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历史渊源及重要性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人类学历史渊源及重要性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一、20世纪初期人类学的功能学派与殖民地管理

早在19世纪80年代，英国人类学家泰勒就提出人类学是一门决策的科学。应用人类学的知识提高行政管理水平，为人类更好地生存创造条件。事实亦是如此，人类学学科体系从建立之始，就是为殖民地公共管理提供服务。早在1864年，荷兰就利用人类学家和民族学家对殖民地公务官员进行培训;1905年，南非联邦要求殖民地官员接受人类学和民族学训练课程;1908年，英属埃及也实行了类似计划。［2］(605)就连当时的南非总督史末资也是一位哲学人类学家，当然，他所创立的学说是彻头彻尾为英帝国服务的。［3］(123)而在1899－1902年南非战争结束后，英国皇家人类学学院写信给政府，建议把南非各部落的法律和习惯记载下来，以便为制定开明的管理政策打下基础。应时代背景而生的英国功能学派的理论与方法更加体现了人类学对公共管理的指导意义。该学派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与英国政府的殖民扩张紧密相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主义体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方各帝国需要寻求新方法加强殖民统治，因此要求人类学家帮助弄清殖民地居民的社会文化状况。在英国，政府给人类学界提出任务，希望他们帮助政府和殖民当局弄清当地土著居民的社会文化结构与生活习俗，并提出行之有效的统治管理方法，当然，英国政府为此也拨出可观的研究经费予以资助。［4］(118)在此情形下，人类学功能学派倡导人类学的应用性研究，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和布罗尼斯劳•马凌诺斯基。两位功能主义大师，都强调文化的功能性。恰恰是对文化功能的强调使得关注不同的文化在不同的社会系统中所发挥不同的作用成为可能。也就是说，当殖民者进行殖民管理时，必须先知晓殖民地的文化模式，如果想以自己先入为主的知识体系进行管理，那他们就错了。因为，他们面对的并不是无生命的“物体”，而是具有异文化的他者，这些异文化在支持一个社会的运转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此，在殖民管理中尤其不可忽视他者的文化。正如马凌诺斯基曾力求说服殖民地行政官员停止对土著居民的生活进行粗暴干涉。［3］(143)在此，还有一个小插曲不能不提，那就是马凌诺斯基创立的人类学田野工作方法———参与观察法。他提出“钻到当地人心中，抓住当地人的观点以及他同生活的关系，以认清他对所处世界的看法”［5］(254)。后来，这一研究方法被广泛地应用到人文学科中，并被美国人类学家沃纳在身体力行地宣传功能主义的同时，将其用于企业的管理研究，开创了人类学对工业企业的研究。人类学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应用，属于应用人类学范畴。其目的就是利用人类学家对人性与本土文化的专业知识，以人本为出发点，发挥人的主动性，提出公共管理要“目中有人”［6］(14)。人类学家把他们对人、文化、社会的知识和理论应用于改善和改进公共管理中不尽人意的方面，促进公共管理向人性化、科学化方向发展。

二、美国人类学在公共管理中的实践

人类学的传统兴趣是将一切社会现象看作是具有密切关系的有机整体，而公共管理是整体社会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社会的管理，亦是对人的管理，这正是人类学者进行研究的最好领域。文化人类学家几乎对人类的全部事业充满了眷恋之情。在美国，人类学在公共事务或管理中的服务性功能莫过于“二战”期间大批的人类学家服务于美国的情报部门，以解决军事问题。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菊花与刀》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写就的。当时，困惑不解的美国当局想要理解为什么日本人不像一般正常人那样行事，战场上日本俘虏总是企图自杀，而投降后的日本军人不但不自杀，有的还为美国军队提供军事情报。因此，了解日本对美国来说已变得非常重要。“1944年6月，我奉命研究日本，受托利用我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家所能利用的一切技巧来说明日本人是怎样一个民族”［7］(3)。在这种情况下，本尼迪克特临危受命，在无法亲临日本本土的情况下，以人类学家的敏感，通过对日本的电影和旅居美国的日本人的观察与研究来探讨日本的国民性。这项研究成果最初为军事报告，后来作者在原报告的基础上加写了前后两章，并公开出版，书名为《菊花与刀》，它直接影响了美国对日本的作战策略以及接管后的管理方法。［7］除了本尼迪克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的许多文化人类学家被征于政府的某些机构中服务:如米德在美国战争情报局中从事教学，其丈夫贝特森参加了美国战略情报局，G．果勒、C．克拉克洪等都在战争情报局工作。［4］(179)据不完全统计，“二战”期间美国303名人类学家中，约有295名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做出了自己的努力。战后，美国为了加强对托管地的管理研究，就在多个托管地派驻了人类学家从事行政管理工作。［2］(609)在美国，除了忙于军事、政府机构研究的人类学家外，还有一位著名人类学家威廉•劳埃德•沃纳不可不提，他不仅是英国结构功能主义在美国的宣传者，更是将该理论应用到现代社区、企业的研究中，进而影响了企业管理理论，开创了文化人类学探讨现代工业文化的先例。他主持了著名的“扬基城”系列研究，该研究受到哈佛大学商学院工业经济系赞助，是人类学与工商管理专业的首次合作研究。从“扬基城”的系列研究成果(如《现代社区中的社会生活》、《现代社区中的地位体系》、《美国种族群体的社会制度》、《现代企业的社会制度》、《生与死》等)可以看出，沃纳的指导思想就是采用文化人类学的结构功能方法，在社会文化生活的全景下研究现代美国居民。［4］(153)1927年，沃纳应邀参加了哈佛大学管理学院E•梅欧主持的霍桑试验(美国西部电力公司霍桑工厂的试验)。两人共同制定试验方案，对集聚着巨大的人力物力的大规模生产工业中存在的合作问题进行研究。在这种大规模生产王国里，厂内技术日新月异，厂外的社会生活却充满着不确定和混乱，在此情形下，这个由管理专家和人类学者组成的研究小组凭借他们的专业训练，力求在劳资关系紧张、社会生活分化严重的困难局面下，寻求一条实用的理论，提出搞好“人的关系”就是要“阶级合作”、“劳资合伙”、“社会协调”。［8］(2)可见人类学的知识不仅用于殖民统治和军事管理，它还能处理人与人、人与物、人与社会等复杂的社会问题。20世纪8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巴莱特在普莱特纳编著的《经济人类学》教科书中，编写了题为《工业化的农业》一章，其中阐述了美国、加拿大等地农场的管理方式、农场工人的福利、工作条件以及公司农场的运行管理。巴莱特富有前瞻性地思考了工业化农业的未来发展问题———这种农业是不是一种可持续性的?他认为“工业化农业作为人类生存体系的最新方式，在过去的100年间发生了快速变化，目前仍处于快速变化之中”［9］(171)。发达国家的经济管理及市场中人的行为、社会分配及公共资源管理等很多领域都有人类学家的贡献。同时从就业去向看，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有2/3的人类学博士毕业后受雇于政府、公司、基金会、旅游机构等。就如在1993年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大会讨论的论题中，很多都是应用人类学的，如全球变迁与和平展望;食物、贫困和后发展问题;发展规划与人群的空间等等。［2］(610－611)尤其是近年来管理人类学的兴起与发展更加显示出人类学在管理领域的地位与作用。

三、人类学家在南美洲国家公共管理领域的实践

“庄园”是西班牙殖民中南美洲时实行的农奴制土地政策，并且延续到近现代。庄园拥有者不仅拥有土地，同时还拥有对农奴的人身权力，也包括他们的后代。农奴们被迫依附于庄园，并整日劳役在庄园主的土地上从事商品化种植业，以租佃一块贫瘠的土地来维持最基本的生存。人类学家出于对人类社会改良的使命感，对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不合理社会制度进行改革，力图应用人类学的组织管理优势促使社会变迁。虽然有些计划在当时曾遭到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批评，但促使人类文化进步的共同夙愿总是激励着有识之士进行不断探索，并且有很多比较经典的实施案例。维柯斯计划也称康乃尔秘鲁计划。秘鲁维柯斯庄园为秘鲁公共福利部所有，用庄园交纳的税款作为公共救济使用。该庄园采用拍卖形式寻求承租人，对整个庄园(包括380户克丘亚印地安佃农在内)实施经营和管理，承租期一般为5－10年，公共福利部收取承包费。1952年，当时承租维柯斯庄园的公司倒闭，还剩余5年的租期。正在维柯斯河谷进行田野调查的康乃尔大学人类学家阿伦•霍姆伯格等建议康乃尔大学把维柯斯庄园转租过来，用以进行一项大规模的社会管理改革变迁计划。该计划得到了美国政府和秘鲁政府的协助。人类学家在承租期内对庄园社会结构进行了大胆改革，取消无偿劳动，由佃农自己通过选举产生管理委员会对庄园内外进行公共管理。庄园生产所得用于改善社区生活条件，引进生产新技术，发展社区公共教育事业。5年租期结束后，佃农们自己向公共福利部买下庄园，这个计划最终以赎买的手段获得成功。［10］(360)维柯斯计划是人类学家进行组织管理社会变迁、人员培训等试验的经典案例，它证明人类学可以成功地引导一个大型社区进行有效的组织管理，并且可以朝着预定的方向发展。同样的还有在秘鲁的另一个公共事务管理、发展和变迁的人类学实施计划———库尤•奇科计划。该计划于1973年由秘鲁本土人类学家主持，主要在秘鲁库尤•奇科地区进行组织社区自行管理和社区发展，并得到秘鲁政府的资助。该计划大致遵循的是“维柯斯”计划模式，旨在促成该社区中印地安人自己管理社区，使其摆脱奴役地位。库尤•奇科计划最终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由本国的人类学家实施的，同时也证明人类学大规模的公共整体社区管理培训计划能够使传统落后地区朝有利的方向变迁。人类学在训练、培养管理人才的另一个有影响的计划是圭米人计划。该计划于1978年由美国国际开发署和巴拿马教育部合作资助、人类学家菲利蒲•杨格主持领导。主要目的是为了使居住在巴拿马奇里基、博卡斯德尔托罗等地的圭米人在重返农村社区后，成为社会发展的推动者，能够与政府管理代表主动建立联系，并希望4．5万圭米人在社会发展、变迁时能够成为积极分子。该计划在人类学家杨格的统一指导下，从圭米人社区里挑选年轻人进行培训，重点学习主流社会知识，提高他们在现代化过程中的适应能力，从而能培养出一批新生代土生土长的社区管理人才，为圭米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变迁做好准备。人类学在管理领域提出自己独到见解并得到有效应用的例子多不甚数，大到公共政策，小到惠民政策都有涉足，在此不一一列举。人类学家通过自己的实践知识告诫政策制定者或管理者，要想改变人们的习惯，甚至比做外科手术还要精细才行。当一个外科医生拿起手术刀时，他只是对一个人的生命负责。而管理者所制定的政策以及执行这些管理计划时，他要为一大群人负责，其责任更大，每当他要试图改变社会的生产方式或生活方式的时候，就不仅仅只涉及一个人的问题，而是涉及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安宁与幸福问题。［11］(13)

四、中国人类学家涉及公共管理实践的贡献

我国著名教育家、行政管理家蔡元培先生就是一位在德国接受民族学人类学系统训练的学者。那一时期接受民族学人类学系统教育后回国参与民族教育、管理工作的精英人物还有吴文藻、潘光旦、杨成志、费孝通、林耀华、李安宅等一大批杰出人士。在抗日战争期间，日本策划满蒙独立，中国出现边疆危机，人类学家纷纷投入到边政研究领域，为当时政府的边疆管理提供参考依据。日本投降后，吴文藻先生曾担任民国政府驻日本代表团公使，兼政治外交组组长。1950年，人类学家李安宅、任乃强、林耀华、宋蜀华、王晓义等人随军进藏参与西藏事务的管理工作，受到元帅高度评价。我国早期的人类学先辈们更多地是把学科看成一种服务社会的实用工具，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领域。正如吴文藻所说:“西洋人类学之应用，在于殖民行政，中国应在边政、边教、边民福利事业、边疆文化变迁之研究。”［12］(263－281)新中国成立后人类学在国内的发展经历了曲折道路。当时国内一切领域都向前苏联学习，而前苏联人类学专指体质人类学，研究人类社会文化的称为民族学，即文化人类学。曾大力支持民族学的发展，他在1958年的一次谈话中说:“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民族学也是发展的，我觉得这门学科很重要，我们要大批的人从事这项工作。”［13］(1－9)当时由于意识形态原因，对民族学属于什么学科没有明确的界定，很大一部分同志认为民族学就是通过实地调查提供资料供党政部门参考的。［3］(426)这里还需说明的是，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党和政府迫切需要弄清楚国内民族情况，以便于制定相关政策，当时的人类学家，如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成志、潘光旦、吴泽霖等都投身于国家的民族识别工作，调查研究的结果直接提供给中央政府作为决策的依据。这使他们体验到自己所从事的学科是能够为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现实问题服务的，是有价值的。［3］(427)新时期我国的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根本途径就是紧密地联系中国社会，［14］(35)用人类学知识正确地解释中国改革中的实际问题。费孝通等老一辈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就为我国的农村政策及小城镇建设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做出了特殊贡献。而作为后辈的人类学家并没有忘记人类学的使命，如2000－2002年，由杨圣敏教授参与主持的《中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社会经济发展问题调查与研究》项目，国务院为此专门发出2002年第44号文件，给予22个人口较少民族以数十亿元资金的社会发展支持;1996－2001年间由杨圣敏教授主持的“大城市中少数民族流动人口问题———以北京新疆村为典型案例”调研项目，为政府解决民族矛盾，制定适合城市少数民族发展的政策提供了决策参考;2004年2月，杨圣敏教授撰写的两份内部研究报告由国家民委主要领导亲自附函报送中央，获中央政治局两位领导(含一位常委)的批示和肯定，为政府决策起到了参考作用。［15］(40)除此之外，在庄孔韶、张庆宁的《人类学灾难研究的面向与本土实践思考》中，回顾了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论，结合5•12汶川大地震中对某市的田野观察，就组织应对、社会互动、宗教仪式、生死哲学与文化适应等方面加以探讨，总结了中国人类学灾难研究的理念及其主要面向，以期对未来应对灾难做好理论准备与行动选择。［16］

五、我国现行公共管理领域引入人类学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从人类学的历史传统来看，人类学一向以实际应用为主导思想，为国家、政府和企业等各层面提供管理依据。但是，在我国现代公共管理人才的培养中，却严重缺失人类学相关知识的传授与积累，更是缺少人类学家参与各基层组织的管理。在我国，现代公共管理学还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同时我国又处于一个向现代化工业强国飞速发展的阶段，一方面，我们迫切需要引进西方发达工业国家的现代公共管理理论，但是却使我们成为西方理论的消费大国，出现了“拿来即用”居多、理论思考不足［17］的局面;另一方面，任何理论的产生都是具体历史和文化的产物。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如果一味地紧跟西方学术主流话语体系，不考虑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往往会犯缺乏历史观和文化观的错误。致使从西方搬来的理论更多地成为空架子而难以融入我国实际管理中。那么如何应对缺失的历史观和现实文化观?这就需要人类学家进行大量的研究与参与，这样才能让学科理论为现实的中国服务，使其在中国生根，就是实现中国化。［18］(65)而人类学在中国的情形是:解放后，人类学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科而被取消，在这一阶段，新兴的人类学研究中心是中央民族学院(即现在的中央民族大学)研究部，这个机构的名称、性质似乎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日后中国人类学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名有实”地寄居在“民族研究”的领域中。［19］(120)改革开放之后，人类学通过与外界学术的广泛交流以及本土学者大量的国内实地研究而得以发展。但目前为止，人类学的学科定位仍处于尴尬境地。这种因历史原因而遗留下的现实状况使人类学只在中国有限的几所大学中艰难地发展着，致使不仅社会的普通民众，既便大学的师生，也有很多人不知道何为人类学，学科内容是什么，它在社会中有何应用。所以，国内公共管理领域对人类学知之甚少，也不了解人类学与公共管理之间的历史渊源关系。从学科来讲，如果我们对当下西方公共管理理论所缺乏的本土知识感到力不从心的话，那么重新找回人类学知识在公共管理领域的历史性作用就迫在眉睫。这一作用来自于人类学所坚持的对于本土知识、对人性的知识，对普通人们的情感、文化、传统、习俗的知识，对个体行动与更大规模的组织间互动关系的知识的探求，这种探求规定于“本土人性”的框架中，并在“目中有人”的视域内进行。所谓“公共”是有关“人”的公共性，“管理”也是基于人的“有序”化过程，在我国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中重新找回缺位的人类学知识是十分必要的，人类学的这种把中国人的行为纳入广泛组织互动这一平行分析框架的独特研究视角，将有助于我国的公共管理科学向更加人性化的方向发展，并为国际公共管理提供本土化的理论模式做出贡献。从现实来看，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公共管理的对象则是一个融合了多民族的公共事业，如果我国的公共管理人员缺失对56个民族最基本知识(如风俗习惯、生活禁忌、宗教信仰等)的了解和掌握，那他们在公共管理中所考虑事务的面向就会变得狭窄。中央民族大学的前身中央民族学院设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中国少数民族实行区域自治以及发展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培养高级和中级干部。［19］(120)但是，随着现代化进程，很多少数民族已走进城市，融入到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各行各业中去，他们不再像计划经济体制时那样少有流动地生活在祖辈们世代生活的村庄，现在各民族间的互动是深入而全面的。面对着这种现状，对于公共管理这一日益涉及公共利益的学科来说，在我国人才的培养体系中，缺失人类学或民族学知识的培养将很难满足我国日新月异的现代化进程，更难达到和谐社会所要求的和谐之道。因此，在公共管理的人才培养中引入人类学或民族学的知识体系具有现实而深远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