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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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明确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促使渐进式改革继续向纵深推进，改革步伐明显加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了主要作用。与此同时，传统计划所具有的强制性逐渐弱化，计划指标、计划手段对经济的调控作用开始向指导性、预测性、灵活性转变。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运行环境的深刻变革，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波动形成机理呈现出新的特点。1991年中国经济进入建国以来的第9轮周期，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4轮周期。1992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14.2％，达到这次周期的高峰，此后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速度，但呈现出逐年下滑的趋势，1999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7.1％，2000年经济增长出现转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为8％，但是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又出现回落为7.3％。根据朱总理在九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所做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报告》，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十五”期间年均经济增长速度预期为7％左右。因此，从目前和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经济基本走势分析和预测，本轮周期是否已经走出谷底，形势还不明朗。但是，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就是与前几轮周期相比，本轮周期的收缩期将大大延长，经济将在低谷持续运行一段时期，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潜力较前几轮周期缓和。人们通常把一个周期中出现的经济较长时期处于低谷的徘徊状态，称为经济周期的“宽带现象”。这一现象已经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广泛重视，他们分别从制度、供求关系、分配体制等角度进行了研究，提出了各自的观点和对策。在下文中，我们将根据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的新特点，选择若干月度经济指标来构造一个综合指数，据此进一步分析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的具体特征。
二、短期经济波动测定的若干理论问题
（一）周期类型的选择
从发展和演变的动态过程来看，经济周期一般可划分为古典周期和现代增长周期两大类，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就属于现代增长周期。对于增长周期可以按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其一是阶梯周期分析方法，其二是离差周期分析方法。
阶梯周期是指经济增长速度的周期波动，是最基本意义上的增长周期。在处理方法上，它是把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各期数值同前一期或前若干期的指标数值进行对比所得到的速度指标在时间上的波动来描述增长周期波动。
离差周期是指各经济活动水平指标的数值对其趋势值的相对偏离程度在时间上的周期波动。在指标的处理方法上，它要求：（1）消除序列的季节波动（研究阶梯周期也有这一步骤）；（2）求出序列在各期的趋势值；（3）求相对数｛（1）／（2）｝，并对所得相对数进行平滑处理（平滑过程阶梯周期也不能免）。
如果对同一组资料同时采用这两种方法来研究，会发现这两者的测量结果是有差别的。主要差别是：（1）序列周期转折点在出现的时间上不同，在离差周期处于峰顶和谷底的时候，阶梯周期总是处于平均增长率上。离差周期处于由复苏走向高涨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峰顶，离差周期处于收缩走向萧条的转折点处时，阶梯周期处于谷底。（2）两种方法反映周期波动的敏感性不一样。阶梯周期比离差周期敏感（注：）。阶梯周期分析中，有的以序列的各期值与前一期对比，以月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有的则是以每月值同前3个月、6个月、12个月的数值进行对比得出的季距、半年距或年距发展速度的波动来反映周期波动。我们采用阶梯周期分析中的年距发展速度来反映20世纪90年代中国第9轮周期波动。
（二）短期波动指标体系设计
经济活动的数量特征能够通过统计指标（变量）的数量变动特征表现出来，反之，统计指标的变化亦是一定范围内某种经济现象总体变化的数量测度的结果。因此，统计指标作为测定经济活动变化的指示器，在经济增长波动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经济波动现象的出现不是单一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和制约的，在建立短期经济波动指标体系时，不仅要考虑指标体系的完备性，而且要顾及指标间反映经济波动的非重复性，尽可能使所建立的指标体系为指标集中的最小完备集。
1.指标体系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经济运行是一个动态连锁过程，既受经济系统内部因素的影响，如生产能力、消费水平等，又受系统外部因素的干扰，如自然灾害、社会动荡、战争等。虽然准确测度这些因素的影响程度是困难的，但反映其变动的数量特征尤其是发展趋势，则可通过统计指标变动规律的研究来实现。事实上，统计指标具有刻画经济变动规律这一功能，已被中外大量的事实所证明，经济“脉搏”的跳动频率是经济变量综合作用的结果，亦是统计指标变化特征的综合反映。然而，我们也应认识到，统计指标作为认识经济规律的基本变量，在具体测度经济“脉搏”跳动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对于不同的客观总体，有些反映较为全面、准确，有些则不然。这一现象存在的原因，既有客观上的也有主观上的，主要源于经济客观总体与刻画手段两个方面。经济波动现象的发生，是多层次、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种多元化的影响不会形成模式化的呆板结果，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表现出不一致的结论。在经济领域内，根据内容、对象等可将客观总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而每一总体又可细分为许多子总体。一般而言，统计指标不管是综合性的还是其他属性的，它只能反映总体的某个侧面，不能也不可能反映全貌；只有当它们形成指标体系时，才有可能反映总体的主要面貌。因此，在经济波动研究中，统计指标体系肩负着刻画经济变动规律的重任，是度量经济变动数量特征的神经网络，是研究经济波动的基石。
2.指标体系设计的原则
从众多的统计指标中选择反映经济波动的具有代表性的指标并构成指标体系，这项工作必须遵循指标体系的特征和指标体系的设计原则。
首先，指标体系中各指标应具有以下特征。
（1）指标的记录应足够长。我们知道，一个短期波动周期往往需要几年，要确认周期波动的存在，并研究其波动规律性往往需要几年的数据。从这样长的时间内发现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是否重复发生，这种重复性在统计上是否可能性很大，只有以相当大的把握认为周期波动确实存在，然后才能研究周期波动的统计规律性。
（2）指标波动具有明显的周期性。指标应具有较明显的某种类型的周期波动，以便能够观察到其周期波动形式确实存在。
（3）指标的周期波动应比较稳定。以大体上一致的波长作重复性的周期波动。
符合以上3点的指标均可作为指标体系的组成部分。但是，在众多的指标中，具有这3种特征的指标可能很多，因此，必须根据一定的原则对指标进行筛选。这些原则包括：
第一，经济涵义的重要性。不同指标反映经济活动的不同侧面与内容的变化特征，并且对于同一活动所起的作用或影响也不尽相同。所以，选择具有重要经济涵义、对经济增长波动作用贡献大的指标尤为重要。
第二，变动的协调性。研究经济波动就是要分析与经济总体变动特性相关的指标及其相互关系。按指标的变动轨迹与经济周期波动的变化轨迹之间的关系，可以粗略地将指标划分为3大类：一是，在时间上和波动起伏上基本一致，即指标的扩张和收缩与经济总体的扩张和收缩大致同时同向变动；二是，在时间轴上经过平移后其轨迹能基本吻合，即满足第一类中的条件，这里的平移是指指标的向前或后退；三是，前两类以外的其他指标。指标变动的协调性就是指所选指标要具备第一、第二两类指标的性能，这对经济波动研究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三，变动的灵敏可靠性。经济指标反映经济总体变动具有不同的灵敏性和可靠性，有些指标在经济总体即将发生或刚发生变动时，就表现出超前的征兆，而当它们上升或下降时，一般有较大概率预示着总体经济活动的扩张和收缩。研究经济波动需要有能及时捕捉经济运行变化方向且具有较高可信度功能的指标。
第四，变动的代表性。指标的变动常常是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对于总体具体变动的特征，也常常表现出一个指标与几个指标或一组指标与另一组指标反映其特征几乎是等价的特性；因此指标间存在着一定的可替代性。所以，选择指标既要具有较强的代表性，又要避免过多的重复。
第五，变动规则的稳定性。经济指标变动的轨迹大多不是呆板或机械的，诸如严格地按正弦或余弦轨迹波动的指标是没有的，并且一般指标的波动性能也不很稳定，这给经济分析带来了相当大的困难。选择波动稳定性强的指标对于增强研究的科学性大有益处。
3.指标体系的组成
经济波动来自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不同方面或同一方面的因素对经济波动贡献的大小也不尽相同，有些相差很大；对经济波动的研究就是要对引发经济波动的主要因素进行分解。因此，指标体系中的变量应选自经济活动的主要方面。为了确保指标数据的权威性、准确性、可靠性，指标体系的构造将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来选择。
我国国家统计局每月定期公布月度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主要包括6个方面：第一，工业。主要指标包括当月工业总产值（现为工业增加值）、月度累计数和同比增长率（进一步细分为轻重工业、不同经济类型工业产值）及主要工业产品产量。第二，交通运输。主要指标包括货运量、货物周转量、客运量、旅客周转量。第三，固定资产投资。主要指标包括全民固定资产投资（1996年以后，改为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其中又细分为基本建设投资、更新改造投资、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其他投资等。第四，国内商业（现为国内贸易）。主要指标是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其中又细分为消费品零售额（包括居民和社会集团两部分）和农村生产资料零售额，目前该指标改为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按行政隶属关系和行业进行细分。第五，对外经济。主要指标是进出口总额、出口额、进口额，新近增加批准利用外资协议和实际利用外资额。第六，劳动工资、物价。主要指标有职工工资总额（1997年以后取消）、全社会零售物价总指数、35城市职工生活费用价格指数、消费品零售价格指数、农业生产资料零售价格指数、服务项目价格指数等。1998年底，在以上6大类指标的基础上，国家统计局又增加了两大类指标，一类是财政金融。财政类主要指标包括国内财政收入（其中单列出各项税收收入）、国内财政支出（其中单列出基建支出）和行政管理费；金融类主要指标有现金流通量（M[,0]）余额、狭义货币（M[,1]）余额、广义货币（M[,2]）余额、金融机构存款期末余额、金融机构贷款期末余额、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等。另一类是证券类。主要指标包括上证综合指数（月末）、深证成份指数（月末）、股票市价总值等。2000年4月，国家统计局正式公开出版《中国经济景气月报》，更加全面地反映我国月度经济形势。
为了更加准确地确定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等，我们将根据1990年以来主要经济指标的月度数据来进行分析。在这些月度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将以以上经济指标体系设计原则为依据，选择部分能全面刻画经济波动的指标构成指标体系。指标体系主要包括3个方面的内容：
（1）生产规模。第一，工业生产。工业作为物质生产的主要部门，仍占据中国GDP最大份额，在国民经济活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选择工业增加值作为衡量指标。第二，建设规模。建设规模反映了一国的经济建设速度与发展规模，是经济发展实力与后劲的标志。在这里，我们选择反映固定资产投资总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总额，作为测度建设规模的指标。
（2）市场环境。第一，商品销售。商品销售是各种商品由生产到消费的中间环节，反映社会购买力实现程度。我们选择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作为测度市场流通状况的指标。第二，物价。物价稳定是宏观经济调控实现的目标之一，也是经济稳定发展的重要标志。这里，我们选择商品零售价格指数，作为测度物价水平的指标。第三，交通运输。交通运输的通畅及其规模是经济顺利运行的条件，保证了生产要素和消费品及时到达需求者手中。我们选择货物周转量作为测度指标。
（3）开放度。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各国进出口贸易迅猛增长。对于中国而言，进出口贸易（尤其是出口贸易）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动力量。各国经济周期波动也将部分通过进出口贸易这一渠道相互传递。这里选择进出口总额作为测度开放程度的指标。
以上是我们所构造的指标体系中的主要指标，当然，从理论上分析，应该可以挑选出能够更全面反映短期经济波动状况的指标，但是，由于受所掌握的国家权威部门公布的经济指标数据的限制，我们暂且以这些指标构成分析短期经济波动的指标体系。
（三）短期波动综合指数的构造
因为经济周期波动的复苏、扩张、收缩和萧条都不是在一个月内发生的，而是通过许多经济指标（变量）在不同的经济过程中的不断演化而逐渐展开的。在这些指标中，各个指标波动达到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持续时间都不一样，因此有必要构造一个综合性指数，以此来全面反映经济波动的状况。美国经济周期专家伯恩斯（A.F.Burns）在他有关经济周期理论的讨论中提出了使用综合指数的理论基础，他认为，根据单一指标所得到的周期时间不可能绝对可信，所以，将若干指标综合起来，也许就能防止单一指标可能出现的意外。构造综合指数必须首先确定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所谓经济周期波动的基准日期是指，宏观经济波动达到经济周期的波峰和谷底的时点，即历史上经济周期波动的转折点日期。基准日期一旦确定，周期的持续时间、扩张和收缩时间也就确定了。所以基准日期既是分析周期波动特征的主要依据，又是确定经济变量之间的时差关系的基准。
经济周期波动基准日期的确定并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如同上面的论述，由于宏观经济是一个多侧面、多过程的经济活动的综合体，我们很难用一个单项经济时间序列全面地说明宏观经济的波动。同时，经济波动的复杂性又决定了宏观经济各部分的运动常常不一致，从而给准确地确定基准转折点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目前通常的作法是选择一组重要的宏观经济指标，这组指标的波动被认为与经济周期波动大体上一致，并能从不同侧面反映宏观经济波动。通过这组指标计算历史扩散指数，从而初步推算出基准日期。然后根据记录经济现象和经济政策等的周期波动年表，及专家意见等综合判断来最终确定基准日期。确定了基准日期后，就可以把各个经济指标的周期波动与基准转折点相比较，从而将指标分为先行、同步和滞后。最终决定各个指标对经济周期波动的不同影响方向和程度。
我们这里构造的综合指数，与以上方法有所不同。我们设计的指标体系由6个具体的指标组成，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进出口总额。根据这6个指标每月累计比上年同期增长率所画出的曲线可知，它们的波动周期基本一致。因此，这里将不再分别构造先行、同步和滞后3个综合指数，而是将6个指标赋予不同的权重，构造1个的综合指数，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确定指标的起止时间。中国建国后第8轮周期（1987～1990年）结束于1990年，第9轮周期从1991年开始一直持续至今，因此，这里采用的月度数据指标应从1991年1月开始。但是，我们考虑到年度数据与月度数据在反映经济周期波动波峰、波谷、扩张和收缩期持续时间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更重要地是，为了保证周期的连贯性，使我们能够全面、完整地了解第9轮周期，其中也包括第8轮周期如何过渡到第9轮周期，为此月度数据指标的起始时间设为1990年2月，一直持续到2002年4月，共147个月。这一期间既包括了第9轮周期完整的波动轨迹，也包括了前一轮周期的低谷期。
第二，计算各个指标增长率。这6个指标的增长率是按照它们各自的每月累计数比上年同期数计算得出的。由于是本年同期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因此就不存在季节调整的问题。
第三，对各个指标增长率进行调整。由于受不规则因素的影响，造成指标部分时段的增长率过高或过低，因此，有必要对这些数据进行适当的修正，主要参照该时段前后几期指标增长率进行算术平均。
第四，计算各指标的波动系数。对6个指标分别计算其波动系数（Vt）。
第五，确定各指标权重。将6个指标的波动系数加总，即V＝V[,t]，t＝1，……，6；然后，分别计算6个指标波动系数占6个指标波动系数总和的比重，即W[,t]＝V[,t]／V，这一计算结果W[,t]就是各指标的权重。这里必须指出的是，尽管确定指标权重的统计方法很多，但各种方法都各具特色。经过权衡，本着简单化原则，我们选择了波动系数法来确定指标的权重。
第六，计算综合指数。分别将6个指标的权重乘以其每个月的增长率，即CI[,t]＝G[,t]×W[,t]，然后加总，就得到月度综合指数CI＝CI[,t]，t＝1，……，6。在计算出综合指数之后，我们将以它作为测定本轮周期的基础，并绘制相应的周期波动曲线，以便进一步进行深入分析。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统计描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和宏观经济形势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导致经济周期波动的轨迹、形成机理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下面，我们将根据所构造的1990年2月～2002年4月共147个月的综合指数，对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态势进行简要的统计描述。
（一）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总体概况
按照上一节关于构造综合指数的方法，首先，我们计算147个月（1990年2月～2002年4月）的6个指标，即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货物周转量和进出口总额的增长率，并对不规则变动所造成的奇高奇低的增长率进行适当调整。其次计算波动系数并确定权重，最后计算综合指数，具体计算结果见表1、表2。
根据表2中147个月的综合指数，我们绘制出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曲线图（见图1）。通过分析表中的数据和波动曲线图可知，与以往几轮周期相比，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第9轮周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89年底～1990年初，中国进入第8轮经济周期低谷期，1990年3月开始出现复苏迹象，但整个1990年的以后几个月经济仍在低谷徘徊。1990年底～1991年初，中国经济走出谷底，进入第9轮周期。随后，综合指数增长率迅速回升，虽然个别月份综合指数增长率有所跌落，但总体上仍处于上升趋势。1994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此后，直到1995年7月，经济一直处于繁荣阶段。从1995年下半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衰退期，本轮周期的衰退并没有表现出像以往周期那样，在进入衰退期后急速跌入谷底，随后迅速回升，即周期的衰退阶段和扩张阶段形成一个“V”字形，而本轮周期除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下半年）经济下降速度稍快外，整个衰退相对平缓。1997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短暂的急速下降，并于1998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谷底，以后的1年，整个经济都徘徊于低谷。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小幅上升，经济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速度较慢，回升进程艰难，从波动曲线图上可以看出，1999年这一段曲线非常平缓。2000年初，经济再度出现小幅震荡上扬，综合指数增长率再上一个新台阶。但是，现在还没有充分的依据得出本轮周期已经真正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一结论。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在第9轮周期中，无论是从扩张阶段转入衰退阶段，还是在将来走出衰退期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阶段，本轮周期都将呈现出倒“U”字形或“U”字形的态势，且U字的底部非常平缓，即经济周期波动的峰顶和谷底将不再是一个时点的概念，而是一个时期的概念。也就是说，当周期运行到峰顶后，并不是立即转入衰退期而是在峰位持续一段时间；同样，当周期运行到谷底时，也并不是立即转入扩张运行，而是在谷底徘徊一段时间。因此，周期在波峰和波谷的转折将不会在短暂的时间内急速完成，而将经历一个相对较长的且平缓的过程。
表16个月度指标波动系数和权重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表2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综合指数
附图
资料来源：《全国主要经济统计指标》，《中国统计》，1990年第4期～2001年第2期；《中国经济景气月报》，2001年第1期～2002年第5期。
附图
图1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曲线图
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波动的总体概况反映出，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发生了深刻变化。这表明，中国在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过程中，经济运行机制与新型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相互磨合，已经从开始的不相适应到逐步适应，现在，整个经济运行基本以市场信号为导向，市场机制已经起着主导作用。在这一大背景下，到20世纪末期，中国所经历的20多年的由“计划—供给”型周期向“市场—需求”型周期的转变过程基本完成，“市场—需求”型周期基本定型。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周期阶段划分
通过划分周期的各个阶段、准确把握周期的转折点，有利于我们全面、深入地分析周期波动发生的变化。中国第9轮周期的波动幅度比较平缓，但是周期的各个阶段还是明显的。
1987～1990年的第8轮周期于1987年达到波峰，到1988年上半年，国内经济一直处于过热的高峰区，但是经济增长的高速度难以为继。9月中共中央召开十三届三中全会，决定进行治理整顿。从1988年10月起，经济增长开始降温，总体经济增长的降落，持续了大约17个月，也就是一年半左右。这期间，工业生产增长速度过低（负增长）的状况大致维持了半年时间，即从1989年第4季度到1990年第1季度。1990年初，政府采取了坚持控制总量，调整紧缩力度和结构的宏观调控措施，当年3月起，工业生产开始回升，回升不断加快。之后，整个国民经济形势开始好转。从表2也可以看出，1990年3月起，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小幅回升。纵观1990年的经济形势，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总体经济已经越过低谷，开始局部回升。1991年，中国经济开始全面回升，进入第9轮周期。
1991年1月～1993年1月为本轮周期的复苏阶段，即在1990年走出上一轮周期的低谷阶段后，中国经济进入新一轮周期并开始恢复性增长，1991年12个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接近10％且波动很小，1992年1月～1993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2％～14％的水平。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走出低谷后迅速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主要是由于1992年春，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及10月份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明确了改革开放的目标，即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大推动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加之3年的治理整顿，使国民经济结构、经济秩序得到有效调整并趋于合理。
1993年2月～1995年8月，本轮周期处于繁荣阶段，其间31个月的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20％左右。从1993年经济超高速增长，经济进一步扩张，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峰顶，综合指数增长率达28.57％，本轮周期的扩张是历次周期中较强劲的一次。此后经济增长速度有所回落，但直到1995年6月仍保持了较高的水平。从1991年1月～1995年8月，中国经济保持了5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是中国历次经济周期中经济增长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
表3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阶段划分
附图
1993年下半年，面对经济过快增长以及严重通货膨胀所导致的“过热”的宏观经济形势，中国政府实施了以治理通货膨胀为首要任务的宏观调控，即所谓的“软着陆”。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宏观调控的措施开始发挥作用，经济“过热”的局面得到控制，经济增长率逐渐回落，通货膨胀得到有效控制。1995年9月中国经济出现衰退迹象，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到15％左右，本轮周期进入收缩期。由于此次宏观调控没有采取以往“急刹车”式的大动作，而是采取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以保证经济平稳回落到适度增长区间，因此本轮周期的收缩相对温和，经济增长速度没有出现前几轮周期衰退阶段那样的急剧下降，即大起后的大落，而是平稳回落。衰退初期的6个月，即1995年9月～1996年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回落幅度较大，回落了近8个百分点，综合指数增长率下降到8％左右，此后，综合指数增长率降幅都没有超过2％。1996年底，中国政府宣布成功实现“软着陆”，经济增长率回落到一个适度的区间，当年GDP增长率为9.6％，物价水平回落到6.1％。此后直到1997年12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稳中略降的态势，月度之间波动幅度在1个百分点以内。为了进一步巩固“软着陆”取得的成果，防止通货膨胀反弹，国家确定1997年继续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货币政策，这一政策一直持续到1998年初。1997年7月首先爆发于泰国的金融危机迅速在东亚各国之间传播，各国经济普遍出现衰退，一些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中国经济也受到了不利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来作为推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主要力量的出口，也急剧下降。中国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外需也开始萎缩，需求对经济的约束日益明显，经济增长乏力。1997年底～1998年初，亚洲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开始在中国表现出来。1998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明显的急剧下滑，从1997年12月的6.69％下降到－0.06％，达到本轮周期的谷底。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1998年1月达到周期谷底，这一段时期是本轮周期的衰退阶段，共持续29个月。
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本轮周期进入萧条阶段，整整1年整个经济都在谷底徘徊，综合指数增长率保持在1％～3％左右，波动幅度较小。1998年7月，面对经济增长下滑的严峻形势，中央决定衽积极的财政政策，并在11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以“适当的货币政策”代替了“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1999年初又改为“稳健的货币政策”。
1999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一个小幅回升，当月为6.73％，增幅达4.62个百分点，2月份又回落到5.91％，随后直到1999年底，综合指数增长率都保持在5％左右。2000年1月，经济增长又出现一次小幅回升，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达到10.34％，2～4月份增长率又回落到6％左右，此后到年底的几个月增长率再次回升到9％左右。2001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又下降到6.11％，到3月份上升到9.24％，随后直到年底又逐月回落到5.39％。2002年1月，综合指数增长率有较大幅度回升，为10.06％，随后又出现回落，4月份为6.76％。
第9轮周期在1998年1月达到谷底后，综合指数增长率开始缓慢回升，最高达到10.34％（2000年1月）。但是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经济增长持续几个月（最长一次为1998年5月～1998年11月，连续6个月增长），随即又伴随几个月的回落，表明整个增长形势很不稳定，尚未真正走上新一轮周期持续增长的扩张阶段。到2002年4月，整个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的萧条阶段，从1995年9月出现衰退迹象到2002年4月，本轮周期的整个收缩期共持续了80个月，也是9轮周期中，收缩期最长的一次。
从1998年下半年，中央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增大国债发行规模、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同时中国人民银行连续7次调低利率，都保证了经济的稳定增长，但是，对于刺激经济的效果有限。目前，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把握，作出中国第9轮经济周期已经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的扩张期的结论。
四、中国经济周期波动新态势的主要特征
中国第9轮的经济周期波动，是从1991年开始的，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1992年本轮周期迅速达到高峰，当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14.2％，仅次于1984年的15.2％；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于1994年1月达到高峰，当月综合指数增长率为28.57％。1992年下半年，经济呈现出过热状态，1993年下半年中央开始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措施，终于在1996年底，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保证了经济在低通货膨胀下快速增长。但是，其间也出现了另一个问题，就是经济增长率长期下滑，难以走出低谷。依据我国经济周期的一般规律，周期持续时间一般在5～6年左右，1996年经济应该达到这一轮周期的谷底，1997年进入新一轮周期。但是经济持续下滑的趋势并未改观，1997和1998年经济增长率继续走低。2000年经济开始出现小幅回升，但是并没有表现出持续、稳定增长的态势，经济增长前景尚不明朗。到目前为止，中国经济仍处于低谷徘徊状态。这一轮周期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一）在本轮周期中，我国宏观经济环境发生了深刻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1978年，全国GDP仅为3624.1亿元，1990年上升为18547.9亿元，年均增长9.2％。同期，经济结构调整步伐不断加快，除国有经济外，股份制经济、私营经济、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有了较快发展；三次产业结构趋于合理，农业的基础地位得到进一步加强，轻工业迅速发展壮大，基本扭转了轻重工业比重不合理的状况，第三产业日益受到重视，为一、二产业服务的功能逐渐增强。然而，从总体上看，我国经济仍然没有彻底摆脱“短缺”的困绕，这种“短缺”主要是由于供求结构不合理造成的。1991年开始的第9轮经济周期，我国宏观经济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近10年的时间里，我国经济总量连续登上了几个台阶，1991年全国GDP为2.2万亿元，2001年达9.5万亿元，年均增长近10％。目前，我国在12天时间内创造的GDP相当于1952年全年的总和，长期困绕我国经济发展的“短缺”问题得到根本改观。尤其是“九五”以来，我国经济总量不平衡的矛盾主要表现为供大于求，即一定的产品和生产能力过剩。据国家经贸委国内贸易局商业信息中心对1999年上半年605种主要商品供求情况的调查分析，供大于求的商品437种，占72.2％，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167种，占27.6％，只有一种商品供不应求，占0.17％。另据国家统计局对94种主要工业产品的普查，27.7％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不足，18.1％的产品生产能力利用严重不足，19.1％的产品生产能力在总体上处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近几年新出现的一些热点产品，市场很快就达到饱和，生产能力发生过剩。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环境已经从供给约束转变为需求约束，有效需求不足以及经济结构严重失衡制约了经济的持续、快速增长，且这一局面还将持续一段时间。
（二）从波型上看，这一轮仍然是一个“前峰型”周期
“前峰型”周期是指在每轮周期中，如果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高峰的位置大多处于第1年或第2年，也就是说，往往由上一轮周期的低谷直接跃入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1953～1981年的6轮周期波动看，其波型大多为“前峰型”，1982～1990年的两轮周期，其波型大多为“中峰型”，即高峰在每次周期中的位置大体居中，这样，低谷与高峰之间、高峰与下一轮低谷之间，都有一个适当的过渡。这有利于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平稳性。这一轮周期经历了和正在经历回升——扩张——高峰——收缩——低谷5个明显的阶段，而高峰位置靠前，即按年度增长率计算，1990年经济达到上一轮周期的谷底后（经济增长率仅为3.8％），就于1992年达到新一轮周期的高峰，从谷底到高峰，经济增长率变化了10.2个百分点。如果按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高峰出现在1994年1月，即第37个月，而本轮周期已经经历了136个月（1991年1月～2002年4月）。因此，即使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也属于“前峰型”周期。经济增长率在短期内的大幅度变化，对经济的平稳增长造成了较大冲击。
（三）从波动性质上看，本轮是一个“增长型”周期，也是一个“弱周期”
1953～1976年的5轮周期波动中，有3轮为“古典型”周期，即在周期的谷底，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表现为绝对下降，即负增长。从1977年到现在的4轮周期波动中，年度GDP增长率都未出现绝对下降，而仅表现为增长率的减缓，这就是“增长型”周期。虽然本轮经济周期还未结束，但是，在这一轮周期的以后阶段，预计年度GDP增长率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较小。从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来分析，本轮周期谷底综合指数增长率为－0.06％（1998年1月），出现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亚洲金融危机的不利影响，造成中国进出口大幅度下降，同时，物价持续下跌也是一个原因。而对经济增长贡献最大的工业的增长，仍然保持了正增长（在9轮周期中，我们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得出的“古典型”周期，工业增长率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负增长），因此，我们仍把本轮周期划归“增长型”周期。从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规律看，在相邻的两个周期中，前一个周期为“弱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仍维持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其后的第二个周期为“强周期”，即其低谷时的经济增长率下降到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根据本轮周期的走势以及我国经济增长潜力分析，在这一轮周期谷底，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有可能收缩在7％这样一个相对较高的水平。如果本轮周期的波谷收敛在7％这一水平上，那么，此轮周期将是9轮周期中，除第7轮周期外（1982～1986年），谷位最高的一次（第7轮周期的谷位收敛在8.8％的水平）。这说明，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抗衰退能力在不断增强，同时，由于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在未来要实现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四）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本轮周期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周期
从我国前8轮周期波动来看，4轮周期的扩张期与收缩期相等，即第3轮周期（1963～1968年）、第4轮周期（1969～1972年）、第5轮周期（1973～1976年）和第8轮周期（1987～1990年）；3轮周期的扩张期小于收缩期，即第1轮周期（1953～1957年）、第2轮周期（1958～1962年）和第6轮周期（1977～1981年）；1轮周期的扩张期大于收缩期，即第7轮周期（1982～1986年）。从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周期波动呈现短扩张、长收缩的态势。就20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特点来看，每当经济由扩张转为收缩时，随着政府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一般而言，经济都能迅速走出低谷。但是，按年度GDP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的扩张时间仅仅持续了两年，在第三年就转为收缩，到目前为止，收缩期已经持续了9年，是9轮周期中最长的一次。如果按照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到1994年1月达到本轮周期的高峰，扩张期也仅为37个月，收缩期长达99个月，即使我们以1995年9月本轮周期开始出现明显衰退迹象为转折点计算，本轮周期扩张期也仅持续了56个月，收缩期为80个月。因此，无论按照年度GDP增长率计算，还是以月度综合指数增长率计算，本轮周期都是一个短扩张、长收缩的“短扩张型”周期。尽管政府不断加大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的力度，但收效并不十分明显。虽然本轮周期的收缩期较长，但收缩比较平缓。从1992年周期达到高峰后，直到1999年，年度经济增长率下降了7.1个百分点，平均每年下降1个百分点。整体而言，在历次周期中，本轮周期的收缩期最长，收缩力度却相对较弱，经济波动呈现“微波化”的趋势。这与西方国家经济周期波动的一般趋势相同，即随着工业化进程的不断推进，经济周期波动逐渐由大起大落的剧烈波动向平缓型波动转变，周期的扩张进程相对艰难，收缩期相对延长。
（五）本轮周期中物价波动幅度较大，既经历了严重通货膨胀又经历了严重通货紧缩
前8轮周期中，物价上涨幅度最高的是第2轮周期（1958～1962年）中的1961年，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6.2％，以及第8轮周期（1987～1990年）中的1988年，为18.5％。第9轮周期波峰年过后，我国经历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指数连续3年维持在两位数以上。1993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13.2％，随后的1994年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该年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上涨率为21.7％。以月度物价指数计算，1994年10月达到本轮周期物价指数上涨率的高峰，当月全国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和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上涨率分别为25.2％和27.7％。面对非常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政府采取积极有效的宏观调控政策，一方面，尽量避免采用“急刹车”式的、单一的行政命令调控方式，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市场化手段的运用。与以往相比，这一次抑制通货膨胀的宏观调控措施，并没有造成经济的突然猛烈下滑，即“硬着陆”，而是于1996年成功实现“软着陆”，即在抑制了通货膨胀的同时，经济增长率仍保持较高水平。1994年10月份以后，通货膨胀率止升回落，1997年10月份开始，全国商品零售物价指数出现负增长。到1999年12月，零售物价指数已经连续下降了27个月，1999年商品零售物价指数为－3.0％。从1994年的高峰到1999年的低谷，物价波动幅度达24.7个百分点，是历次周期中波动幅度最大的1次。2000年1月，零售物价指数出现回升迹象，但回升非常缓慢且力度较弱，此后零售物价指数时升时降，除个别月份外，零售物价指数都为负增长。现在通货紧缩就像当初通货膨胀一样，作为一个“新事物”在我国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人们开始感受到一直是西方国家“专利”的通货紧缩的困扰。
五、简要结论
造成当前中国经济周期收缩期延长，长期未能走出低谷进入新一轮周期，即出现所谓“宽带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第一，随着经济总量增长达到一定规模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当经济周期步入收缩期后，经济增长率持续下降的惯性作用在增强，经济调整期相应延长，新一轮的经济增长相对延迟。
第二，在本轮周期中，经济持续几年处于潜在增长率之上运行，破坏了经济运行的正常关系，加之转轨期各类矛盾的剧烈作用，导致收缩期延长，“宽带现象”出现。
第三，在本轮周期中，中国宏观调控逐步从过去“急刹车”式的大动作向微调转变，但在调控时机的选择、调控力度的把握、政策搭配等方面尚处于摸索中。
第四，在本轮周期中，世界经济周期发生了深刻变化，对中国出现“宽带现象”产生了一定影响。
展望未来我国经济周期的走势，我们认为将发生以下变化：
第一，中国经济周期逐渐从过去的短周期向中周期过渡，周期持续时间不断延长，波动幅度减缓，波峰和波谷的位势从高位型向中位型转变。
第二，中国经济周期仍以增长型周期为主，经济增长率将继续保持较高水平，但随着市场机制和政府宏观调控的不断完善，实际经济增长率难以越过潜在增长率水平实现超常增长，而会保持在一个适度的范围。
第三，我国加入WTO以后，世界经济周期对我国周期的影响将进一步增强，但是随着我国经济整体稳定性的增强，抗御外在干扰的能力也将不断提高。
第四，中国经济仍处于工业化中期的特点，决定了工业的周期波动仍是整个周期波动的主要推动力量。
第五，为了避免经济波动大起大落，政府的宏观调控仍会以微调为主，调控手段将多样化，调控重点逐渐从总量调控向结构调整转变。
【责任编辑】蒋东生
【参考文献】
（1）王小波等编著：《经济周期与预警研究——理论、方法、应用》，冶金工业出版社，1994年。
（2）毕大川、刘树成主编：《经济周期与预警系统》，科学出版社，1990年。
（3）董文泉、高铁梅、姜诗章、陈磊：《经济周期波动的分析与预测方法》，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年。
（4）张塞主编：《中国经济波动研究》，中国统计出版社，1995年。
（5）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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