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理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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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先导

从苏联与苏共发展的历史来看，之所以到了90年代初发生剧变，其根本原因、主导性因素是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已失去了动力机制，存在着种种严重的弊端。这种模式的严重弊端为什么未能通过几十年的改革加以消除，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是，在苏联长期缺乏理论创新。在僵化的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和个人崇拜盛行的条件下，作为执政党的苏共甚至最后发展到其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垄断理论，还垄断了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列宁主义的解释权。从而，窒息了党内和学术界的创新精神。

从经济建设来讲，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把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市场经济等同资本主义经济，建立单一的公有制经济结构，生产资料公有化程度越高越先进，工业化道路、农业全盘集体化，对外贸易国家垄断等，都写进了1954年出版的、由斯大林亲自审定的《政治经济教科书》中。这些集中体现了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的内容。后来，成为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从事经济建设必须遵守的体制模式，如果偏离这个模式，那就是社会主义异已，是修正主义。1948年斯大林批判南斯拉夫铁托就是一例。斯大林致南共和铁托的信中说：“在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有关的问题上，低估苏联的经验，在政治上是极其危险的，而且对马克思主义者说来这是不容许的”。①到了50年代中期，东欧一些国家发现搬用斯大林体制模式出现种种问题后，准备进行改革。1956年匈牙利提出改革要求，力图摆脱斯大林模式来振兴社会主义，遭到了苏联的镇压，造成了匈牙利悲剧，扼杀了改革和各种变革。后来到60年代又进行悄悄的改革，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当时的传统理论、苏联确定的“共同规律”控制条件下，要进行整体的根本性的改革是不可能的。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亦是力图摆脱斯大林体制模式，又遭到了苏联的镇压。

斯大林把苏联短短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以及把这个过程中形成的苏联社会主义体制模式，看成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模式，并上升为“共同规律”，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并让所有执政的共产党奉为必须遵守的圣典。现在看来是多么可笑。

苏联模式的僵化，首先是理论僵化的结果。纵观苏联经济体制形成、发展和改革的历史，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产品经济观一直占主导地位，批判市场社会主义一直没有停止过，一直批到苏联解体苏共垮台。特别要指出的是，批“市场社会主义”最起劲的是在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批判的主要特点是，常常挥舞政治大捧，与反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当时在报刊发表的文章说：“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邪说”，它是“右倾修正主义”作为计划工作“民主化”向“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借口，实际上会使经济离开党和国家的政策。还说：“市场社会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企图用来“冲跨”和破坏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②对主张更多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学者如阿甘别基扬和扎斯拉夫斯卡娅院士等，成为围攻的对象，并迫使他们远离莫斯科去新西伯利亚。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还把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内容纳入政治经济学教科书。③可以说，在经济科学方面，勃列日涅夫实际上在走回头路，集中精力在研究传统的政治经济学，不切实际地去拨弄从马列主义奠基人著作中摘出来的一连串抽象原理，而且主要是用他们最粗俗的、纯粹斯大林式的诠释来研究。④这种斯大林式的诠释，早已成为被推销得贬了值的理论，还在强迫人们接受。理论的停滞和倒退，带来的严重后果是：一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停滞时期，是苏联积聚危机因素、极大地消耗苏联各种潜力、苏联走近衰亡的关键时期；二是出现了重新斯大林化；三是出现了改革的严重倒退。1965年苏联推行“新经济体制”时经常使用“改革”一词，但在1971年的苏共二十四大后，就不准用了，而改用“完善”一词。改革的停滞，使苏联传统的政治经济体制僵化和“成熟化”。从而使今后的改革更加困难。

苏联只是到了戈尔巴乔夫执政的最后一年，经过激烈争论，有关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才从“计划——市场经济”到“可调节的市场经济”，最后发展到“市场经济”。1991年底苏联解体，俄罗斯政府独立执政，这时，尽管各政治派别与学术界在不少问题上有纷争，但在经济转轨总方向问题上已达成共认，普遍认为：“人类还没有创造出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的东西”，“市场经济是人类在经济运行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不应拒之门外”。结论是：“除了向市场经济过渡，别无选择”。

应该说，苏共对待商品经济、货币和市场问题上，最为典型与突出地表现为经济理论不能与时俱进的落后状态，而是逆历史潮流而动，这严重阻碍了经济体制的改革，苏联从斯大林1953年去世一直到其解体，经过了38个年头继继续续地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但历次改革都只是在以产品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传统体制框架内进行，因此，改革都以失败而告终。

二、改革失败造成的严重经济后果

（一）经济体制理论不创新，导致体制停滞，使体制模式失去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机制，最后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率的递减。

由于长期以来苏联在发展经济方面实行片面的追求高速度的赶超战略，在相当一个历史时期，苏联经济发展速度是高的。战后到50年代末，增长速度一般在10％左右，例如，1946—1950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4.2％，1951—1960年为10％。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斯大林—苏联模式，随社会的发展，这种模式的功效日益衰退，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经济增长率的递减，即出现由高速、低速、停滞到危机，而并没有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没有避免经济危机的出现。从60年代起经济增长速度递减趋势已十分明显（详见下表）：

苏联经济增长率下降趋势（％）

附图

资料来源：根据苏联有关年份国民经济统计资料编制。

这里要指出的是，70年代中期苏联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在不正常的基础上，靠一些临时性的因素达到的，这指的是靠当时的国际市场上高价出售石油和大量生产与出售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酒精饮料达到的，⑤如排除这些因素，差不多有4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的绝对额没有增加。到了苏联解体的1991年经济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国民收入下降11％，GDP下降13％，财政赤字占GDP的20％。

由于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并出现危机，导致苏联与美国的经济差距出现了扩大的趋势，据苏联官方公布的资料，如1980年苏联国民收入为美国的67％，到1988年下降为64％。据俄一些学者分析，按人均计算1989年苏联的GDP为美国的30％，工业产值为42％，农业产值为38％。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0年按购买力平价方法计算，苏联的实际GDP为美国的39.67％，人均GDP为34.96％。

（二）由于经济体制长期未能进行根本性的改革，从而使落后的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

苏联经济难以保证持续增长，并最后出现经济危机，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落后的粗放经济增长方式长期不能改变。就是说，经济的增长是靠大量投入新的人力、物力与财力达到的，是一种拚消耗、浪费型的经济。苏联生产每单位产品的物资消耗很大，如在70年代末，生产每单位国民收入用钢量比美国多90％，耗电量多20％，耗石油量多100％，水泥用量多80％，投资多50％。

70年代初，苏联经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扭转已开始出现的速度下降趋势与提高经济效益。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使经济发展由粗放转向集约化。1971年苏共二十四大正式提出经济向集约化为主的发展道路过渡。由于整个70年代至80年代初，苏联在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未取得进展，80年代又重新强调经济转向集约化的方针，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又进一步确定“生产的全面集约化”、“整个国民经济转向集约化轨道”的经济发展方针。

苏联一直到1991年底解体，基本上仍是粗放经济，经济效益没有提高，如基金产值率继续下降，每卢布生产性固定基金生产的国民收入从1970年的55戈比下降到1990年的28戈比。80年代中期生产的切屑机床的金属耗用量比美、日、德和法国同类新产品高1—1.5倍。苏联集约化方针之所以未能取提进展，虽然有多种原因，但说到底，根本原因是经济体制问题。因为一定的经济运行机制决定着相应的经济增长方式，而经济运行机制基本上是由经济体制决定的。从微观经济层面讲，在苏联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集体企业，经营机制不是按市场经济的要求进行的，它对市场的敏感性与适应性很差，投入多产出少的情况比比皆是；从资源配置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资源配置是由指令性计划决定的，这必然导致经济结构不合理并且长期难以调整，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再从宏观层面讲，在传统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主要方法是直接的行政命令，而不是间接的经济方法。这样也就排斥了市场的作用，使官僚主义的唯意志论盛行，往往造成重大的政策失误和经济损失。

苏联经济增长方式落后，决定了它的经济素质低和缺乏竞争能力。这个在苏联剧变前，由它的对外经济关系主要在经互会国家范围内进行，暴露得不很明显，但剧变后，作为苏联继承国的俄罗斯与原经互会国家经济关系急剧萎缩，同时又快速实行对外开放与外贸自由化政策，这使俄经济缺乏竞争能力的弱点一下子充分暴露出来，它的大多数工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轻工业、食品工业很快被西方国家冲垮，现在需要重建。

（三）在产品经济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指令性计划体制条件下，资源的配置主要依赖行政指令，长官意志，而市场在这里难以起作用，加上苏联长期推行经济军事化政策，这样，使其经济结构严重畸形，比例严重失调，抑制了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长期来，苏联推行的经济赶超战略，其核心是发展与增强军事力量有关的重工业。这样的结果是，甲、乙两类工业的增长速度长期难以平衡，而是增长速度的差距不断拉开，即由1966—1970年间的1.04∶1扩大至1971—1980年间的1.28∶1。在重工业内部，与军事工业密切相关的部门发展更快，1971—1980年机器制造业产值增长速度要比工业总产值的增长速度高1.7倍。苏联工业的80％与军工有关。与此同时，苏联农业长期处于落后状态。1913—1953年，农业产值年均增长率为1.1％，其中谷物产量1953年低于1913年的水平。1979—1982年连续4年出现歉收。

这种不根据市场要求配置资源，一味追求扩张军事实力，必然以牺牲人民消费品生产为代价。长期以来，苏联市场紧张，一直被称为“短缺经济”。在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商品短缺，通货膨胀十分严重，以致人们寻找短缺商品的时间比工作时间还多。”⑥由于苏联军备竞赛对经济的长期发展产生严重影响，因此，在勃列日涅夫之后的时期，市场供应越来越紧张。1990年，在1200多种基本消费品中有95％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211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到苏联发生剧变的1991年市场上真是“空空如也。”奈娜回忆起1991年随叶利钦访问德国的情况时说：“当时他们应邀参观市场和路旁的店铺，那里商品丰富，琳琅满目，使她想到了俄罗斯商店里商品奇缺的情况，羞愧得恨不得一头钻到地底下，心想，我们一辈子都在工作，完成五年计划，但是，为什么我们什么都没有呢？”⑦

写到这里，不禁想到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对两个重要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所下的、几十年来被人们奉为经典的定义。一个是基本经济规律，教科书引用了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的论述：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1958年修订的第三版的定义有所修改，定义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特点就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使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以便充分地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经常增长的需要并使他们提到全面发展。”这里把最大限度地满足改为充分地满足。事实证明，苏联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更多的是为满足实行扩张政策的扩军备战的需要，广大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一直不是放在发展生产的首要目的上，既谈不上最大限度满足全体社会成员的需要，也谈不上充分满足。这种经济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也就更谈不上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个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可以毫不夸大地说，70多年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表明，苏联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却是有计划不按比例的发展。不论是农、轻、重的比例还是工业内部的比例，都是不协调不平衡的。这些决定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如不进行根本性的改革，市场对经济不能起调节作用，它是不可能健康发展的，是不可能持续发展的，必然出现由停滞、全面停滞到衰退一直到危机。

在上述经济条件下，导致广大人民对由苏共领导的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信任危机，人们自然会考虑这种社会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它的优越性在哪里？特别当广大人民看到世界发展的现实情况，发现苏联大大落后的事实，除了产生严重的屈辱感外，人们要继续前进，振兴自己的国家，就会做出另一种选择，只好抛弃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和不是先进生产力代表的苏共。

三、对中国今后推进理论创新的几点思考

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还没有完全卸掉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留下的沉重包袱。为了按照“三个代表”思想来完善与构建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应该从苏联剧变中吸取教训，认真思考中国今后的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如何创新理论，让它真正起到改革的先导作用。

（一）下决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推进民主化进程，活跃理论的探讨，推动理论的创新。

中国在经济体制改革尚未大规模进行之前，提出了“真理标准”的讨论，接着又打破两个“凡是”的束缚，这种思想上的解放对推动经济体制改革起着很大的作用。但后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明显出现了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不适应”现象。这种情况至今没有很大的改变。我认为，今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总方向是加快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切实做到邓小平提出的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经济管理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⑧应该说，中国今后的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是十分艰巨的，但必须坚持进行改革，因为，正如邓小平讲的：“我们所有的改革最终能不能成功，还是决定于政治体制的改革”。⑨十分明显，如果政治体制改革长期滞后，民主化进程缓慢，必将影响理论的创新所需要的政治环境。

（二）反对“左”的教条主义对我国深化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

苏联垮台的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要向前发展，就必须深化改革，而推进改革就必须有理论创新，而要做到这些，必须坚持反“左”与反教条主义。这是因为：第一，在我国僵化的教条主义仍有不小的市场；第二，随着改革深化必然产生大量新问题，因此，在客观必然要求在理论上有个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不警惕、不防止僵化的、“左”的教条主义的干扰，必将对改革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严重困难；第三，中国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实际情况告诉人们，“左”的教条主义一直是主要错误倾向，一直存在着“左”比右好的错误认识。

反对“左”的教条主义，进行理论创新，应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一是及时地总结我国改革的经验教训，及时发现问题，根据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加以认真研究。研究问题、寻觅问题答案时，决不能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个别原理与结论；二是特别要重视当代科技的新发展，要充分估计到科技迅猛发展的年代，社会经济的变化往往是超出人们的想像。在这种条件下，死抱住几十年、上百年前的理论，就不可能准确认识当今社会，党的理论也不可能革新，就必然失去其先进性。三是在结合本国国情推行改革和构建新的体制模式时，应该充分考虑与吸取原本就是全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如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权力制衡、公正、人权、自由等）。十六大报告中也谈到，中国今后的政治制度改革要“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强调要“加强对权力的制约和监督。”我认为，社会主义的发展与改革，如不充分利用全人类共同文明成果，这同样会使党的思想理论失去先进性。

（三）从中国所处的社会发展阶段来看，更需要理论创新。

中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社会主义有什么特点、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都是一些根本性的大问题，而它只能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解决，而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目前还不可能估计到的理论问题。如果不进行理论创新，只是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现成的答案，那么，社会主义就不可能继续前进。因为，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里找不到现成的答案；二是即使找到了一些理论根据，那也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实际。中国共产党和广大理论工作者，必须以最大的努力和政治勇气进行理论创新，以便从理论上去回答在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已出现的、今后可能出现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