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财政支出对城乡贫富悬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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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城乡收入差距日趋扩大，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突出矛盾之一。据中国社科院的2011年《城乡一体化蓝皮书》显示，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已达到国际公认的结构失衡程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间的比值，从1980年的2.5倍上升到2010年的3.23倍。除少数几年外，绝大多数年份城乡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收入差距根源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二元经济结构。但是，该差距并没有随着经济发展有所缩小，反而不断扩大。从某个角度看，我国目前经济发展面临的困难和矛盾，与长期以来城乡发展不协调有很大关系。

二、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外对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问题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最为典型的是库兹涅茨（Kuznets，1955）提出的倒U曲线假说。他认为当收入水平较低的时候，金融发展会扩大收入分配的差距；而当收入水平达到一定程度后，金融发展有助于缓解收入分配不平等。目前国内学者对金融发展与收入分配差距之间的关系并无定论。例如，许平祥（2011）的研究表明，基尼系数与金融中介之间的倒U字假设能通过检验，即存在收入分配的库兹涅茨效应。田杰、陶建平（2011）运用1701个县（市）的面板数据，验证了我国农村金融发展的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但也有部分学者认为，由于我国当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制度以及农村金融环境都与国外不同，因此，库兹涅茨效应可能在中国金融发展中并不成立。例如，王征和鲁钊阳（2011）运用动态面板模型证明农村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与城乡收入差距正相关，而并非倒U型关系，即农村金融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各学者的研究结论之所以出现较大差异，主要是研究方法、样本时间以及模型中其他控制变量不同所致。通过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金融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关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二者之间究竟是倒U型关系还是单纯的线性关系。但是，由于我国目前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不均衡，而且各地区之间金融制度和经济主体行为差异较大，基于总体样本得出的结论可能并不适用于某一特定地区。另外，政府在我国当前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必然存在着重要影响，而已有研究成果很少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对金融发展和财政支出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比较的研究更是鲜见。基于此，本文通过构建区域虚拟变量，运用我国1993—2010年省际面板数据，比较研究了金融发展规模和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水平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深入剖析这种影响在区域上的差异，进而提出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变量选择及模型设定

1.城乡收入差距指标（Y）。王少平和欧阳志刚（2008）提出用泰尔指数来衡量我国的城乡收入差距，但该指标计算过于复杂，而且对中等收入水平的变化不敏感。国际上应用较为流行的基尼系数，则由于我国相关统计资料的缺乏，难以准确计算。鉴于此，本文将目前学者们使用较多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比值作为衡量城乡收入差距的指标。2.金融发展指标（fir）。目前衡量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主要从金融发展的规模、结构和效率三方面测度。已有研究成果表明，测量的角度不同，不会对研究结论造成实质性影响，因此本文选择以金融发展的规模来度量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麦氏指标（M2/GDP）和戈氏指标（贷款/GDP）是目前衡量金融发展规模常用的两个指标，国内很多学者的研究结果表明，麦氏指标无法有效地解释中国M2/GDP偏高的问题。因此本文选用戈氏指标，将金融发展规模定义为各省人民币贷款余额与各省GDP之比。3.财政支持指标（fis）。为了体现地方政府一般性财政支出对于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考虑各地区经济总量的差异，本文选择以地方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与各省GDP之比来衡量地方财政支持的力度。4.其他控制变量。除了金融发展和财政支持外，根据已有学者的研究成果，如下因素也会对城乡收入差距造成影响：（1）城乡就业结构（emps）。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城镇，外出务工收入已经成为农村居民纯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即使在农村内部，来自二、三产业的非农产业收入占农民总收入的比重也不断提高。基于此，本文将城乡就业结构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并将城乡就业结构定义为emps=（第二产业就业人数+第三产业就业人数）/总就业人数。（2）地区开放程度（open）。本文将地区开放程度定义为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已有文献大多选择城市化水平作为控制变量，并以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作为衡量地区城市化的指标。但本文认为，由于我国目前城乡户籍制度的限制，很多外出务工人员选择了“离土不离乡”的就业模式，因此以户籍所在地为计算依据的城镇人口数量无法反映城镇实际的人口数量。而地区开放程度往往与城市化水平正相关，同时地区开放程度还会对劳动力的就业观念产成影响，促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因此将开放程度作为模型中的控制变量更为合理。5.区域虚拟变量。为了对比金融发展和财政支持对不同地区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本文设置了west和mid两个虚拟变量：若该截面属于西部地区，则west=1，否则west=0；若该截面属于中部地区，则mid=1，否则mid=0。虚拟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有两种引入模式：加法方式和乘法方式。经反复尝试，作为加法方式引入模型中的两个虚拟变量都不显著，即区域因素只会影响相应解释变量的系数，而不会对模型的截距项产生显著影响，因此选择乘法方式引入虚拟变量。综上所述，最终设定的面板数据模型如下：其中，下标i和t分别表示第i个省份和第t年，eit表示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说明

为避免我国经济金融数据结构性断点问题对实证结果的影响，同时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借鉴王征等（2011）的分析思路，将样本的时间跨度确定为1993—2010年。本文有关农业贷款的原始数据来自《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中国金融统计年鉴》，其余数据均来自国家统计数据库和CCER中国经济金融数据库。由于重庆在1997年后才成为直辖市，为便于研究，将其数据合并到四川省，最终的数据涉及30个省级单位。在西部、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划分上，本文以各省地理位置为主要依据，同时参考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将四川（含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划分为西部地区；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为中部地区；其余11个省级行政区为东部地区。

（三）数据平稳性及协整检验

由于大多数经济变量都是非平稳变量，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很容易导致“伪回归”，因此需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平稳性检验和协整检验。平稳性检验的方法主要有LLC检验、IPS检验以及Hadri检验。其中LLC检验的原假设是截面单元含有相同的单位根，IPS和Hadri检验的原假设是截面单元含有不同的单位根，具体的检验模型根据各变量序列的趋势进行选择，检验的结果如表1所示。由表1可知，在5%显著性水平下，所有变量均为一阶单整序列，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在面板数据模型中，由于个体的异质性、非平衡面板数据、空间相关性以及纵剖面时间序列的协整性等问题的存在，使得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远远复杂于时间序列的协整检验。常用于面板数据协整检验的方法主要有高（Kao，1999）提出的同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和佩德罗尼（Pedroni，1999、2004）提出的异质面板数据的协整检验。本文利用佩德罗尼检验方法对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加以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由表2可知，协整检验的组内和组间统计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下均拒绝不存在协整关系的原假设，因此可以直接进行回归分析。（四）模型估计与分析根据截面单元是否存在个体效应以及个体效应和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可以把面板模型分为混合数据模型、随机效应模型和固定效应模型。不同的模型对应不同的估计方法，而且不同模型的估计结果有较大差异。为了选择最合适的模型，本文同时给出了上述三种模型的估计结果和相应的检验统计量（见表3）。固定效应模型对应的F检验值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了个体效应不显著的原假设，因此固定效应模型比混合数据模型更合适。Breusch-Pagan检验的结果显示，存在个体随机效应，因此随机效应模型比混合数据模型更合适。Hausman检验对应的概率值表明，可以在1%显著性水平上拒绝个体效应和解释变量无关的原假设，即固定效应模型比随机效应模型更合适。综上所述，固定效应模型是最优选择，因此选择表3中第1列的回归结果来分析金融发展和财政支持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是合适的。具体来说：

1.金融发展规模的影响。

可以看出，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是正相关的，而且在1%水平下显著。但是西部和中部地区的金融发展规模与城乡收入差距则呈负相关关系，而且相对于中部地区，西部地区金融发展规模在缩小城乡差距方面的效果更为显著。这说明金融发展规模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差异，这与我国的实际情况也是相符的。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中存在一定程度的脱农化倾向，大量的资金从农村流向城市，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相比较而言，中西部地区的金融机构在国家产业政策的引导下，较好地支援了农村的发展。

2.财政支持的影响。

总体来讲，地方财政支出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但其影响程度按照东部、中部、西部的顺序依次递增。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于地方政府面临发展地方经济和政绩考核的压力，尤其是财政分权后地方政府的财政自主权得以增强，这使得地方政府的财政支出目标偏向于经济增长而忽视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公平目标。中西部地区由于城乡生产率差异较大，因此地方政府财政偏向的程度更为明显，而东部地区城乡生产率差异相对较小，财政的偏向程度也相对小一些。

3.其他变量的影响。

（1）城乡就业结构。从表3中可以看出，城乡就业结构与城乡收入差距呈现明显的正相关性。这意味着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惠农政策，竭力增加农民收入，但单纯的生产性劳动收入对农民纯收入的提高贡献有限，越来越多的农民放弃农业生产，选择外出务工，而农业人口的减少又进一步加剧了城乡收入差距。（2）地区开放程度。从估计结果看，地区开放程度会扩大城乡收入差距。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与对外贸易相关的产业主要集中于城镇，贸易发展主要提高了城镇居民的收入，而对农村居民的影响不大。

四、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变量的前提下，金融发展规模扩大了东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对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城乡收入差距则有抑制作用。这主要是由于国家产业政策对中西部地区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西部城乡金融资源的配置。财政支出水平则与城乡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与东部地区相比，这种现象在中西部地区更为明显。基于以上结论，本文认为，对于西部和中部地区，应继续制定和落实有关政策，鼓励、引导资金支持农村建设，进一步巩固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的成果。通过建立农村资金回流反哺机制，逐步缓解农村经济发展的资金约束和金融压抑问题。与中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金融发展则呈现出一定的脱农化倾向。因此，在保证中西部地区金融支持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东部地区城乡金融的协调发展。与此同时，应改善地方财政支出结构。过于追求GDP的增长必然导致财政支出追求短期经济利益，挤占农业支出。因此有必要将经济发展的公平性和人民生活质量等指标纳入考核体系，促使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部门，将财政支出的重点逐渐向农村地区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