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群科学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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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社会政治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不仅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而且是对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群关系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提升。“党群关系和谐”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标志着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深化和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现阶段党群关系中的问题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深刻背景下产生的，是转型期各种矛盾的突出反映；“党群关系和谐”的命题是由实践奠基和催生的。“党群关系和谐”揭示了新的工作思路，即党群关系建设重点要从党的作风建设转向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党的群众工作新机制。

关键词：党群关系；和谐；作风建设；机制建设

执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在社会政治关系中处于核心地位。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不仅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而且是对执政和改革开放条件下党群关系建设经验的总结和提升；这一命题提供了认识、处理党群关系的新视角、新思路，蕴涵了极大的理论探索空间。

一、现阶段党群关系中的问题是在社会大变革的深刻背景下产生的，是转型期各种矛盾的突出反映；“党群关系和谐”的命题是由实践奠基和催生的

毫无疑问，目前党群关系总体状况是好的，表现在：（1）建设和改革带来社会的全面进步，为密切党群关系创造了好的宏观环境；（2）党的利民亲民政策，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政策保证；（3）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是密切党群关系的物质基础。与此同时，也存在着令人担忧的现象，如一些地方群众与党组织的隔阂有所加深，群众对党组织的信任度和党组织对群众的凝聚力下降；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参与者有不少工农群众，甚至一些无直接利益诉求者也参与其中，发泄不满，等等。为什么在经济高速发展、人民群众得到很多实惠、党的执政功绩有目共睹的情况下会出现如此尖锐的党群关系问题呢？传统的看法是，党群关系中的问题大多是由执政党的干部不能正确行使权力、以权谋私或官僚主义作风引起的，但现实却昭示，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现阶段党群关系中的问题是由种种复杂因素造成的，主要有以下四点：（1）经济利益因素。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造成收入差距扩大，加之由于主观主义和利益驱动使正确的政策在执行中走样变形，分配不公现象突出；少数干部与群众收入和生活水平差距拉大，改革的普惠性下降；转型期大量的社会问题造成一些人生活困难等。结果，少数群众在改革中利益受损，产生失落感甚至被遗弃感，经济利益问题反映到政治方面，成为影响党群关系的基础性因素。（2）政治体制因素。民主政治建设相对滞后，领导体制过于集中的情况没有根本改变，公共权力运用缺乏有效制衡和监督，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度不高，群众利益在决策中被忽视；部分群众民主、平等意识增强而民主素养不足，敢于维权又不善于维权；有的不能正确对待利益调整，盲目攀比、急于求富和失落感的结合，产生心理失衡和仇官仇富心理，个别人在局部与全局、民主与法制、自由与纪律、权利与义务、个人与整体的关系上只要前者不要后者，当利益诉求不能有序、理性表达时，便采取过激行为和违法手段满足个人利益。（3）党组织和干部的工作因素。有些干部受封建社会遗留的官本位、特权等思想影响，不能平等对待群众，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严重，公仆成为“主人”，群众成为实现干部政绩和利益的工具；有的干部不适应领导方式、执政方式的转变对群众工作提出的新要求，不懂社会生活和群众思想的新变化，存在群众工作的“本领恐慌”，用老办法处理新问题，造成矛盾激化。（4）严重的腐败现象直接损害群众利益，成为打进党群关系纽带的“楔子”。

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使现阶段党群关系建设具有空前的复杂性、艰巨性。不难看出，利益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党群关系的主要因素。现存的问题和矛盾是可以控制和解决的，但应高度重视，及时采取措施，防止问题发展、矛盾激化，“鱼水关系”变成“油水关系”甚至“水火关系”。历史证明，工人阶级政党执政几十年后，最容易在党群关系方面产生问题和危险。苏联共产党于1917年执政，1991年丧失执政地位，历经74年；我们党已经执政50多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还要经历近50年的考验，可以说，今后几十年，我们党正处于打破“历史周期律”、巩固执政地位、实现历史使命的关节点上。这也正是思考党群关系问题的重大战略意义。

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需要新的视角和思路，“党群关系和谐”的理念就是由实践奠基和催生的。

二、“党群关系和谐”具有丰富的科学内涵，标志着对党群关系认识的深化和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发展

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反映了新的历史时期对党群关系建设的新要求和现阶段党群关系的特征。“和谐”是指党群关系处于和睦、协调的良好状态，其基本含义是：

1.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群实现和谐的最重要的政治基础。古今中外一切非无产阶级政党和政治势力，为取得和巩固政权，也在一定程度上懂得依靠和借助人民群众的力量，也力图扩大自己的执政基础，但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阶级利益的根本对立，决定其“爱民”政策只能是“牧民”，缓和与群众矛盾的方法，不外乎“体恤”、“安抚”、“教化”等等。曾深刻指出，剥削阶级的生活离不了老百姓，他们讲“爱民”同爱牛差不多，为的是用牛耕田，从牛身上挤奶。我们不同，我们自己就是人民的一部分，我们党是人民的代表，我们要使人民觉悟、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1]这生动说明了党同群众血肉相连、利益一致的关系。只有先进的工人阶级政党才能够实现党群关系的真正和谐。

2.和谐意味着在差异中寻求一致。和谐首先要求尊重差异。党与群众的密切联系并不表明二者之间的“无差别境界”，执政党和它所领导的群众之间，由于地位不同，势必产生差异，包括掌握的信息不对称、普通群众不可能了解执政党干部特别是领导层掌握的全部信息；二者的职责不同，执政党必须更多地关注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更多地考虑国家安全和民族福祉，普通群众虽然也对此负有责任，但一般讲只要履行公民的义务就可以了。信息不对称和职责不同导致二者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出发点也不尽相同。对民生问题的切身感受不同，一般说，执政党干部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总比普通群众尤其是困难群体要好很多，所以他们对民生问题虽然也有认识，但往往缺乏困难群体那样的切肤之痛。存在决定意识，地位不同造成的差异是客观现实。党群和谐不是要抹杀差异，而是在差异中寻求一致。这种一致，是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指导下，形成整个民族建设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和“党离不开人民，人民离不开党”的社会共识。在坚持共同理想和社会共识的前提下允许保留不同思想观点，达到党组织和群众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3.和谐表明承认矛盾和积极化解矛盾。中国共产党是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根本宗旨的、不谋私利的政党，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完全一致的。然而，党不是抽象的，是由个体的党员和干部组成的，从微观上看，现实中党员和干部有着自己的具体利益，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也会发生利益问题，也会因利益问题而产生摩擦和矛盾，影响党群关系。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问题更为突出。和谐并不意味着否认矛盾，它是积极化解矛盾的态度和过程，根本思路是：（1）承认党员和干部正当的个人利益，同时通过精细化的制度和政策将这种利益加以规范，为正当利益划定严格的边界，在这个边界内的个人利益是允许的、受到保护的，但不许“越雷池一步”，尤其不能用公权谋取私利。（2）教育党员、干部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更多地想到群众的利益，必要时作出牺牲。强调牺牲精神是需要的，但是要有适当的“度”。在战争年代，残酷的斗争要求党员把个人一切毫无保留地贡献出来，自我牺牲成为自觉的道德践履，在和平年代和市场经济条件下，这样的要求既无必要，也不现实。目前的问题是，一方面思想道德教育过于抽象空洞，没有解决党员、干部如何处理利益关系这个最重要的问题，严重脱离社会生活和人的思想实际，让人难以接受；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对党员干部的要求又往往不到位，该管能管的也不敢管、不会管，致使少数党员干部缺乏起码的公民道德，“政府权力部门化”、党政机关与民争利的现象十分突出，严重损害了党组织的形象和党群关系，必须加以纠正。（3）着[于发展的大局，国家越发展，物质精神财富越丰富，党员干部和群众之间具体的利益关系越容易处理。

4.和谐要求建立良性互动的党群关系。党群关系可以达到良性互动，根据在于党的领导作用和人民创造历史决定作用的统一，在于党坚持的先锋队理论和人民当家作主理论的统一。一方面，人民因为历史经验和现实体验而信任和拥护党的领导，把党作为自己利益的忠实代表和保障自身利益的可靠力量；另一方面，执政党及其成员自觉认定自己是人民完成特定历史任务的工具，时刻把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党领导和教育群众，同时向群众学习，接受群众监督。无论党对群众的领导、教育还是群众对党的监督、意见、建议都不是单向的，都会得到另一方积极的回应。良性互动的结果是党和群众共同前进，全面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和国家政治生活民主化，既使广大群众不断获得政治、经济、文化利益，也使党的执政基础更加巩固。这正是党群和谐的理想境界和最佳状态。

三、“党群关系和谐”揭示了新的工作思路：党群关系建设的重点要从党的作风建设转向机制建设，建立健全党的群众工作新机制

以往党群关系建设强调的是作风建设，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今后还要继续做下去，但要看到，由于情况的变化，仅仅从作风出发解决党群关系已经远远不够了，应当围绕处理利益关系问题，把党群关系建设的重点转到机制上来，创建群众工作新机制，使新机制成为和谐党群关系的载体。

机制不是制度、体制的拼凑和叠加，和体制、制度相比，机制强调的是制度的系统化和体制的运行，可以这样表述：机制是以体制、制度为依托建立的、有明确工作目标、实行方法和保障措施的工作系统。建立健全党的群众工作新机制是复杂艰巨的任务，包括方法的改进、观念的变革、体制和制度的创新和系统化。要着重做好以下工作：

1.健全群众利益表达机制，为广大群众理性、有序地表达利益诉求提供制度平台。通过座谈、走访、信访、听证、征求意见、社会调查、舆情分析、传媒等方式进一步疏通和拓宽民意表达渠道，尤其要保证农民群众、困难群体的话语权，改变目前存在的“上情下达易，下情上达难”的状况，党组织应及时、准确地了解社情民意，增强解决问题的紧迫感。

2.改革和完善群众动员机制。长期以来，“思想工作加行政命令”的方法在动员群众完成党的政治任务方面起过重要的作用，但今天已显得过于简单。新的群众动员机制应强调两点：一是要体现人文关怀，满足群众的精神需求，不仅鼓励人们为完成任务作出努力，而且要更多地让群众感受到创造性劳动带来的愉悦和幸福。当幸福不仅是对未来的期盼而且成为群众当下切身的感受时，这种动员才能极大地焕发出人们的积极性、创造性。二是及时保持对群众的回应，对群众进行动员，也等于同时向群众作出保证，要让群众知道自己投入的结果是否符合预期，才能提高群众对执政党的信任度。

3.建立健全党群和谐程度的考评机制。党群关系是否和谐，不能依靠党组织的主观看法和领导干部的个人感觉，也不能大而化之地断定和谐与否，应以事实为依据，由数据来考量。可以制定一个一定时期和地区内党群关系和谐程度的指标评价体系，包括基尼系数、信访数量、群体性事件发生率、公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调查、一个地区内申请入党人数在群众中的比例、群众对领导干部的信任程度、党报党刊自费订阅情况等，这些指标的综合，可以为党政机关了解党群关系提供统计学意义上的依据，也能够起到提示乃至预警作用。

4.建立、健全和完善群众对干部政绩的评价机制，把民生问题作为评价内容。目前之所以存在“干部出‘政绩’，群众掏腰包，干部因‘政绩’升迁，‘政绩’变成‘国债’”的现象，除一些人政绩观扭曲外，主要是政绩考核方式不当、考核内容不科学造成的。需要明确，干部政绩考核的领导者是党组织，考核主体是人民群众。道理很简单，党是为人民谋利益的，干部政绩是为人民服务的实绩，所以干部政绩究竟如何，广大群众最有发言权。通过科学程序使群众对干部在任期内的政绩作出评价，并和组织考察、专门审计结合起来，可以纠正少数干部以官为本、以GDP为本、以个人“政绩”为本的倾向，使干部对上负责与对下负责统一起来，真正为群众办实事。

5.建立健全权力授予机制，从制度上厘清权力授予者和权力行使者的关系，以“权由民所授”来保证“权为民所用”。从公共权力的属性和来源看，干部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也只能用来为人民服务，但由于具体制度安排上的缺陷，有的干部对权力属性和来源这个根本问题缺乏正确认识，以为权力是自己“谋”来的，上级“赏赐”的，理所当然地不对权力的真正所有者——人民群众负责，或惟上是从，漠视群众意见，或公权私用，谋取私利。从本源上解决问题，就要切实扩大干部工作中的民主，无论任命还是选举，都要从实质上而非形式上体现群众路线，使干部真正感到手中的权力来自人民，只能用于为人民服务，做到权力的行使者真正对权力的所有者负责。上述群众工作机制中，权力授予机制是最根本的机制，有了这样的机制，才能保证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才能有效地防治腐败、营造和谐的党群关系。

注释：

[1]干部群众关心的二十五个理论问题.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