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管理案例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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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医学的病例研究
案例研究发源于医学，其基本出发点是医学理论研究往往是片面的、局限于某一领域的，而临床实践却是复杂的，需要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实践经验的取得，可以通过两个途径：一是长期的亲身实践，二是通过学习他人的典型案例。长期的亲身实践，一是浪费医生本身的时间，二也是浪费病人的生命。替代亲身实践，但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的，就是典型病例研究。在医学里，典型病例是一种稀缺物品，它需要有经验的医生来撰写、分析，同时也需要有得特定病的病人。如果某种病在医学上非常有研究价值，那么该病人甚至可以得到免费的治疗。案例分析在医学里得以大量应用，其原因在于医学理论在运用于实践时，需要有一个理论联系实践的通道，只懂得医学理论，很难保证医疗质量；有大量的临床实践，能够大幅度地提高医疗质量；典型案例分析可以节约大量临床实践所需要费用。更为重要的是医生本人就能够直接接触到大量的病例；病人对医疗质量具有几乎是百分之百的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平时难以想象的费用。医生在病人的强烈有效需求（有资金支撑的需求，非空想的无资金支撑的需求）的驱动下，也有积极性去攻克一个又一个的疑难病症，甚至是一个又一个的绝症。
二、法学的判例研究
法学也是一个案例研究得以广泛运用的地方。它的基本出发点是法学理论要运用实践，需要在系统的法律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积累大量的实践经验。通过典型案例的学习，律师可以提高辩护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当事人的利益；法官也可以提高判决的质量，更好地维护公道；法学家也可以提高法学研究的质量，针对实践中发生的问题，修正法学的理论；立法者也可以通过案例分析，来进一步明确法律的基本含义。案例分析在法学界得以流行，其原因在于：典型案例分析可以提高法律实践的质量，尤其是提高辩护的质量，而只是法学理论，只能保证一定的质量。而更重要的是律师、法官、法学家等都可以直接接触到大量的案例；在司法实践中，尤其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司法实践中，判例本身甚至起着法律的作用；诉讼当事人对保护自己的利益有着百分之百的强烈需求，并且愿意为此付出相当的费用。法学界的人，尤其是律师在当事人的强烈有效需求的支撑下，也非常有积极性去研究一个又一个的典型案例，从中找到更有效的保护措施。
三、工商管理的案例研究
工商管理学界可能是案例研究运用得比较广泛的地方。重视案例分析的原因一是工商管理理论不足以使一个人成为企业家，因为企业家不是学习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竞争中锻炼出来的。二是在市场经济中要进行竞争，成为一个企业家，如果懂得工商管理的基本理论和方法，就能够有较大的优势。三是如果既懂工商管理理论，又懂市场竞争的实践，那么在市场竞争中，更可能取胜。
工商管理理论是易得的，花若干年时间进行系统学习就可以了；但实践经验是难得的，需要极高的学习费用。案例分析能够节约亲身实践学习费用，同时又能够取得实践经验。自然，工商管理学界之所以能够广泛地有效地利用案例研究，其原因也在于企业管理者对高质量的工商管理有着迫切的需求，并且愿意为之付一定的费用；工商管理学界的研究人员和培训人员，有积极性，也有资金条件，去搜集大量的案例；而在与大量企业管理人员的接解过程中，他们也有机会接触到大量的案例，他们有条件在其中找到典型的案例。
四、社会科学的案例研究
社会科学的重要功能就是经世致用，这是社会科学得以生存并得以发展的重要前提。自然科学可以通过可控制的实验来取得一手数据资料，来人工地制造案例。医学虽然是自然科学，但由于它的对象是人，它不能对人进行可控制的实验。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所面临的种种社会、经济、政治问题，这也很难进行可控制的实验。它也许能够进行局部的模拟，但是这种模拟只是虚拟的现实，很难反映现实世界的全部。这时，搜集既有的、已发生过的事实，来探讨事物发生的机理，就成为可控制实验的替代品。医学、法学以及工商管理学界案例研究的成功，使得其他社会科学深受鼓舞，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也相继开始了案例研究。其中人类学家的案例研究，做得最艰苦，对人类学自身的发展有很大的助益。
一般社会科学研究与医学、法学、工商管理学的研究有一定的区别，首先，社会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存在着很大的社会需求，但是有效需求非常不足，它缺乏直接的需求者为此来直接付费，即使有也付费强度不高，不如为医生、律师、工商管理培训人员付费来得那么积极。也就是说，实践对社会科学研究需求是不确定的，而且强度不大。
其次，社会科学研究的需求只来自三个方面，一是研究者自己的投入，主要是有对社会问题有高度责任感的人、对社会问题有高度求知欲的人、想在学术界谋得学术地位的人、想取得学术高级职称的人的投入。二是国家和社会对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不希望任何直接回报的资助。三是普通高校以及成人教育的需求，这可能是最大的、也是最现实的需求。
这些有效需求，实质上都很难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者去联系实际，因为联系实际的费用是很高的，与只是联系理论相比，其机会成本也很高：一方面，理论研究需要投资，但与实证研究相比，投入量相对要少得多，只要靠艰苦的努力和灵感，有所创新就可以出成果，并且在学术界的地位、职称等个人收益方面也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案例研究，理论联系实际，费用高，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艰苦努力和灵感，而且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与地位、职称的相关度也不高。
第三，社会科学研究者，尤其是政治学者和行政管理学者，都很难轻易地介入实践，至少不如管理学者、法学家、律师那么容易。联系理论需要呕心沥血，而联系实际的费用则比联系理论更高。
五、经济学的案例研究
在经济学领域里，案例研究不多，其原因是它是一门社会科学，重视理论创新和数量分析，并且现实需求不高，虽然也有政策咨询、经济人才培训项目，但总体上愿意为经济学案例研究付费的极少。
在中国国内，近些年刚刚开始有人来做案例研究，这就是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所作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项目。该项目的主持人张曙光教授认为，在经济学里，“一个案例就是对一个经济问题和经济决策的再现和描述，就是对一个经济过程及其复杂情景的刻画和分析。”案例研究就是实证分析的重要方法。
张曙光教授认为，案例研究和写作掌握几项原则：第一，真实性。一个案例必须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或一篇动人的报道。如果出于保密和其他原因，不得不进行掩饰和隐匿，可以使用假名和代号，但故事情节必须是真实的，不得随意杜撰。
第二，案例研究提供的真实场景必须是系统的和全面的，有故事背景，有来龙去脉，有发展过程，有人物情节，最好在附录中还有完整的图示和数据。人们读完案例，起码能够掌握所述事件的基本事实以及充分的数据和资料，从而为展开进一步的研究、分析和讨论奠定坚实的基础。
第三，一个好的案例必须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所提供的是真实的问题、矛盾和困境，存在着从各个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和解释的可能性，因而通过个案分析所进行的实证研究不一定能够完全证实或者证伪什么，但是却可以有所发现。如果把案例搞成一个封闭的体系，就无法对真实的社会经济生活及其矛盾运动过程作出恰当的描述和中肯的分析，甚至还会发生极大的扭曲。
案例分析有四个类型：一是说明型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一个事件、一个政策和决策问题的全过程。二是政策型案例，以政策制定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为实现某项政策目标而可能采取的政策选择和政策配合，由于实现同一个政策目标可以有多种政策选择和多种政策组配，因而各种选择和组合的政策效应分析就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内容。三是决策型案例。以微观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和行为主体，提供一个决策所面临的真实场景，以便讨论如何进行决策的问题。由于不确定性的存在和作用，决策方面不存在什么最优解，只能说在某个特定的情况下，某项政策是否相对最优。四是理论发现型的案例。以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内容，目的在于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
在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案例研究具有多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样本意义，一个案例描述的场景和过程并不是简单的和孤立的，而是大量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如果取极值的话，其结果是一样的。二是检验意义，对已有的假设和命题进行检验，提供一个证明或者作出一个否证，虽然不能完全证明或者证伪，因为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反复证伪而能够成立的事件说明了一次性检验的局限性。三是发现意义，通过案例分析，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提出一个新的假说，然后自己去或者让别人去检验。四是哲学意义。现实世界是复杂的，现实的社会经济生活是非常复杂的，从总体上进行演绎是很难把握的，而通过一些点的刻画，从各个方面去认识和把握整体，却是可能的。人们只能做自己能够做的事情，而不能做自己无法做的事情，否则我们只能处于模模糊糊、空空洞洞、大而化之、不着边际的尴尬境地，而在认知的道路上是无法前进的。
经济学获得知识的途径有三，一是干中学，费时费力，风险大，成本高，而且很多事情根本不允许人们都采取这种方法。二是计量分析，构造计量模型来计算各种参数，用以估计一项变革或者政策可能的定量结果，相当于计算机的模拟。三是案例分析，通过剖析一个个的个案，从各个方面进行观察和描述，探寻其发展变化的各种可能的条件和途径，从中找到一个比较满意的结果。它可以起到一个实验室的作用。通过案例研究，通过对经济过程真实场景或故事的思想实验，就能够解释和预测社会经济生活过程中实际发生的变化。
公共管理属于管理类的，因此对于案例教学的需求应该类似于工商管理。但是，由于工商管理的教学对象是企业经理，他们需要经受市场竞争的考验，更多的理论知识、更多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案例操练，对他们来说是竞争的优势所在。因此，愿意为此而付费，也愿意为此花钱。
公共管理的教学对象却是政府官员，他们虽然也经受官场竞争的考验，更多的理论知识、更多的实践经验，尤其是更多的介于理论和实践之间的案例操练，也是竞争的优势所在。但是，官场的竞争和市场竞争，其激烈程度有别，而且性质有别。政治竞争虽然有时候比经济竞争还要激烈，还要残酷，但是对于案例的需求却很难确定。其中最重要的区别是，企业竞争是多头的，每个竞争者的权力都是完整的，付费都是自费的，是自己的努力赚来的；而政治竞争多是一元的，或者全得或者全失，每个竞争者的权力都不是完整的，而且付费都是公费的，是靠国家财政拨款的。
由于这些原因，对公共管理的案例需求实际上类似于人们对经济研究的案例需求，与医学、法学、管理学有很大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政治竞争公开化程度不高的社会里，更为明显。在高校公共管理研究和培训中表现得最为典型。因为高校的教师，很难接触政府官员，尤其是高层的政府官员。而政府活动本身的保密性质，使得教师去接触实践更增添了一层障碍。
但是，公共管理学依然是一门实践性的社会科学，而不是理论性的。它依然需要案例研究，对学生进行案例教学，以提高公共管理的理论研究水平，同时也提高教学水平。
因此现在的问题是，在很少有人付费，同时理论研究的比较收益高于纯案例研究的比较收益的情况下，如何搞好公共管理学的案例研究和案例教学呢？
我们认为，首先可以尽我们的力量，搜集各种已经有的案例，以弥补自己搜集、编写案例之苦，同时也可以节约这些方面的费用。
这些案例我们可以分成三个类别：一是说明型的案例，主要用来记述和说明公共管理实践中发生的事件、政策和决策的全过程。这些案例强调它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并且是完全开放性的。
二是政策咨询性的案例。以政府决策者为服务对象，为特定的问题，提供一个真实的故事，主要是突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给出一些不同的解，并对不同的解进行评估。
三是理论发现型的案例，主要是提出理论假说，进行经验检验为其基本的内容，目的是通过案例研究发现和提出新的理论，发展公共管理的理论。
然后，在可能的情况下，要大力重视案例的直接采写、编写等工作，并在学术研究上多运用案例分析的方法，按照案例分析的规范，一是客观描述，二是进行问题解决式的政策咨询和政策建议研究，三是进行理论创新。
七、个人进行案例研究的心得
在最近若干年里，我们非常关心个案研究。主要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一是市政府管理和省政府管理的案例研究。对廊坊市政府、山西省政府进行了个案调查，主要是在统一的框架内描述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历史沿革、现实环境、法律地位和管理权限、机构设置与职能配置、政府决策过程、政府执行机制、政府改革和政府发展。这一案例研究主要是说明型的，它不针对某一事件，也不针对政策和决策的全过程，也不专门为廊坊市和山西省政府的决策者提供政策咨询和政策评估，也没有刻意去追求政府理论的创新并进行经验检验。当然，这并不排除在整个案例研究中在局部范围里进行政策咨询性的、理论发现型的、事件说明型的研究。它的需求首先来自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的无偿投资，其次来自各地方政府的资助；第三是来自社会的资助；第四是对此感兴趣的研究者的努力。
完整的说明型的案例研究，在中国公共管理学界实际上依然是一个开头，而对某一个地级市、省级政府进行说明型的案例研究，据我们所知，也是第一例。由于资源的限制，也由于现实需求的不确定性，更限于研究起点的高度不够，该案例的研究者对这两个案例研究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但依然非常不满意，可能连让人比较完整地了解廊坊市政府管理和山西省政府管理这一起码的需求都难以绝对满足。也就是说哪怕是说明方面，也很难做到案例研究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完全开放性等要求。政策咨询、理论发现，虽然在局部也有所体现，但从整体上来看，并没有达到较高的水准。这说明，我们依然可以进行进一步的艰苦的努力。希望下一步能够做得更好一点。
二是对中国政府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进行了案例研究。主要是搜集了三个案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案例、北京市禁放烟花爆竹的案例、北京市增收城市容纳费的案例。其用意是在法律形式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国公共决策和执行的结构状况增添一点案例色彩。这一工作既无国家课题投资，也无社会资助，全凭个人兴趣以及自己赚得的资金投入。对这一问题，目前依然在进行之中。主要问题是两个方面的努力，一是使案例研究适合于理论研究的目的，二是选择更为典型的案例、更多的案例来说明中国公共政策决策和执行的结构现状，并指出其中的问题，提供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三是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案例研究。主要是以1993—1996年中国政府职能转变为总案例，选取国务院、民政部、山西省政府、廊坊市政府、莱芜市政府以及其他基层地方政府的改革实践为分案例，说明改革的过程和遭遇的问题，并进行分析、判断，一是记述和说明中国政府职能转变改革中发生的事件，而且强调它的真实性、系统性、全面性；二是以政府决策者为服务对象，就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这一问题，在提供事实、突出问题的来龙去脉的基础上，给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三是进行政府职能转变研究的理论创新，在政府职能理论上有所突破。
四是与国家863高科技项目CIMS主题专家组和国家科委高科技司聘请的CIMS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评估专家组组长合作接受了一个“863／CIMS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评估体系和运行体制研究”的课题，其目的是搞清楚单元技术工程实验室的运行机制问题，并给国家科委高科技司提供一套合理的评估体系，并提出管理方面的政策建议。这一项目实际上也是公共管理理论运用于实践的案例研究。它要求在事求实上说明单元技术实验室的运行情况以及面临的问题，然后对之进行分析，以良性运行为目标提供评估体系和相应的政策建议。该项目目前正在进行之中。
五是进行过一些简单的“例子性”的案例研究，主要运用于教学方面。其功能主要是帮助学生理解理论原则，同时也丰富理论原则，说明公共管理理论原则在实践中的力量。同时也进行过一些“问题解决”的案例研究，给出一些场景，然后提出问题，要求培训对象进行分析、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这都是培训性质的案例。例子性的案例，主要是帮助培训对象理解理论；问题解决的案例，主要是要求培训对象在系统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综合运用所学到的理论，去分析、解决特定的问题。
在公共管理研究和教学中，“例子性”的案例是非常普遍的；“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则正在开展，并且为各种培训所采纳。但是研究性的案例研究实际上依然是非常稀缺的。认为案例教学就是例子性的案例教学，只要举了例，就进行了案例教学，这是片面的；认为案例教学就是问题解决式的案例分析，不需要学习理论，没有理论学习，只通过案例分析就可以获得公共管理的技能，也是片面的。久病也许能够成良医，只看判例也许能够成为律师，从实践中也许能够悟出理论，但这都是初浅的，都只能是细枝末节的。在例子性的理论学习的基础上，进行问题解决式的案例研究，可以事半而功倍。最后，认为案例分析只是教学的事，研究不需要进行案例分析，这也是片面的。案例教学的水平离不开高水平的案例研究，只有在高水平的案例研究的基础上，案例教学才能有真正的高水平。
公共行政民主责任取向论文
【内容提要】民主和责任，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两项基本原则，也是支配政府行为的内在价值取向。二者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本文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政府内部间的关系等两个层面，分析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和责任取向的内涵和意蕴，对中西方公共行政实践中若干问题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公共行政/民主/责任/价值取向
政府作为“一以公民的自愿联合或本质上的强制性为基础的组织”（注：参见斯蒂格利茨等《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角色》，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69页。）其产生源于人民的公意达成和公意授权，其功能在于运用其他社会组织所不具备的强制性公共权威，承担起无可替代的社会责任，这内在地决定了民主取向和责任取向，必然是现代政府公共行政活动所必须奉行的两项基本原则，以及支配政府行为的内在价值准则。二者既有区别，更有联系，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一
在迄今为止的各种类型国家中，拥有行政权力、履行行政职能的主体无疑都是政府，但对现代民主制国家而言，政府的这种行政主体地位又是有限的、有条件的，它必然受制于社会、公民或立法机关，由此决定了现代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对此我们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加以说明。
（一）政府与公民的关系
从终极根源上看，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产生于人民的直接或间接授权，这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所确定的一项根本的宪政原则。虽然人民授权的具体方式和过程在政府体制不同的国家会有所不同，但这并不影响它们本质上的一致性，那就是人民对政府直接或间接的授权，不仅是现代政府及其公共行政合法性的惟一来源和公共行政运作的前提，而且也是现代民主的一种典型形式。这就从根本和实质上决定了政府的公共行政活动必须遵循和体现民主原则和民主精神。有悖于此的政府必然丧失其存在的基本依据。
若从现代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人民与政府的这种授权与被授权关系，实际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它规定着政府与公民间在权力与义务方面的双向依存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就公民而言，一是通过同意（选举）或遵从使政府获得合法性行使权力的基础，二是通过纳税给予政府经济支持。同时，公民也自然期望能从政府那里得到相应的回报，包括以服务对象的身份获得政府提供的良好服务。就政府而言，它在获得公民的政治和经济支持的同时，必须按契约要求提供令后者满意的服务。显然，政府的合法性和权威性与政府所提供的服务的质量、数量、效率和有效性存在着紧密的正相关关系。这里，显然不存在着自上而下的、单方面的“恩赐”，而是体现着一种资源交换关系和互利行为。
然而，在实际操作过程中，由于政府是公共行政权的直接掌握和行使者，是各类重要社会资源的实际拥有者，又拥有庞大的官僚体制和内在的权力膨胀和扩展欲望；而作为授权者一方的民众，却大都处于独立无援的分散状态，他们在与政府的契约关系中往往处于相对弱者的地位，这就使得政府极易违背其初衷，偏离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要知道，政府并不是“天使”的化身，公共选择学派把政府官员视作亚当·斯密所说的“经济人”这一假设，固然有失之偏颇之处，但现实中的政府的确不总是那么高尚，政府机构谋求内部私利而非公共利益的所谓“内在效应”(interalities)现象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金元”政治中有着淋漓尽致的表现。在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在理论上不能完全排除政府机构的“内在效应”的可能性，在实践中，少数政府官员的腐败行为更时有发生。其典型表现就是所谓的“寻租”现象，其主要危害在于“不仅使生产经营者提高经济效率的动力消失，而且还极易导致整个经济的资源大量地耗费于寻租活动，并且通过贿赂和宗派活动增大经济中的交易费用。”（注：V.奥斯特罗姆等编：《制度分析与发展的反思——问题与选择》，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第IV页。）从而成为导致政府腐败的一个重要根源。
为了避免和遏制这种现象的发生和加剧，世界各国从制度上、法律上、伦理道德和意识形态上做了长期不懈的努力。其中，当以下述几方面最为有效，也最能体现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
其一，建立和健全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对政府的权力制约机制。这里，问题的关键是通过一套复杂的机制，既能防止政府的权力膨胀到难以控制而有害公民和社会的地步，又能避免损害政府的权威而以牺牲公共行政效率为代价。在这方面西方国家分权制衡构架以及中国的民主集中制各具特色。前者的特点在于各个国家机构各有各的职权，但彼此之间互相制约。这意味着每一个部门特别是行政部门行使权力的时候，都受到其他部门的监督和制约，都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不得不慎重行事。尽管如此，西方国家仍普遍出现了以行政权力膨胀为主要特征的所谓“行政专横”现象。
中国的民主集中制至少从形式上看，不同于西方国家循环型的分权制衡机制，因为最高国家权力可以追溯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他国家机关包括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都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而它则不受其他国家机关的制约。但中国的全国人大其最高国家权力地位是仅就国家机构系统内部而言的，它表现的是宪政结构；若着眼于实际的政治过程，国家的最高权力的拥有者是作为惟一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它表现的是党政结构。宪政结构与党政结构相结合，并以党政结构为核心，构成了中国政治系统的主体部分，这是其一。其二，无论是宪政结构还是党政结构又都通过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在反映和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上取得了根本的一致，从而体现了执政党和国家机关的人民性质。这是中国民主集中制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分权制衡体制之所在。但从操作层面上看，中国的直线型权力结构仍然缺乏必要的分权和制约，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现象还普遍存在，人大的权力得不到充分保障，这必然影响对行政权力的有效控制，降低了公共行政的民主化水准。为此，应采取有效措施，建立和健全权力之间的内部制约机制，当务之急是从法律制度和程序上保证人大成为名符其实的国家权力机关，特别是确保人大切实履行重大事项的决定权和对由它产生的政府的监督权。（注：参见张惠敏等《健全我国人大监督制约制度的框架设计》，载《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8年第4期。）。包括加强人大的法律监督、工作监督和人事监督机制，建立或健全相应的组织机构。
其二，实现行政权力同经济权力的二元化分离，政府权力背离民主取向的经济基础本质在于行政权力与经济权力的融合。要保证公共行政的民主性，核心要解决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明确产权，真正确立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作为独立市场主体的地位，使经济组织摆脱行政附属物的地位。行政权力不再直接干预经济组织的权力，使企业在市场上行使自己的权力。这对中国这样一个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发展中国家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目前应着重抓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1.以政企分开为突破口，加快现代企业制度建设。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渐进式”改革思路的确立，中央将大部分部属企业下放地方管理，目的是减少行政干预，增强企业活力，但在政企不分的体制没有根本改变的条件下，这实际上只是将企业从中央的附属物变成了地方的附属物，造成了政企关系的地方化，使本来应该直接下放给企业的权力滞留在地方政府手中，企业仍未能真正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另一方面，在新旧体制交替的过程中，由于市场发育不全，企业在资金筹措、物资配置、能源供给等关键环节均遇到困难，又不得不求助于政府给予照顾或解决。针对上述状况，当前最紧迫的工作是要加快市场化改革的进程，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转变各级政府经济职能，切实贯彻政企分开的原则，明晰企业产权，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把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权力切实还原给企业，使其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市场主体。同时，实现政府行政权力与国家所有权的分离，并把政府的经济管理职能与国有资产经营职能分开，健全国有资产管理系统和运营机制。
2.切断政府部门与其主管的经济主体之间的利益连带关系。在实现经济体制和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转变的过程中，计划体制下政府部门主管经济主体的职能趋于萎缩，但并未完全消失，而且政府部门与其主管的经济主体历史上形成的利益连带关系也仍然存在，因此应在撤并专业经济部门的基础上，加快变政府机关直接管理所属经济主体为行业管理的步伐，从而切断政府部门与其主管的经济主体的利益连带关系，从体制上消除政府职能错位的根源。
其三，健全公民对政府的民主监督机制，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民主监督的关键是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公开性，即确保政府的透明度和人民对政府公共行政活动的知情权。包括公开机关工作计划、工作总结、人员管理和经费开支等情况。如果政府缺乏透明度，公民就缺乏必要的相关信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公民和社会就很难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在中国近年来一些地方政府也开始实施“公示制”，即政府行政机关通过向社会公开明示自己的职责范围、行政内容、行政标准、行政程序、行政时限和违示惩戒办法的方式，增强政府公共行政过程的透明度，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提高政府为社会提供优质高效服务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扩大公民对公共行政的参与，主要是指公民不通过代议机关，直接参与公共行政活动。公民对公共行政的直接参与既是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的突出表现，也是其重要保障，特别是对于以普遍性和后及性为特点的公共决策来说，没有公民的直接参与，公共政策往往缺乏对公民需求的了解以及对公民利益的整合，难以达成与广大公民的事前共识，在实施中必将遇到种种阻力。这样一方面有可能直接损害公民的合法权益，背离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另一方面还会造成行政成本高而行政效率低的后果，即使该项行为本身正确，也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因此，政府应当为公民直接参与公共行政活动提供充分而有效的渠道，并且不仅在实体法上而且也在程序法上保证公民参与公共行政的权利，使公民在政府制定和实施与公民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政策时，能够比较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近些年来，国际公共行政领域出现了倡扬公民参与的“社区主义”潮流：不少国家对政府与社区的角色重新定位，特别是把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很少讨论的“社区”概念，视为设计未来公共事务治理模式的关键因素。因为，政府难以解决的无数繁难公共问题，“社区”在这方面却具有独到的优势。例如，传统处理公共政策议题的层级常常是在中央或省级政府，社区主义治理的模式则强调自下而上地参与，使公共政策的制定更能符合民众最直接的需求。由此“社区主义”在欧美国家成为拓展公共行政领域的重要手段。在新加坡，李光耀致力于建立“新加坡人的社区主义”，（注：汪明生等：《海峡两岸公共行政与跨世纪发展研讨会论文集》，1999年，第145、161页。），以使社区所有成员包括政府、民意代表、市民等，在公共论坛中都能理性地表达己方的意见，耐心地倾听他方的意见，并在社会系统中彼此增加充分的理解。这既有利于重建政府与民间的信任关系，又有利于整合国家与社会的总体资源以创造“双赢”的局面。
（二）政府的内部关系
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不仅体现在政府与公众的关系中，而且也体现在政府内部。后者恰恰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所忽视，在以首长负责制为内在体制、以金字塔结构为外在形态的行政科层体系中，权力自上而下呈单向辐射状，组织结构趋于呆板、僵硬。这一状况与当代灵活快捷的信息社会以及不断变化的公民需求形成巨大反差，使行政组织无法对社会和公民需求的变化作出迅速而有效的回应。最近20年来，公共行政改革成为一个世界性潮流，其中至少有两项内容以政府内部关系的民主化为主要取向。
一是权力下放。即将原来集中于中央政府的权力下放到地方和基层的行政组织单位。这些权力包括提供各种服务的行动方案、行动程序以及相配套的人事、预算管理。权力下放使得公共行政能够面对公民需求，迅速调整行动方案，实现既定目标，解决社会存在的问题，并在与公众的互动过程中，建立相互信任、合作的社会关系。此外，由于地方和基层行政组织一般是由民主选举产生的，它们与其选民有更直接、更公开的接触和联系。地方政府拥有更多的权力，就会使选民感到他们所选举的政府是真正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其公共行政活动也就带有更鲜明的民主色彩。正因为有上述优越性，世界各国公共行政改革的一个共同内容就是权力下放。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一条主线就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的权力下放。1978年以来中国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重大改革措施，初步建立了旨在尽可能充分体现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这一“互动”原则的机制。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原有体制下中央集中过多，管得过死的状况，以及地方政府权力与责任长期相背离的不合理运行状态已有较大改观，大大激发和增强了地方经济活力和地方政府管理的自觉性和责任心，同时也在许多方面分担了中央政府的调控压力和增加了宏观协调的深度与广度，促进了中央关于地方发展目标和总体协调目标的实现。
二是赋予低层员工以更大的决策参与权。即全体行政人员包括低层人员都有对行政组织和个人目标的确立，对行政工作计划和程序的设计，以及对工作成果的评价发表意见的权利和义务。其实施途径主要有：①团体决策。即行政方针的决定，重要问题的解决，都由组织成员本着民主参与的原则，以团体决策的途径来制定或者抉择。这样可以博采众长，以保证决策方向的正确性。②咨询制度。即行政领导在对一项政策或事务作出决定之前，主动征询下属或有关方面人士的意见，从而使各项工作更加完善。③建议制度。即行政领导允许并鼓励工作人员对行政事务，自由提供意见，以便作决定时参考。通过建议制度可以广开言路，以不断改进各方面的工作。
二
权力的授予必然伴随着责任的规定，政府在获得人民直接或间接授权的同时，也就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与政府的民主取向一样，政府的责任取向也是政府的内在价值标准。这主要表现在政府对社会（公民）的责任以及政府内部的责任等两个层面。
（一）政府对于公民的责任
政府的责任首先表现为对国家权力主体的公民或代议机构负责，从根本上说，政府的一切公共行政行为，都必须符合和有利于公民的意志、利益和需求，都必须对公民承担责任。政府所承担的这种责任实质上是“公仆的责任”。它并非是空洞的政治口号，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它应具有可操作的标准和程序。经合组织最新出版物《负责任的政府》(1996)对政府提供的服务作了具体的质量规定：①让公民或企业参与决定政府应该提供什么水准、什么类型的服务，或者征求他们对这方面的意见；②告诉公民或企业，政府将提供什么水准、什么类型的服务；③公民或企业能够合理地期待得到这种水准的服务；④如果不想提供适当水准的服务，公民或企业就有权利申诉并要求赔偿；⑤提供服务的办事机构应该建立服务质量目标体系，并且对照目标向公众汇报服务结果。
当然，政府在对公民负责的同时，公民也承担应尽的责任（义务），如主动、自觉纳税，服从法律，支持和配合政府工作，这实际上体现了政府与公民的双向责任关系。
（二）政府内部的责任
现代国家行政组织规模庞大、部门横生、人员众多、分工细致、职能复杂，由此产生了行政组织体系内部中央与地方、各个层级、各个部门以及各个行政人员之间的、与行政权力的再分配相一致的行政职责分解问题，这就需要通过行政组织内部具体化的责任制度，以保证公共行政行为的规范化，克服随意性，减少行政失误，提高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行政效率，使各级行政机关和行政人员既分工又合作，既严肃又灵活，从而有效实现公共行政的既定职能。
首先，从宏观上看，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和责任划分，构成了政府内部最基本和最主要的纵向权责关系。能否正确处理这两者关系，合理配置中央与地方政府的职责权限，直接关系到政府能否在整体上履行其应尽的职能和责任。就现阶段的我国而言，虽然经过近20年的改革和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间的权责关系已趋于合理，而且宪法和有关法律对这种关系已经有了一些明确规定，但这些规定大都过于原则化，比较笼统、宽泛，不易操作，使得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对它的调整带有较大的随意性和不规范的行为，造成中央与地方互相掣肘、互相侵权现象较为普遍。此外，由于中央和地方的权责划分不够明确具体，且缺乏规范性，由此产生的相互扯皮的现象时有发生。为了克服这一状况，就需要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为此，有人提出首先应区分中央政府专有权力、地方政府专有权力以及中央与地方共有的权力三大类（注：参见谢庆奎等《中国政府体制分析》，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第124页。）；也有人强调要从人事权、财权、产权、立法权、经济调控权等方面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职责权限（注：参见施九青等《当代中国政治运行机制》，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478页。）；还有人认为，凡没有划给中央和地方的权力，原则上应归地方所有（注：参见张文寿《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与思考》，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96页。），等等。我们认为，最根本的举措应是按照全面建立市场经济新体制的要求，实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分级管理，做到两级管理的权利和责任的统一。具体地说，凡属全国性的事务，即涉及国家整体利益的事务由中央政府决定；凡属地方事务，即涉及行政区域利益的事务由地方政府决定。同时根据中央与地方政府在国家行政体系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来确定各自的核心领域，进而配备相应的职权。在配备职权时应遵循事务同类和职责权相称原则，尽可能将职权作整体划分，使它们各自有专门的管辖领域，并在各自的管辖领域内拥有较为完整的权力（注：参见潘小娟《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若干思考》，载《政治学研究》1997年第3期。），同时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合理划分中央与地方职权的基础上，使中央与地方权力责任关系规范化、法制化，也就是说，中央与地方应在法治基础上形成新型的权力责任关系。为此，我国应以现行宪法的有关规定为依据，制定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与地方关系法》，以法律规范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职责权限的划分原则、各?缘闹叭ǚ段А⒅叭ɑ值氖侄巍⒅醒攵缘胤郊喽降某绦颉⒎绞胶褪侄蔚鹊龋员3种醒胗氲胤饺ㄔ鸸叵档南嘤ξ榷ㄐ裕岣咧醒胗氲胤饺ㄔ鸸叵档髡难纤嘈院凸娣缎浴?/P>
其次，从微观上看，在政府组织内部，权力一般是自上而下层层授予的，相应地责任则是自下而上层层负责。从实际情况看，行政首长责任制是世界通行的政府管理体制，当代世界各国政府80%以上实行首长责任制。在这种体制下，一方面，行政下级对行政上级最终对行政首长承担忠于职守、努力工作、提高效率、遵纪守法的责任；另一方面，一切行政行为不管是否行政首长所为，行政首长都有连带责任。这种连带责任关系是为了强化行政首长的授权责任和管理压力，使行政首长不仅严于律己，正确授权，而且也要严于律他，善于监督。可见，在行政组织中，行政首长和行政下级实际上存在着一种双向责任关系。它要求经法定程序进入行政体系中的公职人员，一经确立行政职务关系，必须履行职务，不失职；必须遵循权限，不越权；必须符合法定目标，不滥用职权；必须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权，避免行政失当。它赋予公职人员与所处职位和职务相符合的职权和责任，从而建立职位、职务、职权、职责相一致的工作责任制度。这种责任制度保证了政府整体的权威性和公共行政的高效率。相反，如果在政府内部、机关各部门之间、工作人员之间缺乏这种明确、细致、稳定、长期的工作责任制度，权大责小造成胆大妄为、专横跋扈?ㄐ≡鸫笤蛟斐山餍∩魑ⅰ⑺跏炙踅牛灾掠诰咛宓男姓鹑纬3D：磺澹鼓承┮蚯秩ā⑹е靶形男姓鹑挝侍庖蛟鹑沃魈宀磺宥薹ㄗ肪浚唤錾撕π姓睾托姓嗽钡墓ぷ骰裕涟姓吐傻闹葱幸约靶姓实奶岣撸乙不嵊跋煺男卸怨窦捌浯砘氐脑鹑巍?/P>
除了行政首长负责制外，行政组织内部针对某项任务，上下级之间进行授权分工，经常用“责任书”的形式来确定责任的归属。这种“责任书”一般用于行政系统内的上下级行政机关之间、行政委托与被委托人之间。它是一种典型的责任制，起着行政权力的再调整、行政责任的落实和行政后果的明确等作用。主要的类型有：行政授权合同、行政委托合同、行政责任合同等等。这些形形色色的行政责任制有利于克服人浮于事、推诿塞责等官僚主义现象，有利于解决“有权不管事，干事却无权”等问题，有利于上级对下级的控制和管理，有利于理顺行政内部关系，整合行政资源，提高行政效能和效率。它们一般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是行政管理制度的具体化和变通方式，包括权力、责任、利益及奖惩等调控机制，是行政上级进行动员和控制以保证行政实施效果的有效方法。
三
由上述可见，公共行政的责任与民主取向，固然有侧重点的不同，但两者的相关性是非常密切的。
1.公共行政的责任取向是民主取向的必然要求。政府的公共行政权力来自人民主权的让渡，公共行政向人民负责是这一主权原则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而只有将政府对人民以及政府内部各层级、各部门、各职位之间的严格、明确、具体的责任关系落实到位，人民主权原则才能从理想变为现实，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也才能真正确立。
2.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是责任取向的内在推动力量。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意味着政府必须以人民的同意和支持为合法性依据，意味着政府的一切行为必须符合公民的利益和意愿，意味着公共行政过程的公开化以便接受公民的监督，意味着公民不断扩展着的对公共行政的参与，还意味着公共行政不仅要充分地反映和实现各阶层公民的利益要求，也要充分调动各级政府和部门以及广大行政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这些无疑构成了强化政府责任的强大的动力和压力，迫使政府强化为公民负责的“责任心”，并通过严密高效的内部权力—责任体系来履行好自己的责任。
3.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和责任取向借助于法律、法规而得以统一。“民主的政府”和“负责任的政府”首先是由宪法加以确认的根本宪政原则，然后再由各种程序性行政法规和规章制度加以细化。就政府而言，宪法和有关法规、规章不仅涉及到公共行政基本价值准则——民主行政和责任行政，而且还涉及到公共行政运作方式和常规性行政事务的处理方式，它对外把公共行政对社会对公民的责任具体化和可操作化，对内则规定政府内部每个机构、部门和职位所应承担的行政责任；就公民而言，它规定了公民实现自身权利和履行义务的方式和程序。因此，它在确定政府与公民的“公仆—主人”或“委托—承诺”关系的同时，也确定了政府与公民的“命令—服从”关系，它规定政府必须以高质量的服务满足公民的需求，来换取公民的服从，来确立政府的权威。
4.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和责任取向是协调发展的。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在处理政府与公民以及政府内部间的关系时，只有把民主和责任有机结合起来，才能较好地实现政府的应有职能。单纯强调一面而忽视另一面，只会造成政府整体功能的受损。就处理政府内部间的关系而言，因忽视公共行政的民主取向和责任取向的协调而造成的政府失误屡见不鲜。例如，在民主取向的权力下放过程中，地方政府或基层单位或行政下级在获得更多权力的同时，若没有承担相应的更多的职责，中央政府或下级放松了对其的监控，结果很可能造成行政效率的下降、腐败的丛生，最终制约公共行政的民主化发展。再如行政首长负责制的实行，偏重责任的明确和令行禁止，而忽视对下级的民主；就政府与公民关系而言，如何把民主和责任结合起来，或许更为困难和复杂。西方国家往往过分强调了政府机构对公众所负的责任，在政府机构不平等地对待各社会群体和阶级方面，却忽视了“公众”本身的构成。正如沃勒斯坦所指出的，在美国的情况是，“政府官僚机构都是负责任的，如果说这种负责任不是针对民主理论中所指的公民，那就是指对资本主义实践中的公司利益负责……美国国家体制的实质问题不是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而是这些官僚机构通常对哪个阶级服务或负责任。”（注：M.沙姆斯·哈克：《市场倾向的发展中国的官僚责任制悖论》，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0年第1期。）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政府责任制内涵着的民主精神也正在以市场为意识形态的情形下被逐渐边缘化。这对正处于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无疑具有预警和启迪意义
现代企业经营管理新理念
一、知识经济与“懒”管理
懒即懒惰的懒。大家也许对勤奋管理、勤劳管理比较熟悉。那么，为什么提出知识经济与懒管理呢？所以就这个问题，展开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第一个问题：懒蚂蚁与懒管理
懒蚂蚁现象是有关生物学．即昆虫学上的一个问题。生物学家经过观察发现，在蚂蚁王国里一种很不公平的现象，就是其中有20％的蚂蚁不干活．别的蚂蚁在忙碌着，它们则东走走，西逛逛．好象无所事事。为什么呢？生物学家发现：如果蚂蚁群中所需的面包渣儿、肉骨头、茶叶子没了，比如在一个宾馆找不到新的食物了，但隔壁的宾馆还有，勤劳的蚂蚁就晕头转向，找不到“北”了，不知道新的食物来源，找不到新的增长点。这时，那些“懒”蚂蚁站了起来，很有自信地说；“跟我走！”。噢！生物学家明白了，所谓懒蚂蚁，不是“懒”，而是在思考、动脑。其实，这个现象与知识经济时代动企业管理是相通的，在知识经济时代，尤其需要大量的“懒”蚂蚁，“懒”管理。这是因为：知识经济时代对于全球人类，无论是中华民族、美国人、欧洲人，都在发生着三个很大的变化。
第一个特产、是变化“快”。科学技术发展得快，企业的产品变化得快，市场也在不断地变化。比如说20年前的世界前100强或50强，今天还剩下几家？今年所排得上的也不过十几家，这种世界大企业的平均寿命为人的一半，38岁。那么，中小企业就更不用讲，可以说每天有新的企业在建立，旧的企业在破产、倒闭，因而变化非常快。而这些数字是近50年或20年的数字，是工业经济时代的数字，试想，在知识经济时代．变化无疑就更快；
第二个特点是变化“大”。如果说“快”是指时间的话；那么“大”则指空间。信息化社会，信息经济化就是全球经济化，你所使用的电脑网络上的Interl网络，这些变化是全球性的。你设计的东西是全球性的。过去，中国没有进行改革开放．可以将自己封闭起来，现在能封闭得住吗？信息时代的变化，涉及面之广，全球大大小小的角落都要卷进来。
第三个特点是变化“多”。如果变化仅是单纯的、简单的大、快，也没有什么可怕。可以讲，世界上有多少人，也就有多少人在变。现代人强调的是消费个性化。人们的思想、知识、观念都在变化。去过北京的赛特、燕莎友谊商城去看过的人，也许感到商品种类之多、变化特大，而若到过香港、日本、美国高档商厦观光之后．就感觉到北京与之比，就是小巫见大巫。在日本或美国的大商厦，单说到我们密切相关的照相机，就有几千种，同样一种相机，各种颜色，同样颜色又有不同的款式。
面临“变化快”、“变化大”、“变化多”；就企业讲，最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战略问题。有句通俗的话讲：“做对的事情比把事情做对要重要得多。”一种情况是做对的事情，另外一种情况则为把事情做对。做每件产品．从其本身来讲，没有什么挑剔的，工人很勤奋、努力、日加班，夜加点．非常辛苦。把事情做得很对，那么即使你的产品再完美、价格再便宜，但不适应市场的需求，照样堆积在仓库中。这是将事情做对。反之，我如果做对的事情，我开发出来的产品适应市场的沈求．适应企业的发展战略．即使产品的价位比较高．甚至还不很完美。试问大家，哪一种做法好？！这是一个战略问题．战略问题由谁思考呢？不是由“勤蚂蚁”，而是由“懒蚂蚁”来思考。在知识经济时代，需要有高度的知识文化水平、高度的科学技术水平、高度的科学技术素质的人才能成为“懒蚂蚁”。懒蚂蚁，他的脑不“懒”。
在20年代，生产一部汽车，其85％的财富是由投资者与工人创造出来的，因为那个年代的汽车技术含量低，管理比较少，比较简单。但到90年代，比如生产一部价值百万以上的奔驰车，投资者与工人在这里创造的财富是多少呢？不足10％．而90％以上是由工程师、管理人员、总经理、营销家、广告商、战略家，这些“懒”蚂蚁创造出来的，为什么呢？现代汽车不仅要考虑环保问题，还要考虑节能，跑得快，美观、价格低廉等等，这些问题是一般投资者与生产工人能解决得了的吗？这是知识的含量，知识的力量的具体表现。所以说，我所分析的第一个问题是懒蚂蚁、懒管理。是知识型管理。“懒”管理；并非懒。
第二个问题：增长点
我们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所经营的领域．所开发的产品，所组织的项目．其增长点在何处？这是跨入90年代，大家所谈论频率较高的话题。在知识经济时代，用句很普通的套话讲，增长点就是开发高附加值的产品。就中国目前为止，所有的报刊，论点对“高附加值”比较倾向的理解是“高科技、高投入”，才有“高附加值”。我个人的理解则不尽一样。这就是把“高附加值”解剖了。
首先，谈“高”。高科技、高投入，对！但我的企业就是简单生产，产品是杯子、夹子，怎么能够产生高附加值？那么，我说可以．这就是高水平的生产管理。通过高水平的管理，降低其生产成本，提高其产品质量；通过高水平的营销来打开市场。这不是一样能产生高附加值吗！试想一下。同样生产一种款式的服装，我的服装可能在布料、成本跟他的差不多，但是我的是中国名牌、知名度比他的要大，就能产生高附加值。当然，高水平的管理。高水平的营销，高知名度的品牌，都能产生高附加值。那么，高信誉度能否产生高附加值呢？我的企业在众多竞争对手之间，什么优势都不占，但我的产品售后服务好、信誉高，照样能产生附加值。还有一个高，就是企业领导人素质高；有高知识水平的领导人，高质量水平的员工。在知识经济时代，高附加值；不一定就意味着必须是高科技、高投入。这些都是狭义概念。
第二点，谈“附加”。我们一般认为，“附加”，即是要知识含量增加，“加”，确实能产生高附加值，反过来，我们思考一下，“减”能不能产生“高附加值”？海尔“大地瓜”洗衣机就充分利用了“加法”和“减法”的辩证关系，并受益匪浅。西方有些企业的管理采用简化管理。不要想“加”，其实“减”的管理照样产生高的附加值，大家思考一下，你们在企业管理各项工作，环节上是否需要减掉，你的产品有些复杂多余的功能是否可以减掉一些。我不知道大家是否认可这个观点，“减”能产生高附加值．很简单的一句话：减人增效，那不就产生高附加值了吗！另外，“乘法”也一样能产生高附加值。1+1+1”加…，10个1相加不就是10乘1等10。乘法就是组合，组合同样能产生高附加值．举例说，北京电视台有一少儿栏目，叫“七色光”。可以设想他们出了一套叫“七色光”的图书。包括许多内容，如儿童童话，少儿民间故事，少儿诗歌，散文等。但是对于这套丛书，如果只买一本，那只会是红颜色、绿颜色或者黄颜色的。如果把这套书全买来，摆在一起特别好看，这就是六色光，这也是乘法，不断地相加。西安的兵马俑；轰动世界，但是你只有到西安身临其境地去看兵马俑，你才能看到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才能看到那威武、壮丽的宏大场面。这是组合。如果，我把几个兵马俑，拿到北京，拿到海外去展览。看，单个地看兵马俑，好看吗？也好看。但是能看出那种阵势，那种气势，那种精神．那种力量吗？大家也有不少看过西安兵马俑，我想都有这种体会与感受，这就是“乘法”问题。所以说，“高附加值”产品不要仅想到“附加”，你要想到“乘法”或“减法”，也能产生高附加值，这是第二个解剖点。
第三，点：谈“值”。说到“值”，顾名思义，即“价值”，高附加值就是要讲“价值”。还有人说不仅是价值，而且包括使用价值。这个问题，在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古典经济学中早就论证：商品有二重性——价值与使用价值。但仅限于这些方面还是不够的。把思维的空间再拓展开，我们的“高附加值”是怎样来的？试问；时间有没有价值？有价值。元旦、春节期间，你的商品零售额大增，美国圣诞节之前的一些时段，所销售的商品占全年总见的三分之一。这个很简单，衣服、时装要赶季节，这个时间是价值。赶时间．赶季节这个固然很重要。我们中国的商品，尤其是出口商品，在这方面就比别人慢，交货迟，拖拖拉拉的，最后这个时间价值丢失了。但我还想谈另外一个方面。你找一些时间的点，比如说北大百年校庆有没有价值？温州、广州一些地区，有不少企业家一年掏十几万元来学习，这些人在北大没有白学，一方面学习，一方面捕捉信息、抓住北大百年校庆之际，制作纪念表、校庆纪念徽章、领带之类，大赚其钱。所以说，时间能产生价值。
还有，“数量”能产生高附加值吗？这还用说，物美价廉。我价格卖得便宜，数量卖得比你多，这不赚得就比你多吗？反之，难道卖的多就产生附加值吗？物以稀为贵。卖的越少，赚钱越多！因而说，产生高附加值．有时多能赚钱，有时少则更能赚钱！在全聚德举办135周年店庆活动中，他们在德国葡萄酒商那里订购葡萄酒，有干红、干白，专门出1350瓶或13500瓶。限制数量，产生价值。还有，地名能不能产生高附加值呢？哈尔滨的冰灯节、桂林的山水、黄山的景色等很多地方、名人、名胜、古迹都能产生高附加值。最后说“商品”，比如杯子、话筒、夹子、钢材、家电、汽车都是有形的，这是在一般人看来，但在“懒”蚂蚁眼中，不仅是有形的，还看到无形的。所以对高附加值来讲，尤其在知识经济时代，你要不仅看到有形的东西，还要看到无形的东西有多少！服务，能产生价值．是无形的。但同样是服务，我这种服务能产生高附加值，而你的则产生不了。做个对比实验，三家空调器生产厂家都说他们的服务是第一流的，国际五星级的。好，晚上，打一个电话，给第一家讲，家里的空调坏了。回答说：噢，后天马上派人到你家去修。因为明天是星期天。得到这个回答，已经感到很满意了。周为在中国，消费者很少能坐到上帝的位置上去。明天也就凑和着到商场避一下暑。再打电话到第二家，回答说：好！明天早上去给你修或调。第三家，回答：“我立刻去给你修！”评比一下，今后你还会买哪一家的空调呢？因而，在知识经济时代，从某种意义上讲，你的企业，你的产品，不仅是质量竞争、价格之争，很重耍的是服务的竞争。
“文化”能不能产生价值。海尔品牌价值超过百亿元，正因为文化含量大，文化产生价值。金利来领带、皮尔·卡丹服装、耐克运动鞋．因为其文化含量高，所以产生高价值。也就是说，你的企业，如果是同样资金、技术、生产水平，若注入了无形的文化含量．则能推动商品价值的实现。如果说你这个人没文化，很不高兴，但说你的企业没文化，你不在乎，企业产品还需要文化吗？错了！企业、产品不仅需要文化，而且要大大增加文化含量。
总之，企业发展寻找增长点，就是要产生高附加值商品，我将这个问题解剖。我认为，对于所有人、企业都适应，都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法去理解并应用。可以将它分解开，也可以重新组合起来，产生无穷的变化因素。那么，你还发愁你的企业、你的产品不能产生高附加值吗？这是第二个问题，也是“懒”蚂蚁思考的战略问题。
第三个问题：“四眼”与“四化”
做人要有千只眼，做企业家要有四只眼。
一般讲，国外的企业家、领导做企业仅需两只眼就够了。一只眼睛看市场，企业外部，另一只眼睛看企业内部。大家都明白，不管做任何企业，都要看市场的，所以讲第一只眼睛看市场，那么第二只眼看什么呢？看企业内部的员工，你的员工素质怎么样，有没有凝聚力，有没有向心力，这是外国企业要看的。中国的企业、大学、科研机构的领导者一样要看，这是跟外国的一样，但中国的还需要有第三只眼睛，那么第三只眼睛看什么呢？看政府。为什么要看政府？乡镇企业要盯着县委、县政府有什么主政策要出台，包括我们省里有什么宏观政策要调控等。因为这个政府里有很多职能部门，什么税务局、工商局、卫生局等。就连计划生育部门你都要看。如果忽略计划生育，你的员工超生，你的企业就要受罚款。还有什么清洁卫生、植树造林都要你参与。第三只眼睛更重要是要看到我们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市场的政策，消费及水平，如何扩大内需，如何启动、拓展农村市场等。这些都要看。那么还有第四只眼睛，看什么？
第四只眼睛看世界。为什么要提出来，因为我们中国的企业领导者大多没有这个体验。在外国企业，看市场，本身就包括世界市场、国际市场。那么有人提出：我的企业产品只需在本地区销售，连中国市场都不用看了，更不需顾及世界市场。此言差矣！要看！东南亚的经济、金融危机对中国的企业有没有影响，多多少少有影响吧？所以说不能忽视看世界。还有，今后我国加入世界关贸组织，国门打开，外国企业的产品更多，更快地进入中国市场，你不要看世界吗？即使你不需要，不主动看世界．那么就在你的家门口，就逼着你看国际市场。柯达、富士、麦当劳、肯德基都是哪个国家的？我有一句话：现在市场一方面是国际竞争国内化。大家也许置疑？国际竞争不就是国家之间的竞争？那么，你说柯达与富士的竞争是国际竞争还是国内竞争？麦当劳、肯德与上海的荣华鸡、中国的一些快餐业之间的竞争是国际竞争还是国内竞争？国内的海尔、长虹，还有我们的洗衣机、冰箱、彩电、VCD在国内市场的竞争中，没有遇到德国、美国、日本等企业的竞争吗？另一个方面；国内市场国际化。如何解释，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众多的国际品牌已进入中国市场，你到商场去看一看，你的商品所处于的市场仅仅是国内市场吗？你的产品在国内本上的销售、竞争已不但是与国内品牌的竞争，而且是与国外品牌的竞争，已经国际化了。因而，国际竞争国内化，国内市场国际化，逼着我们的企业、大学、科研院所要去看世界，需要有第四只眼睛。
那么，这四只眼睛的核心是什么呢？一句话“四化”。这“四化”不同于“四个现代化”，而是专指对于企业管理、产品营用的“四化”。
第一点，精确化
你看市场，一定要准，要精确。否则等于白看。如果你要上一个项目，上一条生产线，在此之前，看市场看花了眼或看走了眼。社会不断重复生产项目，就会有很多的库存商品征滞销。为什么有的商场或商厦开了没多久就关张倒闭了呢？那是因为他的眼睛没有看清市场。
第二点，细分化
市场细分是市场营销学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现在有的企业经营者号称全中国都是他们的市场，全国人民都是其产品的消费者。怎么可能呢？地区差异、文化差异、性别差异、年龄差异、收入差异，都不存在了？我们开发产品，必须确定产品的具体消费对象，我们的产品是针对哪个地区、哪个年龄段、哪种收入水平的消费群体，否则注定要失败。“奔驰”车有奔驰车的消费群体，“捷达车”、“红旗车”也各有相应的消费群体。这就是市场钢分化。
第三点，深入化
仅仅精确化、细分化还不够，还必须做到深人化。什么是深入化？尤其在研究市场时，必须要注重研究消费者动机。目前有关市场营销的一般消费者动机．无外乎求美、求廉、求“名（名牌）”、求奇、求新、求异、求同等等。这是目前各类市场营销教科书的普遍说法。但是我们在思路上应更深入一些，做得跟别人不一样。比如说，别人求廉，我们难道不可以求贵吗？一般商品确实是价格低廉一些比较畅销。但是如果我们开发出的商品别人没有．迎合一部分人“便宜无好货，好货不便宜”的消费心理，我们反别人之道而行之——“求贵”。这种“农贵”的成功案例很多。
我们还可以反“求美”之道，转而“求丑”。有些商品别人“求美”，我可以“求丑”，比如不倒翁、哈哈镜，显得可爱，丑得逗人乐，电影、戏剧中的丑角，特别受观众欢迎，就是这个道理。
再就“求新”来说，别人求新，我可以求旧。古董、邮票等．越旧越有价值。还有服装行业，时新虽然受欢迎，但传统服装也有其独特的魅力，如旗袍、中山装．开发得好，一定很有市场。而现在很多古迹．整旧如新，反而失去其价值。
第四点，模糊化
有时研究市场应该稍微模糊一点。产品定位很多时候不要太准确。现在男性服装和女性服装并不一定严格区分开，比如牛仔裤，以前是男性服装，现在发展到许多年轻姑娘也爱穿，而且消费量相当大，这就是市场定位的中性化、模糊化。所以说，有时候，市场定位时模糊一点比精确好。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城市与郊区的界线并不一定什么时候都那么精确，该精确时就精确，该模糊时一定要模糊。
二、知识经济与软管理
在知识经济时代，知识作为一个生产要素，它对经济发展的直接页献，超过了其它生产要素的总和。如果说以前经济的发展主要依靠资本，那么，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的发展则主要依靠“智本”。与作为物的生产要素不同；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五是以多为贵，在知识经济时代，企业的发展，企业的扩张，企业的营销，企业的管理，都需要“软”的运作。
第一个问题；软扩张
任何一个企业．要实现发展，实现扩张仅在内部积累是不行的，永远成不了大气候．必须要通过外部的扩张、外部的兼并和外部的发展。通观全世界大的企业，无一不是通过外部扩张而发展起来的。关于外部的、软的扩张，我提出了“鱼论”。扩张的进程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第一类型，“大鱼”吃“小鱼”。这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硬的扩张，它是通过实力和资金实现的，靠的是硬件。
第二类型．“快鱼”吃“慢鱼”。现在企业界有不少“小鱼”吃“大鱼”的现象．即小企业吞并大企业。这种现象的实质是“快鱼”吃“慢鱼”，这里的“快鱼”，靠的是技术，是管理。这是一种软扩张。
第三类型，“鲨鱼”吃“鲨鱼”，即强强相并，如麦道与波音合并。这是一种优势互补的合并，现在这种例子很多，特别是在金融界。当然，这种合并严格上来说是～种联合，不存在谁吃掉谁的问题。
第四类型，吃“休克鱼”。这是很重要的一种软扩张的形式。这里的“休克鱼”，指的是这样一种企业，这种企业的机体并没有腐烂，其厂房、机器设备、人员素质都不错，但是企业管理机制、运行机制、企业文化、市场销售不行。有实力的大企业可以通过对这种企业输入新的管理模式、新的管理机制、新的文化去刺激它。这种扩张是一种低成本的扩张。海尔兼并红星电器厂就是这样一种扩张．这次兼并已被骗人哈佛案例。海尔兼并企业时，先派去的不是财务人员．也不是技术人员，而是文化人员和管理人员。海尔专门有个企业文化中心，专门研究海尔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模式。这些人员先去激活“休克鱼”的文化、管理和机制，之后再派财务人员、技术人员。但是这种扩张短时期内是低成本的，但从长期来看，则很可能是高成本的，是包袱，甚至可能被这个包袱拖垮。所以吃“休克鱼”一定要小心，不要吃到“死鱼”、“烂鱼”。
关于“鱼”论方面，我还提出一个主张；要吃“生猛海鲜”。这种“生猛海鲜”的市场占有单，企业机制各方面都不错、但有可能有资金不足等困难。所以我们可以“吃’它，这也是一种优势互补。不仅海尔如此，中国的很多企业都在进行软扩张。软扩张的特点是什么？相对于“硬扩张”来说，它更强调“软”的一面。强调知识，包括管理的知识、技术的知识、文化的知识。比如说三九集团总结其款扩张的特点是借鸡（机）下蛋，情网打鱼和借牌发展。这里的“鸡”是机制；“网”指营销网络；“牌”是名牌。在软扩张中，品牌是旗帜；资金是基础；文化是灵魂；制度是保障；人才是后盾。这是软扩张的五个要素。
第二个问题：软营销
营销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要打动消费者的眼，这是60分的标准。现在很多企业，尤其是VCD厂家．纷纷瞄准中央台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刻”，争“标王”。结果是纷纷扰扰，哪一个也不能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不能打动观众的眼。第二个层次是要打动消费对象的脑，这是80分的标准。在纷繁复杂的现代市场，打动消费者的眼已不是易事，要想打动消费者的脑，则更有难度。通过消费对象的大脑思考之后，有可能产生积极的正面的印象，也可能产生消极的负面的印象。1996、1997年中央台“标王”都是山东泰池酒厂。N96年花了6000万，成功了；N97年则要花3亿多做这个“标王”，这时消费者可以想一想：平均每天近100万的广告费要打入酒的成本里．每买一瓶秦池酒，其中要花多少广告费。而且一个酒厂，哪有这么大的产量，所以很多酒肯定是外来的，勾兑成的。这就造成了负面的印象。第三个层次，95分以上的，是打动消费者的心，军事上有“攻心为上”一说．营销也是如此。要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我们可以从一个反面案例来得到某些启示。1997年，柯受良飞越黄河，赞助单位是哪家企业？很多人都认为是长虹，而实际上是彩虹集团。彩虹花了几百万的赞助费，结果却为长虹作了广告。为什么？主要是缺乏三点：
第一点是缺乏延伸性。延伸有前延伸和后延伸。戏剧演出中的前奏音乐，桥梁的引桥都属前延伸之列。黄河飞渡作为活动的中心和高潮，之前一定要有大量的宣传工作作为前延伸。活动之后，一定还要留给别人思考和回味，“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彩虹的这次活动有前延伸，但是做得不够。有“后延伸”，就是召集一批专家、记者总结活动失败的原因。以总结失败作为其后延伸，实在可悲。
第二点是缺乏系统性。彩虹集团虽然在电视、广播、报纸上做了广告，但缺乏配合、缺乏呼应、缺乏系统性。没有造成一定的“势”，就象手里拿着一度手榴弹，东奶一颗，西扔一颗，杀伤力有限。如果相成一束，作集束爆炸，则能摧毁一座堡垒。而且彩虹集团没有充分利用旅谢系统和当地政府的力量，这是其系统性上的一大缺陷。
第三点是缺乏深刻性。飞渡黄河定的主题是“振兴中华”。深刻不深刻？太大太空。这个口号是十几年前北京大学的学生喊出来的。80年代国门初开。看到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中华民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时代的紧迫感压在中国人的心上。所以那时候喊出“振兴中华”的口号会令人热血沸腾。而在今天喊出，虽然也会激动人心，但已没有自己的特色和独创性，不会给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所以，好的营销工作一定要有延伸性、系统性、深刻性，三者要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知识经济与创新管理
为什么讲知识经济与创新管理？因为知识经济的核心是创新。今后一个企业的发展，乃至全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仅取决于资金、资源，更重要的是拥有知识。但这个知识不是原有的；而是创新的知识——不断创造、提高、改善、升华的知识。因此，在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过程中，企业的创新力度要不断加强、提高。这里包括人力、物力、财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创新的形式要多样化。第三点，创新的步伐要加快。这三点是相辅相成，缺一不可的。
第一点：创新的内涵
应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富有创造、发明，有悠久历史和巨大智慧的民族。但纵观我们民族的发展，可以说创新不足。这跟我国很长的封建经济形态和生产方式有关。总的讲，整个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是简单的小农经济，根本谈不上商品经济、市场经济。这些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都比较保守。从春秋战国到大清帝国最后灭亡的整个几千年历史，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基本没有什么变化、发展，若有一些，也仅是量变而非质变，这样造成他们的思想、观念上也不会有更新。因为你的实践没有创新，你的思想、理论根本不可能创新。比如拿先秦孔子来讲，多少年来将孔子的思想、文化、几部经典著作作为指导人们思想、行为的准则。可以说孔子的几部经典著作统治了几十代乃至上百代人的思想、头脑。这漫长的期间，没有创新。另外，在这些年代，没有搞商品经济。人与人之间也没有竞争。因而讲，中国人一直以勤奋、吃苦、耐劳作为美德．而引以为家，但为什么不用创新改变这些吃苦耐劳的局面呢？为什么不能够吃一点香、喝一点甜呢！从这点讲，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着保守的一面。西方一位哲人马克斯·韦伯，曾经讲过，资本主义能在西方产生．而不能在东方产生，根本原因，东方民族比较保守、传统。这个观点，我认为不完全正确。比如说，近几十年来，亚洲的经济飞速发展，四小龙的经济腾飞、崛起。但总的评价，是创新不足。
那么在西方是谁是先提出创新呢？是一位很知名的经济学家叫熊彼特，他在几十年前提出了创新的概念。他认为：世界的发展，经济的飞跃是要通过企业家的。因为企业家能够创新。他的创新理论包括以下五个方面：新市场、新产品、新技术、新原料、新组织。比如说，新市场，你要开创，北方市场不够，开拓南方，国内市场不能满足，打国际市场。而组织创新：其实就是企业制度的创新，不管怎么讲，这些创新是指在工业经济时代的创新。后来．这个理论家指出，你的创新不但是要适应环境，而且还要创造环境，需求也同样，不仅要适应需求，而且要创造环境，创造需求。现在人都是在抱怨：现在市场疲软、需求不大。那么你能不扔在大环境是买方市场中创造出一个卖方市场的小环境来。总体上需求不足，为什么不创造出一个小的需求环境呢？你不仅要适应需求，还要创造需求，领导需求，吊着老百姓的胃口。老百姓还不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创造出来了，他就跟着你走。总之，作为企业家，你要不断地主动地去创造需求，而不是消极地去适应需求，这是至关重要的，也是创新的含义。
第二点：创新的外延
知识经济时代，创新归根结底书的是人的思想。科学技术、市场经济均由理论、思想引发出来的。新的技术、市场、方法、制度等产生，首先要有新的思想。众所周知，有新思路，才有新出路，进一步讲，要创新思想，创新经营，企业才会有新的出路。有新的观念，才有新的发展。在企业界，不论是搞服装的、象电的，还是做食品的、造汽车的，表面上看是在经营产品，实质上是经营资本。一般认为．资本的运营，包括土地。人才、品牌、金融、资产等，但我认为还不够。一个企业家在知识经济时代；你不仅要经营以上所包括的内容，很重要一点还要经营“思想”，作为“懒”蚂蚁，你要整天琢磨如何经营你的思想。如何长远地、战略地、全面地发展你的新思路。要率领手下人走对的道路，做对的事情。不要凡事都做，凡事都问，应做到“将军赶路，不追小兔”。作为一个帅才，主领千军万马，你要占领制高点、主阵地。抓住大方向，不为诸事所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也有很多类似思想，比如，孔子所讲：君子不器。这个“器”是指具体工作。作为企业的高层领导，不应去做电工、修理工、生产第一线之类的具体事情。作为一家之主，战略家，你要做附加值高的、知识含量高的东西，要经营思想。有一比喻说得好；一头狮子可以带活一群绵羊；而一头绵羊则会带死一群狮子。比如说，你的企业。科研院所里的员工，素质水平不太高，暂称为一群“绵羊”，而你的企业领导是一头狮子，具有高素质水平、高战略思想的经营者，那么他定会可以带活这群“绵羊”。反过来，你的员工素质水平比较高，竞争力也比较强，是一群活气生生的“狮子”，而你的企业领导是一头“绵羊”，各方面都很差，是个窝囊废，那么他会把这群有朝气的狮子给带死，使企业走向穷途末路。因此，要做好“懒”蚂蚁，你要经营“思想”。常言道：两军相逢，勇者胜；两员相逢，强者胜；两强相逢．智者胜。不言而喻：知识经济时代，就是智者制胜，智者领先的时代。
总之，我们的管理，要创新管理。作为企业的领导，要做“懒”蚂蚁，实施“懒”管理，要做创新的智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