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外文献对财政农业投入研究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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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弱质产业。农业生产和科研具有外部性和准公共产品特征，如仅靠市场机制是无法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农业的这些特征要求政府介入农业领域，尤其是公共财政介入其中。近年来，按照“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重大方略，在2004年至2011年连续8个中央1号文件的指导下，国家不断加大对“三农”的投入力度，尤其是2008年、2009年和2010年国家实施了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的一揽子经济计划，农业投资大幅度增长，有效地夯实了农业基础，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促进了我国农业的持续、健康、稳定发展，为农业现代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关于农业财政支出能否促进农业经济增长，以及农业财政支出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等问题的研究文献，分别从支农支出总量和结构对农业经济增长、农民增收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和规范研究。

1国外文献研究

国外的很多研究主要是分离生产性支出与非生产性支出，很少有分离财政支农以作为一个项目来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的。国外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农业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以及农业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针对不同的国家以及同一国家不同的发展阶段，学者从不同角度研究了财政农业投入问题，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有关公共物品理论的研究“公共物品”的概念是随着学术界对政府职能和国家财政等有关“公共”问题的研究而引入的。公共物品的概念最早是由大卫•休谟(DavidHume)1739年提出，由美国经济学家保罗•萨缪尔森(PaulAnthonySamuelson)加以规范的。萨缪尔森提出现实的市场经济即非单纯的私人经济，也非单纯的公共经济，而是一种公共经济与私人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混合经济”理论的产生，是20世纪财政学的重大突破，到20世纪60年代己成为现代财政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1954年，萨缪尔森发表了《公共支出的纯理论分析》一文，将物品分为“私人消费品”和“集体消费品”。一年后他又发表了《公共支出理论的图解》一文，将“集体消费品”改为“公共消费品”。因此，物品就分为“公共消费品”和“私人消费品”两种。从理论上来讲，公共产品理论作为财政理论之一，是西方国家政府财政支农的重要理论基础。西方学者认为，农产品生产与分配具有私人物品的性质，但农业生产本身又具有外部性和公益性，农业所带来的效益不仅是农业自身受益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还会带来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如农业基础设施、水利设施建设带来的生态环境改善，农业科技成果的推广应用带来的社会进步等。所以，农业又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属于政府财政支持范畴。

1.2有关财政农业支出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1961年西蒙•库兹涅茨(SimonKuznets)出版了《经济增长与农业贡献》一书。库兹涅茨在这本书中提出了农业部门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以及国内农业通过出口农产品而获取外汇收入的贡献。1964年美国的经济学家西奥多•W．舒尔茨(TheodoreW．Schultz)出版了《改造传统农业》一书，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依赖于农业的迅速稳定增长，而且，这个农业必须是现代农业，因为传统农业不具备迅速稳定增长的能力，出路在于引进先进生产要素，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霍利斯•钱纳里(HollisB．Chenery)、莫塞•塞尔昆(MoisesSyrquin)等人根据1950～1970年100多个国家的数据，分析经济长期变化趋势，发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300到1200美元的过渡时期是国民经济结构发生迅速变化的时期，这一时期固定资产用于农业、基础设施、服务业的比重分别为10%、40%和24%。里克•安特尔(RickAntle)1993年估计了一个单方程生产函数，指出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研投入能够降低农业生产成本和提高农民收入，从而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而农业基础设施和农业科学研究所需费用无不依赖于政府财政农业支出。汉斯•宾斯万格(HansP．Binswanger)等1993年估计了印度的基础设施投入和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指出公共基础设施应该投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

2国内文献研究

国内对财政农业支出与农业经济发展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视角:一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总量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其主要从全国层面和地区层面研究的。二是研究财政农业支出结构与农业经济发展的关系。

2.1全国视角下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焕章利用格兰杰(Granger)因果检验数据，验证1986～2000年财政支农支出增长和农业产出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到结论:财政支农支出增长与农业产出增长之间存在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增长推动了农业产出的增长，农业产出的持续增长又进一步推动了政府增加财政支农的力度。(2)肖新成和曹子坚利用灰度综合关联度，分析1990～2003年的数据，检验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增长的关系，得出与农业总产值和农业各税收收入关联度由高到低，分别是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农村救济费、农业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和财政价格补贴。(3)王敏对我国1981～2005年的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数据进行协整检验并建立误差修正模型，得出“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的最重要因素，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次之，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4)魏朗［1］对1999～2003年西部各省份农业经济增长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地方财政支农支出有利于农业经济增长，其产出弹性系数为0.06。(5)刘革、邓庆彪通过对我国1994～2004年财政支农的规模经济效益进行实证分析，发现其中的4年处于规模收益递减阶段，其余6年规模收益不变。影响国家财政支农绩效最重要的投入因素是支农支出的规模，其次是农村救济费的投入。(6)王文普、陈伟采用VAR模型和VEC模型，选取1978～2005年为样本数据，得到的结论是财政支农总支出对农业增加值有着显著的不利影响，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效应。

2.2各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

(1)李玉萍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93～2003年山西省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绝对额逐年上升，但是占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偏低;财政支农结构不合理;财政支农管理体制不完善;财政农业投入在农业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不明显。(2)孙美玉利用Granger因果检验、双对数模型，对1990～2004对甘肃省的财政农业投入进行了绝对量和相对量的比较分析，同时还进行了结构分析，并据此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3)胡春香以1990～2005年的有关时间序列数据为基础，运用统计分析和计量检验来探讨甘肃农业财政支出与农民纯收入动态关系，得出了农业财政支出的增加并未能带来农民纯收入的显著提高，说明甘肃农业财政支出效果并不显著。(4)杨林娟、戴亨对甘肃省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认为财政支农支出是甘肃农民收入增加的主要推动力。(5)陈其清［2］利用协整(co-integration)理论，对湖北省财政支农与农业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与因果关系进行了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公共财政农业投入支出与农业经济增长存在明显的长期均衡关系，但也存在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

2.3最优财政支农支出规模的研究

(1)松山公纪(MatsuyamaKiminori)［3］通过财政支出在不同领域内的比较优势，给出了农业领域内的最优投入规模实证结果，并分析了财政资金投入农业领域同投入其他领域相比的竞争优势。(2)常(Chang，音译)指出财政农业投入对经济增长来说有双重影响，既有可能通过促进农业经济的发展使城镇化速度减慢，从而对宏观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又有可能通过增加农业产出增加所得税和政府支出，从而又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因素，由此他认为财政农业投入应该有一个最优规模，但他只是给出了定性分析，并没有得出定量结论。(3)侯石安析了我国财政农业投入目标选择和政策优化问题，结论是财政应进一步加大农业投入规模，使未来财政投入占农业生产总值由4%上升至10%左右的水平。(4)郭玉清通过构建符合我国具体情况的农业生产函数模型，利用1981～2004年的相关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中国财政农业投入最优规模为8.26%。(5)何振国［4］结合巴罗的分析，政府财政支出G为最优时，MPG=1，类似地，通过对农业生产函数加入财政支农因素并分解，使用1990～2003年的数据对估计出了中国财政支农支出的最优规模大约为农业GDP的47.2%，即此时，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财政支农支出的边际产出为1。

2.4财政支农资金绩效方面的研究

(1)沈琼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0～2001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不断增长，支出的相对规模却在不断下降，分析了原因，同时预测未来十年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总量;运用定量的分析方法分析河南农业财政支出效益情况。(2)李江利用C－D生产函数得出:1984～2003年使用定量模型对新疆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结构效益进行分析，并对农业财政投入资金的绩效进行评价;将新疆农业财政投入纳入WTO框架下进行分析，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3)吴建南利用逻辑模型从投入－产出－中短期结果－长期结果，四个层面构建了财政支农绩效评价指标体系。(4)李星、王艺明运用增长因素分析法和边际收益法剖析了2000～2007年中国26个省际财政支农支出与农业产出的关系，发现不同地区地方政府财政支农不同的边际收益。

2.5财政农业投入与农民纯收入关系的研究

(1)廖红丰等在深入分析财政农业投入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基础上，提出了增加农民收入的财政支农政策现实优化建议。(2)杜玉红等选取1980～2002年财政资金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水利气象等部门的事业费、农业基本建设支出、农村科技三项费用、农村救济费5个变量，运用OLS法分析了其与农民年纯收入的关系，认为支援农业生产支出、农村救济费是农民增收的有利因素，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则阻碍了农民收入增加。(3)刘旦运用VAR模型对财政支农结构与农民收入增长关系的研究表明，从长期角度看，农民收入与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呈负相关关系;与支农支出和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呈正相关关系;科技三项费用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比较大，其次是农村基本建设支出对农民增收的效应最小。(4)王敏等对我国1981～2005年财政农业投资与农民纯收入关系进行了协整检验，并建立了误差修正模型，验证了两者之间存在的长期和短期的协整关系。研究表明，从长期看，农村生产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支出是影响农民纯收入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农村基本设施建设，农村救济费位居第三位。从短期看，支援农村生产支出和农林水利气象事业费以及农村基本设施建设投入增长对于农民纯收入增长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不如长期显著。(5)王力等从农民收入稳定、快速增长与农业弱质性之间的矛盾出发，从实证分析角度研究了江西省财政支农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作用，得出了政府财政支农支出中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江西省农业发展的实际，提出了政策性建议。(6)刘宏杰、李素娜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对1978～2007年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的关系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中国财政支农支出与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有正相关关系，财政支农支出冲击对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具有正向影响。

2.6农业支持和农业保护政策的研究

(1)陈根长提出:外部政策调整和机制转轨的核心是财政支持，要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对农业支持的政策和机制问题，国家正在进行建立公共财政体制的改革，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时机。(2)苏明指出，随着农业现代化程度的提高，农业持续发展对资金需求加大，调整和完善财政支农政策，强化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是当务之急。(3)财政部农业司通过考察意大利、希腊的农业财政政策，提出“三个效益”和“四个依靠”，即环境效益、社会经济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依靠政策、依靠科技、依靠投入和依靠制度创新。(4)苏晓艳、范兆斌通过分析，指出我国财政支农政策体系多年来不仅处于较低的水平，而且还呈现出不断缩减和恶化的趋势，并直接导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供应紧张，价格大幅度上扬，通货膨胀压力大。今后必须从城乡统筹发展、粮食战略性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和农业结构调整优化等事关我国改革与发展大局问题的角度出发，重新调整和构建我国的财政支农政策体系。(5)陈锡文、韩俊、赵阳通过制度的案例分析，指出我国县乡财政危机的原因，主要表现和如何治理农村公共财政危机。(6)何菊芳从公共财政的角度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指出政府应当承担财政责任，打破城乡分割的财政政策，对“三农”多予少取，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改革现行的农村财政体制，充分满足农民对农村公共产品的需求。

2.7从国际比较角度研究

(1)郭玉清从不同国家横向比较情况来看，我国当前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甚至比有些发展中国家20世纪90年代的投入规模还要低，更不用说同发达国家进行比较。虽然不同国家产业结构不一样，决定财政农业投入的最优规模也不同，但数据比较结果仍然说明我国这一指标值远远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2)张彩彬［5］指出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农业财政投入总量不足，农业财政投入结构不合理和农业财政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3)陶学荣分析法国财政支农政策的特色，提出我国农业财政投入政策应突出支农重点，利用低息，贴息等有效支农方法。(4)秦富等对国外农业支持的政策进行了研究。(5)柯柄生研究了国外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的做法、原因及意义。

3财政农业投入研究的述评与启发

综上所述，从国外研究动态来看，国外关于财政农业投入的研究主要侧重于财政农业投入对农业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从国内研究文献看，对财政支农投入与农业增长的定量关系做了大量的分析。这些分析本涵盖了从总量角度到结构角度，从全国总量到省际总量等。就国内而言，关于财政农业投入的研究或者形成的共识更多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判断财政农业投入规模的大小依据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多少;二是优化财政农业投入结构、提高财政农业投入效益。但是，这些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省际研究视角的文献十分匮乏。农业是地区差异很大的产业，不同的省份有不同的农业经济基础和自然资源禀赋，加上产业结构的不一致，所以财政支农产出的不同是属于正常的。尤其随着农业经济的发展和研究的进一步深入，需要从更微观层次上具体分析，诸如对不同地区财政农业支出的研究，以及不同地区间的对比研究等。对于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农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显得尤为重要。二是从公共财政的三大职能的实现角度，研究地方财政农业投入的文献较少。

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整体水平较高，已进入工业反哺农业时期。需要国家采取工业反哺农业政策，加强公共财政对农业的支持，实现工业、农业的协调发展阶段。所以，以公共财政理论为研究依据，研究健全地方财政农业投入体制，不仅有助于健全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而且可以进一步规范财政转移支付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