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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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澄清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和本土化、中国化和全球化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从西方图书馆学理论产生的历史背景及其学理结构上论证中国化将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永恒课题。认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内容主要包括三个层次,其中的重点应放在努力发现中国当今特定时空下、特定图书馆实践的新问题,去证明那些一度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心的西方通则。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问题,是目前图书馆学界关注的焦点之一。但什么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为什么要中国化?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有哪些?在这些“关于”中国化的基本问题上,学术界并没有完全达成共识。这三个议题事实上涉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概念、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必要以及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何以可能的问题,从逻辑学角度讲,它们共同构成了具有逻辑周延关系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必然性,因而是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所无法绕开的基础性议题。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进行初步辨析。

1、概念的澄清

1.1“本土化”是相对宽泛的上位概念,建议使用更为准确的“中国化”术语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更多地被表述为图书馆学研究的“本土化”。如吴慰慈先生1998年在(《图书馆学学科建设要本土化》一文中的倡言Ⅲ以及刘兹叵先生对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的一组论文等。那么,什么是图书馆学本土化呢?“图书馆学本土化是使来源于西方的图书馆学中的合理成分同本土社会的实际相结合,以增强图书馆学对本土图书馆现象的认识和在本土图书馆实践中的应用,形成具有本土特色的图书馆学理论、方法的一种学术活动和学术倾向”。这个定义预设了图书馆学学术落后国家引进和借鉴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家理论的事实。但落后和发达是相对而言的,如19世纪美国曾派出大批学者“留洋”德国学习先进的图书馆学思想;又如,印度以阮冈纳赞为旗旒的图书馆学思想对英美有着一定影响,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图书馆学界同时又提倡自己的“本土化”,并形成了印度特色的图书馆学“本土研究学派”。

显然,作为一种学术活动,本土化诉求是学术落后国努力摆脱对学术发达国的依附地位、追求学术话语独立权的行为,具有学术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运动色彩。而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是世界范围内的“本土化”的一种类型,提倡使用“中国化”这一术语,将有助于把问题局限在个案的水平上作出恰如其分地剖析。

1.2社会全球化和图书馆学中国化的关系

图书馆学本土化是图书馆学学术发达国和落后国在学术交流中的必然产物,并不是社会全球化的今天才导致的结果。同样,作为本土化特殊类型的中国化问题也肇始于西方图书馆学“东渐”的晚清。早在1925年梁启超先生就呼吁建立“中国的图书馆学”。1926年,刘国钧先生也强调:“本新图书馆运动之原则,一方参酌欧美之成规,一方稽考我先民对于斯学之贡献,以期形成一种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总之,图书馆学中国化问题渊源久远,历史上从不鲜见关于本土化问题的探讨。当然,问题的存在是一回事,该问题是否被关注又是一回事。当中国化问题并不被关注时,实质上是默认西方理论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不存在效度边界。但任何西方图书馆学理论都是源自西方图书馆实践的局部真理,当它们“外推”到中国实践时仅有参考价值,而绝非全面真理。可以说,当历史上的某个时期,“中国化”问题不为学界所关注时,也是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匮乏之时。

另外,中国化并非源自对全球化的学术反弹。作为图书馆学中国化的核心,西方图书馆学理论在面临中国图书馆实践的具体问题时表现出了某种错位甚至无能,因而,图书馆学中国化并不是作为全球化的反弹才出现的学术诉求。以经济一体化为基本动力的全球化作为一种人类历史的发展趋势,并不意味着西方化,或仅仅是向欧美运动的向心化。英国学者齐格蒙特·鲍曼指出:“全球化概念所传达的最深刻的意义就在于世界事务的不确定、难驾驭和自力推进性;中心的缺失、控制台的缺失、董事会的缺失和管理机关的缺失。全球化其实是乔伊特的‘新的世界无序’的别称”。鲍曼又说,“全球化过程缺乏人们所普遍认为的效应的一致性”,它“既联合又分化。它的分化不亚于它的联合——分化的原因与促进全球化的原因是相似的。在出现全球范围的商务、金融、贸易和信息流动的同时,一个本土化的、固定空间的过程也在进行之中”。也就是说,全球化本身就意味着不同利益主体的多元存在,并由此滋生出包括图书馆学在内的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本土化学术关怀。同样,作为全球化技术平台的互联网也不支持一个超国界、去民族化、以欧美为中心的单一世界秩序。查尔斯·艾斯认为:“网络空间越来越多地表现出文化认同、传统、意见、习惯等方面广泛的多元性”。就图书馆学而言,全球化所导致的世界中心的缺失,意味着建立多极化图书馆学理论的可能。

综上,全球化伴随着本土化的运动,提供了各种能动创造的可能。中国图书馆学界应该抓住历史机遇,基于中国当下图书馆实践并借鉴西方图书馆学成熟学理,构建出“中国制造”的、因而也更能解释中国图书馆现实的学术理论。强调“中国制造”并非出于狭隘的民族自尊,而是因为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成为生生不息的永叵课题。

2、图书馆学中国化将会是生生不息的永恒课题

作为一门科学,中国的图书馆学是在近现代借鉴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化问题正像在图书馆学建立之初就存在一样,它也必将会永远存在直到图书馆学消亡。历史上,任何时代的图书馆学研究都必须、也只能中国化,而根本不需要等到梁启超、刘国钧、吴慰慈或其他哪位大家的呼吁。西方图书馆学产生的背景决定了中国化必将是永恒的课题。众所周知,德国学者施莱廷格于19世纪初提出“图书馆学”的社会背景是欧洲工业化以及由此而来的对传统社会的重组,学术背景则是欧洲启蒙运动以来自然科学理性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延伸。这决定了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无论是在历史向度上抑或是在现实向度上,都与中国图书馆实践颇多凿枘。总体而言,虽然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本身内涵丰蕴,并随着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变化多端,但其指涉的内容不外乎特殊理论和通则理论。

在特殊理论方面,正如学术界所总结的那样,西方发达国家的图书馆理论可以大致概括为源自德国的技术学派,源自英国的管理学派,源自美国的社会学学派、交流学派、新技术学派、信息管理学派等;而俄罗斯、印度、日本等也在图书馆学研究中取得了个性特色十分鲜明的研究成果,如后阮冈纳赞时期的印度即有知识组织学派、管理学派、信息技术学派、本土研究学派等。它们无一例外地表明,所谓图书馆学“理论”,总是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条件下的某个或某些学者的思想。因而,“理论”更多地取决于时空的特殊性和个体视角的差别,而理论内涵和解释者的知识前定则处于相对次要的地位。图书馆学作为人们对图书馆认识和实践活动的总结,与人类的精神现象须臾不离,近年来人文图书馆学的活跃正表达了对人类的精神现象和图书馆理论之间相关性的关注。人文图书馆学强调人与人之间(包括馆员之间、读者之间、馆员与读者之间)的理解沟通,从而实现对图书馆实践规律的人性把握。而人的实践活动是受到时代和环境的时空二维关系制约的。简而言之,时空结构比具体图书馆学理论更为根本。因为在历史向度上,随着历史时间的变迁,“时过”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时俱进的问题;在共时向度上,随着社会空间的移易,“境迁”的图书馆学理论必将面临如何与世偃仰的问题。这样,在源流上作为西方学术的图书馆学对中国具体图书馆实践的制约意义肯定是值得怀疑的,只要“时过”和“境迁”永远存在,西方图书馆学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也将永远存在。因为理论可以移植,但背景永远无法移植。

在通则理论方面,和其他学科的通则性问题一样,图书馆学的通则性主要包括本体论层面和逻辑学层面。

图书馆学的本体论层面涉及到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在社会经济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以数学为例,“l+1=2”是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在秦始皇时代或路易十四时代,在美国白宫或阿富汗平民窟,“l+1=2”都是真命题。然后,你研究“1+1=2”干什么?“1+1=2”有没有超数字游戏的具体应用?在这些体现研究目的和研究价值、涉及主体立场和观念体系的问题上,却因研究主体的不同而大相径庭。价值论是不能被证伪的,它与近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性背道而驰。作为社会科学或管理科学的图书馆学,其价值论空间远远大于1+1=2。几乎可以断言,图书馆学研究中完全的“价值无涉”是不存在的,即便是纯技术研究,研究者在研究过程中能够刻意追求某种“客观立场”,但在立题伊始和研究成果的最终用途上还是不可避免地回归某种价值判断。历史上,图书馆学中国化始终存在知识理论的价值选择和判断问题。一个显例是,1949年建国后对前苏联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是有选择的,鲁巴金关于自学和阅读问题的研究以及图书馆藏书补充理论(后者又称“图书核心”理论)尽管更具学术性和现实指导意义,但出于政治价值的考虑,我们却更加迷恋丘巴梁的社会主义图书馆学说。

图书馆学的逻辑学层面涉及认识论和方法论。图书馆学在追求知识信息的编码与解码一致性时所创造的原则(如杜威十进分类、元数据理论等)遵循逻辑思维规则,显现出了人类思维能力的稳定性。然而,图书馆学理论并非来自逻辑思维的简单演绎。以图书分类学为例,以杜威十进分类为代表的西方分类表面上是以文献主题概念的学科属性和逻辑类项的划分为两翼构筑的,具有“天才着作和下流作品同样都是分类表中的一个号码”的“客观精神”。但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来源上看,它乃是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科学实验和逻辑思维信念的产物。所以,我们从杜威十进体系中可以轻易找到它与哲学家培根知识三分论的有机联系。而我国自刘向以来的图书分类也一直与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相吻合。所以,逻辑只是图书馆学科学活动的条件而不是科学活动的验证对象本身。换言之,图书馆学理论都是对不同时空条件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性概括,因而是具体的、历史的、源于图书馆实践的。西方流派纷呈的图书馆学理论表面上都具有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和逻辑预设,实际上却深受社会习惯的制约,使理论的纯粹性大打折扣。可以断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历时社会传统和共时文化思潮都从不甘于寂寞,它们总是“主动”和自然科学理性一起影响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

综上,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生成机理决定了西方学理永远存在中国化问题。“中国化”不是一个有朝一日终将解决的任务,而是中国学者在图书馆学研究中永远应该坚持的根本方向。

3、中国化所指涉的内容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精髓是,既然西方学理是特定时空背景下基于特定图书馆实践的理论总结,它在面临“时过境迁”的中国时空和中国特定图书馆实践时,必然存在一个理论有效性问题。总体而言包括下述三个方面。

3.1基于不同历史传统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中国五千年历史大致可以以1949年新中国成立为界而划分为大小两个传统。通常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大传统,它与西方文明的差异突出表现在科学精神的缺失上,即缺乏从下定义到通过实验或逻辑推导得出一般化和非时间化的结论、要求结论可证实或可证伪的整个科学研究程序。从西方“科学”来审度,一般认为中国古代既没有图书馆更没有图书馆学。这就像从“西装”来审度,中国古代没有衣服一样。显然,中国古代是有衣服的,只不过没有西方式的衣服(西装)。同样,中国古代既有“自己的”图书馆实践也有“自己的”图书馆学。如北宋程俱的《麟台故事》就较系统地表达了图书馆理念,对图书馆的社会职能、图书馆的基本内容、馆舍建筑、馆员的管理等有较全面的概括。事实上,离开了古代图书馆对文献的收集、整理和利用的丰富实践,就不可能产生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明。而基于大量图书馆实践,中国古人也不可能没有对图书馆学的理论思考。如中国古代关于文献政治教化功能以及藏书对于政治意识形态的促进作用的洞见,比之现代西方图书馆学“社会学学派”的相关理论也绝不逊色。因此,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一方面要“洋为中用”,借鉴西方的理论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实践做总结、对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理论做修复,以增益其“科学”的成分;另一方面要“古为今用”,从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学智慧中吸取养分,改进业已独步天下的西方式的图书馆学理论。

1949年后形成的中国社会小传统因受政治单一性话语的影响(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比重在下降),而与“科学主义”经验研究意义上的西方图书馆学颇多隔膜。如何对待西方图书馆学的学术话语和中国小传统所特有的社会主流话语之间的差异性,也是图书馆学中国化的重要议题。它包括:①图书馆学者如何在坚守应有学术规范的前提下,将西方式的学术话语转换为政府和大众都可以接受的话语。②政府职能部门如何信守“价值无涉”原则保证图书馆学学术研究程序和表达方式的独立性。③大众作为图书馆的读者或潜在读者如何自觉接受西方科学主义图书馆学学术精神的洗礼,以便更好地利用图书馆甚至参与中国化的图书馆学理论的创造。

3.2图书馆学理论传播和普及过程中的中国化

西方图书馆学作为与中国图书馆实践有一定距离的学理结构,其输入过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①中国的现实需要,这是前提。从鸦片战争及洋务运动中国先贤对西方图书馆的宣传介绍,到前后学习西方创办新式图书馆,到清末新政时期公共图书馆观念的传播和公共图书馆运动的兴起,直到1919年新文化运动以来对西方图书馆学理论的引进,中国近现代图书馆理论和实践过程始终伴随着如何学习西方的问题。这其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在当今图书馆学研究如何中国化的问题上仍有参考价值。②传播普及。即努力突破西方图书馆理论的纯粹学术层面,引起官方和大众的广泛关注。这首先涉及到语言转换和理解转换的问题,意味着学者们不仅要在学术层面上一展身手,还要在学术层面之外有所作为。③发现问题和证伪通则。即西方学理在面对中国图书馆实践时,到底表现出了哪些错位甚至无能。这是中国化研究过程中最为重要和核心的一环,集中体现了中国图书馆实践的现实需要与西方学理之间的张力。

图书馆学知识体系现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全国高校设立的图书馆学本科、硕博士教育已初具规模。如何在普遍性工作大发展的基础上,对因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而带来的图书馆事业新问题作出新理解,这是目前中国化问题的重中之重。遗憾的是,学术界目前津津乐道的仍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话语在图书馆学中的嫁接和应用。技术图书馆学、科学图书馆学和人文图书馆学,作为当前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三大话语类型无一不是在亦步亦趋于西方的学术理论。如图书馆哲学作为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即起源于1986年卿家康等翻译了美国学者谢拉的《图书馆哲学》。

3.3西方图书馆学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中国化

西方图书馆学理论是具体的,同时也因具有西方科学主义经验研究的传统而具有“通则”性。然而,这些具有“通则”生的理论虽然“科学”,但不一定符合中国的国情。这样,通则如何在中国经验下被证伪,就成为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重要课题。我们认为,那些在西方形成的“科学”理论,在相关论域中只能作为分析中国问题的参照,无可避免地体现着西方理论与中国实践之间的紧张。如,元数据作为一种微观知识组织法,其理论所强调的对各种复杂形式的知识的格式化描述,在现实知识组织过程中并不为中国人(尤其是普通用户)所接受和理解。早在《七略》时代,中国图书分类的类名就不是“格式化”的。如“六艺略”这个一级类名其实下分“九种”文献,人们是根据先秦以来关于“六艺”(它的组成、它和孔子的关系、它在政治教化上的功能等)文化背景来理解这一“略”的所有文献的;又如《四库总目·集部·诗文评》类以《文心雕龙》为核心文献,人尽皆知的“《文心雕龙》”参与着人们对“诗文评”类名含义及其下分所有文献的理解。虽然以“科学和民主”为信念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迄今已有近一个世纪的时间,但饱受传统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更多地倾向于诸如“六艺略”或“诗文评”那样的经验感受而不是西方科学主义演绎下的抽象理解。这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西方自信心爆棚的各种知识管理方法,当运用于中国图书馆实践时几无成功案例的事实。

4、结语

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是世界范围内图书馆学研究本土化的一个子课题。当今世界的全球化浪潮,作为一种非蓄意和非预期的全球性效应,正促进着基于民族本位立场的图书馆学中国化关怀。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问题不仅渊源久远,而且将永远存在,这是由西方图书馆学产生的历史背景和其学理结构决定的。图书馆学研究中国化的内容包罗甚丰,但目前中国化研究的重点应该转移到努力发现中国当今特定时空下、特定图书馆实践的新问题,去证明那些一度作为中国图书馆学研究中心的西方通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