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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非常重视行政管理者的基本素质,在选人、用人、培养人等方面都有精辟的见解。他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意思是说,选拔正直的人,安排的位置在邪恶的人之上,人民便服了;选拔邪恶的人,安排的位置在正直的人之上,人民就不服。他将行政管理者的基本素质概括为“尊五美,屏四恶”。他说:“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论语•尧曰》)。什么是“五美”呢?即“: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论语•尧曰》)。什么是“四恶”呢?即:“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论语•尧曰》)。可见,孔子对行政管理者的素质要求是很高的。
他倡导以身作则。孔子提倡从政要正人先正己。他说:“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论语•子路》)孔子还感慨地说:“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意思是如果端正了自己的品行,从政还有什么困难呢?自身不能端正,怎么使别人端正呢?
“爱人、礼制”的仁政思想仁政思想是孔子行政管理思想体系的主体。仅在《论语》中“,仁”字就出现了109次之多。孔子所说的“仁”,其意义非常宽泛,它包括了忠、恕、孝、悌、智、勇、恭、宽、信、敏、惠等范畴。在孔子看来,“仁”既是一种道德修养,也是一种行政准则。我们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仁”的含义:一是“爱人”。樊迟问孔子什么是“仁”,孔子回答说“爱人”(《论语•颜渊》)。笔者认为,这是孔子对“仁”最宽泛的解释。“爱人”作为“仁”的内在修养,可以延伸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如对父母则是孝,对兄弟则是悌,对朋友则宽、信,对人民则恭、惠,对事业则敏、智,对国家则忠、勇等等,在《论语》中都能找到相应的阐述。此外,孔子还告诫我们,实行仁政还要宽以待人、推己及人,要“己不所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二是“礼制”。颜渊问怎样是“仁”,孔子说:“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对于如何实现“仁”,孔子又进一步解释道,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孔子非常重视“礼”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他说“礼者,政之本也”(《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百官得其礼,政事得其施”(《孔子家语•论礼》)。这种“礼制”体现在行政上,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的管理秩序;“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的管理效果。可见,“爱人”和“礼制”,是孔子所倡导的“仁”的两个方面“,爱人”是仁的内在品德修养,“礼制”则是仁的外在规范要求,二者共同构成了孔子仁政观的主要内容。
“居之无倦,行之以忠”的勤政思想勤政思想是孔子行政管理思想体系的重要内容。在工作态度上,孔子主张要“先之,劳之”“无倦”(《论语•子路》),即要带头去干,勤劳、不知疲倦地工作。要“居之无倦,行之以忠”(《论语•颜渊》),即在其位就要不松懈倦怠,工作要忠心诚实。在工作方法上,要认真研究规律、遵循规律“,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无欲速”“欲速则不达”(《论语•子路》);要做到名正言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要相互配合,不要越权,“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孔子的学生曾子也说:“君子思不出其位”(《论语•宪问》);要善于向别人学习,“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在工作纪律上,要廉洁自律“,无见小利“”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孔子的这些至理名言,至今仍应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基本特点
特点一:思想内容完整。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虽散见于以《论语》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著作中,但仍不失其内容的完整性。简而言之,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是以德政为核心,以仁政为主体,以勤政为基础,既有理论的阐述,又有方法的指导。崇德、尚德、厚德、明德,力主推行德政,一直是孔子的追求。但这种德政思想,是以“爱人”“礼制”为主要内容的仁政思想和以“先之,劳之”为主要内容的勤政思想作支撑的。也就是说,德政是仁政、勤政的归纳与提高,仁政、勤政是德政的具体与展开。从政者若将德政置于“北辰”这样的核心地位,就能很好地指导自己怎样去施行仁政和勤政;而做到了仁政和勤政,也就实现了德政的目标。可见,德政、仁政、勤政三位一体,互为补充,从而形成了孔子内容完整的行政管理思想体系。
特点二:逻辑体系严密。当我们仔细梳理孔子治国理政的言论时,不难发现,孔子总是倡导做事先做人,治国先治家;在孔子的行政理念中,始终贯穿着一条明显的逻辑路径,那就是修身、治人(管理人)、天下国家。他说:“好学近乎智,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知斯三者,则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则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则能成天下国家者矣。”(《孔子家语•哀公问政》)孔子的这一思想,被他的弟子们总结发展为儒家修身成长的“八阶段”,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这是一条从实际出发,立足当下、放眼天下的求索之路和为政之道,它由眼前至遥远,由简单到复杂,既遵循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又体现了儒家学者由易而难、循序渐进、以天下为己任的政治抱负,也反映出孔子行政管理思想严密的逻辑体系。
特点三:伦理特色鲜明。孔子的行政管理思想重德、厚仁、尚勤,凸显了其鲜明的伦理特色。在他看来,“孝、悌”等已不再是家务琐事的范畴,而是“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是治国理政的重要内容。孔子的伦理政道,以下面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孔子说“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即指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和怀诸侯。他进一步阐述道:“夫修身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孔子家语•哀公问政》)由此可见,孔子的治国之道、行政之策,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一种修身之道、伦理之道。而将这种伦理之道融入进行政决策与执行的过程中来,更有益于政策的科学性、人性化和可行性的提高。
特点四:注重因事而宜。孔子对其行政管理思想的阐述,并非是高谈阔论,言之无物,而是注重因事而宜,有很强的针对性。这恐怕是以前研究中容易忽视的一点。《孔子家语•辩政》中记载了孔子和他的学生子贡的一段对话,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子贡问孔子:以前,齐国君主向您询问如何治理国家,您说在于节省财力;鲁国君主向您询问如何治理国家,您说在于了解大臣;(楚国)叶公也这样问您,您说在于使近处的人高兴,使远处的人前来依附。三个人的问题是一样的,而您的回答却不同。那么治理国家有着不同的方法吗?孔子说“:各因其事也。”齐景公治国,奢建亭台楼榭,过多地修花园、搞艺乐,一个早晨就三次把“千乘之家”赐给别人,所以我告诉他,为政在于节省。鲁哀公有三位大臣,在宫内结党营私,愚弄君主,对外拒纳诸侯的宾客来蒙蔽君主,所以我说为政在于让大臣明白事理。楚国地广,可是叶公的都城狭小,百姓有背叛他的想法,不安于自己的住处,所以我说为政在于让近处的人高兴,让远方的人归附。这就是三者为政方法不同的原因。可见,孔子在此教给我们的是:为政之道在于,要明白“政之所欲”,根据行政的大环境、行政目标来确定施政的方向与方式方法,做到因事而宜,不能生搬硬套。
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
孔子留给世人的理论思想堪称一座宝库,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并穿越时空,由古至今,播撒到世界各地。虽然孔子的有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我们实在无法苛求这位远古先哲。孔子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因此,我们可以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来探讨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从国内来看,孔子的德政、仁政、勤政思想的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对从政者、管理者的要求上。与前面所述相对应,这些要求简要包括:一是从政德为先。要求从政者自身首先自身要有高尚的道德修养,以身作则,处处表率;要努力提高从政者的基本素质,特别在选人、用人方面,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原则,“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资治通鉴》司马光),并形成道德考核为基石的干部选拔、考核、晋升制度;要贯彻以民为本、民生为重的原则,时刻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个人品德、家庭美德、职业道德和社会公德的统一。二是施政仁为本。要礼贤下士,关心群众生活;要宽以待人,推己及人,尊老爱幼,扶弱助残,礼让宽容;要注重制度建设,因事而宜,建立起符合实际、规范有序的管理机制,做到科学、高效,形成良好的政风、行风。三是行政勤为重。“天道酬勤”,工作重在实干、对事业忠诚。作为行政管理人员,要身先士卒,率先垂范,勤于思考,勤于实践。孔子纵为“圣人”,也只有“居之无倦,行之以忠”“先之,劳之”,才能处理好政务,除此之外,别无捷径。
从国际上看,孔子行政管理思想的现实意义,除适应行政机构及一般组织管理的普遍原理之外,还主要体现在如何处理国际纠纷问题上。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的矛盾深入发展。经济全球化使人们的生产生活接触日益紧密,整个世界经济朝着一体化的方向前进。但政治多极化却使世界形成多个利益集团,出于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易采取不正当的竞争手段,加剧或激化各种矛盾,导致地区性冲突日益频繁,国际纠纷此起彼伏。事实证明,用强权政治、战争暴力等手段,无助于国际纠纷的解决。只有彼此尊重,对话、沟通、协调、合作,实现共赢,才是正确的选择。而这些正是孔子倡导的“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和而不同”(《论语•子路》)、求同存异、包容发展的思想。“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的理念已经提出了2500多年,但人类文明的这一“思想”至今还未被世界所全部理解。20世纪80年代末,7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曾经在巴黎发表宣言,表示“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就必须回头到2500多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这的确值得我们深思。
作者:李文韬孙柏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