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北京市个人收入分配差距和公共政策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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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居民收入差距：据2004年市统计局城调队对2000户城市居民家庭的调查表明，2004年北京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5637.8元，比2003年增长12.6%。低收入家庭的收入继续改善，但其增长水平明显低于高收入家庭。2004年，占20%的高收入组和20%低收入组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29634.6元和7400.9元，收入比由上年的3.4∶1扩大为4∶1。
（2）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政府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2004年各郊区县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7172元，实际增长12.6％，终于走出“八年徘徊”，但由于种种原因，农村人均纯收入的实际增长远远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幅度，城乡收入差距2001年达到了2.27∶1的高位，并且近3年来又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
（3）行业收入差距：行业收入差距一直是影响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北京市近年来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越来越大，最高行业和最低行业的收入比1996年为2.1∶1，2004年上升为5.5∶1。
（4）脑体收入差距：研究表明，户主(家庭经济的主要支撑者)的收入与学历呈现高度相关的态势。2004年，北京市19个行业门类中，年工资收入排在前三位的是金融业78399元、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61022元、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39844元，都是高学历群体所在行业。全市收入最低的为未上过学的群体，他们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9049.8元。另有资料表明，目前国企经营者年薪是企业员工平均工资的13.6倍。
二、北京市个人收入差距扩大的成因
1.所有制结构及分配原则的重大改革。十四大明确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部分公有制企业转制，开始从竞争性领域退出，要素向个人集中。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强调分配必须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这一分配原则承认不同的生产要素在再生产中的作用，由按劳分配（实际上的平均分配）转变到按要素分配。它充分调动了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推动了经济增长，但由此也带来一些负面影响。一方面人们的要素禀赋不同、财产状况不同加之市场经营的不确定性，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另一方面要素在参与分配中的地位不同。技术、资本和管理是稀缺要素，在社会分配中处于主导地位，而劳动要素的供给过剩，失去谈判能力。加之宏观政策对公平兼顾不够，加剧了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
2.职业构成的新变化。科技创新改变了资本有机构成，使企业对高素质人力资本需求不断增加，而对原始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减少。1996-2002年我国科研综合服务业等高技术岗位工资年均增长15.8%,比农林牧渔业、采掘业、制造业和餐饮业等低技术岗位分别高6.9、6.1、4.4和3.8个百分点。
3.垄断行业不合理的收入分配。2004年2月我国资金利润率最高的行业都是政府垄断行业。垄断部门较高的投资回报率看似由供求关系决定，实际则是市场准入制度和信息不充分所致，是市场失灵的典型特征。由于产权约束软化，金融、民航、通信、电力、石油、烟草等行业对垄断利润的分配形成了社会公认的高薪阶层。
4.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国有企业和公共资源定价的非市场化、地方政府给予的土地、信贷和税收优惠是一种补贴机制，有违市场原则，加大了投资收益，甚至产生寻租行为。
此外，大量的实物分配；住房、汽车、补贴隐含的收入；个人消费与公司和公共消费的混合；官商勾结、权钱交易、走私贩私、侵吞国有资产；公共资源流失、灰色收入和违法所得等是一些人一夜暴富的体制根源。
5.城乡二元经济的体制壁垒。表现为：（1）城乡公共产品存在着巨大的供给差异。（2）城乡二元结构对要素流动的约束，就业、择业的限制。（3）农村的财政生产的产品（人才）不能为税收的承担者享用。据北京市统计局测算，目前北京地区农村收入等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要整整落后城市8年。
6.不同群体人力资本投资水平的差异。2003年城市低保对象中，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下的112206人，占低保总人数的71.9%，高中43853人，占23.4%。2004年，收入最低的为未上过学的群体，年人均收入9049元。我市被调查的2000户城市居民家庭中，20％的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仅增长1.3%，20%的高收入组人均收入增长20%，相差18.7个百分点。低收入组劳动力素质相对偏低，无法流向知识密集型、收入相对较高的行业或部门,也不适应城市化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素质劳动力的需要。
7.开放经济的冲击。人力资本要素在竞争性市场可流动性强，可在世界范围竞价。目前,世界500强中已有160强落户北京。其中，外方雇员4.1万人,人均年收入19.5万元；中方雇员80.4万人，人均年收入2.95万元，外方雇员工资已经高出国内员工工资7倍以上。
8.区域经济发展和政策偏向。由于自然地理条件差异，加之改革以来我们实施了一些区域性的优惠政策，各区县的经济发展水平出现明显的梯次差异。从北京市各区县农村居民收入绝对值看，差距在进一步拉大。2004年，收入最高的朝阳区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10261.11元；最低的延庆县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6345.21元，两者差距为3915.9元。一些经济落后的区县为吸引要素进入，给予的退税和各种奖励；中心区为建立金融中心，对金融高管的高额政府补贴扩大了个人收入差距。上述政策措施在增强区域经济竞争力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不容忽视的是同时加剧了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社会分配后果。
9.税收调节不到位。表现为：（1）税收优惠更多的是给予资本、技术而非劳动。（2）个人创办的有限公司所得没有征收个人所得税。（3）对隐形收入缺乏有效征收手段，对人的自然禀赋差别兼顾不够。税收调节作用的弱化使区域经济发展和个人要素禀赋水平基本决定了居民个人的收入。从2004年各所得项目个人所得税收入占比情况看,工资薪金和劳务报酬两项超过了91%,反映出对劳动课税较多。
10.财政转移支出水平偏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占财政支出比重还远没有达到15%的水平，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完善，一些困难群体不能得到及时救助，一些保障项目标准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
三、可行的公共政策安排
1.推进市场化
目前不完全的市场体制表现在：市场主体、公共品生产、公共资源定价、市场准入、汇率机制、利率机制、融资体制、产业政策等诸方面。必须循序渐进地推进市场化改革，以期增强经济增长的内生性，改善经济运行质量，提高宏观经济运行效率。（1）要形成合格的市场主体，通过国有企业产权改革，重塑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形成有独立财产权利、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市场参与者。（2）要形成合理的市场关系，打破行政性的行业垄断，放宽对民间资本进入限制，严格控制政府资源投入竞争领域，使初次分配反映出要素的市场贡献。（3）要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必须有规范的土地交易市场、市场化的利率机制、严禁税收返还。
2.加快城市化进程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城市化率越高的省份，城乡人均收入差距越低，相关系数为-0.6387。因此，必须破除要素流动和商品交易的体制壁垒。二元经济结构转化在实质上是一个分工问题，交易效率提高、分工组织演进能够提高整个社会的劳动生产率和人均真实收入。为此，北京应鼓励农村人口向县区集中，将农村人口转移纳入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在北京率先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公平竞争的就业制度。实行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推动规模和集约化经营，提高土地使用效益和劳动生产率。要按照城市总体规划和区县功能定位的要求，加强分类指导，完善产业布局，发挥各自优势，实现城乡互补、区域协调、统筹发展。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城乡公共产品供给均衡，按照十一五规划要求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坚持工业支持和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和带动农村的方针，促进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合理流动和重新整合。解决郊区农村的饮水安全、道路硬化、能源清洁、环境美化、信息畅通等问题；发展农村的文化、教育、卫生事业。政府应当为推进城市化提供必要的制度产品和公共服务保障。根据北京首都经济特征，区域面积较小、预期土地价值较大，应加速都市化进程，不宜建过多的小城镇。
3.发挥法制在公平分配当中的作用
一是依法保障人权是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要求。人权当中最基本的是生存权。目前全国拖欠农民工工资1780亿，其中政府拖欠700亿，进城务工人员的权益得不到依法保障。二是运用法律协调各社会利益主体的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必须从维护人民的利益出发及时调节经济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通过制定并实施法律体系，确认、界定、分配各种利益，特别是强化对社会弱势群体利益的保护。如：由于普通劳动力供给过剩，丧失价格谈判能力，必须立法给予最低工资限价保护。但是必须平衡工资限价与社会保障的利益格局,避免产生替代效应，形成就业抑制，甚至排弃就业。三是法律应紧跟时代、反映民意，体现公平正义的精神。通过建立合法的民意表达机制，保障社会主体平等地享有权利。如：就业公平、教育公平、卫生保健公平、公共品享有公平。四是依法规范初次分配秩序，加大货币化分配权重。杜绝实物分配；实行结算制度改革；理顺公务员工资和国有企业管理者工资。
4.完善税制，加强监管
(1）完善个人所得税制。现行个人所得税在调节收入分配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但随着客观情况的变化，特别是针对当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扩大，收入分配秩序还比较混乱的现状，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也暴露出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按次或按月征税，与综合各项所得按年征税相比，不能充分发挥个人所得税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作用，难以体现公平税负、合理负担原则。二是对不同的所得项目采取不同税率和扣除办法，会扭曲要素市场配置，容易造成纳税人分解收入、多次扣除费用，存在较多的避税机会。三是扣除标准过低，使广大低收入群体成为纳税人，制约了税收调控功能的有效发挥。四是一些政策缺乏操作性。如对个人投资未分配利润在征管上缺乏监控和稽核手段。个人所得税改革的主要方向是：改革现行分类税制，建立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适度提高扣除标准。
（2）调整税制结构。目前，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更多地体现为财富占有上的差距，而2004年我国个人所得税只占全部税收收入的675%，西方国家一般占50%左右，可见单纯依靠个人所得税调节有很大局限性。要加强税制配套改革，合理设置计税依据、税种和税率。如：按评估值征收房产税、调整消费税征收范围、不同所得项目的税率，通过税制的总体改革强化税收的调节功能。
（3）实行推定课税制度。应通过立法确定税务机关对个人未税巨额财产拥有永久税收追征权，纳税人不能举证的税务机关可核定征税。
（4）改进征管手段。建立个人各项所得信息系统，加强税务部门与金融部门的信息交换，健全个人收支结算制度，提高对收入的监控能力和征管水平。
5.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
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是调节收入分配，实现兼顾公平的现实选择。发达国家普遍统一征收社保税，推行财政转移支付政策。据世界银行1996年统计，发达国家社保税占中央税收总额的28％，其中德国占40％左右，远远高于发展中国家6％的平均水平。各国社会保障资金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也不断上升，1991年瑞典为49.0%、法国为34.9%、德国为29.7%、英国为24.5%、美国为18.0%、日本为13.8%。这对于平抑收入差距和贫富不均的作用是非常显著的。根据英国政府机构1982年对1486户最高收入者和1486户最低收入者调查的结果证明，在经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的调整以后，前者每户年平均收入则由17390英镑减少为12260英镑，收入降幅为29.50%，后者每户的年平均收入由原来的150英镑增加为3220英镑，收入增长率为2146.66%，两者收入差距由调整前的115.93∶1降为3.81∶1，缩小了30.43倍。
西方国家还鼓励三次分配。美国一年的社会福利性捐赠达6700亿美元，占GDP的9%，我国仅占GDP的0.1%。我国基金大多有政府背景，社会文化中缺乏对捐赠的认同和激励。民间资源调度不够，政策限制较多。如:税收政策规定只许扣除企业所得税前的3%和个人所得税前的30%。
借鉴西方经验，当前要增加财政的社会保障投入，把社会保障支出作为公共财政第一支出顺序予以确保，多渠道筹措社会保障资金，逐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根据社会发展进程适度提高标准。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
6.兼顾扩大就业与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
由于社会保障水平较低和过大的劳动力基数，我国的失业承受能力远低于国外发达国家，因此不能用4%的国际警戒线来简单比较。过去五年，北京市城镇登记失业率分别是0.75%、1.18%、1.35%、1.43%和1.3%，2004年北京的城镇失业者6.46万人。但却有着近400万外来务工人员。由此可见，我市的失业属于摩擦性失业和结构性失业。其对策是：
（1）健全劳动力市场体系和社会服务体系。就业信息平台是准公共产品，政府应是信息的提供者。解决结构性失业要靠教育和就业培训，政府应建立职业教育培训专项基金，用于对失业者的培训，以就业需求为导向，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对城镇失业人员、郊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免费职业技能培训，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对农村富余劳动力要提供劳务输出信息，做好组织协调，解决信息非对称性问题。
（2）明确北京产业结构特征。根据北京市的资源条件和发展定位，参与世界性的经济循环，在产业结构的协调化和高度化两个方面，高度化是方向性的选择。主要不是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而是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制造业和环保产业，如：金融、物流、会展、通信、医药、旅游、教育、保健、环保、体育、文化、中介、家政等新型产业，提高就业弹性和劳动者收入水平。
（3）发挥中小企业在扩大社会就业方面的重要作用。2004年底全国75%以上的城镇就业机会是由中小企业提供的。因此，要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拓宽融资渠道，实行特别的信贷安排，鼓励科技创新，进一步增加社会就业。
7.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由于教育投资的效益外溢使其具有公共产品性质，会造成个人投资不足。因此，在市场失灵的领域必须发挥政府的作用。人力资本投资的增加将有助于改变既有的收入分配格局，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竞争的需要。为此，发达国家都把教育和培训作为消除贫困和缩小差距的有效途径和关键举措。如美国80年代以来，全民素质教育和人力资源投资不断增加，1989年为3530亿美元，1999年更是达到6350亿美元，占全国GDP的7%以上，比例之高居世界之冠。
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1996年的统计数字表明：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为4.8％，其中瑞典、德国也已达7％以上，而中国预算内教育经费的比重，2003年仅占当年GDP的3％。目前，美国把国民生产的5.4％用于教育投资，17％用于物质投资，韩国是36％和30％，而我国大约为25％和30％。物质资本投资与人力资本二者投资的比例，美国是3∶1，韩国是8∶1，中国是12∶1，我国人力资本投资的支出，远远低于各国平均数。
有国内学者利用1978～1996年教育投资与健康投资的数据，计算出每增加1亿元人力资本投资，可带来次年近6亿元GDP增加额，而每增加1亿元物质资本投资，仅能够带来2亿元GDP的增加额。
要坚持把教育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加快制定和实施人才发展战略，创新首都现代人才资源开发与管理体制，充分利用北京的教育资源，着力构筑全国人才高地。增加教育投入，健全公共财政对义务教育的保障机制，全面实行普及高中和职业技术义务教育。推进优质教育资源向农村地区辐射，制定政策吸引优秀城镇教师到农村支教，努力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积极推动学习型城市建设。
四、结语
我们认为：第一，减困与降低收入差距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问题。现阶段政府可行的目标选择应是努力减少贫困，而非过大的降低收入差距，其逻辑路径是：差别-增长-发展-减困-公平；第二，一些对策的短期与长期效应是不同的。比如，在推进市场化的起步阶段，要素向少数人集中，市场不规范，制度空间较大，可能会扩大收入差距，但长期看有利于增进效率，通过健全法制杜绝权力对资源的分配必然会缩小收入差距；第三，一些再分配政策不会降低基尼系数但是我们不应忽视其对收入分配格局的积极影响；第四，我国人均教育水平与收入差距呈正相关关系。因此，增加低教育层次人群的教育投资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第五，必须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的操作性规范，严格界定享有主体和标准，否则上述政策的实施甚至会扩大收入差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