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法公共关系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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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和法国是当今世界两个具有重要影响力的大国，中法两国关系的好坏及其发展趋势对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稳定具有重要作用。近期，由于法国的种种不当作为，中法关系中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声音，这对中法两国的发展乃至世界和谐都是不利的。因此，探析当代中法公共关系发展的特点，对化解两国间的矛盾和分歧，促进中法两国关系健康发展，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中国法国公共关系中法关系

在论述这一问题之前，必须先对“当代中法公共关系”所研究的对象做一个明确界定。

一是关于“公共关系”的界定，目前学界尚无统一认识。很多学者将公共关系与政府间的外交关系明确地区分开来，认为公共关系是一种社会组织利用各种传播手段协调公众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策略行动。这种说法有很大局限性。首先，公共关系的主体不仅包括社会组织，也应该包括政府、政党等官方政治组织，因为这些组织都是社会公共交往中的重要角色，并往往在其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其次，公共关系的协调范畴不仅包括经济领域，而是应当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人际交往、国际交往、党际交往的各个方面，因为这些公共交往是人类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公共关系的形成、发展和变更产生着重要影响。因此，从广义的角度看，公共关系是公共交往主体间为达成一定的交往目的所形成的一切社会联系的总和。在社会关系领域中，除去人们之间因血缘纽带而彼此结成的私人社会关系，其余都属于公共关系的管理和协调范畴。因此，政府间的外交关系（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是国际公共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重要的国际公共关系。本文所探讨的“公共关系”，更侧重于政府间的国际外交关系。

二是关于“当代”这一时间关系的界定，目前学界大多数认为“当代”指的是新中国成立至今的历史。因此，本文主要是围绕着新中国成立以来，中法两国在国际交往中的一系列重大事件、特点规律所作的探讨和论述。

1964年，在主席和戴高乐将军的推动下，中法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从此中法关系进入了崭新的发展阶段。建交45年来，中法关系基本上保持着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势头，特别希拉克总统任职期间，中法两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进入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然而，中法关系中也经历过两次严重挫折。分别发生在法国密特朗总统执政时期和现任总统萨科齐时期。近来，法国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肆意指责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人权现状，支持中国境内反动势力，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危害中国和平统一大业，严重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致使中法关系陷入低谷。

综观当代中法公共关系，总体可概括为：前进中充满曲折，又在曲折中不断前进。其中，包含着各国间关系的共性，又体现着其独特的个性。

各国处理国际公共关系中最根本的共性就是一切以本国国家利益为转移。英国前首相帕麦斯顿说：“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远的利益。”可见，国家利益在国际公关中居于核心地位。我们也可以从中法两国合作与对立的两个方面清晰地看出国家利益所起到的核心作用。

中法建交。二战后，法国由于在战争中深受重创，不得不依附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1958年，戴高乐重新执政后，提出恢复法国大国地位的战略目标，推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退出北约，试图摆脱美国的控制；而在这一时期，赫鲁晓夫执政，苏联对中国的控制愈加“苛刻”，中苏关系不断恶化，中国亦欲摆脱苏联的阴影。“在整个冷战的漫长时期里,法国是西方国家中最有个性和独立性的一个,而中国也是社会主义阵营里最有特点和最有自主意识的一个,这就为双方的接触以及以后的外交合作奠定了基础。”[1]于是，中法两国在分别与当时世界的两个超级大国分道扬镳后，出于保证国家安全和实现自身战略目标的考虑，不得不寻求新的合作伙伴，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建交。

新时期中法两国的务实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一）政治互信不断加强。中国始终重视中法关系的健康发展，特别是希拉克总统执政期间，中法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把中法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的水平。中法两国都是多极化世界中的重要一极，都奉行独立自立的对外政策,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渴望扩大在世界事务上的影响力。两国在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等问题上都力主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有力地制约了超级大国的霸权行为；两国在反恐、保障人权等领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务实合作，推动了世界多极化进程，为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作出了贡献。正如法国前总统德斯坦所说：“（中法之间）共同性的东西是基本的。在许多情况下，两国做出同样的反应，寻求同样的解决办法，而且通过不同的途径得出同样的结论。”[2]（二）经贸合作日益密切。从投资规模看，截至2004年底，中法共签订技术引进合同二千三百多项，金额达一百二十二亿美元。从产业结构上讲，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的优势，与法国的产业结构形成互补，这为两国经济合作提供了契机。（三）人文交流日益深入。2004年和2005年，两国互办文化年成功，东西方文明实现了第一次完美融合，这不仅有利于人类文明进步，同时对于深化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增进两国对各自文明的理解和认同，促进经济、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近期中法关系的不和谐。自法国新任总统萨科齐上台以来，由于法国支持西藏达赖喇嘛分裂中国的行径，中法关系陷入低谷。事实上，这本质上也是国家利益的冲突问题。对于中国而言，法国支持分裂西藏的行为是对中国的挑衅，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核心利益。对于法国人而言，亦是意识到中国的强大在某些方面对其国家利益造成了威胁。法国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是始终保持对世界的影响力，而中国却对这种“影响力”构成了“挑战”。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2009年初主席对非洲成功完成“友好合作之旅”，使中国对非洲的影响力空前提高，这让仍然以非洲“宗主国”身份自居的法国深感不安。在面对国际金融危机时，法国本想以较为健全的金融体系施展对世界的“影响力”，而中国则利用国家体制的优势在抗击危机中占据主动，使法国难以发挥“影响力”来保证其国家利益的实现。

当然，中法公共关系的发展亦呈现出自己的特点与个性。

第一，中法公共关系的发展深受法国民族文化传统的影响。法国一向被称为“高卢雄鸡”，雄鸡是法兰西民族的象征。它体现着自信、霸气和高傲。事实上，这恰恰彰显了法兰西民族的文化传统。这一民族文化传统在法国外交上的主要表现是：

不论何时，都勇于挑战强国、大国，捍卫法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力。在拿破仑时代，法兰西就一直想凭借武力征服欧洲甚至世界，法军的铁骑近乎遍布欧洲的每一个角落，这一度让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成为欧洲的公敌。然而，拿破仑却得到了当时大多数法国人的拥戴，成为法国人的骄傲与象征。这表明：在法国人的血脉中始终流淌着勇于征服和挑战强者的热血。二战后，法国逐渐走向衰退，沦为二流国家，但这依然不能让法国在国际舞台上有所“收敛”。法国利用美苏争霸两败俱伤的情形以及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背景，合纵连横，俨然成为世界的第三极。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使法国在整个西欧都不得不依附美国之际，公然退出北约，与中国建交；世纪之交，当西方大多数国家仍然对中国抱有偏见的情况下，法国毅然不顾欧美国家的态度，相继与中国建立了“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为实现其全球战略，悍然发动科索沃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法国却喊出了“反战”的最强音，甚至在伊拉克战争问题上声称不惜动用“否决权”，这恰恰与渴望争取和平环境进行经济建设的中国不谋而合，于是中法又站在了同一阵线上；在以上几种情形中，中国都不自觉地成为了法国挑战大国的“合作者”，无形中满足了法兰西民族的“高傲”，中法关系一度进入“蜜月期”。去年以来，中法关系一度陷入谷底，也与中国妨碍了法国“挑战大国”的心态密切相关。2008年，中国人出色地完成了雨雪冰冻灾害和汶川特大地震的救灾工作，成功举办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实现了首次“太空行走”，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这些骄人成绩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的同时，难免也会遭受“嫉妒”；面对国际金融危机，在欧美各国普遍受挫的情况下，法国却凭借其相对健全的金融体系有了“批评”世界的权利，就连举世瞩目的G20国际金融峰会也是在法国的倡导下举行的，这极大地提升了法国的国际地位。与法国相似的是，在这场经济风暴中，中国由于谨慎的金融政策和节俭的居民消费习惯，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也相对较小；而且中国凭借两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成了全球少数几个可以在危机中出手相助的国家，这让中国在这场全球危机中具有了不同以往的话语权。然而，这却抢了法国人的“风头”。在法国看来，中国凭借其出色的经济表现和硬实力，俨然成为世界竞技舞台上的“强者”，于是一向以挑战强国为荣的法兰西不得不将矛头对准了中国。

“乐于”接收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失意者。无论何种政治力量，只要提出流亡申请，就会被法国所接纳。这实质上也是力图扩大法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举措。因为在法国的政治家看来，“这些流亡者可能就是明天的执政者；事实上这些“感恩”的流亡人士无论在台上或者离任都会对自己的国家有着很大的影响力，这便成了法国外交谋略上的筹码。”[3]这种筹码一方面能够“要挟”流亡势力的祖国；另一方面也能堂而皇之地彰显法国文化所谓的“包容性”。最近一段时期，达赖就成了法国人手中“要挟”中国的筹码，中法关

系恶化也就不足为怪了。

第二，中法公共关系的发展仍然不能摆脱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差异的制约。谈及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冲突，我们会首先想到中美关系，往往忽视了在同样有着“民主、自由、博爱”历史的西欧国家间，这些冲突依然存在，特别是在一向以“最好的民主国家”自居的法国，价值观的冲突尤其突出，只不过在不同时期，因战略情势的不同，领导人性格的差异等其他因素，表现的程度不同。在当代中法关系中，有两个时期，中法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差异的对立表现得最为激烈。第一个时期是20世纪80年代法国密特朗总统当政时期。当时，东欧剧变、苏联解体，社会主义阵营仿佛一夜间土崩瓦解，中国也出现了“六四”政治风波，社会主义制度和价值观念遭到严重挑战。相反，当时西方价值观在东欧、前苏联地区的得势，使法国一部分人确信西方价值观也同样适用于中国。于是法国借中国国内“风波”之际，大搞“人权外交”，在人权、民主制度等诸多问题上对中国指手画脚。密特朗亲自表示：“能够发生在中国这样长期封闭的国家是非常了不起的，受到教育的年轻人敢于冲破旧制度的束缚，表现了追求自由的力量，这正如法国大革命所表现的那样。”[4]，甚至表示这一“民主事件”在中国似乎没有精神上的准备。显然，密特朗将中国视为没有“民主精神”的国度，基于这种认识，密特朗积极呼吁并参与了对中国的各种制裁活动，包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停止或减少同中国的合作，对台出售武器等等。第二个时期是萨科奇当政以来。自萨科齐就任法国总统，中法关系波折不断：法国政府和媒体纷纷表示对分裂中国的达赖集团的支持，不断指责中国在西藏问题上存在“迫害人权”的行为。北京奥运火炬巴黎传递时遭到破坏，法国却授予达赖巴黎市“荣誉市民”称号，萨科奇还以法国总统和欧盟轮职主席国的双重身份接见达赖，以各种方式公然对中国国家主权、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进行挑衅，再度表现出法兰西“民主斗士”的架势，以自身标准盲目衡量中国的社会制度、价值观念和人权状况。其实，即便是在戴高乐、希拉克时期，法国对于中国的价值观念也不完全认同，只不过这些领导人都以其高超的外交艺术和人格修养很好地发展了共同利益，弥合了“差异”。这都充分说明，作为欧洲价值观念的坚决捍卫者，法国不可能完全接纳中国的价值观念，中法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将会受到这种差异的制约。

第三，中法公共关系的发展与法国领导人的价值取向和个人性格密切相关。从中法关系的发展轨迹可以看出，法国领导人的更迭是中法关系发展的晴雨表。

其一，法国领导人所代表党派的价值取向影响着中法关系的发展。法国实行多党制，没有一个政党能够独立执政，而是多个政党组成多党联合政府，因此各党派所代表的政治立场、价值观念差异很大，使法国对华政策具有很强的波动性；这在中法45年的建交史上有鲜明的体现。当戴高乐、蓬皮杜、德斯坦、希拉克等这些代表法国右翼势力执政时，中法关系往往呈现较好的发展态势，特别是希拉克总统时期中法关系达到历史发展的顶峰。这主要是因为在法国左翼领袖看来，“不断发展的中国与联合的欧洲将在新的多极化格局中发挥重要作用”[5]，德斯坦总统在在估计世界格局时说:“应该把世界看作是分成若干大片地区的球体—有美国的一片，欧洲的一片，苏联的一片，中国的一片，等等”[6]。由此可见，他们尊重中国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更注重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可忽视的作用。而相比于法国右翼党，法国左翼社会党一贯主张所谓的“人权外交”，对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和人权观念饱有很强的偏见，特别是萨科齐，他属于“大西洋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亲近美国，疏远中国”，片面推行价值观外交，试图将自身的价值观念强加于中国，因而导致中法关系的恶化。

其二，法国领导人在法国政治生活中起着很强的主导作用，其个人的修养与性格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法国外交的大政方针，影响着中法关系的发展。以希拉克总统和萨科奇总统间的对比来加以说明。希拉克就任法国总统的12年间，是中法关系发展史上的“黄金期”。萨科奇的执政可谓是中法关系的分水岭，种种损害中国核心利益的举动，句句诋毁中国的言行，使中法关系似乎从烈焰跌入冰点。这与两人的修养与性格密切相关。

希拉克总统儒雅、谦逊、大度的性格促进了中法两国的友谊。希拉克本人十分钟情于中华文明，这种特殊的中国情结，使希拉克十分坚信一个能够创造出这样辉煌文明的国家将在世界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这种热爱据说，希拉克十分崇拜秦始皇，对中国陕西出土的兵马俑赞不绝口，称其为“世界第八大奇迹”。他热爱中国考古，对中国青铜器颇有研究。有一次在陕西博物馆参观时，正是因为他与博物馆馆长进行有关青铜器的学术探讨而使访问行程延误了一个多小时。记得法国著名汉学家佩雷菲特曾经写过两部描写中国的名著——《当中国苏醒的时候，世界将为之颤抖》、《中国已经苏醒》，其中第一本书的题目应当源自拿破仑的名言。希拉克总统认真阅读过这两本书，并对书中的观点深信不疑。这充分表明，希拉克总统对文明的理解没有拘泥于种族的差异，而是用一颗包容的心态促进文明的融合和国家间的友好交流，这对中法关系产生了深远的积极影响。正是在希拉克的推动下，中法关系从密特朗时期的疏远走向合作，先后建立“全面伙伴关系”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双方互办“中法文化年”大获成功，成为国家文化交流的典范；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法之间在各个方面都不存在冲突，当中法发生冲突时，希拉克会非常“聪明”地将法国与中国存在着的经贸摩擦点“上交”欧盟，由欧盟出面与中国交涉，一来可以避免与中国发生直接冲突，保持了中法两国的良好关系，二来也通过联合欧盟其他国家，维护了法国的利益。希拉克总统内敛、低调的背后是高超的外交艺术，而这种艺术显然成为中法冲突逐渐弥合、中法关系健康发展的“良药”。

相比之下，作为欧洲新兴政治“当家人”的代表，与布朗、默克尔一样，萨科齐属于“亲美派”，他们始终对中国的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抱有成见，因而英、法、德在新任领导人执政后纷纷调整了对华政策，试图以更强大的“价值观外交”向中国施压。去年中国处决台湾间谍沃维汉事件引发了欧盟国家的一致谴责，说中国“轻慢而不人道的对待违法者”，充分体现出欧洲正以其集团优势对抗中国的价值观。作为其中一员，萨科齐更是积极的推动者。“作为传统右翼代表的萨科齐一直以“直言敢干”的作风闻名法国乃至全世界”[7]。在内政方面，萨科齐大刀阔斧的改革遭致民众反对；在外交上又表现出“摇摆不定”，尤其在对中国的外交上多显示出“前后矛盾”：一会儿说“任何国家在与中国的对话中都必须持尊重的态度。”[8]一会儿又以法国总统的身份会见达赖，对中国的人权现状表现出激烈的不满情绪，对法国媒体的诋毁言行采取放任态度，表现出对中国主权的极大蔑视。例如，在是否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问题上，萨科齐曾几度表示抵触，最后却依然主动赴会，全然没有“大国”总统的“风范”。“反复无常”是萨科齐的性格特征，这在他对待中法关系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所有这些，都使中国对法国这个过去的朋友失去了“把握”，对中法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中法关系是一项复杂的公关工程，在未来一段时期内还会经历各种曲折。但是，在当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多极化的背景下，中法关系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光明的。近期以来，在中国政府的努力下，中法关系出现了良好的转机。我们坚信，只要中国始终把握中法关系发展的大方向，在坚决捍卫本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的前提下，妥善处理政治、经济和文化价值观上的矛盾和分歧，中法关系必将会取得持续、健康的发展，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为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陈宏.新中国外交[M].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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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曲星.中法全面伙伴关系框架下的政治与经济[J].外交学院学报，2004（3）

[6]人民日报，2002-5-31.

[7]袁哲.新总统，新时期，新的中法关系[J].科教文汇，2008（8）

[8]王国栋.萨科齐上台后的中法关系走向探析[J].经济与法，200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