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发展农村人力资源管理分析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贸易发展农村人力资源管理分析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国际贸易模式变化和农村教育回报；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上升以及存在的问题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贸易开放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带来了契机、贸易扩大了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人口迁徙入城务工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则较复杂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本文从国际贸易模式的变化出发,结合其对我国劳动力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了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变化之间的关系和由此带来的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问题,并就解决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问题提出了政策建议。

关键词:贸易发展;人力资源;教育回报

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目共睹。但不容忽视的是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虽然在八十年代中期有所缩小,却在此后的20年中不断拉大。更应发人深思的是我国的贫困人口虽然从3亿下降到3千万,但其下降速度在进入21世纪以后愈加趋缓,甚至在2004年出现了脱贫人口返贫导致的贫困人口数目反弹的现象。在全球化的今天,我国的经济发展与其并存的问题都与迅速扩大并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息息相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前,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南北”贸易,主要集中于传统的产业间贸易:发达国家出口资本和技术密集型的产品(如汽车和机器设备)交换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如衣服和鞋类)。根据国际贸易理论中传统的Heckscher-Ohlin模型,这种贸易方式会使加入世界贸易体系的中国更集中生产密集使用其丰裕要素(劳动力,尤其是低技术劳动力)的产品,从而提高这些要素在国内的相对收入。但是,新型贸易方式“外包”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盛行,发达国家为避开关税、非关税贸易壁垒和运输成本,以及受发展中国家的自然资源、低价格劳动力、新兴市场和各种税收和其他政策优惠的吸引,将其制成品生产的部分工序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由此引发了大量原材料和中间产品的进出口。中国优惠而稳定的政策,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和市场对各国投资形成了巨大磁场。跨国公司的进入提高了对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需求,如同传统贸易方式带来的结果一如既往地为保障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收入做出了贡献。然而,跨国公司通常拥有领先于我国企业原有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因此他们的进入和“外包”的方式虽然带来了大量贸易,但同时也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上对我国高教育和高技术劳动力的需求,从而降低了我国广大低技术劳动力的相对收入和生活水平。

不难看出,日益扩大和不断变化的国际贸易与我国的“减贫”工作、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和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都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那么贸易引发的收入增加和教育回报对提高农村人口教育会产生如何影响?贸易加速了农业人口转移到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进程,而这种迁徙在城镇和农村中同时带来了棘手的入城务工人员子女教育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提高农村人口收入和长期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机遇和挑战?下文将从分析贸易对农村教育回报的影响和我国农村和城镇教育的现状入手,分析经济发展和贸易模式变化对农村人口结构变化产生的影响,并尝试对提高农村人力资源提出政策建议。

一、国际贸易模式变化和农村教育回报

改革开放初期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贸易开放为从农业中解放出来的农村劳动力发展带来了契机。他们纷纷进入城镇,由农民变为生产工人,在技术含量较低的生产过程中进行简单重复的工作,从而赚得比在农村农业生产更高的工资。然而,在过去的近二十年间,技术、制度和市场环境的变化把经济全球化推向一个新的台阶,“外包”盛行:同一产品的不同生产环节或工序被分割,并根据各环节所需禀赋特点分布到不同国家。在贸易方面,外包模式带来了中间品贸易快速增长,同时使南北贸易重新变得重要,而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参与到机械、电子等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品的生产环节中。这些环节在发达国家属于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但由于发展中国家的技术相对落后,跟随跨国企业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生产环节在当地则相对成为技术密集型生产。更重要的是,由于生产技术在发达国家不断更新,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的生产环节的技术水平也随之提高,因此对于跨国公司所在的发展中国家雇员的教育和技术水平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如同众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在融入全球化的同时也成为了世界生产链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图1描述了十多年来中国出口结构的变化趋势,其中初级产品的比重从八十年代末接近40%下降到2004年的不到10%。在制成品贸易结构方面,从九十年代初开始,中国成为玩具和服装等低技术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全球生产和出口基地。在最近的十多年间,跨国公司在全球范围内整合资源,把许多高端的产品生产过程中密集运用劳动力资源的环节转移到了中国。典型的例子包括Dell把全亚洲市场的个人和商用电脑装配设立在厦门的生产基地,以及Nokia在苏州启动了旨在服务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欧洲和北美市场的全球第二个3G网络产品生产基地。技术密集产品中组装等劳动密集型工序的转移使中国进口大量的高技术含量中间品,同时由于成品服务于海外市场,中国成为组装加工后的成品或半成品的出口基地,由此出口品中资本技术密集型产品比例迅速增加。

分工和贸易结构变化对国内要素产生了收入分配效应。尽管从国家整体来看,分工深化和贸易扩张通常会提高各参与国的福利,但对于不同要素收入的影响却不尽相同。

首先,贸易提高了国内丰裕要素——劳动力的收入。在资本积累加速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贸易促进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及近十年来电子加工产业等的迅速发展。出口部门从农业人口中吸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由于在中国长期存在二元的经济结构,大量的闲置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所以提高劳动力要素收入更多地表现在贸易加速了农村劳动力向工业和服务业的转移。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5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超过1.25亿人,比上年增长了6.4%,而以往各个年份的增长比例大多还高于这一数值。尽管缺乏精确的估计,但是从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结构来看,贸易在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发挥着显著的作用。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无疑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贸易发展,从贸易模式来看加工贸易增长最快:《海关统计年鉴》数据显示,加工贸易在贸易总额中所占比例从20世纪90年代起不断上升,并逐渐超过一般贸易。2004年加工贸易占贸易总额的比例达55.24%。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劳动密集型产品一直占据着很高的比例①,而近十年迅速增长的资本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更多只是中国出口了其中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产出的中间品。因此,中国仍在对世界持续输出大量的劳动力,尤其是出自农村的剩余劳动力。

其次,贸易扩大了不同劳动力之间的收入差距。其一是制造业与农林牧渔业就业人员收入差距的迅速拉大(见图2)。由于农产品贸易WTO谈判进展缓慢,发达国家对农产品的实际保护仍然非常高,因此中国农民通过出口劳动密集型农产品的获益相对较小。与此同时,对外贸易和外商投资加快了中国制造企业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的速度,而农业的技术进步却相当缓慢,部门间技术进步的差异扩大了就业人员的收入差距。其二,外包生产模式导致制造业中不同技能的劳动者之间收入差距扩大。Feenstra和Hanson从劳动市场需求变化角度论证了外包模式会扩大发展中国家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回报差距[1]。Acemoglu从技术进步角度阐明国际贸易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进步偏向,使得只有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有能力使用贸易和国际化生产带来的电脑等信息技术工具;由此,高技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更快,从而回报增加也就越快。[2]

通常,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跟技能高度正相关,因此贸易会扩大我国不同教育水平劳动力的收入差距。Zhang等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的十多年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教育的回报不断增加。

贸易的分配效益带来了以下启示:提高教育是农村人口脱离贫困以及在长期中提高收入的关键因素。其一由于贸易扩大了制造业与农业间收入差距,农村家庭收入中来自打工工资的比例越来越高,而教育对于农村劳动力是否能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起着重要的影响。其二由于贸易提高教育回报,所以教育就成为影响打工者未来收入增加和职业发展的关键因素。

二、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上升以及存在的问题

鉴于中国庞大的农村人口基数以及农村人口在城市化建设中角色转变的重要性,农村人口包括伴随父母来到城市中的学龄少年受教育问题将成为今后三十年中国教育事业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之一。其影响不仅涉及到农村人口脱贫,同时也是中国经济持续增加和结构优化,以及诸多社会问题的得以解决或是缓和的保证。

中国农村人口的教育结构在过去十五年迅速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提升是国家积极的教育政策以及国际贸易等因素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提高等非政策性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国际贸易主要通过以下两个途径影响农村人口教育:提高农村家庭收入从而为家庭教育投资奠定基础和加速农村人口流动到城镇中就业而获得更好的受教育机会。

收入提高对教育的影响相对比较简单:教育作为一种奢侈品,其收入弹性大于1。考虑到中国目前教育经费来源结构,收入提高对于农村家庭孩子接受教育有相当大的积极意义。尽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在一定意义上属于公共品,理应由政府来负担,但中国目前情况使政府财政支出尚不足覆盖义务教育开支。因此,教育花费对于农村家庭来说是一笔重大开支。《2005年中国居民生活质量指数研究报告》显示,教育花费占农村家庭收入的32.6%,而在城市和小城镇家庭中这一指数分别为25.9%和23.3%。因此,即使没有人口迁徙,贸易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快速提高对于降低农村儿童辍学率以及帮助农村青少年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都有积极意义。

人口迁徙入城务工子女受教育的影响则较复杂。首先分析其积极方面:若把打工家庭分为举家外出和父母外出子女留守两类,迁徙入城家庭的孩子受到教育的平均数量和质量无疑高很多。城市学校软硬件设施都比农村高,当城市小学在三四年级就开始英语和计算机教育时,大部分农村孩子还只是从图片上见过电脑。同时,生活环境的改变,包括普通话推行、老师及同学传播的信息和思维习惯等,入城家庭的孩子会比一直生活在农村的孩子在后期更容易融入现代经济生活节奏中。最后,入城家庭及其子女自觉和自发受教育的意识会因为周围环境的影响在无形中提高:入城家庭能真切感受到知识差距带来的物质收入差距,而这种激励比在电视上看一百遍“知识就是力量”的公益广告更为真切。

尽管农村受教育在不断改善,但目前仍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首先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投入结构不合理:2004年我国用于教育的财政支出占GDP的比重为2.8%,远低于世界平均比例4.4%①;同时,经费支出中用于义务教育的比例太低,2001年此比例仅占全国教育经费的47%②,远低于包括诸如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该比例③;最后,经费在城乡之间的分配也有较大差异。

按照当前的体制安排,教育投入由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按比例分担,农村基础教育很大部分由县或乡镇政府负担费用。对于中西部落后地区的县政府本身财税收入较低,地方政府提高基础教育便必然遇到资金硬约束。加上教育投入的回报期长,地方政府对此的关注和积极性自然会远低于GDP、产业结构或是财税收入。因此,2001年农村税费改革以前农村义务教育的投入其实由农村家庭负担了很大比例。根据统计数据①,历年农村家庭直接负担的义务教育投入都超过了农村义务教育总投资的30%。由于农村家庭大多不止一个孩子,教育带给普通农村家庭的经济压力就愈发明显。

农村教育的第二个问题是地区间教育不平衡,东部发达地区的农村教育投入和成效要远高于中西部地区。根据各地区农村居民劳动力文化状况这一指标,2005年在东部大城市北京和上海的农村劳动力中大专以上比例超过了7%,其中北京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或以下文化程度的比例不到8%。而在最为落后的五个中西部省份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和宁夏,大专以上的比例无一超过0.6%,而小学或文盲的比例却都大于50%。

这种不平衡一方面来自各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引发的家庭收入增长不等,进而对教育投资产生不均等影响;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分担机制加剧了地区间教育差距。1994年实行分税制后,中央财力明显加强,地方财政收入则相应被削弱。财政收入中,中央财政所占比例由1993年的22%上升至54.6%。而地方部分,省级财政占了总财政收入的30%左右,县财政只有10%左右。但教育经费的承担比例则刚好反过来,以2004年为例,中央级教育支出只占预算内教育拨款的7.43%,大部分由各地县政府来承担。这种财权和事权上的错位使农村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地县政府的财政收入,无疑经济发展较好的东部省份的财政收入从而教育投入要高得多。经济发展差异与教育不均衡互为因果,如果缺乏政策性的引导很难打破这一循环。

第三点是人口迁徙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尽管总体来说,目前城市中务工族子女受教育的条件相比农村有很大提高,但是该群体所需的平等受教育机会问题也不容忽视。城市公立学校对非本地户口儿童的收费歧视现象较为突出。以北京2005年为例,流动人口子女进公立小学和中学就读都需比当地儿童多缴纳两项费用:2000—5000元的一次性赞助费以及每学期大约600元的借读费。收入本就处于城市底层的入城打工者面临这样的经济压力使得相当大比例的务工族子女只能就读于打工子弟学校或将孩子留在家乡。打工子弟学校处于教育边缘,条件比公立学校差,并且从制度、资源和人员配置上都很不稳定。值得欣慰的是,这一情况在东部很多城市,尤其是工业聚集的地区得到了很大缓减。根据我们在广东顺德和江苏常州等地的走访了解,大部分工业聚集地都为职工开设几乎不收费的员工子女学校(集中在小学和学前教育)或是对职工子女上本地公立学校提供资助,很大程度上缓减外来子女上学给务工人员的经济压力。

除了举家外出户,还有很大比例的务工人员子女由于经济原因、户口制度以及各省份间教育考试制度的割裂而留在农村。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统计,当年不能与父母外出同行的农村儿童比例高达56.17%,全国6—16岁的农村留守儿童人数已达到2000万人。对于这一群体,除了父母收入增加可以带来对教育投入的增加,贸易带来的更多是负面影响。首先,孩子在中小学甚至是学前阶段由于父母长期在外,大都由年纪较大、文化背景更差的爷爷奶奶或是亲戚朋友照顾,因此很难对这些孩子进行良好学习习惯和健康的性格和人生观的教育和培养。此外,家庭间长期缺乏亲子交流带来的社会问题也不可忽视。

三、结论和政策建议

国际贸易发展和全球经济融合是时代的趋势和特征,这一经济背景给中国农村发展带来了很多机遇和挑战:贸易发展加快了农村人口向制造业的转移,提高了转移人口的收入;同时,当代贸易模式提高了教育回报,考虑到教育水平同样是农村人口转移到制造业的重要因素,因此农村教育问题成为农村人口收入提高和长期发展的关键。国际贸易是对农村人口受教育最重要的非政策影响因素之一,收入效应和人口迁徙效应提高农村人口受教育水平,然而同时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在对贸易究竟如何影响农村孩子受教育,以及如何通过政策来减少其负面效应做出最终判断前,我们在农村人口受教育的现状基础上对发展趋势做出判断。首先,经济和贸易结构的发展会使得教育回报率上升,使教育成为农村人口长期减贫的关键。其次,由于政策对农业人口的一些倾斜,在短期内农业人口向外迁徙的速度会放缓。然而从长期来看,大比例的农村人口脱离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过程,同时人口迁徙中举家迁徙的比例也会不断增加,子女跟随父母到城镇读书的比例随之增加。最后,随着新农村运动的开展,国家承诺在不久的将来完全免除农村义务教育的学杂费并改善农村教育环境,因此城市与农村教育的落差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小。

结合上述趋势判断,我们给出以下参考性的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重点在于从政策方面完善教育经费和收入的来源结构,加大中央财政对于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保证义务教育在全国范围落实。然而从长远来看,农村人口分布相对分散,并且计划生育使得各地区学龄儿童的数目相对较少,因此农村学校的平均就读人数相比城市中的学校要少得多,而且还将继续减少。而教育投入存在较大的初始成本,在农村学校中每个人头上的花费会相对较大,按照目前我国的实际情况很难有财力把所有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提高到接近城市中教育的水平。可预期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城市中打工子女受教育会成为农村人口下一代教育问题的重点。尽管可能执行起来并不是那么的容易,但是就这一问题我们仍然提出两点建议:第一,减少乃至消除城市中学校对孩子上学收费等的户口歧视,公平对待所有的入学儿童,甚至可能对贫困家庭提供适当的教育补助。第二,政府提供补助性质的精神文化教育(比如社区活动等),丰富这些缺少关注的群体的精神生活。并且,这些公众教育中应该包括对家庭教育者也就是父母的教育意识培养。