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走出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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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委、市政府始终把贯彻“走出去”战略作为上海建设国际经济中心城市的必然选择。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就提出要加快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不断提高上海产品在国际市场的份额。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上海发展海外经济有过两次较大的动作。首先是开拓东南亚市场，主要集中在印尼、马来西亚、泰国等国家。其次是开拓南非市场，在南非兴办了20多家生产加工企业，把上海的零部件和原料带出去，在当地组装和加工生产，销往南非和非洲南部市场。截止到2002年年底，上海共批准海外直接投资项目760余项，总投资近10亿美元，已有400多家各类所有制的企业走出国门，对外投资、承包工程和外派劳务合作项目已涉及161个国家和地区，涉及汽车、纺织、电子、轻工、机械、医药、化工等多个行业，“走出去”的规模和水平明显提高。但是，上海企业在“走出去”的问题上还存在着整体实力不强、企业分散、要素分散的问题：如“走出去”的内容上，主要是商品“走出去”；在对外直接投资的项目上，以传统的制造业如服装加工、轻工消费品为多数；在投资的地域上，比较集中的地区仍以发展中国家为主；在“走出去”企业的关系上，各自为政，缺乏更紧密的联系；在“走出去”企业的规模上，已获批的670家企业平均每家的投资额不足150万美元；在“走出去”企业的发展上，已获批尚在经营的企业数为253家，存活率不足50%，等等。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制约了上海企业作为一个整体在海外开拓市场的能力，与上海在全国经济中的地位也极不相称。因此，上海的企业和政府必须积极开拓新思路，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和竞争，打造出一批能与著名跨国公司比肩的跨国企业集团。

一、练好经管内功

在“走出去”的策略上，不同的企业会因为自身条件和基础的差别而千差万别。针对内部企业间的信息不畅造成资源浪费，资本和资产的流动性差增加了运营成本，以至资源的不可移植和不可再生导致企业持续盈利能力下降等矛盾，上海实业集团提出上海海外公司对所属企业的作用和功能定位要逐步实现“四个中心”的设想，即“成本利润控制中心”、“金融资本（产）运营中心”、“业务发展促进中心”和“后勤管理服务中心”。上海实业集团的成功经验说明，上海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前提就是要练好经营管理的内功。这些内功包括：（1）要准确认识自己和对手。各个国家和地区对投资需求的规模和层次有相对差异，企业的优势也正是相对不同市场、不同竞争者而言的。因此，拟“走出去”的企业应该首先开展全面深入的调研活动，确认自己是否具有胜过当地企业的特别优势，如核心资产优势、规模经济优势、内部化优势、组织管理优势等等，才能进行跨国经营活动。当这些优势在国内有一定基础后，通过跨国经营与当地区位优势结合，企业就会快速积累和发展这些优势，形成强大的竞争优势，从而进入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2）要加快企业管理与国际接轨的步伐。成功的企业都对企业的管理水平、经营素质极为看重，因为只有良好的企业管理才能够保证资金得到最恰当的运用，把产品和技术的优势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企业跨国经营中，在与国际化接轨过程中无论从管理方法或思维方式上都必须与国际接轨，特别是要加大海外公司的人事分配制度改革。同时，由于现在的干部轮换制度既不利于鼓励有经营才能的人发挥他们的专长也不利于培育和开发长期形成的人脉关系的价值，因此，必须通过加快推动智力资源资本化，建立起长期激励与约束相统一的机制。对于国有企业的境外投资企业，可鼓励经营者和员工将国内资产（房产、存款和股等）作为抵押，以自然人身份个人持股，并且允许私人持股比例超过50%，以充分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在外派人员的收入分配机制方面，要把经营业绩与收入紧密结合起来，大胆采用经营者年薪制、与所在国（地区）分配方式相衔接、带资风险承包以及期股、期权奖励等多种方式，提高员工的积极性。对外派到高风险地区的人员，要制订高标准的地区津贴，激励职工到艰苦的地方开拓市场。（3）要因地制宜地创造新技术。上海从事海外投资活动的企业普遍缺乏技术优势、创新能力不强，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国际竞争力的提高。但是应该看到从某种程度讲上海企业某些成熟技术对发达国家某些行业及某些企业来说，具有相对优势。因此企业除了加大科技投入、努力创造高新技术外，在跨国经营中应进行技术知识当地化，把已有的成熟技术与当地的市场需要相结合，研发出新的适用技术，使其生产出来的产品满足不同消费层次的需要。（4）要采取灵活、创新的组织结构。近年来，由于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兴起和国际互联网的建立，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又出现了一些新变化和新特征，其主要表现是企业的网络化趋势逐步加强，母子公司之间以及分处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各子公司之间联系日益紧密，形成了条块结合、纵横交错的矩阵型公司架构。同时，为了保持和扩大市场份额，增强国际竞争力，各跨国公司间还结成牢固的战略联盟，实现优势互补、风险共担。上海企业在国际化经营过程中应该认真学习和借鉴各跨国公司在组织管理模式方面的成熟经验，不断进行体制创新，争取以更加灵活多样的方式进入国际市场。

二、发挥整体优势

上海海外企业投资规模较小、融资渠道有限的状况，限制了其市场能力的拓展。同时，由于这些企业缺乏先进的技术和管理手段，加之市场目标不清，市场预测失误，盲目出击，往往造成经营失败，以至半数以上的企业黯然“回流”。因此，上海要加快发展海外经济，首先要通过发展大联合，加快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跨国公司和企业集团，集中资源，发挥“外”字号大企业的整体优势。经过多年的海外经营实践，上海毕竟形成了一批实力雄厚的海外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在不仅拥有丰富的海外经营实践，还形成了广泛的海外经营网络。近年来，上海最大的海外企业集团上海实业集团，遵循“走出去”、“引进来”、“沉下去”的发展战略，在上海市政府以及上海市外经贸委、市经委、外汇管理局等政府职能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充分发挥其众多海外网点的桥头堡作用，通过联合上海工业投资集团、上海仪电集团、上海化工区、锦江旅游公司等一大批大企业、大集团一起“走出去”，先后牵头重组或建立了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和圣彼得堡上海贸易中心，不仅开辟了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新局面，还为上海引进海外资本和优秀项目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如，上海国际株式会社刚刚重组不久就成功帮助上海引进了理光等2个外资项目。上海实业集团董事长蔡来兴公开表示，上海实业现在在美国、南美、日本、澳大利亚、南非、汉堡、俄罗斯等地的9个海外总部不是上海实业集团的“私家码头”，而是上海企业共同进军国际市场的“公共码头”。如果国内有更多的企业能够借重像上海实业集团这样的海外集团力量，结成既有接单能力，又有生产能力、工程管理能力以及资本运营能力的“走出去”的集团军，并通过优化组合和战略性重组产生聚变和裂变效应，上海企业“走出去”的整体实力必将大大增强。三、优化投资方式

以往我国在进行海外经营时主要采取“绿地投资”（新建）的方式进入，比例高达48%；战略联盟方式为39%，收购兼并为13%。，对外投资的行业多为劳动密集型或自然资源密集型行业，所投资的技术多为适应性技术或已经标准化的技术，对技术进行严格保密的要求也比较低。近年来，上海一批大企业在海外的兼并收购已经出现重大突破，如上汽集团出资5970万美元收购韩国通用大宇汽车科技公司10%的股份，不仅可以得到巨额分红，还可进一步利用通用大宇的全球网络“借船出海”，以此扩大市场、提升实力；上海电气集团与美国晨星公司共同出资900万美元买下了日本秋山印刷机械公司的所有技术和设备，至今运营良好；上海制皂集团成功收购的2家美国企业为上海买家添了多条可充电电池生产线和10多项专利，而且生产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上海海欣集团出资2500万美元，买下进美国Glenoit公司纺织分部的销售网络和46个商标品牌的永久使用权，为公司产品进入北美市场铺平了道路，等等。今后，上海企业必须在思想观念、运行机制和模式上进一步转变。在投入方式选择上，应更多考虑采用收购而非新建的方式。因为较之于新建，收购企业具有几大优势：可缩短投资周期和投资回收期，迅速扩大企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可利用原有企业的技术、资金和管理人才，学习和吸收国外先进的管理经验；可利用原有企业的市场和销售网络，节约新建企业所需要的巨额的市场开拓费用，等等。当然，并购成功并非难事，但是顺利完成并购之后的跨文化整合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过程。整合上的失败在国际市场中屡见不鲜。因此，并购成功以后还要尽可能充分了解目标企业的当地文化和原本的企业文化，通过与自身文化的比较，来鉴别是“相溶型”、“摩擦型”、还是“冲突型”，从而采取相应的措施和管理方式来加以协调，以缩短整合过程，减少整合成本和由整合带来的资源浪费。对于具有较多管理经验和市场开拓经验的企业，可以利用国外当地的资本进行重新组合来投资。具体的办法如：在当地上市、发行预托凭证、在当地发行企业债券等，这类投资方式既有利于克服自身资金不足的缺陷，也有利于企业降低投资风险。

四、优选投资区域

上海企业在对外投资区域的选择上应充分根据区位的特点选择投资策略。东南亚各国与上海近临，它们有着与我国相似的传统文化，并且近20年来经济飞速发展，购买力大大增强。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以来，这些国家纷纷出台了种种优惠政策吸引外资。因此，东南亚各国应是上海企业对外投资的首选地。原苏联各国有着比较发达的重工业体系，但轻纺服装等劳动密集型工业则严重落后。在中亚及俄罗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可充分利用自己小规模生产的技术优势和诸多适应性的技术。在非洲和南美部分自然资源密集丰富的国家可以兴办油田、矿山等自然资源密集型产业，合理利用国际资源，解决上海自然资源不足的矛盾。在北美，美国应成为上海效率导向型的高新技术企业集团的首选地点，这样可利用技术外溢和扩散，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墨西哥虽然落后，却有利于我们加强在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充分利用其在北美自由贸易区内的优势，绕开美国和加拿大的贸易壁垒，直接进入其市场。在欧盟内部投资则可避免“反倾销”的政策和各种贸易壁垒。同时，上海企业还应根据当前国际竞争的特点选择重点投资区域。在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下，上海企业的真正竞争对手是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也只有在发达国家才能真正打到跨国公司的后方和本土，真正获得高利润。华虹集团就是较早深入发达国家的上海企业之一，早在1998年，这家企业就投资600万美元，参股设在美国硅谷的集成电路设计开发中心，有效地提高了企业开发新产品的能力。由于近年来美国、日本一些发达国家经济不景气，一些中小型企业濒临破产境地。这些企业拥有较为发达的科技、在其本国也有一定的市场和影响力，如果能够通过一些大企业的的海外地区总部，收集这类企业的信息，然后，联合国内实力较强的大企业对其进行收购，不仅有利于我们获得对方的技术，还可以直接绕过发达国家的贸易壁垒，进入相关产品的市场。当然，深入跨国公司本土的行动不应该是盲目的行动，研发先行（即对投资目标国家或地区进行充分的调查研究以后才进行投资）、服务先行（即在海外建立促进贸易发展的销售服务网络以后进而投资办厂）、到有较强辐射能力的地区和市场设立企业集团的地区总部（或代表处、子公司）、采取“属地化”的方式管理海外企业，以及严格遵守国际规则等等都是打到跨国公司的后方和本土应该重点参考的策略。

五、进入国际资本市场

曾有经济学家预言，将来中国在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地位取决于中国大型企业集团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上海现有企业规模普遍偏小，企业的海外投资资金短缺。为此，要积极抓好资本运营这张企业的重要王牌，充分发挥财务杠杆的作用，以缓解资金短缺的压力，分享现有资源的市场渠道。海外上市融资不仅能为企业筹措发展资金，而且有助于企业深化改革。但是，自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企开始进军国际资本市场以来，我国已经先后有50家在海外上市，而成功者仍然寥寥。由此可见，进入国际资本市场只是万里长征第一步。为充分发挥上海企业进入国际资本市场的作用，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必须遵守国际资本市场的游戏规则。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一些企业热衷海外上市的目的主要是集资，对上市以后如何利用海外资本市场的环境和要求以使企业在管理上取得进步方面所下工夫不够。这不仅带来了海外投资者对这类公司的不信任，为进一步筹集资金造成了困难，同时，也失去了改革企业内部机制，给企业注入持久活力与其他类型公司同步发展的机会。因此，进入资本市场只是手段，而通过“游戏规则”达到转换经营机制，按国际资本市场原则来经营的企业才是最终目的。第二，必须正确处理好海外上市公司同集团母公司的关系。尽管上市公司与母公司是各自独立运作的，但是二者之间又具有密切的联系。只有母公司为上市公司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上市公司才有发展的基础；只有上市公司大发展，母公司才能多分红，才能尽快摆脱困境。六、开辟战略资源市场

在人类面临可持续发展严峻挑战的背景下，不可再生自然资源的严重短缺成了制约一些大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如，2000年11月27日《瞭望》周刊曾断言：水、石油和粮食这三大战略资源“总体短缺”的基本特征，将成为制约二十一世纪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瓶颈。因此，抢先一步获得世界范围内一些战略性资源的经营和开发权是企业进一步拓展生存空间的关键。近年来，世界经济正处于“增长性衰退”阶段，我国政府针对国内日益出现的战略资源短缺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通过“大资源外交”，营建稳定的国际资源安全环境已成为这些措施中的重要内容。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在海外收购油气、煤炭和矿产资源的代价相对较小。目前，上海已有一批企业开始探索在海外参与资源开发的途径，如宝钢集团参与巴西铁矿开发；又如上海轮胎橡胶（集团）公司在橡胶资源丰富的泰国建立合资企业，生产出来的天然橡胶部分销往欧洲国家，部分返销国内，对满足母公司生产所需的原料起到了良好的补充作用。今后，上海企业应借助国际经济的走势，以及国家“大资源外交”战略形成的良好国际环境，进一步走出国门，与当地资源型企业结盟，或者兼并收购这些企业，从而建立我们自己的资源生产基地和营销渠道，为集团获得高额、稳定的利润来源。

七、充分发挥银行对企业的金融支撑功能

上海海外企业往往会因资金问题而影响发展。如在企业创业初期，由于规模小，在海外银行缺乏授信记录，无法得到注册地银行的融资和授信支持；由于境内外账户独立开设，集团总部无法实时了解海外企业账户信息和高效集中管理资金；此外，部分海外企业注册地政局不稳、外汇管制严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海外企业的发展。上述问题的存在，客观上产生了在境内设立投资海外中转账户，以便合理避税和进行海外资本市场运作的需要。据了解，世界著名跨国投资企业，一旦瞄准新的投资国和地区，和其有天然联系的银行、保险、法律等服务机构，往往紧随其动。表面上看到一家跨国公司落户，背后是一个全方位服务团体的跟进。因此，上海的金融机构也应效仿外国同行与“走出去”的企业结成更加紧密的关系。所幸在2002年，总部在上海的交通银行和上海浦东发展银行已相继获准开办离岸业务。为促进上海企业“走出去”，同时也为了逐步构建银企整体战略合作联盟，加快银行自身的发展，建议这两家已获准开办离岸业务的银行率先以离岸金融服务为纽带，使各大企业集团在上海本地就可以便捷、集中地对其海外账户进行管理，实现企业海外投资发展与境内银行服务的有效整合，为企业海外发展提供有力的和后台支撑，加快上海产业优势融入国际市场的进程。

八、充分发挥政府的导向和服务功能

上海企业“走出去”不仅仅是企业自己的事情，也需要政府的指导和法规政策环境的保护。在2002年3月举行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德怀特•帕金斯教授指出：“在美国跨国公司的产生和发展中，运作的整体环境是良好的资本市场、齐全的法律框架和完整的管理指导架构，只有在这样的外部环境中，企业才可以在政府的相关规定指导下做出商业决策和经营决策。”据外经贸部近两年对100家走出国门的重点企业调查显示，在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困难中，有40%是直接与政府有关，如外汇管理过严、审批渠道不畅等；另外的45%与政府的政策有间接关系，如融资困难、人才缺乏等。真正的外部环境问题只占15%。因此，政府在推进企业“走出去”方面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如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海外投资管理体制、提供必要的服务等等。对于上海市政府来说，除了全面落实现有的各项配套政策和鼓励政策以及在享受出口退税政策、金融服务和政策性保险鼓励政策以外，还有必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突破：

第一，改革海外投资企业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上海企业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所导致的微观投资决策的盲目性，是直接影响政府干预企业对外投资方式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改革海外投资管理体制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完善投资主体的公司治理结构。

第二，提高审批效率。审批制实际上是我国对外投资管理体制的一种过渡制度。在对外投资制度由审批制向登记备案制过渡的条件成熟之前，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提高政府对企业对外投资审批的效率，把重点转移到规模、结构、方向和企业竞争力上。

第三，给企业海外投资一些权力、便利。市政府应根据国家的有关方针、政策，有步骤地放宽资本管制，简化项目审批和外汇管理手续。对已拨上海的2亿美元的换汇额度审批权下放地方。另外，为了解决并购、投标等投资活动的时机选择问题，增强企业决策的主动性和灵活性，可考虑对大型优势企业实行预先申报规划、自主决策立项、相机实施运作、事后上报备案的政策。

第四，加强对外投资事后监管。目前，各个部门都非常重视对外投资项目的事前审批，而对事后监管却基本上处于放任自流或无能为力的状态，导致了一些大中型企业热衷于以“走出去”的名义在国外设办事处，为国有资产在合法理由下的流失打开了方便之门。因此，政府部门要大力加强对外投资事后监管。此外，政府部门的事后监管还要防止重复检查等给企业造成的不必要的负担。

第五，防止海外投资的过度竞争和“走出去”企业对境内企业的不良影响。政府应尽快出台明确的管理办法或相应的授权，对到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同一种产品，审批和核准部门要控制企业数量。对海外投资总量也要有控制，除宏观目标外，还应根据投资主体的资信和资质，确定优先审批顺序。

第六，加快制定地方性的对外投资法规。为便于政府部门有法可依，切实可行地全面管理对外投资活动，应根据上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加入WTO的新形势，从立法上重新划分各部门的职能，把不该管的或不应管的部门职能取消，简化审批管理内容和程序。把审批与监管职能有机结合起来，由多头、多部门审批管理改为单一部门审批管理。同时，加快出台加快海外投资、对外承包工程、对外劳务合作等方面的地方性政策与法规。另外，还必须切实利用好我国已经参加的多边投资担保公约和多边投资争端解决公约，维护上海对外投资企业利益。

第七，在海外建立投资工业园。上海企业“走出去”，尤其是中小企业，单帮很难成功和避免风险。如果有国内好的中介服务机构、组织，在国外建立类似新加坡在苏州的工业园，有投资咨询、法律顾问等，集群到海外投资，如果出现风险或问题，国家或双边之间可以谈判。这方面，政府部门和政策不仅可以协调，还可以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做这方面工作。

第八，设立海外投资公共信息平台和风险评估机构。一个企业要对外投资所需了解的信息包罗万象，既包括宏观的国外经济发展趋势、产业总体规划、有关法律法规、政府投资政策、金融外汇市场状况、海关政策、税收政策等，也包括微观的产品供需状况、价格市场周期、合作伙伴的资信、行业市场准入、人员进出情况等。然而，由于企业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有限，资金、人才、渠道缺乏，对国外有关法律、政策、投资环境等知之不多，在互联网上也难以查询到真正有用的信息。如果政府能够设立对外投资公共信息平台和对外投资风险评估咨询机构，对企业海外投资具有重要意义。当然，由于中国国有体制的特殊性，银行还需要对企业海外投资的机制风险做出评估和判断。

第九，以项目为抓手，积极推动上海有实力的大企业联合起来到海外投资。对于重点项目给予优惠的信贷支持、一定的税收支持和适当的财政资金支持，同时，对海外投资项目许可证和配额等方面给予优先安排。

最后，要高度重视“走出去”人才的培育和激励机制。市政府应促进“走出去”人才的市场化配置，对海外企业的智力资源资本化改革要给予高度重视，允许海外企业在多元化投资后的经营者期权和持股改革上实行试点。

总之，上海企业“走出去”发展到现在，决不能再走企业分散、要素分散的老路。从管理来看，不仅要建立一般的现代企业制度，更要推行与国际接轨的各项管理制度和方法；从主体来看，不仅要继续鼓励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走出去，更要大力推动有实力的大企业和国有企业结成联合舰队走出去；从方式来看，不仅要要在国外直接投资开店建厂，更要瞄准海外的好项目积极开展兼并收购；从区域来看，不仅要到发展中国家开店办厂，更要大胆深入发达国家，在其经济链的脆弱之处寻求商机；从内容来看，不仅要有商品走出去，更要有优秀的资本和优秀的产业走出去；从目标来看，不仅要从国外赚回大量的外汇，还要引进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甚至战略资源。此外，银行和政府也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为企业“走出去”创造良好的金融和政治环境。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制造业基地，不仅有较强的技术、品牌等核心竞争力，而且有广泛的国际联系。因此，上海企业理应把握先机，锐意创新，成为中国企业走向全球的开路先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