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债务一颗隐藏定时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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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给农村债务下过定义，我把县乡村三级行政组织所欠的债务叫农村债务。

全国农村债务到底有多少，没有权威的统计数据，农村的问题很难提起人们的兴趣。江汉平原的监利县村级债务5。5亿元，乡级债务（含管理区）3亿元，县级债务1。5亿元，三级债务10亿元。在江汉平原，监利县的农村债务不是最多的，属中等水平，像江汉明珠——潜江市属下的董滩村欠100多万元高利贷的村到处都是，富饶的江汉平原是如此，全国的农村可见一斑。

全国有近3000个县（市），平均每个县（市）的债务按2—3个亿计算，全国农村债务大约在6000—9000亿之间，有专家学者说远不止这个数，我还是比较偏向保守的。

6000—9000亿是个什幺概念，农村人口约有9亿，这就是说，农村人均负债约667—1000元。和城市欠债比这个数是不大的，但此债不能和彼债相提并论。

一是债主不同，城市欠债大多欠的国有银行的钱，而农村欠债大多是欠私人的钱，属于民间借贷；二是利率不同，城市欠债的利率不会超过5‰，而农村欠债的利率一般高于15‰，全国农村债务每年付息900—1350亿元，而全国农民的合理负担不到700亿元；三是欠债的主体不同，城市欠债是企业、法人、是可以破产的，但农村欠债是政府，是村委会，是不能破产的；四是还债的方式不同，城市欠债是靠赚钱还债，农村欠债主要靠加重农民负担还债。

一、农村债务形成过程及原因。

农村债务是从1996年开始大规模出现的。

1993年，农产品开始大幅涨价，农民收入有了很大的增长，农业税和各种乱摊派大幅增加，县乡村三级日子好过了：工资大涨；机构和人员膨胀；奢华作风开始盛行，房子、车子、手机、电脑等越配越高级，公费考察从国内发展到国外，从主要领导发展到一般干部，甚至村民办教师也要出去考察。

1996年，农产品价格开始下滑，内地乡镇企业也大面积滑坡，中央出台减轻农民负担的13号文件，县乡村的收入增幅减缓，有不少地方出现了负增长，但是，支出却刚性增长。借债成了普遍采用的缓解财政危机的办法。由于国有商业银行退出县域经济，农村信用社实力有限，借债的手伸向了民间，一种方法是成立农村合作基金会，利用高息吸纳“存款”，用于政府消费；另一种方法是直接找民间拿30‰高利贷，由于高利贷管理混乱，“营运债务”一度发展成为干部的生财之道。

监利县95年以前基本不欠债，且有80%乡村有节畲，从1996年开始，全县债务每年以2亿元速度增长。农民负担款征收难，上面追的紧，乡村没有办法——借债；机构和人员增长快，行政支出不足——借债；抗灾——借债；修房子、买车子……——借债；还旧债——借新债。当民间借债有了一定的规模以后，就形成了债务的恶性循环，监利县每年支付农村债务的利息在1。7亿元以上，而每年合理农民负担总额也没有1。7亿元。

为了吸纳更多的钱维持债务的恶性循环，民间的借贷的利息从1。5‰增加到了现在的30‰，有的地方达到40‰以上。这样债务规模越来越大，增长速度越来越快，潜在的危机也越来越深重。

农村债务的数量对外界是绝对保密的。保密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混乱的管理。在一个村，一个乡就是村长，乡长也很难搞清借民间高利贷的准确数据；另一种是暗箱操作，一个村、一个乡只有核心层的两三个人知道债务运作情况，只有当这个核心“下台”时，才公开家底。公开家底的时间越迟，潜伏的危机就越大。一旦公开家底，就会产生巨大的震荡，引发无穷的变化。

巨额债务的形成，既有宏观原因，又有微观原因，其实质是经济和社会诸多问题的综合反应。

二、农村债务的危害

1、债务使农民陷入永无翻身之日的境地。

如果说农民负担过重起初是因为机构和人员膨胀引起的，那幺现在，农民负担虽有中央三令五申，但仍有增无减，则是债务危机所致。监利县柘木乡1997年因提早征收农民负担，导致一农民服毒自杀，中央领导严令查处责任人，乡党委书记、乡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直接责任人被判三年。但1997——1999年，监利县仍无视中央减轻农民负担的三令五申，每年加重农民负担2亿元，人均200元，农民苦不堪言。尽管如此，监利县的农村债务依然有增无减。

2、债务使乡村干部变成“恶魔”

2000年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李昌平含泪上书朱总理，反映“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引起了中央、省、市、县的高度重视，湖北省委副书记王生铁亲自担任监利县农村改革工作组组长，可是，九月份王生铁书记的工作队刚走，“胡汉山”就回来了，监利3个月内逼死农民3人，一位农民因时欠村里的190元，现在要还1800元，该农民无力偿还，竟拉去关在乡里的“小黑屋”里给活活冻死了。另一农民因1995年欠集体3500元，利滚利后竟要还1。9万元，该农民答应还1。4万元，乡村干部不同意，竟把他拉到乡里关“小黑屋”……数天后，该农民在送往医院的途中死亡。还有一位农民因其对收款“小分队”不热情，被“小分队”强行抓去乡里关“小黑屋”……身上多处被打伤，头也被打破，该农民多次要求乡里出钱医治无果，含恨服毒自杀。在监利县每年有上万的村民因交不起税费而被关“小黑屋”，且被强制下跪。

3、债务使乡村官员永无宁日。

一般的乡镇几乎都要面对几千个债主，一般的村要面对上百个债主，现在的乡干部每天都要给债主说好话，债务就象背在乡村干部背上的一块大石头，永远让乡村干部直不起腰杆；债务就象挂在乡村干部腰间的一颗炸弹，永远让乡村干部提心吊胆。去年，监利县周沟乡一债主多次到周沟乡政府讨债无果，与乡干部发生争执，竟自杀于周沟乡政府。有更多的讨债者则是拿着刀找乡村干部去讨债的。在全国，因农村债务逼死村长、书记的事已发生多起了，因讨债无果自杀于乡村机关的事件也时有发生，2000年媒体披露出来的此类事件有100多起。

4、债务导致乡村干部队伍素质降低。

由于债务危机使乡村两级组织失去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其职能也萎缩。现在很多村找不到象样的人当村长、村支书，很多乡干部提出辞职，县长的“含金量”也大大降低了。内陆地区的很多村没有积累只有债务，村长选出来了但一般都不愿干，愿干的一般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想收回债款的人，一种是有黑社会势力背景的人，在这两种人中，后一种人多被乡领导任用。面对农村的这种情况，一些有水平、有头脑、有能力的乡干部或要求调出或宁为“凤尾”不为“鸡头”或纷纷下海自谋出路。四川仁寿县最近有32名乡干部提出辞职，其中27人是“一把手”。而四川的某一市甚至有107名乡干部提出辞职。乡村干部和地痞流氓的结合也成为乡村干部队伍结构演化的一种趋势。

5、私有化已成公开秘密。

农村债务的债主70%是县乡村干部和干部的亲友，县乡干部绝大多数和农民的关系演变成了黄世仁和杨白劳的关系。

由于乡村欠债主的钱，乡里村里值钱的东西打着产权改革的旗号早就卖光了，剩下的就只有土地、泵站、学校了。由于种地不挣钱，农民都不愿要地，正好债主要不到钱，也只有打土地的主意。现在在农村大片大片的土地发包给债主，30—50年不变，债主种地不交税费，只用高利袋的利息抵扣就行了，债主变成了不交税的“地主”。为了完成上面的税费任务，乡村干部便把农田的税费强加到人头上，农业税变成了人头税。现在学校、泵站也是债主争夺的目标。这种权力作用下的变相的私有化值得高度关注。

6、疾病流行危及人畜生存

人畜的传染病，过去是靠政府和集体拿钱救治和消灭，现在县乡村无财力了。各种畜禽传染病一经发现就必须迅速捕杀，严控传播，但现在谁出钱、谁来管？在农村血吸虫病、传染性肝病等患者很少有人去住院救治，这都是十分危险的。

7、义务教育永远的画饼

现在，乡村找农民收一个钱债主就逼走一个，乡村对教育的投入越来越少，学校对学生的收费越来越高，学生流失呈上升趋势。你走在湖南、湖北的每一个城市，你都会遇到一群群跪在地上给人擦皮鞋的小孩。这样下去，义务教育永远是一个画饼。

8、水利工程日趋老化。

农村已有十年没有组织农民兴修水利工程了，农民每年上缴的以资代劳资金都还了债或发了工资，国家下拨的农业工程建设资金也常常被挪用，农业抗旱涝灾害的能力日趋衰退。十年后必须对原有的水利工程进行修复，预计需要几万个亿的投入。很多人都认为解决十几亿中国人吃饭的大难题仅是“分田单干”——责任制的功劳，这种认识是幼稚的。水利建设和种子、肥料的技术革命是粮食增产的核心因素。从1985年开始，农业劳动力的投入在逐年减少，而产量在增长，这个事实就充分说明“分田单干”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今后制约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将是水利。

9、县级政权面临危机

在内陆的县一级，财政收入的70%以上来自农民负担，由于农村债务的影响，县级财政的预算收入根本不可能实现。在监利县已有80%的乡村只能完成县下达的税费收入任务的50%，县级政府也不得不靠借债和挪用度日。内陆许多县级政府为保运转挪用社保资金、专项基金、项目专款、变卖国有资产是十分普遍的现象。乡村截留县级财政收入，必然导致本不堪重负的工业企业雪上加霜，进一步加剧了县域经济的萎缩，财政进一步恶化，失业进一步上升，这样必然会形成经济和社会的恶性循环。

过去，县域工业和城镇居民的问题主要靠农村和农民输血解决，才保证了社会稳定。现在农村和农民不仅无血可输了，而且还是一个充满危机的地方和群体。县级政府实际上是坐到了火山口上。

县级政府对社会的稳定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如果我们把国家比作一个人，县级政府就是腰，腰出了问题，人就会瘫痪。

10、农村市场进一步萎缩，通货紧缩进一步加剧

从宏观而言，财富向少数发达地区、少数人集中，大多数地方和大多数人相对贫困化；从微观而言，少数人又通过高利贷和权力的结合，再次集中财富，使更多的人陷入绝对贫困，连最后的保障——土地也将失去。我们既没有解决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也没有找到增加农民收入的有效途径，在农村有绝大部分农户的现金收入不够缴税费和学生的学费，有不少农民一件衣服穿几年、几代人。农民没有钱消费，再好的拉动内需的措施都是错误的。

三、农村债务的解决办法

巨大的农村债务是我们长期不重视“三农”问题结下的苦果，现在解决这个问题很难，但不解决不行。

1、在全国农村开展农村债务清理整顿工作，用条例的形式规范农村债务的管理。严厉打击农村债务中普遍存在的违规高息、少本多息、延时计息、无本生息、应付款生息和利滚利等违法犯罪活动。

2、用机动田、水面等农业资源偿还农村债务，要公开竟卖，不许暗箱操作。但不准将农民的旱涝保收的口粮地拿去抵偿农村债务。

3、准许省、市人民政府发行省债、市债，偿还农村债务。

4、中央财政应向农村倾斜，农村教育和农村医保由中央财政拿钱解决，每年不能少于1000亿元。

5、重构县乡政府体制，把吃财政的人减少60%。把一切靠向农民收费生存而又不为农民服务的部门全部砍掉。县乡政府重构决不能再走照中央政府的“葫萝”画地方政府的“瓢”的老路。必须废除干部终身制，在职就是干部，不在职就是居民。县乡政府官员应由群团组织推荐，党组织审查，人民选举产生，接受党和人大的监督。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6、属于农民集资办起来的农村“国有”基础设施，如电力、通讯、电视、公路、大型泵站等，其产权应归还农民，农民以产权抵押申请贷款偿还债务。

农村债务决不能等闲视之，如不加以遏制，必然会导致农村大混乱和大倒退。因此，我呼吁所有有良知、有责任感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都来研究、关注、解决农村债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