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关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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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共服务领域的市场与政府失灵、非政府组织的伦理价值为公共服务治理结构的转型提供了契机。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增强着公民与政府在公共事务上的合作管理，促进着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在公共服务中的良性互动。在实践中，各类非政府组织已逐步兴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向社会展现出其价值，重新激活一些被政府与市场所遗漏的盲区，从而在众多社会领域“向社会提供众多服务，承担一些政府部门不该做或做不好，企业做却未必有效的社会事务”。
关键词：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互动合作
中国社会的转型与治理变革，为行政改革的善治取向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在实践中，各类非政府组织已逐步兴起，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已经开始向社会展现出其价值，重新激活一些被政府与市场所遗漏的盲区，从而在众多社会领域“向社会提供众多服务，承担一些政府部门不该做或做不好，企业做却未必有效的社会事务”[1]。
一、NGO的融入：公共服务治理结构的转型
1.市场与政府失灵：公共服务的创新
自从西方国家步入市场经济后，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的市场调节理论便备受推崇：只要给予公民追求利益的自由，“看不见的手”就会自动调节资源配置，促进社会的经济繁荣，并达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政府只起“守夜人”的作用。然而，正如萨缪尔森指出的，“市场经济是我们驾驭的一匹好马。但马无论怎么好，其能量总有个极限……如果超过这个极限，市场机制的作用必然会蹒跚不前。”[2]公共物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使得公共物品领域常会出现“搭便车”行为。私人组织会因提供公共物品会导致资源配置的损失而不愿投资，最终导致公共物品的严重短缺。为此，政府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公共服务职能。然而，政府在克服公共服务领域市场失灵时，也会出现政府失灵。当政府政策或者集体行动所采取的手段不能改善经济效率或道德上可接受的收入分配时，政府失灵便产生了。政府也很难通过“有形的手”来实现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出现了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或供给过度的问题。当前西方国家政府正在逐步放开公共服务的治理边界，寻求与非政府组织建立联合治理的格局。而非政府组织从一开始就在积极地探寻与政府合作的途径，主动回应公共服务领域治理结构的转型。
2.伦理使命：公共服务中NGO的融入
政府、市场和非政府组织已成为现代社会治理的三大主体部门。而非政府组织奉行的利他主义和社会公益精神，追求的社会公平和公正，以及在运行中展现出的灵活、平等和民主的优势，都使其逐步成长为公共服务领域的重要主体。
社会公益性的价值观。非政府组织有着自己的意识形态，奉行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非政府组织的组织使命和活动目标，一般都是社会公益性的。这种以社会公益为导向的价值观，可以影响组织的行为方式，使它们涉足一些被主流社会体制，包括政府和市场所不愿或无力涉及的领域，如人口、贫困、农村基础教育、妇女儿童保护、环境保护、残疾人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问题。非政府组织为谋求社会公平和正义，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乃至全人类共同利益而开展活动，这使它们成为一种道义性社会组织力量，能够克服市场或政府的一些缺陷。
主体的志愿性。非政府组织往往是由有强烈使命感的人士发起的，他们对事业的执著和对组织的归属感是非政府组织的宝贵财富。主体的志愿性和使命感使他们对从事的事业锲而不舍，对关注的对象无微不至，对从事的工作兢兢业业，对付出的心血无怨无悔。志愿服务被作为一条基本原则写入各类非政府组织的章程中，服务完全出自人们的自愿，并非对物质利益的追逐，是为了实现人的社会价值，是一种纯粹道德情感的需要，是人们社会良知的自觉回归。这一切都为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和效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道、民主和平等精神。作为非营利的公益性组织，非政府组织的服务对象主要是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性群体，如贫困阶层、失业者、残疾人等，因而充分体现出扶贫济弱的人道主义精神。非政府组织的体制是非等级的、分权的和网络式的，因而成员之间及组织之间的地位是平等的。这种平等的、民主的、分权的、非等级的特点，有利于调动民众的参与热情，有利于发挥基层组织的作用，使其在必要的时能汇合整个组织网络的力量参与社会服务和发展。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关系模式的选择，应当建立在对二者价值使命、治理职能等理性分析的基础上。政府的出现是公民权力让渡的结果。“政府合法的行政权是公民通过选举赋予的，理应对公民负责，对其服务。”[3]非政府组织是一个国家民主和社会价值的忠实守护者。非政府组织反映并表达着公民的意愿，培养着民间交流和自主管理的技能，为实现最大公共利益提供组织与制度保障。公民是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的服务对象，促进公共利益的最大化是两者的共同价值追求。
源于政府与非政府组织共同的价值目标、互补性的治理职能以及全球治理模式的变迁，发达国家的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逐步建立起了相互尊重、相互支持的合作互动的伙伴关系。1988年，英国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率先建立了制度化合作的伙伴关系，并陆续签署了合作协议，强调政府与民间公益组织在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方面的互补性。1999年，加拿大联邦政府和志愿部门也启动了志愿部门倡议，目的是建立一种新的更有效的志愿部门—联邦政府的关系。2001年12月，联邦政府与志愿部门签署了《加拿大政府和志愿部门协议》，该协议明确了双方应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透过这两个国家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协议，可以看出，确立互信、平等、尊重的合作理念，建立二者成熟的合作机制是促进非政府组织成长、实现公共服务发展的关键。萨拉蒙在对20多个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进行比较研究后也认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伙伴关系具有主导性。只有构建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非对抗性的制约关系，才能最终达到善治。
二、公共服务中NGO与政府互动合作模式的构建
1.NGO与政府责、权、利关系的平衡
非政府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体之一，在公共事务的管理中必然会与政府产生责、权、利方面的关系。因此，平衡两者之间的责、权、利关系，是构建两者互动合作关系的实质和关键。
平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本质上产生于两者社会职能的分配。政府职能主要集中于宏观经济管理和社会发展的总体协调这些宏观公共事务上，而非政府组织则偏重于微观社会公共事务。政府需要建立一套有效的机制来逐步调和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权力关系和职能分配关系。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律，明确非政府组织权力行使的范围及其权利和义务，保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建立明晰的权力关系，防止权力互惠或腐败。
平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利益关系。任何组织的存在都有一定的利益需求，但因其性质不同，利益偏向各不相同。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公共需求，政府需要非政府组织共同来提供公共物品，政府与非政府组织都是公共事务管理的主体，从这个意义上讲，两者的利益是一致的，可以实现利益共享。为了实现公共事务管理方面的利益共享，政府应当在政策、制度上给予非政府组织充分的支持，达到非政府组织和政府之间的权利平等、待遇互惠、利益共享。而非政府组织应当走多元化筹资道路，拓宽自己的发展空间，避免非政府组织因资金依赖而导致对公共利益的偏离和独立性的缺失。
平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责任关系。在公共服务中，政府的责任在于建立公平竞争的公共服务体系和资助管理机制，确立公共服务标准，保证公共服务的质量。而非政府组织则要保证有效合法地利用资源来提供优质高效的公共服务。在这个分权过程中，需要建立一套完善的机制来平衡责任：对非政府组织和政府实行职责定规，明确各自的活动方向和范围，并接受社会各界的监督；强化组织自律，政府官员、非政府组织及其志愿者的道德责任感是影响其履行责任的潜在因素。
政府与非政府组织是相关利益组织，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责、权、利关系。而在政府内部与非政府组织内部，更要求责、权、利的统一，这是平衡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责权利关系的前提。只有实现各组织内部及组织之间相对均衡的责、权、利关系，才能逐步实现公共管理和服务的社会化，促进社会自治的发展。
2.NGO与政府合作中竞争机制的引入
美国学者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多中心”理论为在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引入竞争机制提供了理论支持。这种权力分散管辖交叠的“多中心”秩序包括公共服务经济的多中心[4]。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竞争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公共事务管理权力的竞争。非政府组织参与公共管理无疑使政府的整体权力受到了一定的制约，而在具体某个公共事务的管理上，双方适当重叠的管理职能使得它们在公共权力上的竞争更加明显；二是资源的竞争，主要是财政资源的竞争。一种是依靠政府财政支持的，使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形成直接的竞争关系，将财政资源交到能够高效利用的一方。另一种是不依靠政府财政支持的，它们与政府形成一种间接的竞争关系。这是因为双方的财政资源最终都来自社会公众：政府的财政来源于公众的税收，而非政府组织的财政则来源于公众的捐献。
三、NGO的发展：理性的调和
非政府组织的自治性、志愿性和公益性等特征，使我们看到了价值理性回归的趋向。非政府组织和公民行动的角色源自强调有限政府和个人权利重要性的立场以及对市场在满足人类需求方面局限性的认识。非政府组织满足了一个基本的人类需求：与他人联合，志愿向公众提供公共服务的渠道。从更深刻的层面上看，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在组织层面上调和了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紧张，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工具理性的肆虐，也使现代社会价值理性的回归成为可能。
参考文献：
[1]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企业精神如何改革着公营部门[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22.
[2]萨缪尔森.充满灵性的经济学[M].上海:三联出版社,1991:156.
[3]盖伊·彼得斯.政府未来的治理模式[M].吴爱民,夏宏图，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125.
[4]迈克尔·麦金尼斯.多中心体制与地方公共经济[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