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研究范文精选

本文作者：费久浩作者单位：广州大学

新公共行政学

政治与行政二分暗合了西方权力分立的政治文化心理，而官僚制组织和一般科学管理原理则契合了工业化进程中的政府对技术理性和工具价值的追求。这些使得它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内在西方各国广受欢迎并成为公共行政的通行范式；然而，二战结束后，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对传统公共行政范式出现了大范围的批判声音。批评的焦点在于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民主”完全被“科学化”及过渡强调政治与行政的分离导致了政治责任的真空化。行政成为一个纯粹工具性、技术性和远离政治的领域，价值中立的职业官僚成为国家机器上一颗没有思想的螺丝钉，机械地执行指令，而不问其价值内涵，这导致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的恶”，而职业官僚某种程度上都可能沦为纳粹德国的“阿道夫•艾希曼”①。其次，传统模式采取逻辑实证主义的分析方法，认为组织效率可以通过一般性管理原则来实现，但随着比较公共行政和政治文化学的兴起，人们发现不同的政治体系和社会文化对公共行政原则的需求有非常明显的差异。诚如尼古拉斯•亨利所说，1930年代的学者认为公共行政原则“对俄罗斯公共行政是一种有用的行动指南，如同对大不列颠、伊拉克以及美国一样”，而后来的学者却发现文化因素使得公共行政在地球的一面成为十分不同于另一面的事物。[6]64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女权运动、反战运动等左派政治批判和社会反抗浪潮显示了公民对民主、公平、人文关怀、政府的回应性等价值的诉求。在传统官僚制日益成为低效、平庸、僵化、集权、反民主、缺乏回应性的代名词的情势下，改革这一模式、提出新的公共行政领范式已经迫在眉睫。1968年，在经历了对政治80年的疏离之后，“面对冷酷的理智批判，公共行政敏捷地回到了政治科学温暖的怀抱”。[6]61这一年的明诺布鲁克会议被认为标志着新公共行政的诞生，其核心代表人物乔治•弗雷德里克森提出了新公共行政的主要课题：“传统的或古典的公共行政追求下面两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如何以现有的资源提供更多更好的服务（效率）？我们如何以花费最少来维持服务的水准（经济）？新公共行政加上另外一个问题：这种服务能够促进社会公平吗？”[7]3围绕社会公平这一核心价值观，新公共行政范式的基本观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突破政治与行政二分的思维窠臼，强调公共行政的“公共性”和“民主化”。过度强调行政的“去政治化”以及将公共行政等同于一般性的组织管理并视其为一个封闭系统导致了公共行政的种种危机。弗雷德里克森认为公共行政应该体现以下基本价值：一是回应性，政府应该是以公民为导向的，对公民特别是无权者和无组织的少数派的偏好和诉求应有及时和令人满意的回应；二是代表性，公共行政人员是“代表性公民”，他们“受雇于公民，代表公民的利益，执行和管理公民的事务”；[7]194三是参与性，包括公共部门内参与和公民参与，强调权力分享、组织结构的扁平化和公民对政策过程的深度参与；四是责任感，认为公共行政是一种“道德努力”，“在民主政治环境下，公共管理者最终应向公民负责。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我们的工作才显得崇高神圣”。[7]215

第二，批判传统行政范式狭隘的效率概念，主张用社会性效率取代经济性效率。效率一直是传统范式着墨最多和引以为豪的地方，而新公共行政认为这种简单以投入与产出比衡量的效率观造成了公共行政的异化，导致了行政主体和对象间的疏离，窒息了行政人员和公民的自我意识与公共精神。基于此，新公共行政摈弃了这种机械的效率观，提出了社会性效率的概念，认为衡量公共行政效率不能仅以投入和产出为指标，而应充分地把公共利益、个人价值、社会公平、公共责任、服务质量等价值目标纳入进来。

第三，认为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实现公民尊严和福祉是公共行政的核心和本质所在。社会公平是新公共行政成为一种新范式的建构性特征。弗雷德里克森认为：“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公共行政对公平与平等的承诺，都应该与对效率、经济和效能的承诺同等重要”。[7]216他的“社会公平的复合理论”深受罗尔斯“作为公平的正义”的影响，包括单纯的个人公平、分部化的公平、集团公平、机会的公平。像罗尔斯一样，他同样主张“有差别的优先原则”，认为“社会公平是要推动政治权力以及经济福利转向社会中那些缺乏政治、经济资源支持，处于劣势境地的人们”。[8]6登哈特也认为新公共行政的公平观“不只是意味着要为所有的人提供同样的服务，而是意味着要为那些更需要服务的人们提供更高层次的服务”。[9]28值得注意的是，弗氏还论及了公共行政的代际公平，认为“依据公共行政的精神，考虑后代人的利益是公共行政的一种责任”。[7]143

本文作者：吴月1,2赵小燕3,4作者单位：1中山大学2广东技术师范学院3湖北经济学院4华中科技大学

公共行政领域的批判性研究模式

在JayD.White和GuyB.Adams看来，诠释性研究和批判性研究都应该被看作是公共行政知识增长的合法贡献者，公共行政的大量重要知识正是这样得以发展的。而在Denhardt看来，作为社会科学中的三种研究模式之一，批判性研究应得到更多关注。因为批判性研究通过批评的自我反思过程推动变革，可以重新恢复一种启蒙人类行动所需要的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紧密结合，从而实现自我解放。批判性研究最为重要的价值在于它所提供的知识并不虚伪地承诺“价值中立”，而是主旨鲜明、态度坚决地致力于人类的自我解放。这种研究方法假定，在认识论上，任何“事实”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在历史进程中被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和种族等因素来形塑的。而每个人又是在具体的历史、地域、情景和个人经验中体验、感受到“事实”，因此，每个人赋予“事实”的内涵往往因自己的体验不同而不同，人们呈现的事实没有“真实”与“不真实”之分，只有适合于不适合之分[6]。目前，在公共行政学的研究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运用批判性研究方法而形成的视角独特，颇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批判性研究方法认为实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的解释力之所以有限，原因之一是实证主义没有足够重视社会中蕴涵的人类历史及其制度的可变性。Habermas认为人类制度是社会建构的，因而也就有可能通过有意识的选择和有效的行动来重新建构人类制度，这样也就可能确立一种替代选择[7]。批判性研究方法依据此观点对公共行政学中的实证主义取向和技术理性的思维模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HerbertMarcuse就通过批判MaxWeber指出对于理性解释的各种局限，HerbertMarcuse认为理性概念视为一种确定的手段去达到既定目标的方式，这种方式不仅通过所谓的技术理性模式脱离了对应该服务的各种社会利益的讨论，而且使得各种技术控制的方式变得更加精密复杂[8]。Habermas进一步提出将社会标准结构的建立描述为一个公认标准联合的统治，其建立限定着行为的相应期望值，而且必须通过相互作用的主体才能被理解和确认。而违反技术规则就被认为是缺乏能力，违反公认准则就被认为是不正常的[9]。在此前提条件之下，社会系统按照是否是目的理性行为或者相互作用的支配行为来做出划分。虽然从某种意义上说，通过对技术性理性的贡献我们可以证实行动的正当性，但是我们会仅仅局限于为现有的社会机制的规划问题寻找技术性的解决方案感到满意。而Denhardt更是延续了HerbertMarcuse对MaxWeber的批判，他从公共组织入手，明确指出组织对于人类生活所具有的意义与他们表面所表现出来的合理性有很大的不同，组织应是人类永恒需求的当代表达[10]。因此，对于组织研究应不仅仅局限于遵循技术理性的逻辑，还应该遵循精神寻求永恒的逻辑。Denhardt从三个方面总结出理性模型对于组织生活的负面影响：理性模型将客观与主观相分离，只专注于客观现象，这不利于充分理解组织中人类行为的意义；理性模型关注效率，但是忽略了对个人道德意识的关心；理性模型以事实与价值的二分法为背景，忽视了对个人价值的关心①。出于对组织的理性模型的强烈不满，Denhardt提出应重建一种替代性的组织生活，这种组织生活应帮助我们寻求意义、行动以及可持续性。在这一点上，Denhardt与Habermas的看法得到了融合及统一。而批判性研究方法对公共组织有限性的深入剖析正好揭示了公共行政领域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的深刻本源所在，即技术理性的导向使得公共行政局限于关注外部的客观世界，从而形成去个性化、僵化的管理进程。在这一背景之下，官僚体制将政策过程作为解决当下问题而运用的一种技术规则，技术关怀取代政治和伦理的关怀，成为公共政策的基础[11]。正如JongS.Jun所说：“公共行政表现出了理性分析、效率、规划和目标实现的职业偏见，这意味着公共行政更多倾向于行政管理，也就是说，公共行政主要是服务于统治和管理民众。而有关参与、协商、公民投身公共事务、授权公民和民主过程的思想则退居到公共行政的次席位置”。换言之，人们越来越按照技术的标准看待整个世界，公民的角色不再是协助社会方向的选择，而只是偶尔在行政人员的选择中发挥些微作用。相应的，行政人员的职责在于处理阻碍社会和经济体系运营的问题①。这样一来，公共行政内在的对于民主政治、公共价值的追求，时常与把公共行政作为一门科学的课题来进行研究的意图发生剧烈的冲突。因而，以批判性研究方法进行分析，公共行政领域的合法性危机本质上根源于实证主义量化方法论指引下的忽视公共行政根本价值的危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Lincoln和Guba指出，从方法论的角度观察，公共行政学的危机主要源于以行政理论的理性模式及其背后的实证范式[12]。从更深处挖掘，公共行政的根本价值之所以被忽略，是因为依循主流解释性的思维模式来发展公共行政已成为我们的共识，但是这样一来却严重忽视了批判性研究方法的分析思路。在公共行政研究中，批判性研究方法鼓励我们以一种积极敏锐的积极态度，拒斥决定论、否定主流意识形态与挑战现实；提出对公共行政中现代性的困惑，对历史意识的缺乏进行鞭辟入里的批判性分析，提出了作为体制拒绝者的历史分析立场以及女权主义的公共行政历史视角；在超越技术理性、关注交往模式以及自我反省的批判基础之上，积极探索主流公共行政的批判性替代选择[13]。例如，批判性研究方法运用辩证的语言对组织变革的事件进行重新定义，促进人们对组织生活做出更具动态意义上的理解。批判性研究方法认为在管理者与下属的交往模式是存在缺陷的，局限于狭隘的等级交流层面的语言模式会导致各方价值的表达被压制，在一个充分的公共服务工程中，进行交流的各方应被视为是平等的。因此，批判性研究方法提出了另外一种可供选择的管理方式，这种管理方式不仅仅将目标锁定在控制上而是要帮助个体发现和追求他自己的发展需求，有时甚至要使其认识那些与官僚体制的价值相背离的事实。批判性研究方法对官僚体系以及他们所服务对象之间关系的辩证理解，能够帮助我们揭示出行政官僚是如何向管理对象施加权力，使其遵从严苛的、抹杀个性的行政程序，以及如何通过合作机制限制管理对象为相关机构做出贡献的[14]。为此，公共行政领域的批判性研究认为公共官僚体制应该成为社会自我反省和批判的一个主要载体，它应该重新确定对各种类型的社会关系的民主承诺，代表比当前公共对话的参与者更多的公民的价值与利益。

批判性研究模式在公共行政中的具体应用

公共行政的传统是以技术———工具理性为支撑的体系，体现了垂直管理、职业专家支配、物化的官僚制、安抚公民以及非此即彼的二元思维模式，这种理解公共行政的传统路径显然适用于一种稳定的环境。在高度复杂和快速变迁的社会中，理性建构的公共行政无论是作为一种思维方式，还是作为一种国家控制公共事务的管理方式，已经无法有效地解释当今社会管理现实，更无法提供适应公众需求的社会治理途径，它常常带来的是与理性目标相左的不曾预料的结果。因此，引入更为广阔的视野以及更加具备反思精神的思维结构，对于传统公共行政思维进行有效的批判是极为必要的。正如Dennard所说，公共行政领域的批判性研究方法提醒我们，公共行政的理论与实践对国家发展和社会价值分配而言是统一的，它包含了远比技术关怀更为宽广的内容。正是在对技术理性这一传统公共行政学的思想内核进行批判的基础上，各种高举批判大旗的新的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路径不断被提出来。在笔者看来，至少有以下二种新的公共行政学研究模式对公共行政的主流意识构成了巨大的冲击。第一种是新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行政学的代表人物是WaldoD.以及H.GeorgeFrederickson。20世纪60年代后期西方发达国家，反越战浪潮的涌起、都市暴动以及种族冲突频频发生，社会和经济上的不平等推促人们对传统的行政学知识基础提出质疑，并进一步思考公务人员所应扮演的适当角色等问题。在这一背景之下，新公共行政学批判了效率至上的公共行政学理论范式，提出了社会公平和社会正义是公共行政的核心价值，倡导民主行政，增强公务员的内省伦理道德意识，并提出了解决当时社会问题的理论对策和学科发展的方向。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公共行政学扩大了行政学研究的视野，在实践上对西方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方面，新公共行政理论认为社会公平应是公共行政追求的首要价值目标，它是一系列价值偏好，包括组织设计偏好和行为方式偏好的关键词语。社会公平强调政府提供服务的公平性、公共管理者在决策和组织过程中的责任与义务、公共行政管理的变革、对公众要求做出积极的响应而不是以追求行政组织自身需要满足为目的、在公共行政的教学与研究中更注重与其它学科的交叉以实现对解决相关问题的期待。以社会公平为核心，新公共行政理论突破了传统公共行政学以政治与行政两分法为基础的思维框架。新公共行政学拒绝“行政中立”的观点，认为行政系统游离于政策制定之外的状况根本不存在。行政人员既从事行政执行，也从事政策制定；行政人员除了在执行政策中尽职尽责外，更以主动的态度设计政策和发展公共政策，使政策更加有效地解决社会问题。另一方面，新公共行政学主张应建构新型的政府组织形态。新公共行政学认为组织结构与功能状况关系到公共服务的质量，而传统的官僚制组织体制已经造就了一种超稳定的能力，使政府失去了必要的敏感性和同情心，正在远离社会公众，寻求以顾客为中心、应变灵活和响应性强的新的组织形态就成为了当务之急，因此新公共行政学提出要对科层制组织体系进行改造。此外，新公共行政学还认为应扩大公共行政学的研究范围和内容。新公共行政提出两分法使得行政研究的焦点局限于行政机关的预算、组织和管理、人事及大量其它中性问题上，很少重视与社会、政治密切相关的政策制定与政策分析等研究，使公共行政远离了社会危机处理的需要，视野过于狭窄，过于以组织内部为取向，理论上过于空洞。这就需要从一种全新的角度对行政现象进行分解，通过重新定义行政过程来适应和改善公共行政学。在此基础之上新公共行政学提出了公共行政的分配、整合、边际交换和社会感情等四种基本运作过程。而在新公共行政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其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应该为官僚和公民创造更多的对话和商议空间；行政人员应该把公民看作是真正的公民，而不仅仅是投票者、委托人或者顾客，行政人员应与公民分享权力并减少控制，并相信合作的效率；公共行政机构应具备更好的回应力，政府及行政人员应该鼓励市民参与来增加公民的信任[15]。在新公共服务理念的引导下最值得被引述的重要实验是由佛罗里达州的OrangeCounty发起的公民优先计划，一方面，公民优先计划提出政府工作人员应该将公民的需要和价值放在决策和行动的优先位置。另一方面，公民优先计划认识到将公民当做顾客的局限性，顾客关注的是他们的期望和愿望以及这些需求如何能迅速地得到满足，而公民关注的是公共的善以及这个社会的长期结果。公民优先的观念鼓励越来越多的人去负担作为公民的责任，并鼓励公民对政府的愿望更加敏感。从这个意义上看来，公民优先提倡的是一条互惠的双通道[16]。新公共服务发展过程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主题是公共组织中领导的变动性，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DavidCarnavale提出的可信赖的领导模式以及JeffreyLuke提出的催化型领导方式。DavidCarnavale认为可信赖的领导模式是构建一个可信赖的政府的关键，在他看来，所有运作良好的政府，其目标就是减少下级的依赖性，并在单个工人和小组中建立一种自我领导的能力[17]。JeffreyLuke所说的催化型领导方式指的是把问题提交给大众以及政策议事日程，使多种意见不同的人参与到问题中来，鼓励多种不同的行动策略及选择，以及维持行动并保持行动的势头[18]。第二种是后现代与话语理论，后现代公共行政对在行政世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工具理性的怀疑比其他的批判理论来得更为强烈。后现代公共行政通过揭示每个个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进而对行政统治的模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认为公共行政应建立在包括公民以及行政人员在内的多方人士之间真诚和开放的话语系统之中[4](P182)。后现代公共行政现代的个人和社会似乎都失去了表现真实的能力，由于建立在特定的历史、文化、社会背景的基础之上，我们曾经依赖的那些传统术语，现在不能在建立真实客观世界方面起作用了。语言建构了我们身处的这个世界，然而，以语言为基础的知识却被产生它的历史条件和特定的环境所束缚。换言之，后现代主义者认为文字和符号已经不能表达那些稳固和长久的东西，在某种意义上，他们认为所有的东西都是虚假的，没有什么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真实的。因为在任何环境中，在任何一个被解释的事情中，总是存在着无穷的解释①。既然无法真正用语言去说明我们想要去指代的东西，那么就永远不会存在可以被证实或是证伪的东西。这一观点对于传统公共行政学所赖以的现代性基础形成了巨大的挑战。在DavidFarmer看来，现代性反映了它对那种运用合理语言去捕捉世界的能力充满了信心，它反映了一种乐观主义，并声称拥有完整的理解世界的潜力，而后现代主义者认为这种信心、这种乐观和这种声称可以得到的力量应该被摒弃[19]。现代主义认为可以用一种先验的和普遍的真理对社会现实做出解释，这种真理主要是指MaxWeber思想中的层级官僚制概念、哲学科学中的逻辑实证主义以及社会科学中的系统理论，这些都是公共行政得以发展的坚实基石。然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些所谓覆盖一切的超验话语以及超验叙述根本是不存在的。因此，后现代主义者更倾向于赞美那些小的、不同寻常的、边缘的以及有差异的存在，在笔者看来，后现代的这一特征与批判性研究方法目前在公共行政研究领域所处的地位是一致的。正如Fox和Miller所说，后现代主义是那种与众不同的回归和复仇，是那种任意的、非模式化的和不可同化的异类主张[20]。在此基础之上，后现代主义对公共行政学提出了批判，认为现代性引导下发展起来的公共行政学对真实世界的理解是失败的，类似于等级制这种结构是由社会创造的，而不是永恒不变的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在Fox和Miller看来，后现代公共行政应该发展一种可靠的话语，这种话语以建构性为主要特征，倡导开放、平等，注重培养人们倾听、学习、包容和尊重他人的美德，鼓励多元的思维风格，提倡对世界采取家园式的态度等。Fox和Mille认为制定和修订公共政策的场所就是一个公共能量场，能量场作为替代官僚制的语境，是由人在不断变化的当下谋划时的意图、情感、目的和动机构成的。社会对话和公共政策的形成就是在不同目标、意图的相互影响、激变与碰撞中形成的。在这个政策形成过程中，没有任何一种目标或意图具有绝对的权威和优势。后现代公共行政要求公民进行真诚的、真实的面对面的对话，因为一旦参与者的信任遭到背叛，公民对公共事务的参与度，特别是在公共政策的执行方面，可能会受到威胁。这个真实话语的规则是交谈者的真诚、表达的清晰、表达内容的准确以及言论与讨论语境的相关性。另一位后现代公共行政学的代表人物DavidFarmer看来，一种思考官僚制和公共行政的新思路能够有助于超越现今思考的局限性，并未改善公共服务开辟新的可能性。据此，DavidFarmer提出四种引导后现代公共行政学发展的突破点。DavidFarmer主张想象是一种行政精神，在后现代的新情境中，领导者和管理者应运用想象进行管理，通过把想象放在首要位置、把激发下属和其他人的想象作为自己的责任，领导者和管理者甚至可以对想象做更深入的思考。而解构则可以帮助我们揭示支撑现代公共行政理论的假设，以及现代公共行政理论对类似官僚、效率等术语的依赖性，从而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官僚制的符号化特征。去领地化主要强调公共行政理论不应局限于科学主义的话语体系，提倡通过更自由的思考去探索新的和具有创造力的可能性。而变样则是鼓励一种在公共行政体系内的反制度和反行政的态度。

这次全市政研工作会议是市县（区）机构改革后第一次政研工作会议，许多同志都是新到政研室主任这个岗位上工作，我来参加这次会议，并把各县（区）委分管政研工作的领导同志也请来参会，就是要为我们政研工作鼓劲、加油，为大家做好政研工作排忧解难。

省委政研室对这次会议非常重视，*副主任在百忙之中出席会议，并作了热情洋溢的重要讲话，这是对我市政研工作的关心和指导，是对我们做好政研工作的鞭策和鼓舞，我谨代表市委向省委政研室及*副主任表示衷心的感谢！刚才，*同志传达了全省政研室主任座谈会议精神，特别是省委孟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李晶同志作了一个很好的工作报告，总结了去年以来的全市政研工作，对做好今后一个时期的政研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希望大家结合省委政研室*副主任的讲话精神，一并抓好贯彻落实。

会前我专门听取了市委政研室的工作情况汇报，刚刚又听了李晶同志的工作报告，对全市政研系统的工作情况有了更新的印象。总体感觉是，近年来，全市政研工作在市、县（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业务部门具体指导下，紧紧围绕党委工作大局，充分履行岗位职能，决策服务取得了新的成绩，课题调研迈出了新的步伐，社会服务拓展了新的领域，队伍建设有了新的加强，各项工作上了新的台阶，一大批优秀成果进入领导决策层，形成了科学的决策成果，促进了全市的改革、发展和稳定。应该说，市委是满意的。在此，我代表市委向辛勤工作、无私奉献的全市政研工作者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

下面，我就深入贯彻落实省委孟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我市实际，做好全市政研工作讲四个问题：

一、适应新的形势，充分认识搞好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孟书记在全省政研室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站在全局的高度深刻阐述了政研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强调重视调查研究不仅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我们党的一项基本工作方法和领导制度，做好政研工作是提高党委决策水平的重要保证，是密切党同人民群众联系，促进各级领导转变作风的重要途径。孟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寓意深刻，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指导性。学习、领会、贯彻孟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首先要充分认识新形势下搞好调查研究的极端重要性。

2011年旗委办公室政研工作的总体要求是：认真贯彻落实盟委扩大会议精神，紧紧围绕旗十三次党代会二次会议确定的重点工作，在旗委的领导下，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充分履行政研室职能，进一步发挥参谋助手作用，全力为旗委领导和基层部门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一、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围绕生猪、白鹅、奶牛、肉牛、绒山羊、种植业和畜群结构调整等不同产业确定调研课题；围绕城镇规划、新农村建设、专项推进重点工作、扶贫开发、改善民生、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热点、难点问题等不同领域做好调研跟进，结合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基层，实地查看，掌握第一手材料，力争形成一批具有参考价值、指导性强、可操作的调研成果。

二、组织好“调研活动月”的调研工作。办公室把今年4—5月份、8—9月份定为“调研活动月”。政研室负责征集调研课题，并在主任办公会议上确定。由分管主任带队，各政务人员深入基层进行实地调研，形成一批不同角度、不同层面、具有代表性的调研报告。按照旗委办公室统一安排，将6月份和10月份定为“调研文章评比月”，政研室起草《旗委办公室政务人员调研文章评比细则》，由旗委办公室领导组成调研文章评比小组，实行全体政务人员相互打分制，推选出3—5篇精品调研文章，在办公室范围内进行通报。通过开展“调研月”活动，力争达到集思广益、共谋发展的效果。

三、积极发挥政研工作的参谋职能。认真办好《领导决策参阅》刊物，及时编发国家、自治区、盟及其他地区的政策信息、经验做法。通过《领导决策参阅》这一载体，把重要的批示、重要精神、重要经验、重要建议传播出去，重点围绕政策信息，项目建设，特别是“三农”工作的重要精神及各地的好经验、好做法，精心选择内容，及时刊发传阅，切实发挥政研的参谋职能。力争每周出一期，及时呈送旗委、政府领导，保证在有效时间内发挥作用。

四、切实加强自身建设。作为政研室，首先要加强政策学习，提高对政策和形势的把握以及判断能力。对国家、自治区、盟出台的重大决策和重要精神，政研室应先知先觉。随时注意对上级文件、上级精神的学习，要向领导和身边的同事学习，不断加强自学，注重学习效果。其次要强化自身素质建设，努力提高政研人员素质和工作水平。政研室结合工作特点，继续把“提高把握形势能力、调查研究能力、协调服务能力”作为素质建设的重点内容，发扬求真务实精神，深入基层调查研究，进一步发挥政研工作的职能。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2007年，中国建设职工政研会工作总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认真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紧紧围绕建设系统改革发展稳定，在推进和谐文化建设，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充分发挥政研会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创新和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努力在服务中心、服务大局、服务基层上取得新的进展,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十七大！

一、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

1、深入学习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精神。认真学习贯彻六中全

会精神，大力推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的和谐文化建设，是当前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研会工作的首要任务。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活动，使广大职工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培养良好的职业道德，不断提升建设系统职工队伍素质和行业文明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