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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析;结论,几个方面对政府规模与行政生态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利益集团的存在和行动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政府规模的界定并不是象瓦格拉假说那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缩减;也不是象凯恩斯主义那样,主张用大政府来治理社会、具体材料请详见:
摘要:瓦格拉认为经济增长会推进政府规模支出的扩大,凯恩斯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能促进经济的增长。通过行政生态学视角,提出政府规模的考量应该从不同的政府环境出发,应该考虑到不同政府面临不同的行政环境,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社会复杂系统的多个变量的因变量。
关键词:政府规模;行政生态
1对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对政府规模的解读
长期以来,对于政府规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就存在着完全不同的理论解释。早在1890年,瓦格拉(Wagnerian)就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说——国民收入的增长会提高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即经济增长会推动政府支出规模扩大,这一观点被后人称为“瓦格拉假说”。而凯恩斯主义的观点则正好倒过来,他们认为,政府扩大支出能扩大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提高国民收入水平。简而言之,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能推动经济增长。
所以,瓦格拉假说的支持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会影响经济的增长,进而影响国民福利的提高,主张削减政府规模;而凯恩斯主义的继承者认为,政府规模的扩大扩大了总需求的规模,促进了GDP的增长,推动了经济增长,政府干预是必要的,应该扩大政府的规模。
尤其是自凯恩斯理论产生以后,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有了理论依据,政府通过财政、货币等多方面的政策来调控经济,以求实现经济的稳定、快速增长。在这一背景下,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张已成为一种全球性现象,社会产出中被政府所消耗的部分越来越大,有些学者和政府官员便提出了政府规模过于庞大了,应该削减政府规模。国内外的学者对此问题做了实证研究,得到的却是不同的结论,这也是瓦格拉假说与凯恩斯主义根本争论所在。
2政府规模的行政生态分
里格斯认为,各国不同所特有的社会文化以及历史等诸因素影响并塑造了该国的公共行政,反过来公共行政又影响了该国的社会变迁与发展。政府规模作为公共行政的一个方面,他同样在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应该有不同的规模;在不同的生态环境的下的政府规模又可能会从正反两个方面影响着政府的内外环境。
政府规模是指以政府职能和权力配置为基础,按照一定的组织原则所组成的各级政府及其部门之总和。它包括内在规模和外在规模,前者是由政府职能、政府权力等无形要素构成的规模,后者是由政府机构、公务人员、政府支出、公共事务等有形要素构成的规模。无形要素的规模决定有形要素的规模,有形要素是无形要素的物质载体。政府规模的大小的确定在政府这个内在系统内是由政府的职能与政府的权力决定的,而政府的权力是由政府职能所赋予的,所以,政府规模的内在影响因素应该是政府的职能。
政府职能是指政府在一定历史时期内,根据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承担的职责和功能。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和后现化社会转变进程中,政府职能的重心转移和内涵扩张致使政府的行政边界不断外扩,从而导致政府规模的不断扩大。
政府规模增长是指在政府职能行政生态变化的基础上,政府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数量增加。由于增长的原因和效果不同,政府规模增长具有合理性与非合理性之分,具体分析如下:
(1)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
政府规模增长的合理性是指,由于社会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随时都会对政府提出许许多多新的要求,加上人口规模的不断增长,政府规模的增长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同时,这种增长又是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大体相适应。
①政府提供公共物品和消除外部性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是为提供公共物品并减轻或消除外部性而存在的。由于政府提供的公共物品大多数具有服务性,那么,公共物品的数量及其价格的相对增加必然促使政府规模也相应地增长。
②政府作为社会再分配的调节者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调节社会再分配,提供社会保障,是政府实现政治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手段。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西方国家政府转移支出开支已经占到政府支出高达50%以上“,以美国为例,1996年社会保障开支占联邦支出的53%”。
③利益集团的存在和行动引起的政府规模增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往往要受到社会组织各阶层和各利益集团的影响。“社团变成一个‘媒介’,通过它的作用,许多特殊的利益都可以从公民转迁到政府。”利益集团通过对政府施压,以便获取公共物品和社会再分配收入,并且降低自己在日益增长的专业化社会中所承担的交易成本。这样,政府只有增加机构和人员,通过向利益集团提供各种形式的“偏袒溢出”来换取利益集团的支持。
(2)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及其危害。
政府规模增长的非合理性,是指政府规模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不协调一致而导致的过度增长,其结果损害到社会的公共利益,带来许多负面效应。主要表现在:
①官僚体制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政府行为的非效率。不论是官僚个人还是整个官僚机构,都天生地追求效用的最大化,官僚无止境地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行为,最终导致政府规模无限增长。从官僚体制来看,它缺乏竞争,鼓励浪费与低效,容易诱发财政赤字、官僚主义等政治弊端。
②政府权力扩张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寻租行为泛滥。权力本身是一种资源,它可以成为谋利的资本。历史表明: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能够完全保证公共权力的公共性,能够完全维护公共利益不被侵蚀。从这个意义上说,政府权力的扩张就意味着政府规模的增长。政府权力的非制度性扩张,将导致政府官员以偏离甚至侵害公共利益为代价,在特定领域设租并且同既得利益集团勾结,以此来谋求自身的特殊利益,最终结果是严重破坏了政府的合理性基础。
③政府职能垄断性导致的政府规模无限增长,造成社会与市场的萎缩。政府职能的垄断性,是指政府扮演全能的角色,统包统管一切社会事务。政府在不断扩大其规模,成为与社会相对立的存在物的同时,对社会生活的过分干预以及对市场竞争的过度限制,严重束缚了社会组织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使社会与市场丧失自治能力,从而消极地依附于国家,最终导致经济社会发展的停滞。
总之,从纵向进行比较,现在的社会应该较原来的社会环境更为复杂,政府的职能应该更为明晰。政府规模应该是由政府行政环境各种因素构成的变量综合作用而最终决定的一个因变量,即最合适的政府规模应该是在考虑社会总的环境的大前提下,考虑社会最需要的政府职能,摒弃对社会发展不利的政府职能之后的一个均衡态。
3结论
综合以上分析,政府规模的界定并不是象瓦格拉假说那样,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应当缩减;也不是象凯恩斯主义那样,主张用大政府来治理社会。从行政生态学的角度,政府规模的界定应该是在充分考虑政府内外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经过调整后的一个均衡态。
正如政治经济学中“商品的价格总是围绕着价值上下波动”一样,商品的价格受到社会各种因素的影响最终形成,这种均衡是偶然的,也是短暂的,政府的规模正好能达到社会所需要的程度也绝对是偶然的,一旦行政环境发生了改变,政府规模也应该相应地做出调整,政府改革应是进行这方面的纠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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