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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从方法论角度看,其科学性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二是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起源;三是将功能分析方法与动态、历史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来探究企业形态的演化。
[关键词]马克思,企业理论,方法论
Fromtheangleofmethodologyto
knowtheessenceofMarx’stheoryoffirm
[Abstract]Marx’stheoryoffirmisthemostscientifictheoryoffirm,seenfromthemethodologyangle,itsscienceexpressatleastintheaspectsofthree:fromanglethattheproductivityandbargainthatrelationmutuallyunifytoknowthekindofthefirm;fromtheanglethatismutuallyunitedwithlogicfromthehistorytoanalyzetheoriginsofthefirm;combinedtogetherwithdevelopment,historicalanalysismethodandfunctionalmethodtoinvestigatethebusinessenterpriseappearanceevolve.
[Keyphrase]Marx,theoryoffirm,methodology
马克思企业理论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
——从方法论角度的认识
深入地研读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我们就不难发现马克思的企业理论才是最科学的企业理论,其科学性的根源在于研究企业问题的科学方法,在这一点上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是无法比拟的。下面,我们将从方法论角度,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马克思企业理论的精髓(改成)科学性:
一、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倾向于从交易或交换的角度来认识企业的性质。科斯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首开从交易的角度认识企业的先河。此后,沿着科斯开创的从交易角度认识企业的传统,张五常、威廉姆森、阿尔钦、德姆塞茨、杨小凯、黄有光、哈特、詹森等经济学家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对企业的认识。但总得看来,他们普遍认为,企业是一个有效率的契约组织,是各种生产要素所有者为了各自的利益经过互动而形成的一个契约关系网络。这样的看法是非常片面和肤浅的,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能将企业与其他组织区别开来;一是不能很好地解释契约为什么签订、签约人的利益来自何方、不同的签约人的契约权利和义务为什么不同等问题。
马克思则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一的角度,从生产和交易两个层面,对资本主义企业的性质给出了完整、科学的认识。
(一)从生产力角度看,企业是以生产商品为首要职能、以劳动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技术性组织
1、生产商品是企业的首要职能
在社会经济形态层面,马克思认为是生产决定交换,生产是第一位的,交换是第二位的。“交换的深度、广度和方式都是由生产的发展和结构决定的”,“交换就其一切要素来说,或者是直接包含在生产之中,或者是由生产决定”。[1](p749)就社会经济的微观基础——企业来说,生产职能也是其首要职能。马克思在分析资本总公式时指出,“只有在越来越多地占有抽象财富成为他的活动的惟一动机时,他才作为资本家或作为人格化的、有意志和意识的资本执行职能。因此,决不能把使用价值看作资本家的直接目的。他的目的也不是取得一次利润,而只是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2](p179)要做到这一点,资本家就不能只停留在流通领域,因为“流通或商品交换不产生价值”。要“谋取利润的无休止的运动”,他就需要在流通领域“用内行的狡黠的眼光物色到了适合于他的特殊行业(如纺纱、制靴等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2](p215--216)然后将他们投入“挂着‘非公莫入’牌子的生产场所”。在那里,资本家关心的是两件事情:“第一,他要生产具有交换价值的使用价值,要生产用来出售的产品,商品。第二,他要使生产出来的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各种商品即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为了购买他们,他已在商品市场上预付了宝贵的货币——的价值总和”。[2](p217)从上面的论述,我们不难看出,生产商品是企业的首要职能。交易职能是从属于生产职能的,是为生产职能服务的。针对这一点马克思早就深刻指出:“他说人们再也抓不住他的把柄了。以后他要在市场上购买现成的商品,不再自己制造。但是,如果他的所有资本家弟兄都这样做,他又怎能在市场上找到商品呢?而他又不能拿货币当饭吃”。[2](p223)
2、以劳动的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技术性组织
资本主义企业的生产过程,首先便表现为一个劳动过程。从这个过程看,企业是一个以劳动分工、协作为基础的技术性组织。第一,在同一劳动过程中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雇佣工人,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不仅提高了个人的生产力,而且创造了一种生产力——“集体力”,这构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形式。第二,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在工厂手工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典型形态,这种协作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具有特征的形式。第三,在机器大工业阶段,劳动的分工、协作是围绕机器展开的,“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2](p443)
3、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技术性的一面
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过程中要发生两类关系:一是人与生产工具的关系;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技术性的一面,反映着为劳动过程顺利进行的技术的要求。首先从劳动者的分工关系看,把劳动者分配在不同工序上,可以充分利用分工的好处。“如果劳动过程是复杂的,只要有大量的人共同劳动,就可以把不同的操作分给不同的人,因而可以同时进行这些操作,这样,就可以缩短制造总产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2](p380)其次从劳动者的协作关系看,劳动者的协作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2](p382)“在大多数生产劳动中,单是社会接触就会引起竞争心和特有的精力振奋,从而提高每个人的个人工作效率”。[2](p379)最后从资本家与劳动者的关系看,为了协调劳动者的分工、协作,确保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顺利进行,需要资本家发挥管理、监督、调节的职能。“一切规模较大的直接社会劳动或共同劳动,都或多或少地需要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并执行生产总体的运动”。[2](p384)“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资本的指挥发展成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要的条件,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2](p384)
(二)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企业是以契约为纽带连结起来的、具有科层等级结构特征的、反映资本剥削、压迫雇佣劳动关系的制度性组织
1、以契约作为联结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纽带
企业的运营过程是生产过程和交易过程的统一。“谋取利润无休止的运动”的资本家既不能只停留在流通领域,也不能离开流通领域,契约是他联结各生产要素所有者的纽带。在流通领域,一方面他作为特殊商品—货币的所有者同劳动力、生产资料的所有者相对立,“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2](p204)另一方面,他作为生产过程的成果—产品的所有者同市场上其他的货币所有者通过“具有契约形式的法的关系”,转让产品,回收货币。在生产领域,他执行契约,“着手消费他购买的商品,劳动力;就是说,让劳动力的承担者,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来消费生产资料”,[2](p216)将资本生产出来和再生产出来。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流通领域的这一系列的契约不过是为生产过程或价值增值过程做准备,将企业看作是契约关系网络的看法是非常肤浅的,是生产过程中的经济关系决定这些流通领域的契约关系,而不是相反。
2、企业中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集中体现在科层等级结构上
企业虽然是以契约为纽带组织起来的,但一旦离开了流通领域进入生产领域,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平等”的契约关系就变成了一个科层等级结构。其一,这种科层结构是由生产上的技术特性决定的。为了使劳动的分工、协作顺利进行,生产的过程需要一定的权威协调,这样的协调不可能像市场上那样通过讨价还价的形式实现,而只能采取科层等级结构这样的形式。其二,处于这个科层等级结构顶端的是资本家。“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发展成为对劳动,即对发挥作用的劳动力或工人本身的指挥权”。[2](p359)“资本家对于只是作为他所拥有的总机构的各个肢体的人们享有绝对的权威”。[2](p412)工人在资本家的指挥下劳动,生产的产品归资本家占有,工业上的最高权力成了资本的属性。其三,资本家通过各种途径维持和拓展这个科层等级结构。包括发展劳动力的等级制度和工资的等级制度;将原来属于自己的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特种的雇佣工人——经理和监工,让他们在劳动过程以资本的名义进行指挥;通过强制性法律来实现它对自由工人的所有权等等。
3、人与劳动资料之间的关系具有反映资本剥削、压迫雇佣劳动的制度性的一面
在一般劳动过程中,人与劳动资料之间是使用与被使用、主体与客体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企业的劳动过程中,由于劳动者与劳动条件的分离,人与生产工具之间的关系却被打上了制度的烙印,生产工具变成了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压迫工人的工具。在机器大工业阶段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一,人依附于劳动资料。在工厂中,是“工人服侍机器”,是“工人跟随劳动资料的运动”,是“死机构独立于工人而存在,工人被当作活的附属物并入死机构”。[2](p486)其二,劳动资料约束人和分化人。“工人在技术上服从劳动资料的划一运动以及由各种年龄的男女个体组成的劳动体的特殊构成,创造了一种兵营式的纪律”;[2](p488)并且这种纪律还使得监督劳动得到充分发展,还同时使“那种把工人划分为劳工和监工,划分为普通工业士兵和工业军士的现象得到充分发展”。[2](p488)其三,劳动资料排挤人、压迫人。“劳动资料扼杀工人”,[2](p497)“机器不是使工人摆脱劳动,而是使工人的劳动毫无内容”,[2](p487)“一旦工具由机器来操纵,劳动力的交换价值就随同它的使用价值一起消失”。[2](p495)这样机器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竞争者,随时可以使雇佣工人“过剩”,变成了“镇压工人反抗资本专制的周期性暴动和罢工等等的最强有力的武器”。[2](p501)
尽管马克思是以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业主制企业为分析模板来认识企业性质的;尽管资本主义企业在演化过程中发生了所谓的“资本革命”、“经理革命”和“创业革命”,[3](p9)企业运作中劳资对抗矛盾有所缓和,但他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的企业性质至今仍无本质的改变,所体现的都是资本主导的逻辑,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所要阐释和维护的也正是这样一种逻辑。
二、从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角度来分析企业的起源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在分析企业的起源时存在两大突出的问题:一是以企业的功能来说明企业存在的原因,将企业的起源归结为交易费用的节约,认为若交易费用为零,企业就不会产生,犯了因果倒置的错误;二以交易费用来解释企业的起源,强调了逻辑向度,而忽视了历史向度,从而被历史事实所否定。马克思则将这两个向度统一起来,给出了一个经得起推敲的关于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合理解释。
(一)历史起点和概念起点:以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协作
协作是一种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相互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的劳动形式。尽管这种劳动形式古已有之,但在资本主义社会以前,一方面大规模的协作比较少;另一方面,这些协作是以直接的统治关系和奴役关系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的协作形式与之不同,它一开始就是以出卖自己劳动力给资本的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是同农民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相对立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认为这种以自由雇佣工人为前提的协作是资本主义企业起源的历史和概念的起点,“资本主义生产实际上是在同一资本同时雇佣人数较多的工人,因而劳动过程扩大了自己的规模并提供了较大量的产品的时候才开始的。人数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是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2](p374)这种协作只所以成为资本主义起源的起点,因为这样的协作至少具有以下功能:(1)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2)节约生产资料;(3)扩大劳动的空间范围;(4)提高劳动的机械力;(5)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等等。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企业的产生并不像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认为的那样,是因为交易费用的节约,而恰恰是因为生产费用的节约。
(二)现实条件:劳动力成为商品和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马克思认为,上述资本主义协作形式的形成,依赖于以下两大现实条件:一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一是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
关于劳动力成为商品,马克思指出:“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2](p198)而要做到这一点,工人就必须具有双重的“自由”:一方面他是自由人,能够将自己的劳动力当作自己的商品支配;另一方面他自由得一无所有,不能出卖有自己的劳动对象化在其中的商品。至于最低限额的单个资本,马克思认为,“不是任何一个货币额或价值额都可以转化为资本”。[2](p356)潜在的资本家要变成真正的资本家不是无条件的,并不是所有的货币和商品占有者都可以成为资本家,这里有个最低限额的问题。他指出:“货币或商品的占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了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2](p357—358)只有超过了这一数值,雇主本身才能摆脱体力劳动,由小业主蛹化为资本家,才能使资本关系在形式上建立起来。这个最低限额不是静止不变的,“在资本主义生产的不同发展阶段上是不同的,而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在不同的生产部门内,也由于它们的特殊的技术条件而各不相同”。[2](358)正是由于这一点,资本主义单个的资本家才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变成了结合的资本家。
(三)起源的历史轨迹:从行会手工作坊到简单协作的工场手工业
上述这两个现实条件不是从来就有的,“它本身显然是已往历史发展的结果,是许多次经济变革的产物,是一系列陈旧的社会生产形态灭亡的产物”。[2](p197)具体地说,在封建社会后期,主要是两大过程造就了这两个现实条件:一是经济上的商品生产者的两极分化过程。技术的发展和市场的扩大,行会制度的束缚被逐渐打破,商品生产者之间开始互相进行竞争。竞争的结果是:一部分生产条件好、劳动生产率高的作坊主和行会师傅在竞争中获胜,积累了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限额”的货币额而成为资本家;而在竞争中失败的作坊主和大量的行会师傅,最后沦为了雇佣工人。二是超经济的、通过野蛮、血腥的手段进行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如圈地运动等,使劳动者同劳动资料相分离。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最初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并由此产生了资本主义企业。此时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生产方式与行会师傅的手工作坊相比,“除了同一资本同时雇用的工人人数较多外,和行会手工业几乎没有什么区别。行会师傅的作坊只是扩大了而已”。[2](p374)
三、将功能分析方法与动态、历史的分析方法相结合来探究企业形态的演化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在分析企业形态包括企业的规模、组织结构、治理结构等的演化问题时,采用两大方法:一是功能分析法,主要分析某一企业形态在节约交易费用上的功效;一是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通过比较不同企业形态的功效差异,来说明企业形态演化的方向、演化的动力等等。这样的分析方法,只能是能静态地、逻辑地比较给定条件下不同企业形态下交易成本的差异,仅仅能告诉我们在给定某类条件下哪种企业形态更有效或更好,而不能从动态和历史的角度令人信服地说明这一企业形态为何和如何转变为另一企业形态的,这样的分析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技术选择论。[4](p6)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将这两种结合起来,成功地解释了资本主义企业形态演化的问题。因此,马克思也被称为经济演化思想的先驱者。[5](p3)鉴于篇幅,我们仅以马克思对企业规模演化的分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一)企业规模扩大的功效
马克思在分析简单协作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时,就细致地考察了企业规模扩大的功效。他认为“即使劳动方式不变,同时使用人数较多的工人,也会在劳动过程的物质条件上引起革命”,[2](p376—377)在比较结合工作日与同样数量的单干的工人工作日的总和时,他还分析了结合工作日提高劳动生产力的8种情形,并把由于采用规模生产从而进行协作劳动而产生的全部效果都概括为“劳动的社会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在对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进行分析时,他结合英国制瓶手工工场的例子说明了生产规模扩大的双重收益:一是可以使不同的劳动小组共享某些劳动和管理,因为不管规模大小,某些工作都可以由同一些人来做;二是可以使不同的“劳动小组”共享某些生产资料,从而使之得到“更经济的利用”。在对机器大工业进行分析时,他认为,“只有在大工业中,人才学会让自己过去的、已经对象化的劳动的产品大规模地、像自然力那样无偿地发生作用”,[2](p445)在机器生产的场合,规模的扩大的好处有节约生产条件、降低单位产品的价值量等等。在分析资本主义扩大再生产时,他还强调指出,“生产的规模越是随着预付资本量一同扩大,生产的全部发条也就运作得越是有力”。[2](p703)
总的看来,他认为企业生产规模扩大首先带来的是生产费用的节约,而不是交易费用的节约。正是由于企业规模扩大具有这样的功效,才使得工场手工业战胜手工作坊,使机器大工业战胜工场手工业,具有了经济上的可能性。
(二)企业规模扩大的动因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将交易费用的节约看作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唯一动因,这是非常片面的。马克思认为,企业规模扩大的原因是多重的,至少有:(1)资本家的本性。资本家是人格化的资本,谋取利润无休止的运动是他的生活本能。在企业规模一定的情况下,他只能靠延长工作日、提高劳动强度等手段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是这样做,会遇到劳动者的生理极限、社会的道德限制和劳动者的反抗等阻碍。为到达目的,他必须扩大企业的规模。一方面在生产方式不变的情况下,扩大可以剥削的工人的人数;另一方面在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情况下,降低工人劳动力的价值。(2)技术上的要求。作为一种技术性的组织,企业规模的扩大要受到技术要素的影响。在分析工场手工业的资本主义性质时,马克思指出:“单个资本家手中的资本最低限额越来越增大,或者说,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越来越多地转化为资本,这是由工场手工业的技术性质产生的一个规律”。[2](p416)在分析机器大工业时,马克思也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劳动过程的协作性质,现在成了由劳动资料本身的性质决定的技术上的必要了”。[2](p443)在分析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时,他进一步明确指出:“工业企业规模的扩大,对于更广泛地组织许多人的总体劳动,对于更广泛地发展这种劳动的物质动力,也就是说,对于使分散的、按习惯进行的生产过程不断地变成社会结合的、用科学处理的生产过程来说,到处都成为起点”。。[2](p723--724)(3)竞争的压力。企业作为生产商品的生产性组织,在其外部,企业与企业之间只承认竞争的权威,只承认他们的相互利益加在他们身上的强制。而“竞争是通过使商品便宜来进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时,商品的便宜取决于劳动生产率,而劳动生产率又取决于生产规模”。[2](p722)因此,在竞争的压力下,资本家就必须扩大自己企业的规模,通过“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2](p683)
(三)企业规模扩大的边界
西方现代企业理论认为,企业规模的扩大是有边界的。他们采用边际分析方法,认为企业规模的边界在企业的边际交易费用等于企业的边际管理费用或行政协调费用的这一点上。这是一种静态的逻辑推演,缺乏历史与现实因素的分析。马克思从资本主义企业运行的实际出发,动态地、历史地考察了企业规模的边界问题。就笔者的考察来看,马克思认为企业规模扩大的边界至少有四个:(1)资本家的自有资本和争夺资本的能力。在分析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的规模时,马克思分析了单个资本家自有资本对企业规模的限制。他指出:“协作工人的人数或协作的规模,首先取决于单个资本家能支付多大的资本量来购买劳动力,也就是取决于每一个资本家在多大规模上拥有供许多工人用的生活资料”。[2](p383)不变资本的情形也是这样的。“较大量的生产资料积聚在单个资本家手中,是雇佣工人进行协作的物质条件,而且协作的范围或生产的规模取决于这种积聚的程度”。[2](p383)在分析资本集中时,马克思还分析了资本家融资能力对企业规模的限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资本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竞争和信用也发展起来。与资本积聚不同,“(资本)集中可以通过单纯改变既有资本的分配,通过单纯改变社会资本各组成部分的量的组合来实现。资本所以能在这里,在一个人手中增长成巨大的量,是因为它在那里,在许多单个人的手中被夺走了”。[2](p723)资本家从其他资本家手中夺取资本主要有两大途径:一是吞并这一强制的途径,一是建立股份公司这一比较平滑的办法。采取这两种办法,资本家必须具有夺取资本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大小决定着资本家集中资本的规模,也决定着这一资本家企业的规模。从一个生产部门来看,企业规模的极限是这一部门投入的全部资本溶合为一个单一资本时;从整个社会看,企业规模的极限是社会总资本合并在惟一的资本家或资本家公司手中时。(2)资本家及其雇佣的管理人员的管理能力。企业是一个以劳动分工、协作为基础的生产性组织。为获得分工、协作的收益,确保企业劳动过程和价值增值过程的顺利进行,需要资本履行一种特殊的职能——管理职能。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一方面工人们的反抗加剧了,另一方面对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进行监督的必要性也增加了。所有这些都要求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随着大规模协作的发展,这种专制也发展了自己特有的形式”。[2](p385)资本家将直接和经常监督单个工人和工人小组的职能交给了经理和监工等特种的雇佣工人。但无论资本家还是其雇佣的经理和监工,每一个人的管理能力总是有限的。一旦企业规模的扩大超出了他们管理能力的总和,企业就无法正常运转,这也构成了企业规模扩大的一个极限。(3)资本的平均利润率。资本家为追求更多的利润展开激烈的竞争。竞争先在部门内展开。“竞争的结果总是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垮台,他们的资本一部分转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归于消灭”。[2](p722)部门内的竞争推动了部门内生产的集中,形成了个别企业对部门生产的垄断并获得了暂时的垄断利润。这一部门垄断利润的存在,导致其他部门资本家的介入,竞争的最终结果是形成了一个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当企业扩张规模所带来的利润率低于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时,资本家就会停止扩张,将企业规模退回到等于资本的社会平均利润率的那一点上。当然,这是资本家通过多次的试错过程实现的。(这句话去)(4)社会对产品的最终需求规模。从资本运动的总公式看,资本家要扩大自己企业的规模必须将自己在市场上实现的剩余价值的全部或一部分转化为资本。剩余价值能否实现、实现多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生产的产品的市场规模,而这一规模本质上是由社会再生产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比例关系决定的,这一比例关系的直接体现就是社会对该产品的最终需求规模。当一个企业生产的产品就可满足社会对该产品的最终需求时,这个企业的规模就达到了极限。从马克思关于企业规模扩大界限的一系列论述看,我们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一定历史阶段上,某一具体企业规模扩大的界限是由上述四个条件的交集决定的。这比西方现代企业理论提出的“边际交易成本等于边际管理成本”的边界认识无疑全面地多、深刻地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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