财政出现的一些不稳定现象，明确指出“要把国家财政放在经常的、稳固的、可靠的基础上”的目标和要求，并态度坚决地指出：“我们必须做到这一点，这不光是要财政部来做，要靠大家来做。”今天看来，小平同志关于稳固财政的思想，有着非常深刻的含义，它不仅是维持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的需要，也是国家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客观要求，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财政经济工作，都有着重要的指导性意义，是我们应长期遵循的一个指导原则。
如何确保财政稳固？他认为，关键在于发展经济，这是增加财政实力的关键，也是他的一贯思想。同时，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的改善都要坚持量力而行、量入为出的原则。1986年他指出：“为了解决财政赤字问题，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那么多。要把地方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设施。我们只能走这条路，还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这一论述实际上也涉及到了财政支出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坚持量力而行，防止支出总量膨胀。另外，小平同志特别提出了财政支出中节减行政经费的思路，认为这是国家积累工业化资金的一个重要方法，是争取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我们必须坚持贯彻的原则。
五、几点思考和看法
以上对古今中外的财政支出理论进行了概略性的历史考察，考察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说明在历史和现实中已经出现或形成了哪些理论，而关键在于吸收这些理论的营养成份，以便更好地发展理论，指导实践。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评述性的看法和认识。
(一)研究和解决当前中国的财政支出政策问题，必须将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作为其根本的指导思想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时期，财政改革及财政支出政策的制定固然需要借鉴西方的一些经验和做法，但有一个大前提需要明确，即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理论为指导，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不能有丝毫的动摇。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正确地论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相互对立统一的关系，揭示了国家的起源、国家的职能及其财政与国家的本质联系，阐明了社会生产的一般原理及其社会总资本再生产的实现条件和形式，由此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同时，也揭示了财政领域内收入分配和支出分配的内在规律，这是我们进行财政学研究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邓小平理论与马克思主义一脉相承，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由小平同志亲自创立的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学说及其现代化建设发展理论等，内容博大精深，分析透彻精辟，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从而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完整体系。这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和体制转轨提供了理论依据，也为财政改革、财政发展和财政分配政策的调整指明了方向。在财政分配领域，小平同志发表了大量论述，其最为核心的部分可以概括为“全局财政思想”，这必将成为今后长时期具体指导我国财政运行和确立财政支出政策的一个重要原则。
(二)对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应该采取正确分析的态度，其内在的一些科学成分值得借鉴
当前我国经济学界对西方经济学(包括西方财政理论)有两种倾向值得注意：一种倾向是对西方经济学奉若神明，照抄照用，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主张从经济理论到经济政策都要和西方“接轨”。这是十分错误的，因为从根本上说，它脱离了中国的国情。另一种倾向是受长期以来极“左”思潮的影响，对西方经济学讳莫如深，采取一概排斥的态度，同样是不足取的，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事实上，西方经济学特别是现代西方经济学如撇开其阶级属性不谈，在相当程度上是适应现代社会化大生产过程的，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的一些现实经济矛盾，其内在的理论体系及其政策主张并不是完全没有可取之处。特别是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虽然我们不能完全照搬西方的理论，但反映市场运行客观规律的一些共性东西，我们不能拒绝。因此，对于上述两种极端化的倾向应该抛弃，而需要采取了解、分析、扬弃的方法，对于其中的某些科学成份进行吸收借鉴。根据这一思想，这里侧重说一下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值得借鉴的一些地方。首先，自凯恩斯以来的现代西方财政支出理论尽管有各种流派，观点亦有分歧，但都是建立在国家宏观调控理论基础上，它否定了传统经济学市场自动均衡的学说，揭示了资本主义的现实矛盾，反对自由放任的思想，极力主张国家干预，并将财政支出政策作为国家干预和宏观调控的一个重要手段，将宏观经济稳定(如熨平经济波动，维持充分就业等)作为财政支出政策的基本目标。这实质上反映了现代市场经济运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从而说明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及其财政支出政策的重要性，并使财政支出政策的运用具有充分的针对性，这是需要我们予以高度重视的。其次，财政支出政策与税收政策、货币政策如何综合协调运用，如何松紧搭配，以共同作用和服务于宏观调控的目标，这也是现代西方财政支出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明显特征，需要我们认真研究借鉴。再就是其研究方法也给人以启示，这不仅包括从定性分析延伸到定量分析，而且还包括从经济运行中提炼出理论问题，再提出相应的政策主张，使实践、理论、政策相一致。
(三)中国历史上的某些财政支出思想也有“闪光”之处，需引起我们的重视
如前所述，中国历史上的财政支出思想，确实是丰富多彩，既有继承又有发展，既有中国固有的东西又有学习西方国家的成分。从总体来看，这些思想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局限，有的甚至是历史糟粕，必须废止。但也有一些支出思想反映了社会进步的要求，属于中国传统优秀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我们研究借鉴。比如，反奢节用，控制财政支出的思想；重视财政支出结构，集中财力优先保证主要项目开支的思想；注重财政支出效率，减少浪费的思想；强本节用，将财政支出和财政收入结合起来的思想；根据支出组织收入的“量出为入”的思想，强调财政收入平衡的思想等等。这些思想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的是我们今天财政支出思想的渊源，有些与我们今天的财政支出思想大致相同，明些为我们研究今后的支出政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所以，这些财政支出思想是我国财政支出思想史上的宝贵财富，应受到高度的重视。
主要参考文献
周伯棣《中国财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会，1981年
项斌等编著《中国古代财政思想史稿》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3年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李嘉图《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萨伊《政治经济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坂入长太郎《欧美财政思想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萨缪尔逊《经济学》
《马恩全集》
《邓小平文选》
本文关键词：财政支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